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世界看，生育率下降几乎是无法改变的趋势。许多国家都努力过，但收效甚微。新加坡各种办法试了个遍，最终李光耀感叹，我没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北欧各国拥有强大的福利政策，同样未能阻止生育率急剧下滑。生育率与人口演变是拨动历史进程的一根弦


　　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况

　　孙立平，老孙荐读 2026年8月3日


　　移民是西方左右之争的核心话题。但这种争论看起来激烈得很，但实际只是在皮毛的层面。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你生不生孩子。

　　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况

　　我问了AI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是9.5亿，总和生育率是1.4，不考虑其他因素，1000年后的人口是多少？
　　为什么假设人口是9.5亿？因为按照狭义的口径估算，狭义的白人，即欧洲裔或高加索人种，总数约为8.5～9.5亿。我们取上限，9.5亿，约占全球80.1亿总人口的10.5％至12％。为什么总和生育率假设是1.4？因为这是目前白人生育率的估计数。根据一份2024年的数据，美国白人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533，英国白人的生育率更低，约为1.1，德国的情况类似，本土白人生育率约为1.4。
　　那好，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1000年后白人的人口是多少？
　　AI给出了一个计算公式。公式的含义是，在人口学中，总和生育率1.4意味着平均每名妇女一生生育1.4个孩子。粗略计算，每代人的人口留存率为 1.4 / 2 = 0.7（即每过一代，人口减少30％）。我们还需要设定一个代际间隔（即一代人平均多少年），通常取25年或30年，这里取30年。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从数学的意义上说，一个1282个人的民族已经是一种准灭绝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是塔塔尔族，人口为3544人。人类学认为，维持健康繁衍至少需要数千人，也就是说，1282人的规模甚至不足以维持遗传多样性。

　　在现实中，假设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开始就说了，这是一种假设的极端情况，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说假设，是因为这当中很多的变数都省略掉了。
　　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变数是不同人种或族裔之间的通婚。这个事情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精确的全球统计数据，因为各国的统计口径、对种族或族裔的界定以及数据收集方式都存在很大差异。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收集一些片段的资料，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白人与阿拉伯人的通婚。以美国为例，一项基于1880-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指出，跨族裔婚姻在白人婚姻中仅占约1％。而布鲁金斯学会的文章显示，这一比例在增长，美国白人的跨族裔婚姻比例已从1980年的4％上升到2015年的11％。其中，白人与阿拉伯裔美国人（统计意义上的中东或北非裔，即MENA）的通婚率远远高于白人与黑人的通婚率。

　　还可以看另一方面的数字，混血新生儿比例快速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混血新生儿比例经历了飞跃式增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2015年，美国约有14％（即七分之一）的新生儿是混血或多种族裔的。这几乎是1980年数据（约5％）的三倍。而在更早的1970年，这一比例仅为1％。当然，这当中包括其他族裔之间的混血，而不仅仅是白人与其他族裔的混血。
　　在欧洲，英国是混血新生儿比例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英国，官方统计中通常使用“混合”（Mixed）或“多重”（Multiple）族裔来定义混血人群。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2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活产婴儿中，“混合”或“多重”族裔群体的占比为5.7％。作为对比，在200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混血婴儿比例为3.5％。
　　这意味着什么？假设欧美国家完全封闭（无新移民），且当前的跨族裔通婚率和混血生育率持续增长，那么混血人口成为主体几乎是数学上的必然。
　　这当中还应当注意到一个因素，即“融合池”的扩大效应：即随着混血人口增加，他们与单一族裔通婚时，其后代在统计上更可能被归类为“混血”。这种复合效应会加速单一族裔（如狭义白人）比例的萎缩。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几百年（约8-10代人），纯粹基于血统的单一族裔将变得非常稀少，社会主体自然转变为拥有多元血统的混合人口。
　　拉丁美洲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本。拉丁美洲经过500年的混血，其大部分国家的主体人口已经是梅斯蒂索人（Mestizo，即欧洲人与原住民的混血）或穆拉托人（Mulatto，欧洲人与黑人的混血）。在目前的拉美，混血早已不是“少数”，而是“主流”。从历史过程来看，当混血成为常态时，人们便不再以血统纯度来划分族群，而是以文化和肤色光谱来定义。

　　三种可能的选择

　　我想说的是，目前有关移民的争论，是在这样一种严酷的现实背景中发生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或种族），在面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萎缩的情况下，究竟做何种选择？
　　最不会引起争议的办法，当然是你自己多生，至少要使自己的生育率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上。
　　但我们知道，这根本做不到。从整个世界看，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趋势。许多国家都进行过努力，但收效甚微。新加坡，各种办法试了个遍，最终是李光耀感叹，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北欧各国拥有强大的福利政策，却同样未能阻止生育率急剧下滑。
　　非但如此，一些生育率很高的国家，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生育率也会明显下降。以印度为例，在1990-92年期间，印度总和生育率高达3.39，而到2015-16年间已经降到2.18，在2019-21年间进一步降至2.0，目前已降至1.9左右。也就是说，也已经降到低于更替水平。
　　第二个办法就是引进移民。这里必须得澄清一个问题，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的萎缩，导致不仅是种族灭绝的远景问题，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办的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是劳动力供给持续萎缩；二是福利制度受到根本威胁。因为目前的福利体系大多是建立在代际互助的基础之上；三是经济增长动能衰减。
　　事实上，现在的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其经济和社会的运转，已经是严重依赖移民。在美国，截至2024年，移民已经占美国劳动力的19.2％，其中，农林渔牧业中移民占45％，建筑业占30％，服务业占24％。此外，约43％的家庭护工是移民。在欧洲，自2022年以来，外国工人贡献了欧元区一半的就业增长。若没有移民劳动力，德国GDP可能会降低约6％。
　　当然，大量难民和移民的涌入，不仅让接收国背上沉重负担，还在多国造成治安恶化、移民与当地人争抢工作机会等负面影响。更深层的是，原有主体民族的文化在被稀释。
　　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我无法多生，但也不要移民，我自己承担低出生率和人口萎缩的代价。如果我们从主权的角度说，这种选择是无懈可击甚至是天经地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极右翼思潮代表的就是这种主张。传统上，西方政治中是将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加以区分的。而极右翼正在打破这一界限。他们主张“再移民”，即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施压、取消国籍等）迫使移民及其后代离开。许多极右翼政党及其影响下的政府，正致力于从制度上削减合法移民。他们的目标已从简单地“阻止非法移民”演变为全面“控制乃至逆转人口结构变化”。
　　但这种思路得做好准备，承担长期与短期两个结果。事实证明，即使是一些原来在移民问题上最保守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都在改变原来的僵硬立场。因为，生育率下降、杜绝外来移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你不能“既要”“又要”。
　　最后说一句，不要以为这是在关心白人这个人种的困境与前景，一定要知道，生育率与人口的演变是拨动历史进程的一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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