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10月20日凌晨，詹姆斯·平克頓（James P. Pinkerton）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發表評論－－“這些保守派打了一場結局不佳的戰爭，卻重整旗鼓，贏得了下一次選舉”。詹姆斯·平克頓先生是《美國保守派》的長期特約編輯、專欄作家和作家，曾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 Bush）兩位總統的白宮國內政策辦公室任職，並參與了1980年、1984年、1988年和1992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他希望－－“萬斯（J.D. Vance）可以向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學上一兩招”：

這位英國領導人放眼全球，看到了一個已經在興風作浪、可能威脅一條重要水道的穆斯林國家。與此同時，以色列也與這個國家有自己的過節，正在推動聯合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於是，兩國政府共同發動了軍事進攻。

但事情進展不順。傷亡不大，政治反噬卻具有毀滅性。

這是對美國與伊朗之間持續衝突的概述嗎？有人可能會這樣認為，這也無可奈何。然而，這些描述勾勒的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輪廓。

當時，英國、以色列以及法國聯合起來，要“保衛”蘇伊士運河，並挫一挫反殖民主義的埃及領導人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的銳氣。慶祝這場衝突的人不多，但對那些慶祝它的人來說，七十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首先是10月29日，以色列於這一天開始了“卡代什行動”，幾天后英法又展開了“火槍手行動”。

這些進攻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在政治上卻遭到失敗。在國際社會的一片抗議聲中，停火得以宣布，外國軍隊很快撤出，納賽爾因而得以宣布勝利。許多人為他願意挺身支持不僅是阿拉伯人、也是整個第三世界的解放願望而歡呼（“第三世界”在當時還是一個新詞，四年前才被創造出來）。

所以，歷史確實會押韻，但每一個歷史時刻也會奏出不和諧的音符。例如，早在1956年，美國就強烈反對蘇伊士運河軍事行動。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是一位退役將軍，早已看夠了戰爭；事實上，他在1953年入主白宮時，首要任務就是結束朝鮮戰爭，而他也做到了。誠然，這位第三十四任總統是一位堅定對抗蘇聯的冷戰鬥士，但他希望將重點放在反對共產主義上，而不是扼殺當時紛紛興起的各種民族主義，包括埃及的民族主義。正如軍隊裡常說的，最重要的是始終把主要事情當作主要事情——對艾森豪威爾而言，這意味着遏制莫斯科，而不是開羅。

此外，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代表了美國外交的一個較早時代，當時國務院力求在中東不偏不倚——批評者則說是親阿拉伯。

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擔心，入侵蘇伊士運河地區會激怒埃及人及其他人，將他們推向正在鼓勵“民族解放”運動的蘇聯。因此，隨着危機展開，華盛頓和莫斯科發現自己站在了同一邊，要求入侵者撤離。

蘇伊士運河事件通常被視為英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次逞威。是的，此後仍會有海外軍事任務，但除了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入侵伊拉克這個突出的例外，英國發動自主選擇的戰爭的意願基本上已經消退。（法國的情況類似；至於以色列，嗯——情況有所不同。）

然而，蘇伊士運河這段歷史還有另一個方面，即使不能鼓舞新保守派，也應該能鼓舞保守派：右翼政黨可能犯下地緣政治錯誤，但如果能夠糾正錯誤、改變錯誤做法，就能恢復自己的政治地位。事實上，它們甚至能在下一次大選中贏得更大的勝利。這正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發生的事情，這一先例值得思考。

與此同時，這裡還有一個值得考慮的美國先例：當美國總統發動的自主選擇的戰爭未能取得良好結果時，他們的本能往往是加倍投入——而這讓他們及其政黨付出了高昂代價（當然，也讓國家付出了高昂代價）。

例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隨着越南戰爭開始顯露泥潭之勢，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總統派遣了更多部隊。結果，約翰遜所屬的民主黨在1966年和1968年的選舉中慘敗（包括失去總統職位）。同樣，二十一世紀頭十年中期，隨着伊拉克戰爭演變成一場災難，喬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仍堅持這項使命具有“道德上的明確性”，隨後又“增兵”。選民則並不買賬：布什所屬的共和黨在2006年和2008年的選舉中遭到重挫，其中也包括再次失去白宮。教訓很清楚：如果你犯了錯誤，就儘快脫身。

下令進攻蘇伊士運河地區的英國首相是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一位名副其實的保守黨人。人們對他的反感十分強烈；他的健康狀況也隨之崩潰，對外公布的說法是，這純粹是身體疾病，但並不令人信服。為了尋求緩解，艾登沒有去醫院，而是前往加勒比海，在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小說作者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位於牙買加的莊園裡住了將近一個月。

返回倫敦後，艾登又苦苦掙扎了一個月，才於1957年1月9日宣布辭職。他聲稱，這是遵從醫囑。（愛開玩笑的人說，艾登是因蘇伊士而“自盡”。）有趣的是，一旦擺脫了公職壓力，艾登又活了二十年，對自己那場軍事冒險始終不曾悔改。（領導人不願承認錯誤，這並不令人意外——美國共和黨人回顧過去幾十年本黨歷任總統時，肯定對此十分熟悉。）

然而，從這裡開始，蘇伊士運河這段歷史對右翼政黨而言明顯變得更加令人振奮——也為大西洋這一邊的保守派帶來了希望。

接替艾登入主唐寧街十號的是麥克米倫，此前他一直在內閣中擔任財政大臣。因此，麥克米倫主管的是財政，而非外交政策。作為團隊的一員，他支持了“火槍手行動”，儘管私下心存憂慮；他本人更傾向的解決方案，是成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經濟財團，通過外國投資化解運河爭端。當然，這是一條未曾走過的道路，但當戰爭迷霧散去時，麥克米倫在蘇伊士運河這件爛事上並未留下明確的指印。

這種模糊性在艾登退出後錯綜複雜的繼任程序中對他十分有利：保守黨內頑固到底的艾登派能夠接受麥克米倫，立場更偏鴿派的成員也能接受他。

對他的研究中，有一部極為敏銳的著作抓住了他的本質。安東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1967年的分析著作，書名就是《麥克米倫：模糊性研究》。桑普森引用了麥克米倫向女婿談及局勢時的判斷：“我想，安東尼接下來幾個星期會很不好過。事實上，就算他丟掉議席，我也不會感到意外。”

考慮到麥克米倫在公開場合的態度更為積極，桑普森提出、隨後又否定了一種說法：麥克米倫實際上曾鼓勵艾登發動戰爭，以便讓比自己小三歲的艾登讓路。（姑且一提——大概更多是為了戲劇效果，而非忠於事實——奈飛迷你劇《王冠》也採用了這一陰險的情節。）

新首相最緊迫的任務是修復英國與美國的關係；正如倫道夫·丘吉爾（Randolph Churchill）後來所寫：

蘇伊士運河慘敗最嚴重的後果之一，是它幾乎摧毀了英美聯盟。哈羅德·麥克米倫先生就任首相後不久就能夠彌合這一裂痕，是他最偉大的政治家之舉之一。

麥克米倫最大的長處，是審慎而從容的思考。畢竟，他是一位棋手，也是一位寧願讀小說而非報紙的讀者。

麥克米倫於1894年出生於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家族企業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即便在當時也已是出版業巨頭——年輕的哈羅德似乎本該一路順遂。然而，他必須克服種種逆境，從童年遭受欺凌，到婚姻中妻子不忠。

而影響最深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麥克米倫志願參軍，在軍中結識了與他在牛津所認識的人截然不同的人。正如他在前線寫給家人的一封信中所說：

一個連剛剛結束長途行軍，從我的住處前經過，動聽地唱着那些可愛的軍歌，歌詞傻乎乎的，曲調也傻乎乎的，但不知怎的，當他們用洪亮而孩子氣的嗓音，從他們那十分可愛的內心深處唱出來時，這些歌卻仿佛成了最精妙的音樂、最崇高的詩歌。的確，在整場戰爭中，我認為最有意思（也最令人謙卑）的經歷，就是對較貧困階層所獲得的了解。

1915年，一顆子彈貫穿了他的右手；此後終其一生，他都無法再有力地與人握手。

麥克米倫康復到足以重返前線的程度，但1916年9月15日，他在法國金希遭受了最嚴重的一次創傷。麥克米倫的傳記作者戴維·理查德·索普（D.R. Thorpe）結合麥克米倫本人的回憶，描繪了當時的情景：

麥克米倫遭到左翼機槍手的射擊，左大腿和骨盆中彈，“滾進了一個大彈坑，我躺在那裡，頭昏腦漲，但沒有——至少起初沒有——失去知覺”。接下來的十個小時裡，他時斷時續地昏睡，給自己使用嗎啡，並在德軍繞着彈坑經過時裝死。

他被諾頓（Norton）連軍士長和一隊擔架兵從無人地帶救了出來。這些經歷既使他終身步履拖沓，也賦予了他更深刻的社會觀：

他開始同情那些與他一同受苦的人，並首次理解了那些沒有享有他那樣的成長環境和教育優勢的人……並決心在戰後追求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一個國家”政治理想。

因此，儘管麥克米倫在政治上始終是保守黨人，他也始終是一位溫和派，既反對自由放任主義，也反對社會主義。1938年，他已成為議會中一位嶄露頭角的人物，出版了一本闡明其社團主義世界觀的書。書名是：《中間道路》。

時間快進到1957年。正如另一位麥克米倫傳記作者阿利斯泰爾·霍恩（Alistair Horne）所回憶的，一位保守黨議員當時寫道：“每個人都感到無比沮喪，因為一個病人受疾病驅使，做出了蠢事。”這位議員指的當然是艾登。霍恩接着寫道：

整個國家從未感到如此消沉、如此氣餒、如此困惑，也從未對未來如此缺乏把握。眼前的英國危機四伏，與美國不和，蘇伊士運河事件後，所有聯盟關係都受到動搖。整個國家似乎也感染了艾登的膽管疾病。

然而，儘管蘇伊士運河事件在心理上造成了地震般的衝擊，若冷靜地按數字衡量，它卻算得上只是一次小波折。在一周的戰鬥中，僅有16名英國士兵陣亡（再加上10名法國士兵和177名以色列人；與此同時，埃及的損失則接近1000人）。

因此，我們可以在這裡停下來，想一想它與當今伊朗局勢的相似之處。儘管伊朗戰爭引發了巨大的政治反彈，但按照功利主義的計算，這場衝突放在全局中可能仍算規模較小。正如本文作者近三個月前在本刊所指出的，伊朗衝突中美國人的死亡總數不到二十四人；即便在10月上調之後，這一數字仍然很小。作為比較，2025年共有828名美國軍人在現役期間因各種原因死亡。

這裡的用意並非淡化伊朗戰爭的殺戮。相反，審視實際數字有助於按恰當的比例看待事情。的確，保持全局視野，有助於看清它與七十年前那場失算的中東戰爭之間可能存在的類比：那場戰爭傷害了負有責任的政黨，但只要該黨採取了正確的補救措施，傷害就沒有持續太久。

1956年後保守黨開始復甦的跡象，可以從反對者界定這場戰爭的方式中看出來：他們將責任歸咎於艾登個人。戰鬥期間，長期擔任工黨中堅、即將出任該黨外交事務發言人的安奈林·貝文（Aneurin Bevan），在特拉法加廣場的一場反戰集會上怒吼道：

安東尼·艾登爵士一直假裝說，他如今入侵埃及，是為了加強聯合國。當然，每個竊賊都可以說同樣的話；他可以辯稱，自己闖進屋子是為了訓練警察。因此，如果安東尼·艾登爵士真心相信自己所說的話，而他或許確實如此，那麼他就愚蠢到不配擔任首相。

當時英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每日鏡報》呼應貝文，打出了“艾登的戰爭”這一標題。

事實上，反對派將矛頭集中於艾登，是送給保守黨的一份禮物，因為一旦這個唯一的可怕人物離去，保守黨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糟了；麥克米倫及其政府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沒有談論要在埃及“完成任務”。至於帝國主義總體而言，麥克米倫任內約有十四個英國殖民地獲得獨立；1960年，他在南非發表的“變革之風”演講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隨着對無休止戰爭的恐懼得到緩解，加上麥克米倫贏得了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好感，英國人得以重新關注國內事務，也可以重新回想1945年至1951年工黨執政六年間所遭受的匱乏，當時社會主義的管理方式就是價格管制和排隊。（當然，工黨執政時建立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始終深受歡迎；麥克米倫領導的保守黨明智地接受了這一體系，同時對其進行調整。）

麥克米倫走的確實是中間道路，只是略微向右傾斜。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回憶錄中帶着一絲右翼的不屑寫道：“當時，獲得晉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徑，位於政治中間地帶和保守黨左翼。”

正如麥克米倫談及自己的執政理念時所說：“我們的首要目標必須是維持黨的團結，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統一。”懷着這一想法，他在1957年向保守黨議員同僚發表講話時，轉向了一些老生常談，同時仍保持着鮮明的黨派鋒芒：

我聽到許多關於左派和右派的愚蠢言論。我們的政治理念如同一條寬闊的河流，擁有眾多支流。事實上，隨着左翼各黨分裂成一片混亂的三角洲，我們始終在為這條河流增添水量。因此，我們的大河繼續勝利地奔向大海。

麥克米倫在內閣會議室門上貼了一塊牌子：“安靜、沉着、深思熟慮，便能解開每一個結。”索普補充說，這位新首相尤其急於解開其中一個結：“他確保人們廣泛知曉，他正以這種含蓄的方式，與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的狂熱氣氛拉開距離。”事實上，索普在2011年回顧這段歷史時，詳細記述了麥克米倫致力於和平的活動，並加上了自己尖刻的評論：“不幸的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人們沒有聽取這一教訓。”

天意眷顧，英國的選舉日程給了麥克米倫喘息的時間，而他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將重點放在和平與繁榮上。“讓我們坦率地說吧，”他在1957年說，“我們的大多數人民從來沒有過得這麼好。”

隨後，在1959年的連任競選中，麥克米倫的政黨競選人員進一步凸顯了他們與社會主義者的差別：“保守黨讓生活更美好。別讓工黨毀了它。”選民表示贊同：保守黨再次執政，在議會中的多數優勢進一步擴大。即便是當年首次當選議員、立場遠比其領袖更偏右的撒切爾，也回憶道：“除了繁榮的感受之外，人們還意識到，英國擁有哈羅德·麥克米倫這樣一位能夠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傑出作用的政治家。”（事實上，麥克米倫兼容並包的執政方式也為撒切爾留出了空間：她後來接受了一個初級部長職位。）

有一段時間，他深受歡迎，以至於被稱為“超級麥克”，而這一綽號也只有一半是在調侃。然而，到1963年，麥克米倫已年近七十；四十年的公共生涯使他疲憊不堪，於是他離任了。

他為國家服務的生涯值得敬重。在二十世紀的種種恐怖與激進主義之中，麥克米倫引領國家之舟沿着安全、平穩的航線前行。誠然，其他成功的右翼政治人物也有過同樣的想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共和黨憑藉“恢復常態”和“與柯立芝一起保持冷靜”的口號贏得選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以“不搞試驗！”為口號，贏得西德選舉。而在1984年，里根領導的共和黨提醒選民：“美國又迎來了清晨……我們為什麼還會想回到短短不到四年前的境地？”

這顯然是右翼政黨的制勝公式：*我們謹慎行事，不會做冒險或愚蠢的事情。*大多數保守派都認為自己是這樣想的——挑戰在於證明這一點。因此，如果一位保守派領袖偏離了軌道，那麼，為了國家，也為了自身，保守派政黨最好重新回到正軌。

在今天的美國，選民似乎對領導層並不滿意。執政黨面臨嚴峻挑戰，但反對黨同樣不受信任。不過，十一月總得有人獲勝，而種種跡象表明，藍營的前景比紅營更好。

然而，無論2026年發生什麼，更具重大影響的選舉都將在2028年到來。在此期間，如果我們仔細傾聽，就能聽到副總統萬斯與麥克米倫之間的歷史迴響。誠然，萬斯並非出身富裕家庭，但他同樣是一位喜歡讀書的退伍軍人，在繼任序列中占據有利位置。

不過，這一歷史韻腳也有一處裂痕：眾所周知，萬斯私下反對伊朗戰爭，而麥克米倫卻支持了蘇伊士運河那場愚蠢之舉。但正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麥克米倫一樣，萬斯是一位團隊合作者和政黨建設者——無論好壞，他都不是托馬斯·馬西（Thomas Massie）。這位副總統始終將注意力放在另一個政黨身上。

九月，萬斯說：“我並不是要求任何人贊同本屆政府的每一項政策。我要求你們做的，是認清我們與激進派之間的差別。”沿着這一思路，他又補充道：“不要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要因為你們碰巧在一兩個政策問題上與我們意見不合，就把這個國家交給一群瘋子。”事實上，這些論點如今已成為他競選演說中的固定內容。

無論2026年的選舉結果如何，我們都可以展望2028年，並預料民主黨——包括黨內勢頭日盛的強硬左翼——將更加大膽。這將使他們的缺點更充分地暴露出來，也因此，正如萬斯已經暗示的那樣，使他們更難經受全面的比較與對照。

如果共和黨能夠重新成為追求和平與繁榮的正常政黨，他們就可以在2028年秉承麥克米倫1959年成功競選的精神說：“共和黨讓生活更美好。別讓民主黨毀了它。”

當然，上一段開頭有一個很大的“如果”。共和黨能否像麥克米倫那樣，將對外戰爭拋在身後？有些人已經在將伊朗戰爭與蘇伊士運河事件相提並論，但早先也有人將伊拉克戰爭與蘇伊士運河事件相提並論——然而，顯然，當時的教訓並未被牢記。因此，到2028年，一位志在獲勝的共和黨人必須付出格外艱苦的努力，讓選民相信，這一次，共和黨總統將堅持審慎克制的願景。做一個正常的保守派，推動和平與繁榮，而不是在中東某個地方推動政權更迭。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這位共和黨人便可以轉而要求民主黨為其反常的理念和使人貧困的議程承擔責任（是的，也可以指出，法國的騷亂就是一個警告，表明當進步派的開放邊境政策與臃腫的福利國家相遇時，會發生什麼）。

我們還無法知道，這樣的政治宣傳能否在2028年贏得選舉。但英國版本在1959年獲勝了。而我們知道，歷史會押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