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個世界看,生育率下降幾乎是無法改變的趨勢。許多國家都努力過,但收效甚微。新加坡各種辦法試了個遍,最終李光耀感嘆,我沒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北歐各國擁有強大的福利政策,同樣未能阻止生育率急劇下滑。生育率與人口演變是撥動歷史進程的一根弦
假設一種極端的情況
孫立平,老孫薦讀 2026年8月3日
移民是西方左右之爭的核心話題。但這種爭論看起來激烈得很,但實際只是在皮毛的層面。背後真正的問題,是你生不生孩子。
假設一種極端的情況
我問了AI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是9.5億,總和生育率是1.4,不考慮其他因素,1000年後的人口是多少? 為什麼假設人口是9.5億?因為按照狹義的口徑估算,狹義的白人,即歐洲裔或高加索人種,總數約為8.5~9.5億。我們取上限,9.5億,約占全球80.1億總人口的10.5%至12%。為什麼總和生育率假設是1.4?因為這是目前白人生育率的估計數。根據一份2024年的數據,美國白人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533,英國白人的生育率更低,約為1.1,德國的情況類似,本土白人生育率約為1.4。 那好,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1000年後白人的人口是多少? AI給出了一個計算公式。公式的含義是,在人口學中,總和生育率1.4意味着平均每名婦女一生生育1.4個孩子。粗略計算,每代人的人口留存率為 1.4 / 2 = 0.7(即每過一代,人口減少30%)。我們還需要設定一個代際間隔(即一代人平均多少年),通常取25年或30年,這裡取30年。

這個結果意味着什麼?從數學的意義上說,一個1282個人的民族已經是一種准滅絕狀態。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的數據,中國人口最少的民族是塔塔爾族,人口為3544人。人類學認為,維持健康繁衍至少需要數千人,也就是說,1282人的規模甚至不足以維持遺傳多樣性。
在現實中,假設的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開始就說了,這是一種假設的極端情況,在現實中是不會發生的。說假設,是因為這當中很多的變數都省略掉了。 這當中一個重要的變數是不同人種或族裔之間的通婚。這個事情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精確的全球統計數據,因為各國的統計口徑、對種族或族裔的界定以及數據收集方式都存在很大差異。但儘管如此,還是可以收集一些片段的資料,以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白人與阿拉伯人的通婚。以美國為例,一項基於1880-2000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的研究指出,跨族裔婚姻在白人婚姻中僅占約1%。而布魯金斯學會的文章顯示,這一比例在增長,美國白人的跨族裔婚姻比例已從1980年的4%上升到2015年的11%。其中,白人與阿拉伯裔美國人(統計意義上的中東或北非裔,即MENA)的通婚率遠遠高於白人與黑人的通婚率。
還可以看另一方面的數字,混血新生兒比例快速增長。 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的混血新生兒比例經歷了飛躍式增長。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2015年,美國約有14%(即七分之一)的新生兒是混血或多種族裔的。這幾乎是1980年數據(約5%)的三倍。而在更早的1970年,這一比例僅為1%。當然,這當中包括其他族裔之間的混血,而不僅僅是白人與其他族裔的混血。 在歐洲,英國是混血新生兒比例增長最快的國家。在英國,官方統計中通常使用“混合”(Mixed)或“多重”(Multiple)族裔來定義混血人群。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2023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活產嬰兒中,“混合”或“多重”族裔群體的占比為5.7%。作為對比,在2005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混血嬰兒比例為3.5%。 這意味着什麼?假設歐美國家完全封閉(無新移民),且當前的跨族裔通婚率和混血生育率持續增長,那麼混血人口成為主體幾乎是數學上的必然。 這當中還應當注意到一個因素,即“融合池”的擴大效應:即隨着混血人口增加,他們與單一族裔通婚時,其後代在統計上更可能被歸類為“混血”。這種複合效應會加速單一族裔(如狹義白人)比例的萎縮。如果這種趨勢持續幾百年(約8-10代人),純粹基於血統的單一族裔將變得非常稀少,社會主體自然轉變為擁有多元血統的混合人口。 拉丁美洲就是這樣的一個樣本。拉丁美洲經過500年的混血,其大部分國家的主體人口已經是梅斯蒂索人(Mestizo,即歐洲人與原住民的混血)或穆拉托人(Mulatto,歐洲人與黑人的混血)。在目前的拉美,混血早已不是“少數”,而是“主流”。從歷史過程來看,當混血成為常態時,人們便不再以血統純度來劃分族群,而是以文化和膚色光譜來定義。
三種可能的選擇
我想說的是,目前有關移民的爭論,是在這樣一種嚴酷的現實背景中發生的。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民族(或種族),在面臨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萎縮的情況下,究竟做何種選擇? 最不會引起爭議的辦法,當然是你自己多生,至少要使自己的生育率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上。 但我們知道,這根本做不到。從整個世界看,隨着經濟的增長,社會的進步,生育率的下降幾乎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趨勢。許多國家都進行過努力,但收效甚微。新加坡,各種辦法試了個遍,最終是李光耀感嘆,我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北歐各國擁有強大的福利政策,卻同樣未能阻止生育率急劇下滑。 非但如此,一些生育率很高的國家,在經歷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生育率也會明顯下降。以印度為例,在1990-92年期間,印度總和生育率高達3.39,而到2015-16年間已經降到2.18,在2019-21年間進一步降至2.0,目前已降至1.9左右。也就是說,也已經降到低於更替水平。 第二個辦法就是引進移民。這裡必須得澄清一個問題,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的萎縮,導致不僅是種族滅絕的遠景問題,同時也帶來一系列難辦的現實經濟和社會問題:一是勞動力供給持續萎縮;二是福利制度受到根本威脅。因為目前的福利體系大多是建立在代際互助的基礎之上;三是經濟增長動能衰減。 事實上,現在的西方,包括美國在內,其經濟和社會的運轉,已經是嚴重依賴移民。在美國,截至2024年,移民已經占美國勞動力的19.2%,其中,農林漁牧業中移民占45%,建築業占30%,服務業占24%。此外,約43%的家庭護工是移民。在歐洲,自2022年以來,外國工人貢獻了歐元區一半的就業增長。若沒有移民勞動力,德國GDP可能會降低約6%。 當然,大量難民和移民的湧入,不僅讓接收國背上沉重負擔,還在多國造成治安惡化、移民與當地人爭搶工作機會等負面影響。更深層的是,原有主體民族的文化在被稀釋。 當然還有第三種選擇,我無法多生,但也不要移民,我自己承擔低出生率和人口萎縮的代價。如果我們從主權的角度說,這種選擇是無懈可擊甚至是天經地義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極右翼思潮代表的就是這種主張。傳統上,西方政治中是將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加以區分的。而極右翼正在打破這一界限。他們主張“再移民”,即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施壓、取消國籍等)迫使移民及其後代離開。許多極右翼政黨及其影響下的政府,正致力於從制度上削減合法移民。他們的目標已從簡單地“阻止非法移民”演變為全面“控制乃至逆轉人口結構變化”。 但這種思路得做好準備,承擔長期與短期兩個結果。事實證明,即使是一些原來在移民問題上最保守的國家,如日本和韓國,都在改變原來的僵硬立場。因為,生育率下降、杜絕外來移民、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是一個“不可能三角”。你不能“既要”“又要”。 最後說一句,不要以為這是在關心白人這個人種的困境與前景,一定要知道,生育率與人口的演變是撥動歷史進程的一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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