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沃爾瑟（Matthew Walther）是《燈》雜誌編輯、《美國保守派》特約編輯。昨天9月27日凌晨，沃爾瑟先生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發表根據他親身經歷的體會寫成評論。他警告稱－－“北方大國正在威脅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報道可信，美國中央情報局隨時都可能開始在古巴實地拍攝《豬灣2：電子布加洛》。我還能說什麼呢？人不可能永遠踢刺棒而不付出代價。現在這已經成了一個支持戰爭的專欄，而我認為川普接下來應該入侵的國家就是加拿大。

為了解釋原因，我得告訴你們我和妻子今年7月度過——或者更準確地說，試圖度過——的一次假期。一個星期二的晚上，我們把孩子送到我祖父母家，在收拾好第二天早晨出發所需的東西之後，決定去當地的保齡球館。我們盤算着兩個人分享一大壺雙心啤酒，好好改善一下我們低得令人難堪的平均成績，然後早點上床睡覺，而且還不用操心洗碗。

你是否曾有過這樣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所有的夢想眼看就要破滅？就我們而言，這次假期甚至還沒開始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在距離保齡球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我們被警察攔了下來。“你有一輛哈雷戴維森嗎？”警察問道。他還不如問我是不是有一艘宇宙飛船。“你的車牌號碼登記在一輛哈雷戴維森摩托車名下，”他帶着豬一般的困惑重複道。我告訴他這不可能，於是他回到警車裡去“再查一遍電腦”。五分鐘後他回來了，解釋說車牌上的數字5“看起來像字母S”。他沒有作出任何道歉。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覺。凌晨4點，我們從家裡出發。這裡我應該具體解釋一下，這究竟是一次什麼樣的假期。我們的計劃是用四天時間，從家裡步行大約115英里，到達一個位於本州另一端、路程超過一半的城鎮，然後再走回來。當時聽起來這是個好主意。

第一天還算順利——如果你認為在95華氏度的天氣里，徹夜未眠之後，背着50磅的水，在鄉間公路上步行25英里可以稱作“順利”的話。那天晚上我睡得像塊石頭一樣，除了有大約一個小時，我們不得不待在酒店大堂外面，等消防部門趕來關閉火警警報器，那東西在凌晨3點左右莫名其妙地響了起來。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旅行似乎都會遇上這種事，其中有一次甚至是在雷暴天氣里。

這本來應該是一個警告。第二天早晨我們出發時，天空看起來就像魔多。走了四英里之後，我的肺感覺就像剛剛在蒙古沙塵暴中向萬寶路牛仔發起了一場吸煙比賽。在足足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我都以為世界末日到了。直到一位朋友開車來接我們回家，我才知道這一切全都是加拿大的錯。眼看着我們還有三天半不用帶孩子，我們決定開車前往地圖上距離最近、空氣質量被列為“良好”的地方。結果那裡是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中西部最可愛的城市之一。接待我的主人——一位屬於老派、無所畏懼的《貝利的魯波爾》風格的刑事律師——向我解釋說，那位“哈雷戴維森警官”使用的是某種人工智能掃描設備：“瞧瞧你的稅款都花到哪兒去了。”

不管怎樣，你們應該已經看得出來這話題要往哪裡去了。既然我已經決定徹底成為一個干涉主義者，那麼我還想向保險公司宣戰。我們回家後不久，就收到一封信，要求我們證明保單上的所有人都沒有得到另一家保險公司的保障。（好像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連一份醫療保險都沒有，現在卻會突然有兩份似的。）信中說，在此期間，他們將“無法處理理賠申請”。不用說，他們仍然完全能夠處理我們每月繳納的保險費。想象一下，如果公用事業公司也這樣運作，而你為了給電腦插上電源，就必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證明沒有其他公司正在給你家供電。

這同樣也是一個徵兆。我們回家幾天之後，我最終病倒了。儘管覺得不應該，我還是吃了一些速達菲，而這東西總會讓我產生幻覺。有那麼一陣子，我發現自己發着高燒在床上翻來滾去，心裡想着，整整一代右翼評論人士一定會因為羅斯·多塞特（Ross Douthat）原來在《紐約時報》的位置將由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接替而感到多麼失望。有那麼一刻，我甚至開始給我的老夥計起草一封電子郵件，問他是否參與了遴選過程。等我恢復過來時，我驚訝地發現羅斯真的要離開，前往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了。

本期雜誌付印的前一天，阿卜杜勒·埃爾-賽義德（Abdul El-Sayed）在我們密歇根州贏得了民主黨參議員初選。“如果你現在是美國的一個阿拉伯裔孩子，”范·瓊斯（Van Jones）對我們全部六個正在觀看有線電視新聞網現場直播的人說，“這將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誰想告訴他真相？這裡的大多數讀者都會記得，埃爾-賽義德正尋求接替即將退休、已經連任四屆的現任參議員黛比·斯塔貝諾（Debbie Stabenow），而她當初贏得這個席位，是在一場惡毒煽動種族情緒的競選之後擊敗共和黨人斯賓塞·亞伯拉罕（Spencer Abraham）的。亞伯拉罕是一名阿拉伯裔美國人，當時有人指控他“試圖讓奧薩馬·本·拉登這樣的恐怖分子更容易把他們的恐怖戰爭輸出到美國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頭”。順便說一句，如果有人好奇的話，這件事發生在“9·11”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