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川普政府前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Dan Driscoll）（2025年至2026年）今天9月28日发表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政治评论。德里斯科尔先生敦促“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共同扩大规模，以应对战争新时代”: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在数十年间缓慢衰败，但在2025年6月1日迎来了一个明确的转折点。那一天，乌克兰部署了价值不到100万美元的业余商店级技术，摧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俄罗斯精良的防空系统和地理纵深毫无作用，而俄罗斯轰炸机熊熊燃烧的画面最终结束了有关无人机究竟是一种战术上的反常现象，还是地缘政治力量的一场结构性巨变的争论。乌克兰将此次行动命名为“蛛网行动”，它确立了新时代的规则：定制平台是奢侈品，而“规模”——以更快速度、在更长时间内使用更多武器的能力——则至关重要。

这一根本性变化要求美国继续改革其国防生态体系。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私营商业公司的技术进步正在超过传统国防工业取得的进步，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创新，而技术的广泛扩散正在模糊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能力界限。然而，较少受到重视的是，这个新时代也正在改变国际治国方略所使用的筹码。通过改变暴力的运用方式，并使战争从有限冲突扩展为生死存亡的风险，这一转折点要求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和构建联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最强大的威慑因素一直是团结一致的联盟，其合并起来的军事力量首屈一指。但是，这种盟军力量的主导程度取决于其各组成部分力量的总和。正如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大型军队尚未为当前这个大规模生产精确打击与拦截手段的时代做好准备。国防工业仍然围绕昂贵、精良且专有的军事平台来构建。

美国的实力取决于强大的联盟，以及一个能够汇集各种能力、适应战争新时代的共同国防工业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必须鼓励建立一个以开放式架构以及工业、软件和硬件兼容性为特征的自由市场国际国防生态体系。在未来这个世纪，美国最强大的威慑力量、其外交影响力的基础，以及其在现代战场上取胜能力的首要因素，将是盟国共同的工业能力和军事互操作性。如果不能确保这样一种兼容性战略，其他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采取升级行动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

转身迟滞

从概念上说，互操作性和集体国防创新的理念早已得到广泛讨论。但在实践中，它从未真正大规模实现。全球国防架构仍然以冷战时代的工业模式为导向。这种模式通常是由美国国防公司制造小批量的精良装备，并使用专有、相互隔离的软件来操作这些装备。盟国会购买这些装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们与本国的军事装备结合起来。大多数公司都受到激励，在产品售出后围绕自己的产品建立防御性壁垒，以防竞争者取而代之。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全球相对和平的时期，因此，特殊利益驱动的决策模式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公司的既有地位，并形成了由各种军事平台和系统拼接而成的马赛克。美国及其盟国认识到，过去20年的数字革命将要求更高程度的兼容性，但它们屈从于自身采购流程的惯性，只选择在边缘进行修修补补，而不是着手实施根本性变革。

这种自满导致了美国总统川普去年接手时所面对的那种毫无准备的局面。美国主导的国防架构几十年来成功威慑了大规模冲突，但2025年的美国陆军看起来与1975年的美国陆军惊人地相似。由于激励机制的目标是维持现状，而不是引领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美国国防工业已经退化成一个寡头垄断体系。少数所谓的主承包商开发带有内置防火墙的精良平台，并在专门建造的工厂中生产这些平台。与此同时，几十年来的政府法律和政策，再加上糟糕的采购激励机制，将就业岗位的分配置于效能之上，最终鼓励承包商制造价格昂贵且难以迅速补充的平台——换言之，这恰恰是可负担大规模生产的反面。过度监管还使对外军事销售陷入瘫痪，而程序性和资金方面的准入壁垒则将中小型公司拒之门外。

由于所有这些相同的动态也存在于其他国家，美国的每一个盟国都深受各自孤立寡头垄断体系之苦。盟国的工业基础——以及由此而来的华盛顿以联盟方式作战的能力——都发生了萎缩。

将这种状况与私营科技公司相比，后者为了生存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在同一时期，这些公司取得的进步推动人类迈向未来。它们争相推出最低限度可行的产品，追求更紧凑的创新周期，以及不断演变和改进的产品。它们还采用开放式数据架构，以确保其产品符合行业标准，从而能够通过互联网交换数据。毕竟，一部不能交换数据的智能手机，不过是一块昂贵的镇纸。

2025年的美国陆军看起来与1975年的美国陆军惊人地相似。

今年早些时候，我亲眼目睹了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之间的鲜明差距。在德国格拉芬沃尔训练区，我观看了盟军和乌克兰军队在作战场景中测试反无人机能力。在一个模拟以往冲突、空中威胁有限的场景中，盟军士兵表现良好，但他们的系统并不是为现代作战中的大规模无人机群而设计的。随着一层又一层的空中威胁被加入演习，我看到一名盟军防空人员从一个屏幕转向另一个屏幕，手动将数据从一个专有系统传输到另一个专有系统。杀伤链——从识别目标到摧毁目标之间的一系列步骤——的速度和准确性，完全取决于他敲击键盘的速度和准确性。

相比之下，乌克兰士兵能够通过一个系统、一个屏幕，只需敲击几下键盘，就可以监控威胁并启动进攻和防御能力。面对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所带来的生死存亡风险，乌克兰人采用了开源数据标准和人工智能赋能的杀伤链。其结果是实现了无缝数据传输，并将这些数据融合到一个单一的用户界面上。亲眼看到当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从工厂车间到散兵坑——被编织成一个整体时能够实现怎样的效果，令人惊叹。我也清楚地看到了盟军军事力量的局限：彼此孤立的能力无法承受当今战场的强度。

当国内国防工业开发定制的专有软件时，就会产生不一致的技术规格。不同平台之间的系统实际上无法共享数据，而每个国家的精良能力就像一座座围墙花园——单独看令人印象深刻，但对围墙另一侧的任何人都毫无用处。这会削弱作战效能，因为现代指挥与控制要求在瞬息之间完成探测和交战。

应对未来威胁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只有人工智能能够处理数据的速度和规模，这就是为什么兼容性是现代军事战略的关键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拆除这些围墙，放弃自上而下的军事标准化。华盛顿及其盟国必须采用私营产业的最佳实践，从一开始就强制实现兼容性，降低准入壁垒，并对消费者需求作出响应。

精良加规模

我经常被问到，美国军队究竟应该优先考虑大批量、低成本装备，还是精良项目。遗憾的是，答案是两者都要。美国及其盟国仍然需要精良的飞机、核潜艇、第五代隐形战斗机以及其他高端能力。但是，这些装备应当针对特定用途进行优化，因为它们过于昂贵，经不起冒险损失，而且在持久冲突中补充速度太慢。

例如，美国今年1月在委内瑞拉实施的军事行动极其复杂且风险极高，绝不可能依靠廉价、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来完成。华盛顿永远都需要这样的作战平台，尤其是在有限冲突开始之际，但冲突持续得越久，它们的作用就越小。在一方的战斗意志或战斗能力被摧毁之前，战线通常都要依靠规模来维持。定制能力根本无法赢得一场重大的生死存亡冲突。规模和同步作战能力仍然是最强大的威慑力量，因为如果对手认为自己无法持续进行并赢得一场战争，它发动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然而，美国及其盟国目前的国防架构过度强调精良能力，而它们的对手——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拥有能够扩大军事生产规模的庞大工业能力。此外，这些对手连同朝鲜和伊朗，从根本上对人的生命赋予更低的价值，这意味着在这个战争新时代，一场持久冲突正好能够发挥它们的优势：它们能够承受民主政府无法承受的生命和财富损失。

整个西方国防生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以避免这种命运，并确保其结构能够适应全谱战争。这个生态体系由三个层面组成：关键前体材料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实体层面、实现数据自由流动的数字层面，以及适应未来战争的创新层面。

应对未来威胁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美国及其盟国几十年来一直任由自己的实体基础不断衰退。仅美国陆军就已经积累了超过1,500亿美元尚未得到满足的基础设施需求，许多士兵在破败的设施中使用老旧装备生活和工作。与此同时，美国把建造其最强大系统所必需的关键原材料生产转移到了海外，并任由制造业供应链萎缩。美国军方无法依靠自身迅速或高效地弥补这一差距，因为联邦预算程序本来就是缓慢而低效的，由国会授权的项目通常甚至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破土动工。

西方军队必须转而进行创造性思考，利用尚未开发的资源和商业专业能力，弥补那些阻碍工业规模扩大的基础设施缺口。例如，在川普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领导下，美国陆军不再仅仅充当商品消费者，而是开始充当市场孵化器。通过采用增强利用租赁方式，陆军以允许私营产业使用土地来换取基础设施投资。例如，矿产加工企业正在美国军事基地建设精炼中心，以确保关键矿产供应并将供应链迁回国内。同样，美国能源部正在把微型反应堆引入陆军基地，以提供具有韧性的离网电力供应，而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则正在基地内建设配备自身发电能力的数据中心，以保障人工智能赋能的指挥控制和企业业务功能所必需的计算能力。最常见的模式是由私营合作伙伴为这些设施提供融资、进行建设并负责维护——纳税人无需承担前期成本——这使陆军能够把自己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到其他现代化工作上。

美国的盟国必须推行类似改革。持久战争要求拥有安全且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以扩大军事能力的规模并使其实现同步。华盛顿的对手已经积累了工业能力以及为其提供动力的原材料——美国必须继续夺回自己的独立生产能力。

破解封锁与快速失败

美国及其盟国还必须创造性地思考数字兼容性问题。它们必须扭转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专有思维，这种思维遍及作战系统、工厂车间以及两者之间的一切领域。在过去五年里，美国陆军花费数亿美元，试图连接数百个彼此分离的系统。但这没有奏效，原因在于与许多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存在限制，而且要重新连接几十年来糟糕设计形成的系统，需要投入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工作业时间。因此，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陆军转而开始破解这些系统的封锁，从实际效果上释放了此前被专有系统所挟持的数据。

这使数据能够顺畅地流向任何对陆军有用的数据库或系统。陆军连接了数百个企业业务系统，除其他作用外，这使其得以进行50多年来首次人员审计，通过削减重复岗位，估计每年节省20亿美元。陆军还举办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黑客马拉松，并在550多名软件开发人员的帮助下，打通了200多件专有作战装备之间的数据传输。过去无法相互通信的系统——例如在格拉芬沃尔展示的那些系统——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被整合进一个共同作战态势图之中。

如果西方军队能够自由共享数据，美国及其盟国就能够把自主智能体人工智能模型覆盖到整个作战体系之上。这类工具可以自动执行广泛的业务，例如复杂的预算流程，并为政府拥有或政府运营的制造兵工厂、维修基地和弹药工厂创建数字孪生体。这将使最关键的战略制造企业能够采用与私营部门相同类型的预测性供应链分析，并为盟国提供机会，使它们能够在一个相互连接的制造网络中交叉分配生产任务。整个联盟的生产力和效率都将呈指数级提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场之外。对于未来的采购，每一支军队都应当强制执行开源标准，以确保所有能力都能通过数字网络即时进行通信。

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让私营软件开发人员与士兵一起深入泥泞之中。

最后，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改革国防生态体系的第三个层面：创新周期。如果能力部署的速度仍然与官僚机构运转的速度一样缓慢，那么确保实体材料供应和开放数字网络毫无意义。西方军队必须采用商业领域的迭代方式和速度。尽管它们可能永远都需要坦克、直升机和火箭炮等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部署的定制能力，但它们应当主要购买市场上现有的商业技术和服务，因为这样能够使它们在数周而不是数年内部署能力。

这种所谓的“商业优先”方式也将有助于跨越大多数国防创新在原型开发与规模化之间所面临的“死亡之谷”。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目标，美国陆军去年建立了“引信”计划，这是一个规模7.5亿美元、类似内部风险投资的机制，旨在识别有前景的军民两用商业技术，并为其提供扩大规模所需的资金。对于具有吸引力的产品，美国陆军会迅速提供资金，随后还会把胜出者直接带到野外，让它们与士兵一起进行测试和迭代。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创新，因为过去，像布克坦克、科曼奇直升机和未来战斗系统这样的项目都经历了多年研发，耗资数十亿美元——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军方操作人员宣布它们失败之前。现在，陆军已经建立了一个一站式预约平台，可以在30天内安排进入国内和国际靶场，让商业开发人员能够在那里与士兵并肩进行测试和实验。这种模式使迭代式失败和“快速失败”成为创新的一项决定性特征。

美国的盟国同样必须建立能够改变采购范式的创新引擎。成功的定义不应当是需要几十年才能部署的精良能力，而应当是迅速部署的解决方案，最好是把商业技术直接交给已经部署的部队，让他们能够对其进行测试，并立即提供来自现实环境的反馈，从而不断完善产品。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让私营软件开发人员与士兵一起深入泥泞之中，从而使创新循环尽可能紧密。

市场模式

在这些改革落实之后，全球国防生态体系还需要一个单一、开放的市场，让盟国能够像在任何商业市场上一样自由交易，不受政治壁垒和官僚摩擦的阻碍。目前，各国国内的国防企业彼此隔绝，因为它们生存在一个买方垄断的环境中：本国政府占据其销售额的大部分，公司为本国创造就业岗位和产业，因此受到保护，免受竞争。但是，这会阻碍创新、增长以及竞争，而竞争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科技行业的基本特征。把市场力量引入西方国防生态体系，是使美国及其盟国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的关键催化剂。

陆军最近为其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建立了市场。这些市场最初是为解决国内反无人机跨部门协调问题而设立的，但它们迅速演变成一种实现国际军事兼容性的更优模式。市场启动后的几个月内，就已经处理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订单，而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5个盟国加入这些计划。市场还将继续扩大，允许来自盟国的外国供应商提供自己的产品。

这个市场的运作方式与任何面向消费者的界面一样，参与者登录后即可浏览和购买各种能力。建立一个以兼容性作为准入条件的市场机制，迫使传统国防企业与灵活敏捷的初创企业展开竞争，最终降低单位成本，并保证整个盟国体系实现更好的整合。所有产品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开放系统要求，任何列入市场的能力都必须能够原生接入既有数字架构。这把整合的负担从消费者转移到了生产商身上，从而确保客户能够相信，每一个系统都能与参与国的装备和指挥体系无缝协同运作。它通过市场力量从设计之初就强制实现兼容性，并消除官僚机构的微观管理。

威权政权无法与自由市场的企业家力量相匹敌。

西方的国防市场模式将汇集全球需求，释放出真正赢得冷战的资本主义功能。纯粹、多元化的市场力量将在国内和国际上创造产业竞争，并将压低成本、防止垄断。与此同时，持续的需求将平抑联邦预算程序中反复无常的高峰和低谷，而这种波动几十年来一直使国防企业陷入困境，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不断的收入来源。而汇集起来的需求将刺激国内外生产，使企业能够进行此前风险过高而无法实施的资本支出投资。

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市场还会在需要的那一刻，把盟国的商业工厂转变为一个随时可以投入运行的武器生产网络。盟国仅仅购买美国技术是不够的。真正具有韧性的联盟要求每一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国防经济生态体系。这个市场提供了一种机制，使盟国能够立即获得最先进的能力，同时，强制性的兼容性标准又允许硬件与专有软件分离，在任何参与国进行生产。这引入了一种革命性的国防经济激励机制：如果参与国拥有足够的闲置商业工业产能，就可以购买许可证来生产硬件。随后，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许可权获得稳定利润，而购买国则启动自己的国内制造能力。这可以取代或补充目前的体系；在现行体系下，各国预先部署库存，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运抵时技术上已经过时，或者早已超过预定交付时间；与此同时，这种新模式还能把国内工厂转变为力量来源。

这样的市场可能在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引发一场军事革命。事实上，从根本上把各国国防生态体系连接起来，对国家安全产生的作用，就如同互联网对全球经济产生的作用一样：它把彼此孤立、支离破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综合力量远远超过其各部分力量的简单总和。最重要的是，它所促进的持续不断的创新将形成一种美国对手根本无法复制的压倒性能力优势。

兼容性红利

这种转型和市场模式的最终价值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在威慑失败时真正能够扩大规模并进行调整的国防生态体系。在一场持久的低烈度冲突中，安全且具有韧性的矿产加工和能源基础设施能够确保以商业生产速度稳定生产无人机和弹药。数字兼容性将使传感器数据能够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实时融合，并把战场经验反馈到工厂车间。而且，由于这些系统从设计之初就具有兼容性，因此可以在数日之内完成调整，并将其推广到整个联盟网络，而不必等待主承包商推出专有更新。

如果爆发一场中等规模的危机，需要突然集中运用武力，那么这个垂直整合的体系就能在数周内大幅增加精确弹药和消耗性平台的供应。补给基地可以就地补充已经消耗的库存，其速度可以与矿物前体材料的开采和加工速度一样快。如果出现工业基础无法满足的需求，就可以把这些需求交给私营产业——因为这些能力从设计之初就与私营部门的制造生产线兼容。

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联盟的生死存亡将取决于迅速而全面的工业动员。目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定制军事平台从设计上就与更广泛的商业工业基础不兼容。但是，一个采用开放接口、以商业产业为基础的生态体系，将模糊国防工业基础与私营产业之间的界限。大型商业汽车制造商或科技制造商可以在数日之内转而生产低成本拦截器或攻击型无人机，因为这些设计蓝图能够接入既有的数字架构。因此，数字和工业兼容性是国家工业动员的基石。

在正在形成的战争新时代，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威慑重担。如果“蛛网行动”揭示了什么，那就是常备军并不是衡量威慑力的标准。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暴露出西方国防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而中东冲突正在表明，在一个联盟内部拥有分散的制造设施和具有冗余性的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但是，尽管威权政权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它们却无法与自由市场的企业家力量相匹敌。为了威慑——并最终击败——它们的对手，美国及其盟国必须使各自的国防生态体系协调一致。在川普和赫格塞思的领导下，美国陆军最近进行的创新可以成为整个西方国防体系的蓝图。数字与工业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兼容性，是衡量美国及其盟国实力的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