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关系委员会》杂志10月30日上午刊发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地缘经济学副主任艾莉森·J·史密斯（Allison J. Smith）的评论－－“川普关税令人意外的持久性”。艾莉森·J·史密斯女士指出－－“美国民众对物价上涨感到不满，并将关税视为问题成因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如何应对关税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负担能力问题正令美国人忧心忡忡，许多人将关税与物价上涨联系起来。然而，那些期待出现压倒性民意浪潮、支持扭转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以关税为先导的贸易政策的人，很可能会感到失望。尽管在美国人的各种看法中，认为关税主要影响是推高物价的占比最高，但对于该如何处理关税，人们的共识却少得多。

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与晨间咨询公司8月开展的一项调查在内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不同党派的美国人都对一系列商品的价格感到焦虑。该调查发现，百分之七十五的成年人担心自己能否负担得起日常食品和食品制品，其中百分之四十六的人非常担忧，同时，超过半数的人也担心能否负担得起药品和医疗用品。与此同时，百分之四十一的受访者表示，关税的主要影响是推高物价。

尽管美国人可能厌恶关税给个人带来的成本，但他们对该如何处理关税的看法不一。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受访者希望取消所有关税，而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四的人希望将关税限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具体比例因贸易伙伴而异。与此同时，约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支持保留川普针对特定伙伴征收的全部关税，或将这些关税作为筹码，与各贸易伙伴谈判，争取更多贸易让步。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么多美国人认为关税正在推高物价，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支持取消关税？一种解释是，没有人愿意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都曾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理由，扩大不受限制贸易的例外范围，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安全及其他问题纳入其中。例如，乔·拜登（Joe Biden）政府除少数例外之外，保留了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大部分关税。提高依据第301条款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被解释为支持“战略性行业”的关键举措，这些行业包括电池、关键矿产、电动汽车、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太阳能电池、半导体，以及钢铁和铝。在拜登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约为百分之十九，低于2026年8月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但远高于2018年1月的百分之三点一。

但国家安全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使政界人士热衷于扩大其范围，美国人也并不认为每一种声称某事物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论点都具有说服力。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调查显示，如果一种商品具有军事用途，或有助于美国在新兴和高科技产业中开展经济竞争，人们就更有可能将其界定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认为与公共卫生、美国制造业或环境保护有关的商品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美国人则较少。

同样，美国人认为，能源和药品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高于汽车、计算机和服装等其他商品。调查还发现，美国人会区分盟友与竞争对手：尽管他们乐于从加拿大、德国、日本和其他盟友那里进口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但对从中国进口这些商品的热情则较低。

最终，使关税得以长期存在的真正因素，可能是党派立场。两党美国人都不反对总统提高关税，尤其是在这位总统来自自己所属政党的时候。当提高关税的总统来自自己所属政党时，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总统征收关税权限的支持率都会上升约十个百分点。

最终，使关税得以长期存在的真正因素，可能是党派立场。

下周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出现针对川普关税力度和范围的反弹。但即使民主党夺得众议院或参议院控制权，或在2028年重新入主白宫，美国贸易政策也不太可能发生重大转变。一些针对加拿大等传统盟友征收的、合理性更值得质疑的关税，或针对与国家安全联系似乎薄弱的商品——例如厨房橱柜——征收的关税，可能会被取消。但关税也会造就从中受益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将奋力维护关税，正如它们在拜登政府时期所做的那样。而且，尽管取消对盟友征收的关税可能获得两党支持，但现实而言，如果没有足以推翻总统否决的多数票，国会能够采取的阻止总统的措施是有限的。

归根结底，美国人对该如何处理关税感到困惑，是因为对替代方案缺乏清晰认识，也缺乏扭转局面的政治意愿。决策者明智的做法是，认真考虑如何迫使总统在某些关税问题上让步——尤其是考虑到关税往往会增加美国人的成本——同时也应思考，未来可以对现行法律作出哪些改革，以限制总统如此漫无目标地征收关税的能力。

在此之前，无论哪个政党在下周的中期选举中获胜，更高的关税都很可能仍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