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已经作出了自己的裁决。今天10月9日上午，川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全面制裁，将一场持续多年的行动从针对个别法官和检察官扩大到法院本身。新的制裁可能扰乱该法院获得基本银行、保险和技术服务的渠道。美国作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国际刑事法院还能继续运作吗？今天10月9日下午, 大西洋理事会将其专家们的看法发表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供君一阅：

专家包括：

• 吉苏·尼亚：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可能使司法正义陷入瘫痪

• 马修·克罗尼格：国际刑事法院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构想

• 马克·克兰贝格：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者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它

• 莉泽·德克鲁伊夫：欧盟阻断法能否维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

• 塞莱斯特·克米奥泰克：谁害怕国际刑事法院？

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可能使司法正义陷入瘫痪－－吉苏·尼亚（Gissou Nia）是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诉讼项目主任。她是一名人权律师，职业生涯始于海牙，曾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参与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案件的审判工作:

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机构实施制裁，完全颠倒了制裁手段原本应有的用途。

这一制裁决定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美国财政部的金融黑名单，而这种措施通常用于对付全球激进武装网络、贩毒集团和跨国帮派，而不是调查和起诉这些组织的律师、法官和行政人员。这一决定将切断该法院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如果支持该法院的国家不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法院的日常工作将陷入停顿。

这可能使成千上万遭受世界上最严重罪行侵害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包括谋杀、强奸、酷刑和大规模饥饿的受害者——失去他们获得迫切需要的司法正义的最后途径之一。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最后诉诸的法院，这意味着，只有当一个国家不愿意或无力调查或起诉在其境内或由其国民实施的犯罪时，该法院才会介入。

尽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声称，制裁旨在防止美国军人受到该法院的指控，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员并不是目前任何调查的对象，而且从来都不是该法院的主要关注目标。仅在过去一年中，该法院就因达尔富尔地区的犯罪行为定罪了一名苏丹民兵首领；公开了针对阿富汗塔利班高级领导人的逮捕令，指控他们犯下包括性别迫害在内的危害人类罪；确认了针对乌干达军阀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的指控；准备审判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指控他在大规模“禁毒战争”期间实施了广泛的法外杀戮；启动了针对一名被控在利比亚对监狱被拘押者实施犯罪的嫌疑人的诉讼程序；因危害人类罪定罪了一名中非共和国叛军领导人；此外还有其他案件。这些活动涵盖了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犯罪，而这些案件没有一起涉及美国犯罪者。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会议在2026年6月的一份声明中，将该机构描述为“人类文明最重大的成就之一”。这一说法出自法院的一个正式机构，可能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这些话确实包含着真理。在当今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几乎难以想象，120个国家的代表团能够投票赞成建立一个机构，并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自愿接受一个超越本国司法体系的问责框架。如今，这个耗费数十年才建立起来的机构面临被摧毁的威胁，这应该坚定其支持者采取必要的大胆行动来拯救它的决心。

国际刑事法院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构想－－马修·克罗尼格（Matthew Kroenig）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曾担任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

国际刑事法院在战略和地缘政治层面始终充满争议。

其战略愿景是威慑犯下严重罪行的暴君，并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它可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例如，激励那些卷入内战的独裁者不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住权力。战败的拿破仑被流放到一座岛屿；而今天战败的独裁者则被押送到海牙。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该法院错误地追究了那些按照武装冲突法开展合法战争的强大民主国家，包括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和在加沙的以色列领导人。

华盛顿从来都不喜欢国际刑事法院，也从未签署建立该法院的《罗马规约》。在唐纳德·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曾威胁实施制裁，而鲁比奥正在第二个任期内加倍推进这一政策。

多边机构如果没有强国的支持，就无法生存。国际刑事法院可能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教训。

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者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它－－马克·克兰贝格（Mark Klamberg）是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诉讼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从根本上说比以往的措施严重得多。迄今为止，制裁针对的是个别代表；新的制裁则针对法院这一机构本身。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法院将更难，甚至不可能向雇员支付工资、结清账单以及依赖基本服务。该法院此前已经预见到这一风险，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去年，由于越来越担心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它决定用一种欧洲软件替代微软办公软件。

这些制裁似乎是对国际刑事法院决定针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签发逮捕令的直接回应。两人被指控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然而，这个案件只是该法院目前正在处理的众多案件之一。国际刑事法院同时正在调查乌克兰局势，并已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签发逮捕令；此外，还在处理与苏丹、阿富汗、缅甸、委内瑞拉和菲律宾有关的案件。这些不同的情况表明，该法院的职责范围涵盖了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无论相关国家的实力或联盟关系如何，都适用相同的法律标准。这一事实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该法院关于自身公正性的主张。

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者，例如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应该考虑运用各自的阻断法，帮助企业承受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业务往来所带来的风险。简而言之，阻断法包含旨在抵消外国制裁和贸易限制影响的条款。这些法律不仅禁止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企业遵守特定的外国制裁，还允许个人和企业通过法律诉讼，就这些外国制裁的域外适用所造成的损失追索赔偿，欧盟阻断法就是如此。

更根本的是，美国应该重新考虑目前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的对抗立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美国一直在推进国际司法正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个别裁决可能存在合理的分歧，但该法院的运作建立在司法独立、补充性原则和公平审判保障等核心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正是美国自身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

欧盟阻断法能否维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莉泽·德克鲁伊夫（Lize de Kruijf）是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经济治国方略倡议的助理主任:

随着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威胁日益加剧，欧盟阻断法经常被提议作为保护该法院并使其能够继续开展工作的一种方式。这项法规实际上使指定的外国制裁在欧盟境内失去效力。将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纳入阻断法，将意味着欧盟境内的个人和实体被禁止遵守这些制裁，而美国法院执行这些制裁的裁决也将无法在欧盟境内得到执行。

荷兰是国际刑事法院在海牙的所在地，并且根据其《总部协定》，负有确保该法院持续运作的法律义务。迄今为止，荷兰一直优先选择在幕后开展工作，寻求与华盛顿达成解决方案。然而，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次采访中，荷兰外交部长汤姆·贝伦德森（Tom Berendsen）表示，荷兰“将尽一切努力保护该法院”，并且已经要求欧盟委员会做好准备，以便在整个国际刑事法院受到制裁的情况下启动阻断法。鉴于欧盟对该法院的坚定支持，启动阻断法确实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然而，即使有阻断法，维持该法院的运作仍然可能面临挑战。银行将面临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资格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开展国际业务的荷兰大型银行，可能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该法规也没有为因遵守其规定而失去美国业务的公司提供赔偿。它们唯一的救济途径就是起诉造成损害的一方。

私营部门对制裁风险的容忍度通常非常低。例如，法国的安盛保险公司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医疗保险提供商，但随着制裁威胁不断加剧，该公司最近已经切断了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因此，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企业可能寻求获得该法规的豁免，或者悄然逐步终止与该法院的业务往来。

谁害怕国际刑事法院？－－塞莱斯特·克米奥泰克（Celeste Kmiotek）是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诉讼项目的高级专职律师: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序言指出，在同意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时，各缔约国：

“铭记在本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曾经成为难以想象的暴行的受害者，这些暴行深深震撼了人类的良知，

认识到这些严重罪行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福祉。”

国际刑事法院的职责现在是，而且一直都是，严格限定于处理这些情况。其管辖权主要限于四类犯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必须满足先决条件：一般而言，犯罪行为发生地所在国，或者被告所属国，必须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或者以其他方式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权限还受到启动调查和选择案件的条件的进一步限制。例如，它是一个“最后诉诸的法院”，通常只有在一国无力或不愿进行调查和起诉时才受理案件。检察官办公室只起诉那些被指控对某项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随后，整个制度还受到程序性保障措施的支撑，例如，要求预审分庭在签发逮捕令之前审查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的申请。

简而言之，只有极少数特定的人有理由担心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自该法院成立以来的24年中，共签发了68份逮捕令，拘押了23人，并作出了15项定罪判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2023年，已有10900名受害者参与了法院诉讼程序，2500名受害者获得了法院命令支付的赔偿，超过13万名幸存者得到了国际刑事法院受害者信托基金的支持。换言之，一个人与国际刑事法院发生联系时，作为受害者的可能性远远高于作为被告的可能性。

川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表现出的明显恐惧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制裁以及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更广泛行动，都援引了“主权”这一法律概念，尽管美国一再采取似乎违反国际法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