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拉克（Piotr Arak）是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韦利娜·恰卡罗娃（Velina Tchakarova）是一家总部位于维也纳、名为“为了有意识的体验”的地缘政治情报公司的创始人。今日10月20日上午，彼得·阿拉克和韦利娜·恰卡罗娃两位研究员联名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研究报告－－“作为冷战 2.0复合型力量的欧盟” 。现呈现其第一部分：执行摘要与导论, 供君一阅：

核心结论

• 主流叙事将欧盟描述为一个处于结构性衰退之中的项目。

• 然而，欧盟拥有作为一支可信的复合型力量发挥作用所需的经济实力、战略眼光和结构性资产。

• 制约欧洲行动能力的，只有采取行动的意愿。

执行摘要

欧盟在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之际，正持续承受外部压力：川普（Trump）第二届政府对盟友采取的交易式立场、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与贸易顺差、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久战争、伊朗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围绕经济安全而非开放交流组织起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主流叙事将欧盟描述为一个处于结构性衰退之中的项目——其依据包括：2014年至2024年这十年间欧盟平均增长率仅为1.7%，表现乏力；与美国之间存在约20%的生产率差距；在前沿技术领域表现薄弱；以及欧盟多份报告所记录的监管负担。本报告提出相反的论点。欧盟已经建立起作为一支可信的复合型力量发挥作用所需的结构性资产。制约欧洲行动能力的并非能力问题，而是采取行动的意愿。

对后续各章的分析得出六项发现：

1. 欧盟的战略思维正在追赶现实，但将理念转化为行动仍然是核心障碍。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尼尼斯托（Niinistö）的备战学说、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关于欧洲竞争力的报告，以及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总统在索邦大学的演讲，共同代表了欧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重大影响的战略觉醒。²然而，迄今为止，理论仍然走在落实之前。采纳战略与执行战略之间的差距——即“转化问题”——如今已成为欧盟在实际运作中的核心挑战。当地缘政治紧迫性、行政工作重点与政治联盟相互契合时，欧盟体系的行动速度可以远远超过批评者所承认的程度。制约因素在于制度，而非认知。

当地缘政治紧迫性、行政工作重点与政治联盟相互契合时，欧盟体系的行动速度可以远远超过批评者所承认的程度。

2.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体，也是唯一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中均保持顺差的主要集团。

2024年，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向非成员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达到4.43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的13.7%；相比之下，中国出口额为3.75万亿美元，占11.6%；美国为3.19万亿美元，占9.9%。按照唯一具有可比性的对外贸易衡量标准，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领先中国约6700亿美元，领先美国1.2万亿美元。结构构成与贸易规模同样重要：在世界上经济复杂度最高的三十个经济体中，十八个是欧盟二十七国的成员。欧盟的出口基础是全球经济中最多元化的高复杂度生产领域，以制药、航空航天、特种化学品、机械、奢侈品和加工农食品为支柱。这些行业具有很高的准入壁垒，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无法在北京设定的时间尺度内复制这些条件。

3. 欧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总体资产负债表，并在主要集团中保持最保守的总体财政立场。

欧盟二十七国的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相比之下，美国为16.6%。2025年，欧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达到约6520亿美元，是全球经济中规模最大的净债权头寸之一。³与此同时，美国的状况恶化至对外净负债27万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202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盟二十七国的广义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5%，而美国为123.9%，中国为99.2%（中国的扩展口径债务则高得多）。在这三者之中，欧盟的资产负债表是唯一不依赖某一种结构性脆弱因素来维系自身的。制约因素在于，欧洲的储蓄为美国的创新而非本土生产性投资提供融资，主要原因是欧盟资本市场的深度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完成资本市场联盟建设，是该集团可以实施的回报最高的一项制度改革，而且几乎不需要增加公共支出。

完成资本市场联盟建设，是该集团可以实施的回报最高的一项制度改革，而且几乎不需要增加公共支出。

4. 欧洲单一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体化经济空间，也是欧盟最可信的强制工具。

据估计，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每年使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增加9%。商品单一市场已基本建成；服务、资本、能源和数字领域的单一市场则尚未建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盟内部剩余壁垒平均相当于对商品征收44%的关税、对服务征收110%的关税——比美国各州之间的壁垒高出三倍。仅完成服务市场建设，就能使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8万亿至2.1万亿欧元——相当于为该集团的生产产出增加一个西班牙规模的经济体。市场准入是欧盟的主要强制工具：对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的大片地区，以及非洲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进入欧洲单一市场是其他任何伙伴都无法匹敌的战略变量。

5. 地理与扩员是欧盟最具特色的战略工具——而东翼如今已成为欧洲大战略的行动中心。

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欧盟已将其战略重心向东转移。黑海、东地中海和西巴尔干如今处于欧洲地缘政治优先事项的中心，而将乌克兰、摩尔多瓦、冰岛（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极—北大西洋案例有别于东部扩员进程）和西巴尔干纳入欧盟，则是欧盟最强大的长期工具。每一次接纳新成员都会扩大监管范围、深化市场，并将更多国家牢牢纳入西方制度架构，同时以实际经验表明——正如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所发现的那样——被排除在欧洲市场一体化之外的代价，其累积速度比军事消耗的影响更快。扩大与深化之争在分析上已经过时：只要执行得当，扩员就是深化。

6. 欧盟已打破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并正在重建作为硬实力生产者的工业基础。

俄罗斯在欧盟天然气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21年的约40%降至2025年初的12%。这一转变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煤钢时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其实现途径包括：扩大液化天然气接收能力；在法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和保加利亚建设新一代稳定、长寿命的基荷发电能力；以及在“欧盟能源重振计划”下推动可再生能源增长。多项倡议和趋势旨在推动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形成新的硬实力制造基础：2025年至2030年“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总额达8000亿欧元的国防投资安排（其中1500亿欧元来自欧盟支持的“欧洲安全行动”工具，6500亿欧元来自放宽《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则、允许成员国增加国防支出），再加上欧盟《芯片法案》（投入430亿欧元，目标是到2030年占全球半导体产量的20%）、《关键原材料法案》、《净零工业法案》，以及将乌克兰国防工业从结构上融入欧洲工业生态体系。挑战并非战略性的，而是执行层面的，包括生产能力、劳动力和监管确定性方面的制约。

欧盟经济的比较表现（表）

这些发现指向六项政策优先事项：

• 完成资本市场联盟建设，将欧洲储蓄引导至欧洲生产性投资；

• 通过市场准入附加条件，捍卫并从战略上运用欧盟的贸易顺差地位；

• 扩大单一市场，并将欧盟成员资格或准成员资格扩展至乌克兰、摩尔多瓦、冰岛和西巴尔干；

• 通过《芯片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工业法案》，使产业政策与经济安全目标保持一致；

• 通过稳定排放交易体系、欧洲国防工业计划、欧洲战略技术平台⁴，以及完成能源联盟建设，提供监管确定性；以及

• 深化服务和资本领域的单一市场，这些领域尚未开发的一体化收益仍然最大。

本报告并非为现状辩护，而是呼吁认识、衡量并启用欧盟现有的结构性杠杆。“同时性引擎”⁵——即重组欧洲、使其能够以复合且同步的方式而非依次运作所需的各项要素——已经建成：它需要具备战略信心的操作者，使其满负荷运转。首要制约在于启动；必要的禀赋已经具备。

导论：重新审视资产负债表

当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于2026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欧洲必须“决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凭自身之力变得强大”时，⁶她提出了一个欧洲领导人十年来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坦诚的答案比这个问题所暗示的更难给出。问题不在于欧洲缺乏凭自身之力变得强大所需的战略资产，而在于欧洲已经习惯于低估自己现有的资产。

人们过于经常地通过狭隘的宏观视角评估欧盟，着眼于季度增长、财政碎片化、欧洲科技巨头的缺失，以及人们所认为的布鲁塞尔决策迟缓。按照这些指标，欧洲往往显得逊于美国或中国。但欧洲并非为速度或单纯的规模而构建。它依托的是密集的出口基础、深厚的制度稳定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庭储蓄池，以及发达世界中分布最广泛的熟练劳动力。正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同一次达沃斯会议上所说：“有欧洲这样一个地方，当然，它有时过于缓慢，当然，也需要改革，但它可预测、守信，而且你知道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法治，这就是一个好地方。”⁷

本报告列出了比较性的资产负债表。报告首先考察宏观图景——产出、收入，以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经济份额——采用恰当的指标，纵观三十年的变化。随后，报告转向欧盟已经领先的资产领域：对外贸易、家庭和主权资产负债表、共同财政能力，以及单一市场。报告坦诚指出欧盟落后的领域——主要是资本市场——并得出结论：欧盟不需要在增长上超过美国，也不需要在产量上超过中国。欧盟已经在塑造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

欧洲并非为速度或单纯的规模而构建。它依托的是密集的出口基础、深厚的制度稳定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庭储蓄池，以及发达世界中分布最广泛的熟练劳动力。

贯穿本报告、统领其分析的“同时性方法”⁸建立在一个简单前提之上：如果得到恰当衡量，欧盟的实力已经足以应对华盛顿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第二次冷战；北京和莫斯科的组合又被称为“龙熊联盟”，这是一个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反对西方主导秩序的联盟。欧盟缺乏的并非结构性能力，而是迅速、大规模运用这些禀赋所需的制度纪律。后续各章将梳理这些能力所在、运用这些能力的必要条件，以及制度摩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