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博士这中美英最好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高伐林
（续上篇）从体制内破门而出
1989年5月19日，张炜听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人关于戒严的决定，内心的幻灭和悲愤之情难以言喻。苦苦思索之后，34岁的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外事办主任、市委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张炜，写下了这样一份辞职声明：
“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我不赞成李鹏的讲话，现在执行我的职务和忠于人民发生了矛盾，我只能选择后者，因此，我请求辞去我的职务。”
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怎么竟会到了这样不讲道义的地步？！他感到跟自己从小追求的理想完全是南辕北辙。而且，他判断这是对改革的全面清算，这个党走到了这一步，还能更新、还能改革、还能担负起无数次宣称自己被赋予的使命吗？他觉得无法对之抱一丝一毫的幻想。自己作为改革派一员，需要权力是要用来推进改革和民主，党已经抛弃改革和民主了，我还要这权力干嘛？
“……心里也不是没有一点这样的希望：我的行为，能激励共产党的干部更多一点正义感——现在看，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但即使没有这一条，前面几条也足够我辞职了。”
没过几天，“六四”枪声大作，更让他震惊、悲愤。张炜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大学同窗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
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使张炜这个名字放射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我问：你那时是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比我们有更多内部信息来源，是否听到一些关于中共领导层里的分歧，例如，知道赵紫阳反对强硬对待学生运动，但意见被否决吗？
张炜回答：一点儿都不知道。学生抗议运动起来之后，我跟北京没有任何联络。辞职、写信完全是我激于义愤的自主的道义行为。“他们怀疑我背后有人指使，后来为这个追查了很长时间，但查去查来找不到凭据——根本就没有人指使我么！”
我继续追问：你是怎么权衡的呢——留在体制内的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当然会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为了能推进改革事业，是否就应该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当时和现在肯定都有很多人会这么说：张炜要不辞职，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作出多少贡献！
张炜笑答：能作出这种贡献的人，不在于我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权衡，我也不认为没有辞职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担当这种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张炜。但赶在那种关头敢于辞职，表明一种道义勇气，同时也可能给别人一种激励、一种提醒——能起这种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意味著更高层次的需求么？
张炜对那些为他可惜的朋友说：“这个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绝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达到我的位置，但他们的能力、见识比我强得多。还可惜什么呢！”“我不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属于谁的。”
张炜剖析自己说：自己那时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青年人，对于政治的复杂、肮脏、妥协与博弈，并没有太多认识，对于“政治”与“理想”也没有分得很清楚——以为“理想”就是“政治理想”，也不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那么会算计……
我问：你当时对后果怎么评估呢？在这么重要的历史关头声明辞职，这不就像捅了马蜂窝？
张炜回答：我当时最坏的估计是会抓我。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没有那个资格和能耐“分裂党”，所以给我的罪名只是“支持动乱”。当时有极少数身居高位的人恨不得把我往死里整，但是天津市主要负责人没有同意这样做。当有人提出来要把我抓起来时，天津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点头——他甚至坚持对我不“撤职”，而是“免职”：“撤职”是处分，“免职”则是我辞职、组织上批准的一种正常手续。这实际上是对我的保护。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张炜仍然被宣布“监视居住”达两年半之久。“警察日夜24小时在门口，我出外他们也都跟着。他们还趁我出门的时候，自己拿钥匙开了门来搜查。”打电话，不用说也是有第三只竖起来的耳朵的。
他介绍说，审查的重点是他与“动乱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查他辞职有没有“后台”“背景”——是否有中央改革派的负责人支持他辞职？中央这些人原来对张炜一直是比较欣赏的么。实际上清查者搞的还是顺藤摸瓜的把戏，想借张炜这件事来找到攻击所谓“后台”的炮弹。
张炜说：调我到天津去的那位负责人（指胡启立——高注），实际上对我一直是严格要求的，他也非常正派，与我的关系非常单纯，远不像现在一些上下级那样庸俗。我从来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公事谈公事，没有公事就不见；不叫不到，不去主动找他，绝不会去找他谈个人的事，更不会送一分钱的礼。
张炜被免职后，当局令他到工厂去。“这其实是我的本意，我毕业之后就要求到基层去，但这个时候我不接受惩罚：我辞职了么，应该我自己来找工作！哈哈……这说明我还是有书生气。”
他要求回开发区去从事研究，当局不同意，僵在那儿了。张炜说，“六四”之后被邓小平点将上调中央的那位前天津市委负责人（指李瑞环——高注），有次回天津来视察，张炜通过市委秘书长李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向他转达要去搞研究的愿望。这位负责人很痛快便答应了，还直接给天津社科院院长王辉打了个电话，王辉是张炜以前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时的老上级，马上打电话给张炜，要他将人事关系转过去。“天津要整我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纳闷：要张炜下工厂，他怎么还不去？一查，说我的人事关系转到天津社科院了！他们气坏了，去责问王辉。但是一听说这么个背景，只好不吭声了。不过，我实际上也没有去社科院上班——监视居住么。”
张炜（左）与前来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北京大学老同学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前合影。（张炜提供）
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祖国
带孩子出国治病以后，一边为孩子求医，一边联系学校读书。很快，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录取了他。张炜决定，先到哈佛读公共管理的硕士，向牛津那边申请推迟一年入学。他解释说：“我的英文和数学基础比较差，年龄毕竟也大了些，我离开北大、远离学术那么多年么，我的托福成绩并不理想，只考了553分，听起课来还是很吃力。而读这个专业的硕士，课程选择余地比较大，而且对数学的要求比正规的经济学专业稍低，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除了读书就是给孩子治病，苦读一年加一夏，张炜拿到了硕士学位。1995年，他带著孩子去英国牛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五年之后得到了学位，被剑桥大学聘用。张炜谦虚地说：“找工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机会，正好当时剑桥开放这个职位么，我运气比较好，赶上了。”
但运气，只青睐那些准备好的人。王军涛曾经写过：在牛津大学，张炜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王军涛说：“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博士这中美英三国最好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我问：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让你回国发挥专业才能的机会相当渺茫，你坚持读经济有什么考虑吗？
张炜回答：“我本来就对经济感兴趣，本科读经济，毕业后搞经济，主要关注领域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从实际事务中得到的经验使我再回到学术殿堂来钻研经济相对容易，回不了国也可以搞研究。不让我为中国做事，就做研究、写书。”
张炜在剑桥对本科和研究生开两门课：“中国经济”和“经济转型理论”，还带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
2002年，他在剑桥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炜介绍说：我从哈佛到牛津后，感觉英国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弱，一直想尽我的能力来促进一下。这个心愿得到关心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和另一位专研中国唐代政治、法律、官职的学者麦大维（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他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这两位教授的支持成立起来了，莫里斯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张炜当主任。
199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是剑桥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对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激励制度的研究，还因解决了最优税收制度问题而闻名于世。而麦大维（David McMullen），是剑桥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们都经常应邀到中国去讲学、交流。
“是啊，他们英国学者可以经常去中国，但是我这个中国学者却不被允许回国。”张炜说起这一点，一脸无奈。
我吃惊不小：真的？你是留学出来的，为什么不让你回国？你尝试回去过吗？
张炜说：“尝试过啊，被赶出来了！那是2004年5月19日，北朝鲜政府邀请剑桥大学派一个小型代表团去考察，我也参加了。英国到北朝鲜必须到北京转机，而且基本上所有欧洲到北京的航班都是下午到，到北朝鲜的飞机是上午起飞，所以我们必须在北京住一夜。我持合法中国护照么，所以我也就理直气壮地登上了飞机。但是到了北京，将我拦住了，让我飞回伦敦……”
他们给你出示什么理由呢？
“他们需要给我理由吗？”拦住他的人只是非常客气地请张炜理解，这是“上面的意思”。几个小时盘问后，他被两人“陪同”上了即将返航的飞机。面对满舱乘客惊讶的目光，张炜索性来了场即兴演说，对当局不让自己一个学者为学术活动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国籍所在国过境停留一夜，表示质疑和抗议。他讲完后，机舱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让那两人尴尬不已。
对中国当局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早就了如指掌的张炜，分析说：不让我回国，有三重目的：第一是惩罚你的不驯服；第二是担心你搅合他；第三，你不是研究中国问题嘛，封杀你的空间。不让你回去，你研究什么？——其实我就是不回去，我的信息也比外国人知道的多多了，怎么封杀得了？
虽然当局不让自己回国，但张炜尽量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少受影响。中心请国内经济学者和官员前来英国剑桥进行交流，像厉以宁、茅于轼、周其仁……还有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都请来过，与英国同行对话交流。中心还组织关于中国的学术讨论，像去年就搞了一个国际讨论会，请来了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的学者。“我们希望研究中国的学者知道到哪里找到同行来切磋。现在，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知道找到我们这里来讨论问题了。”
我问：“你们现在的经费从哪里筹措？”
“我出面募捐，到处找人化缘啊，企业，个人，机构……我都去找。我得到了一些英国很著名的企业家支持。”
张炜本人现在钻研的课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不仅指中国，也涵盖其它国家的增长动力和地区差异，“当然，我更多地还是关注中国。”
张炜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思考：胡耀邦崇高的品德是他的“悲剧的根源”——他习惯于尊崇党性，而“所谓的党性，在大多数共产党员那里，其实只不过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当这个最高领导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人民性和党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胡耀邦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冲突面前，他希望选择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党的强大官僚机器却要强迫他尊崇所谓的党性。他忠于人民，又不想与这个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决裂。”
张炜也曾经面临这种悲剧性冲突。但是，比起前一代，他与许多同时代的人已经走出了这一悲剧。
（2006年9月）
张炜（右一）与他带的部分研究生，和剑桥东亚研究所所长麦大维教授（右四）合影。（张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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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希望在下一代身上
张炜发言摘录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博士，于2006年8月下旬来美国新泽西，参加中、美、欧学者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转型的研讨会，他的发言摘要《中国的宏观调控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困境》，曾刊载在当时多维旗下的各个媒体：多维网、《多维月刊》、《多维时报》。这里我整理、摘录的是他在跟其他与会者争论驳难中的部分见解。
▲中国的危机是否迫在眉睫？我认同诸位对中国严重问题的描述，也深知环境、资源的约束，但我认为中国毕竟是大国，回旋余地很大。当局的统治有很多危机，但是仍然有一定化解能力，所以我不认为会有立即的变化。
但到下一代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会发生变化。有两个因素在中国未来会很重要：
一个是镇压的效应会衰退。现在为什么人们不反抗？因为人们知道反抗会遭到镇压；当局为什么不让步？因为知道一让步，民众就要“蹬鼻子上脸”。但是这种效应会逐渐衰退。什么时候起质变呢？我寄希望于六十年代末以后出身的人。
多年的经济改革，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生活比文革时期好多了。应该承认，除了对镇压的恐惧，改革所带来的实惠也使得民众对现实中的许多腐败现象有较大的容忍性。比我们年龄更老的一代，他们经历过战乱，更有纵向比较，更怕战乱。但是，下一代年轻人不管这些了，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纵向比较了。1970年出生的，现在已经36岁，再过十来年，他们就成了社会中坚，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届时，普通民众的不满会增长，容忍性会降低；下一代人的生长环境使个性得到发挥伸展，人性的东西更成长，不像我们这一代人的人性泯灭了不少——我小时候父亲瞪我一眼，我会害怕，你现在瞪你的儿子试试！
再一个：当局再对学生开枪，不见得下得了手了。他们也弱了——李鹏比邓小平更弱，胡锦涛比李鹏更弱——他不敢杀。
▲中国变化将会是“看东不看西”。中国政府煽动民主主义情绪，反对西方的进步思想。这一招现在看来似乎还很成功。政府对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很严格。但是，问题可能会出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认为东欧未来十年的变化将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有意夸大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借以吓唬中国民众，作为维持一党专政的一个借口。现在，东欧国家不仅基本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民主转型，根除了政治上产生大的风波的可能性；他们的经济恢复也初见成效，并逐步走上了稳定成长的轨道。我对东欧的进一步发展十分乐观。
反观中国，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经济放缓甚至停滞，中国人就会对东欧的政治、经济并举的改革模式重新进行评价。一个长期稳定和发展的东欧与一个动荡、腐败、经济无法持续增长的中国的对比，就会使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究竟那种模式更好，就会抛弃一些人正在鼓吹的所谓“北京共识”。
▲在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和国际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一次讲演会上，北大教授朱峰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是守法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没有威胁。我说：没错，现在中国在国际上还算是守法；但是看一个政府是否真心实意地守法，不能光看它在国际上是否守法，还要看它在国内是否守法；不仅要看它在力量不足的时候是否守法，还要看它在强大的时候是否守法。中国政府在国内“无法无天”，这说明它在国际上守法是被迫的、是权宜之计。这样的政府一旦强大，没有了制约，在国际上也会无法无天。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就像当年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一样。
▲有人指责中国说，消耗了世界多少资源、抬高了市场价格。我要为中国辩护，这些指责是摆不到台面上的。中国消耗这些东西有其合理性。很简单，中国人口多嘛，你要看中国人均消耗水平嘛。而且，中国是花钱买的嘛，不是讲自由平等吗？你买可以，中国买就不行？抬高了价格，我愿意嘛！过去你买那么多，我没有说你，现在我买，怎么就要指责我？世界上其他国家以此为理由批评中国，缺乏合法性。
▲“增长”是流量的概念，不是存量的概念。英国、法国现在增长率很低，论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已经没有一些东亚新兴国家高了。但是英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那还是东亚新兴国家远远比不上的。因为他们存量较高。
还有一个质量问题。现在长安街上已经炸掉五十年代的建筑了，像（建国十周年时盖的）“十大建筑”中的工会大楼等。但是英国、法国，几百年前盖的房子，现在还好好的，还在使用，这就是存量。他们今天的老百姓，还能享受过去几个世纪的流量转为存量的好处。而中国的质量比较低，不能同样享受。
▲中国财富增长的分配不合理，不仅表现在对同一时段的不同人群之间不合理，对社会形成威胁；而且也表现在代际分配上不合理。为什么这么说？
这一代人的成长与前一代人的牺牲是很有关系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国家按照当时的人力资本、资源条件、经济结构，采取强制积累的方式，令当时那一代人作出牺牲，虽然这种牺牲并没有造成多少存量，但是创造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增长的前提，成就了后来的一代人。没有过去人为造成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强制的剪刀差，对农民超经济的强迫，现在中国能靠这么大规模的便宜劳动力向国际扩张吗？
这一代人享受了上一代人的东西，如果在八十年代就实行一种均衡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话，中国的社会矛盾会小一点，增长的速度会低一点，但是不致于从领导到下面都忧心忡忡。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代“超享受”，剥夺了下一代——有显性的剥夺，像破坏资源，疯狂掠夺性开采煤矿、乱砍滥伐森林、污染江河，等等，你砍一棵树，下一代就少一棵树；你污染一条河，下一代就少一条干净的河；本来一座煤矿储量是一定的，将好采的采完，东挖一个坑，西打一口井，本来可以出一百万吨的，我挖了25万吨就废掉了——要算成本，应该将破坏掉的都算进成本。这就远远超出产出！
还有经济学家称作的“隐性剥夺”：这一代本来有条件改变所有制、进行社会变革的，这一代人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一点，福利低一点，但是给后人创造了更多平稳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且不谈民主本来是人性本来的诉求。但是这一代就是拖著不干，就剥夺了下一代人平稳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
1996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剑桥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支持张炜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任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他经常应邀到中国去讲学、交流，受到中国学生热烈欢迎。（转自北工大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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