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瑟妮·肖恩达克·曼德尔（Bethany Shondark Mandel）今天10月13日清晨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评论－－“颁诺贝尔奖给纳维·皮莱是对以色列种族灭绝谎言的奖励”。曼德尔女士是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和政治评论员。她为《纽约邮报》和《华盛顿观察家报》撰稿，以从右翼视角撰写有关文化、教育和家庭政策的文章而闻名。好文，请君一阅：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维·皮莱（Navi Pillay）是一位印度裔南非女性，她曾在祖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但最近，她领导了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种族灭绝。

她在联合国的同事们为皮莱获奖欢呼。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称赞皮莱是“坚定、独立的正义之声”。

与此同时，哈马斯赞扬这一奖项是迈向“国际正义”的重要一步，特别称赞她的委员会对以色列提出的指控。伊朗官方媒体十分乐意放大哈马斯的祝贺。

法国也赞扬了这一决定，表示：“她的职业生涯提醒我们，没有正义，就没有持久和平。”

这个词不断出现：正义。但皮莱所说的正义是什么意思？

多年来，监督组织一直在记录皮莱对以色列的专注，即使世界上一些最残暴的独裁政权并未受到同等程度的审视。

皮莱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期间，组建了四个针对以色列的事实调查团，比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都多。皮莱监督了如今已失去公信力的《戈德斯通报告》，该报告的主要作者后来收回了其核心指控，即以色列将蓄意攻击平民作为一项政策。皮莱还参加了2009年的第二次德班会议，该会议遭到多个民主国家抵制，并为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平台，以散播恶毒的反犹太言论。

2022年，皮莱担任一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主席期间，同为委员的米隆·科塔里（Miloon Kothari）质疑以色列的联合国成员资格，并抱怨“犹太游说集团”，皮莱拒绝了美国政府提出的追责要求。

致力于监督联合国的组织“联合国观察”，长期记录皮莱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偏颇表现。该组织甚至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请求，要求皮莱因其固有且有充分记录的偏见，回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联合国观察”的希勒尔·诺伊尔（Hillel Neuer）告诉《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纳维·皮莱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就像阿亚图拉配得上当选联合国妇女权利委员会成员一样。”

皮莱对以色列的专注，是以牺牲该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受苦的人们为代价的。即使是巴勒斯坦女性，也因她对以色列的执迷而未得到应有的帮助。2005年，皮莱认可了一位特别报告员的分析，该分析认定，“占领压力”剥夺了巴勒斯坦男性养家和保护家人的能力，使他们变得更加暴力，令妻子成为家庭暴力的目标。

换句话说：巴勒斯坦男性殴打妻子，却被归咎于以色列。

“联合国观察”发现，皮莱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期间，在上任后的头两年，对古巴、朝鲜、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苏丹、白俄罗斯和叙利亚的侵权行为保持沉默。

皮莱还一再表现出迎合伊斯兰主义者要求的意愿。2008年，她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期间，在伊斯兰国家推动限制被认为冒犯宗教的言论之际，建议丹麦政府处理“诋毁宗教”问题。

几年后的2012年，皮莱批评法国《查理周刊》的漫画家，称他们对穆罕默德（Muhammad）的描绘“恶意且具有挑衅性”。

仅仅几年后，这些漫画家就遭到伊斯兰主义者屠杀。

但使这次诺贝尔奖尤其影响深远的，是皮莱对以色列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

创造“种族灭绝”一词的波兰犹太人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大多数家人。他将余生用于为世界提供一个词语——并最终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以描述对一个民族的蓄意毁灭。

如今，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机构正在运用自身影响力，为那些将莱姆金创造的词语武器化、用来针对世界上唯一犹太国家的活动人士赋予正当性。

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在表彰皮莱。它将诺贝尔委员会的声望赋予了她的指控。它告诉世界，将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称为种族灭绝，不仅仅是对国际法的一种存在深刻争议的解读，而是值得获得世界上最著名和平奖的工作。

莱姆金自己的家人一直在警告的，正是这种转变。

今年早些时候，我撰文谈到了他们与莱姆金预防种族灭绝研究所的抗争，该组织一再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同时利用拉斐尔·莱姆金的名字，为这些指控赋予道德和历史权威。

拉斐尔·莱姆金的亲属约瑟夫·莱姆金（Joseph Lemkin）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

“将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称为‘种族灭绝’，同时无视其努力警告平民、协助疏散和提供援助的证据，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其后果远远超出这场冲突。平民的苦难要求同情和问责。但种族灭绝这一法律指控，需要有意图毁灭一个受保护群体的证据，这一标准不能被愤怒或政治信念所取代。”

不必正式改写种族灭绝的定义，也能使其变得毫无意义。活动人士可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国际机构可以认可这种适用，而享有声望的机构可以奖励这样做的人。最终，指控本身便获得了权威的认可。

这正是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如此重要的原因。

“拉斐尔·莱姆金毕生致力于确保世界能够识别并应对种族灭绝，”约瑟夫·莱姆金说。“当他的名字被用来为无视这一定义的指控赋予权威时，我们的家人有责任发声。”

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的儿子埃利沙·维瑟尔（Elisha Wiesel），看到了同样的危险。他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

“我的父亲知道种族灭绝意味着什么。他从一个决心抹除犹太民族的政权手中幸存下来，并将毕生精力用于确保世界永远不会忘记这种仇恨会导致什么，”维瑟尔说。

“种族灭绝要求存在毁灭一个民族的意图。不能仅仅因为以色列警告平民、协助疏散和运送援助的努力与某项指控相矛盾，就将这些努力置之不理。”

这种历史颠倒荒诞至极。一个在大屠杀中失去大多数家人的犹太人，为描述对一个民族的蓄意毁灭而创造的词语，正越来越多地被武器化，用来针对唯一的犹太国家，而世界上一些最享有声望的机构，则在帮助赋予这一指控正当性。

重新定义种族灭绝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对这个词语本身的损害。

多年来，哈马斯一直在人口稠密的平民环境中作战，并在平民区域运作军事基础设施。将平民伤亡转化为种族灭绝证据的做法越成功，恐怖组织就越有动力将平民置于危险之中。

这一奖项非但不能促进和平，反而可能奖励哈马斯以平民为盾牌的战术。死去的无辜者将更多，而不是更少。

以色列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面对这一问题的民主国家。美军曾经与那些躲藏在平民之中、利用民用基础设施开展行动，并利用平民死亡进行宣传的敌人作战，而且今后还会再次与他们作战。这就是伊斯兰主义者的行事方式，而看到哈马斯获得奖励，只会进一步鼓励这种做法。

国际法区分平民伤亡、战争罪和种族灭绝，是有原因的。如今，以色列和西方的敌人已经抹去了这些区别，因此，当以色列与一支藏身于某个民族之中的恐怖主义军队作战时，它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指控试图毁灭这个民族的国家。

下一个面对这些虚假指控的国家和军队，不可避免地将是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