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今天9月21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政治评论。波森先生特别强调－－“川普—习近平峰会给华盛顿提供了争取时间的机会”：

川普政府在准备2025年10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时表现得信心十足，声称美国作为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逆差国，对中国拥有杠杆。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所说：“中国提高对我们的关税，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对他们的出口只有他们对我们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手必输的牌。”事实很快证明，这种看法十分愚蠢。正如我曾在《外交事务》上论述的那样，当一个国家依赖某个出口国提供难以替代的投入品，却仍然把贸易视为一场零和游戏时，贸易战是很容易输掉的。中国对美国拥有升级优势，这意味着，在任何程度的威胁之下，中国政府都有能力给美国造成比美国能够给中国造成的更大痛苦。例如，为了促使北京放宽对稀土元素的限制——中国由此控制着80%至90%的生产——美国已经在各种谈判中就关税、技术管制和签证政策作出了让步。

但是，华盛顿无法通过关税威胁立即与中国脱钩，更不用说迫使中国作出让步了，这不应该意味着放弃经济外交。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处于较弱地位、受制于对手升级优势的国家，都是通过一边谈判、一边避免对抗来处理与更强大对手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直到最近，中国——实际上还有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直都是这样看待自己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互动的，这有时令美国官员感到沮丧。

经济关系并非非此即彼；即使一旦演变成公开冲突，其中一方显然会失败，双方之间仍然存在抵制与合作的空间。尽管两国之间存在高度的不信任和战略竞争，美中经济关系也不必被当作一场零和游戏来进行。贸易和多元化给两国经济带来的收益依然相当可观，而且如果中国被迫与华盛顿陷入针锋相对的冲突，中国的升级优势也无法使其自身经济免受痛苦。事实上，北京对现状感到满意，对这种升级几乎没有兴趣。

在即将举行的习近平与总统川普峰会上，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一种不同的经济关系方针，寻求增加关键战略物资的进口，同时增加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当然，这应该只是更广泛经济战略的一部分。要推动中国商业行为发生任何持久变化，并在更长期内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与盟友合作将是必要的。为了取得长期战略成功，还需要对习近平的战略目标以及中国的脆弱性作出更加复杂的评估。但是，这次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任何会晤——都给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使其能够争取时间，应对美国当前的迫切需要。

从囤积储备开始

尽管在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十年来一直谴责中国进口和投资所构成的威胁，但即使在最敏感的产业，美国政府也未能实现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对华脱钩。正如经济学家玛丽·拉夫利（Mary Lovely）和克里斯蒂娜·万（Christine Wan）所指出的，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下降，只不过导致供应链变得更加迂回，也更加不透明。中国仍然是稀土、特种磁体以及汽车和家用电器所使用的低端半导体的来源，即使生产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如今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例如，在至关重要的制药领域，美国可能从印度进口大量仿制药，但印度却依赖中国提供生产这些药品所需的原料和零部件。

这种局面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产业脱钩是一场如此艰难的战斗：强劲的经济基本面促成了这些商业安排，而解除这些安排既缓慢又代价高昂。目前，华盛顿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应该是增加那些最终来源于中国的战略物资的短期库存。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美国会立即从其他地方获得这些物资，但是川普政府与此前的拜登政府一样，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两届政府都曾尝试通过扩大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或提供其他补偿，来激励建立替代供应来源，但都以失败告终。而在最糟糕的时候，两届政府都曾试图通过关税和限制措施，迫使美国企业在没有中国投入品的情况下经营，仿佛通过这种欠缺考虑的匮乏手段，就能够自发创造出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以往的峰会和谈判中浪费了机会，试图说服北京的对手方增加中国对各种非战略性商品的进口，而这些商品没有一样是中国最为看重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或许会把这些努力解释成一种间接策略，目的是让中国更加依赖美国商品，从而在未来谈判中获得杠杆。但是，美国客机和大豆的出口既不能缓解眼前的安全脆弱性，也不能改善美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事实上，如果这种对促进出口的优先考虑使中国能够挑动美国及其盟友彼此竞争——例如，诱使各国政府主导达成双边协议，分别增加波音与空中客车客机的销售，并反过来利用彼此竞争——那么它就会削弱华盛顿建立统一阵线、共同对抗经济胁迫的能力。

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川普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在2025年10月川普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中，美国与北京达成了一项协议，以暂时降低关税换取中方部分放宽对关键材料出口的限制。这样做实际上意味着，一旦政府虚张声势背后的弱点暴露出来，它就放弃了任何战略目标。而且，由于该协议将于11月到期，华盛顿可能会受到诱惑，仅仅延长现有条款。相反，川普政府应该寻求达成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协议，其中包括针对目前生产高度集中于中国的关键物资——或者那些关键零部件由中国生产、然后进入其他地方供应链的物资——签订多年期、大规模采购协议。美国可以利用政府担保，甚至直接进行政府采购，建立战略储备，直到美国国内或者可靠盟国的替代供应来源出现。作为交换，美国应该允许中国进口更多中国希望获得、而美国目前仍然保持领先地位的某些技术。

中国持续切断供应的威胁虽然真实存在，但被夸大了。

这样的协议既比许多反对者可能认为的更容易实现，也更具有可持续性。即使在冷战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与美国也曾达成一系列粮食协议，使苏联能够进口美国的小麦、玉米和大豆。尽管利用苏联依赖性的诱惑始终存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在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曾对苏联实施贸易禁运——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和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后来仍然续签并扩大了这些协议。

当然，中国随时都可能违背这样的协议。中国已经为稀土及相关产品的出口设定了相应条件，以阻止转售和囤积，其目的恰恰就是维持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杠杆。中国出口稀土所获得的直接现金价值很小，单独来看，这种收益不足以构成促使中国放弃这种杠杆的诱因。

然而，中国持续切断供应的威胁虽然真实存在，却被夸大了。就中国而言，由于其国内需求持续疲软以及工业产能过剩，中国有兴趣增加出口，以抵消这些问题。此外，大量使用出口禁令代价高昂，会招致报复，并最终推动敌对的替代体系得到发展。华盛顿应该非常清楚这些风险：过去五年来，美国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已经促使一些经济活动脱离美元，转向由中国主导的支付体系。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美国提出能够带来足够商业利益的条件，就能够促使中国更加自由地进行出口。

从历史上看，即使是已经接近战争边缘的对手，也曾成功地进行物资储备并继续维持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竭尽所能进口能源、橡胶和其他关键物资；甚至迟至1941年，也就是华盛顿禁止与东京进行贸易的那一年，日本仍有多达40%的战争物资来自美国。与此同时，德国和苏联在1939年各自入侵波兰期间，仍在相互交易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和石油产品。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总体上保持稳定。

贯穿整个现代历史、支配战略对手行为的同样激励因素，如今也适用于中国和美国。因此，川普政府及其更为鹰派的批评者应该认识到，在美国出口管制方面采取更大的灵活性——同时在更广泛的商业关系中向中国开放美国的投资机会——是值得采取的做法，因为这可以让美国更可靠地获得目前华盛顿没有任何替代来源的中国商品。这只不过是承认现实，而不是简单地放弃，或者坚持使用一种不会奏效的工具。美国政府明智的做法，是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长时间地从中国进口并囤积尽可能多的物资。这样做并不会比美国切断来自中国的供应更能阻碍美国国内或可靠盟国建立供应来源；事实上，切断中国供应也并没有促进这些替代来源的建立。

投资于成功

自古以来，潜在的敌人就一直进行某种形式的人质交换，把贵族或王室成员送到对方的首都生活——并在那里承担风险。这并不能绝对阻止冲突，但确实能够降低发动攻击的动机，并减缓仓促升级的速度。有些人质甚至成为有用的使节，通过公共外交、情报收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增进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质交换在现代经济中的形式就是外国直接投资。领先企业在敌对国家建立业务，将技术和管理方式跨越国界进行转移。与古代贵族非常相似，这种存在具有象征价值，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与本国精英有着密切联系，而这种做法也使它们的投资面临风险。

但是，当代双向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也远远超过了交换个别贵族曾经产生的利益。从统计上看，外国直接投资与创造相对于当地平均工资而言薪酬较高的就业岗位、增加当地研发支出，以及通过地理多元化降低供应波动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头几年，当欧洲、日本和韩国相对于美国工业取得工业竞争力方面的相对优势时，这种交流是美国与这些经济体历次经济协议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惩罚性关税和出口管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它直接降低了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创造了在经济上有利益维持一体化的政治群体。

近年来，中国对美外国直接投资给美国带来的净收益已经上升。

当然，美中关系与华盛顿同其军事盟友之间的关系有很大不同。而且，许多在21世纪初向中国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国企业，后来因为在将利润汇回国内、扩大市场份额或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受到限制而日益感到沮丧。由于这些失望，再加上安全环境变得更加敌对，美中跨境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已经比2016年的历史高点下降了90%。

然而，基本的激励结构——以及潜在的经济利益——仍然存在。而且，随着中国在电池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实力不断提高，近年来中国对美外国直接投资给美国带来的净收益已经上升。因此，川普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吸引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华盛顿利用进入美国市场这一筹码的最佳方式，仍然是吸引外国投资流入，而不是推动扩大出口。这样做并非开创先例。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曾成功吸引日本和德国在汽车和化工产业进行外国直接投资；本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本国产业。而最近，欧盟已经开始利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培育自己的国内电动汽车产业。

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Sean Duffy）最近发表公开信，抨击福特公司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就福特在密歇根州拥有的一家工厂达成的许可协议，而国会对中国投资更广泛的愤怒情绪也忽视了这一机会。21世纪初，中国通过谈判推动本地生产和技术转让，增强了自身韧性并提高了经济增长。美国完全有理由仿效这一道路，沿着竞争力阶梯向上攀升。在一个存在遥感、网络攻击和逆向工程的世界里，更不用说未经许可就能够提炼人工智能领域最新进展的情况，让中国企业设在美国所增加的技术流失或损害风险微乎其微。事实上，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将给就业、研究以及生产诀窍带来纯粹的收益，从而改善美国的国家安全。

出售时间

去年的峰会让川普政府以及两党中的对华鹰派猛然惊醒，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无论美国发出多少与双边贸易有关的威胁，或者多大程度地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经济之外，都无法让美国轻易战胜中国。美国需要时间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就此而言，也需要减少对其他关键工业投入品高度集中供应来源的依赖——同时还需要重建联盟，使这些替代来源真正可行。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试图单方面与中国脱钩，并胁迫盟友提供替代来源的做法，都未能推动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幸运的是，既然华盛顿已经放弃了其作为世界经济领导者和保障者的地位，中国领导层认为时间现在站在自己这一边。因此，美国应该利用这次峰会，通过互利的商业联系让中国安心，并提供激励，促使中国把这段时间“出售”给美国。

第一步，是美国重新采用那些早已习惯于不能总是如愿以偿的国家长期实行的经济外交方式。美国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地理格局。现在，美国必须像过去80年来其他所有较弱国家面对美国时所做的那样行事：寻求双赢协议，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谨慎谈判，并有意识地利用仍然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来增强韧性。

历史表明，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可避免会成为敌人的国家，也会继续相互贸易、投资，甚至彼此合作。对于美国和中国而言，这种模式很可能继续存在，而且由于太平洋这一地理屏障、核威慑，以及美国在多个领域仍然保持的技术领先优势，它持续的时间甚至可能比过去某些大国竞争时期更长。中国自身的国内经济和人口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北京维持相对和平的利益，包括继续向美国出口并在美国投资。

没有任何保证能够确保恢复一定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就能阻止中国有朝一日切断美国获得关键物资的渠道，或者在未来某一天挑起军事冲突。仅仅采取双边方式，也无法单独建立美国的韧性——美国国内以及盟国同样需要采取行动。但是，大规模从中国进口，以中国看重的出口商品进行交易来囤积关键物资，并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交换商业“人质”，将能够争取必要的时间和额外的经济资源，以增强美国的韧性。

川普政府需要超越其零和思维，也需要超越随后转向奉承式迁就和零敲碎打式协议的做法。当一个政府认识到自己与潜在对手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时，双边经济外交才真正开始；但它不应该止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