这是加里·安德森（Gary Anderson）上周六9月19日晚上就美国军事现状在《美国观察家》杂志发表的军事评论。安德森先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讲授另类分析课程。他认为，三十多年前“沙漠风暴”战役的胜利后来成为一种负担，“因为它导致了若干假设，而这些假设后来成为政治人物、军方以及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传统看法”。他的文章旨在戳穿“短期战争”神话：

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巅峰。战斧等精确制导导弹展现出了毁灭性威力。电子战与先进防御航空电子设备的结合，使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在面对一度备受推崇的苏制伊拉克防空系统时几乎无懈可击。M-1“艾布拉姆斯”坦克和“布雷德利”战车的性能远远超过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军队装备的伊拉克T-72坦克和步兵战车。海军陆战队实力雄厚，足以部署两支军级规模的部队以及一支旅级规模的两栖部队，后者能够实施两栖佯攻，从而牵制伊拉克数个最精锐的师。新近研发的“爱国者”导弹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构成的威胁。最终取得的是一场闪电战式的胜利，不仅迅速完成，而且伤亡人数少得惊人。

这场胜利所造成的傲慢后来变成了一种诅咒，因为它导致了若干假设，而这些假设后来成为政治人物、军方以及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传统看法。这些错误的假设直接导致了今天的伊朗泥潭。（相关阅读：《川普无法仅仅通过宣布胜利结束伊朗战争》）

第一个错误假设是，未来的战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将会迅速结束，而且相对不会造成大量流血。第二个错误假设是，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和平红利”将使我们能够拆除冷战时期军事工业能力的很大一部分。最后一个假设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军事改革立法促成了这场胜利，而且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

认为美国在技术和战术上的优势将使未来的常规战争变得短暂、伤亡相对较少的假设，已经被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似乎永无止境的泥潭证明是错误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伊拉克迅速垮台，以及塔利班政府在阿富汗崩溃，似乎验证了这一假设，但到了2003年底，这种观念正在消失。我们的对手已经学会通过使用非对称手段，在战术上适应美国的技术优势。然而，许多政治人物和高级军事领导人将这些情况视为例外，并继续相信短期战争的神话。1993年在索马里的惨败本应成为一记警钟，加沙和乌克兰持续不断的冲突也同样应该如此。技术是战争中最转瞬即逝的优势，而自以为能够始终保持战术优势的傲慢，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危险的观念。

“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不久，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就在警告人们，不要过度利用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对于如何至少让国防生产基础保持一定运转能力，以应对未来实力相当或接近的对手，他提出了一些不错的想法。不幸的是，他当时是荒野中的孤独声音，而乌克兰及乌克兰战场上精确制导弹药和“爱国者”导弹的严重短缺，以及我们在造船和舰艇维护方面面临的困境，都已经证明他是正确的。（相关阅读：《与伊朗的战争正在暴露美国的导弹生产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待在城堡里的将军们的时代已经来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而美国的军事能力也因此受到损害。

或许危害最大的假设——而且这一点至今基本没有得到认识——是有关《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在越南战争之后提高美国军事实力成效的神话。现实是，“沙漠风暴”行动是由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之前的军队中成长起来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指挥的。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赢得过一场战争。《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要求，所有希望晋升将官军衔的军官，都必须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某个阶段至少在联合参谋机构任职三年。为了给这一要求腾出空间，每一个联合参谋机构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扩编。结果就是参谋机构呈指数级膨胀，以至于发展到了自己妨碍自己行动的地步。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Norman Schwarzkopf）实际上能够带着他的中央司令部参谋人员的前方分队部署到战场上，指挥“沙漠风暴”行动；从那以后，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待在城堡里的将军们的时代已经来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而美国的军事能力也因此受到损害。如果乌克兰没有精简其军事参谋体系，以便对迅速变化的局势作出快速反应并进行调整，那么它很可能到2023年时就已经不复存在。按照目前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体制，我们无法实现这种灵活性。（相关阅读：《我们的将军们正在辜负我们》）

那么，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军事体系现在的规模比冷战时期更小。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因为我们的技术拥有更强的杀伤力。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海军陆战队的实力已经下降到远远低于《美国法典》第十编规定的要求。除了纸面上之外，它已经不再维持第十编所要求的三个地面师和三个航空联队。这是海军陆战队领导层七年前作出的一些错误决定所造成的结果。海军陆战队现在已经不再拥有坦克、重型工程部队，以及曾使其能够成为“沙漠风暴”行动和“伊拉克自由”行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大量火炮。大多数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海军陆战队已经从一支面向全球、随时准备行动的部队，转变为一支以中国为导向、以发射导弹为主的防御性力量。国会应当坚持要求海军陆战队恢复到《美国法典》第十编规定的战备水平。（相关阅读：《下一任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待办事项清单》）

川普政府认识到，国防工业基础已经危险地衰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无法以流水线生产的速度制造精确制导武器。如果以及当伊朗冲突结束时，我们必须将这些系统的库存增加到至少相当于今年2月战斗开始时库存数量的三倍。如果我们在一场相当持久的战争中连击败伊朗都遇到困难，那么与中国这样的同级竞争对手发生冲突就会变得越来越成问题。（相关阅读：《迈向后伊朗时代的大战略》）

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提高我们的造船、海军维护和修理能力；然而，这很可能至少需要十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探索替代办法，例如利用盟国的造船厂，并让已经退役的舰艇重新服役，不过需要为它们更新传感器和武器模块。与中国发生海上冲突几乎肯定会造成舰艇损耗，而能否及时补充这些损失的舰体将至关重要。

应当修订《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并取消军官晋升所要求的联合参谋机构任职经历。人工智能将能够承担今天由人类参谋人员完成的许多职能，而联合参谋机构应被要求至少裁减三分之一。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联合参谋机构担任三年士气官，会使某人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作战海军上将或将军。

我们无法迫使伊朗这样一个二流强国服从我们的意志，这应当成为一记警钟。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我们只能希望，在我们能够纠正这些问题之前，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不会利用我们目前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