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沃尔瑟（Matthew Walther）是《灯》杂志编辑、《美国保守派》特约编辑。昨天9月27日凌晨，沃尔瑟先生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表根据他亲身经历的体会写成评论。他警告称－－“北方大国正在威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报道可信，美国中央情报局随时都可能开始在古巴实地拍摄《猪湾2：电子布加洛》。我还能说什么呢？人不可能永远踢刺棒而不付出代价。现在这已经成了一个支持战争的专栏，而我认为川普接下来应该入侵的国家就是加拿大。

为了解释原因，我得告诉你们我和妻子今年7月度过——或者更准确地说，试图度过——的一次假期。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们把孩子送到我祖父母家，在收拾好第二天早晨出发所需的东西之后，决定去当地的保龄球馆。我们盘算着两个人分享一大壶双心啤酒，好好改善一下我们低得令人难堪的平均成绩，然后早点上床睡觉，而且还不用操心洗碗。

你是否曾有过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所有的梦想眼看就要破灭？就我们而言，这次假期甚至还没开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距离保龄球馆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我们被警察拦了下来。“你有一辆哈雷戴维森吗？”警察问道。他还不如问我是不是有一艘宇宙飞船。“你的车牌号码登记在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名下，”他带着猪一般的困惑重复道。我告诉他这不可能，于是他回到警车里去“再查一遍电脑”。五分钟后他回来了，解释说车牌上的数字5“看起来像字母S”。他没有作出任何道歉。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凌晨4点，我们从家里出发。这里我应该具体解释一下，这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假期。我们的计划是用四天时间，从家里步行大约115英里，到达一个位于本州另一端、路程超过一半的城镇，然后再走回来。当时听起来这是个好主意。

第一天还算顺利——如果你认为在95华氏度的天气里，彻夜未眠之后，背着50磅的水，在乡间公路上步行25英里可以称作“顺利”的话。那天晚上我睡得像块石头一样，除了有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不得不待在酒店大堂外面，等消防部门赶来关闭火警警报器，那东西在凌晨3点左右莫名其妙地响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旅行似乎都会遇上这种事，其中有一次甚至是在雷暴天气里。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警告。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时，天空看起来就像魔多。走了四英里之后，我的肺感觉就像刚刚在蒙古沙尘暴中向万宝路牛仔发起了一场吸烟比赛。在足足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都以为世界末日到了。直到一位朋友开车来接我们回家，我才知道这一切全都是加拿大的错。眼看着我们还有三天半不用带孩子，我们决定开车前往地图上距离最近、空气质量被列为“良好”的地方。结果那里是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中西部最可爱的城市之一。接待我的主人——一位属于老派、无所畏惧的《贝利的鲁波尔》风格的刑事律师——向我解释说，那位“哈雷戴维森警官”使用的是某种人工智能扫描设备：“瞧瞧你的税款都花到哪儿去了。”

不管怎样，你们应该已经看得出来这话题要往哪里去了。既然我已经决定彻底成为一个干涉主义者，那么我还想向保险公司宣战。我们回家后不久，就收到一封信，要求我们证明保单上的所有人都没有得到另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障。（好像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连一份医疗保险都没有，现在却会突然有两份似的。）信中说，在此期间，他们将“无法处理理赔申请”。不用说，他们仍然完全能够处理我们每月缴纳的保险费。想象一下，如果公用事业公司也这样运作，而你为了给电脑插上电源，就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没有其他公司正在给你家供电。

这同样也是一个征兆。我们回家几天之后，我最终病倒了。尽管觉得不应该，我还是吃了一些速达菲，而这东西总会让我产生幻觉。有那么一阵子，我发现自己发着高烧在床上翻来滚去，心里想着，整整一代右翼评论人士一定会因为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原来在《纽约时报》的位置将由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接替而感到多么失望。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开始给我的老伙计起草一封电子邮件，问他是否参与了遴选过程。等我恢复过来时，我惊讶地发现罗斯真的要离开，前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了。

本期杂志付印的前一天，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在我们密歇根州赢得了民主党参议员初选。“如果你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阿拉伯裔孩子，”范·琼斯（Van Jones）对我们全部六个正在观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现场直播的人说，“这将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谁想告诉他真相？这里的大多数读者都会记得，埃尔-赛义德正寻求接替即将退休、已经连任四届的现任参议员黛比·斯塔贝诺（Debbie Stabenow），而她当初赢得这个席位，是在一场恶毒煽动种族情绪的竞选之后击败共和党人斯宾塞·亚伯拉罕（Spencer Abraham）的。亚伯拉罕是一名阿拉伯裔美国人，当时有人指控他“试图让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更容易把他们的恐怖战争输出到美国任何一座城市的街头”。顺便说一句，如果有人好奇的话，这件事发生在“9·11”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