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桑兹（Carla Sands）是美国前驻丹麦大使（2017年至2021年），曾任川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昨天8月26日，桑兹先生在《华盛顿时报》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当赋权伊朗人民，不给该政权重新集结的时间：

四十多年来，德黑兰政权一直助长恐怖主义，通过代理人民兵武装破坏中东稳定，谋求核武器能力，并残酷压迫本国人民。

美国历届政府先后尝试过外交、制裁和妥协。没有一种方法从根本上改变德黑兰的行为。

通过对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拒绝接受该政权长期以来认为自己可以威胁美国利益而不承担后果的假设，川普总统已经改变了战略格局。

然而，仅靠军事行动并不能保证持久的政治胜利。该政权最近遭到削弱，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机遇。

在继续推行最大压力行动的同时，美国应当采取一项赋权伊朗人民的政治战略，不给该政权重新集结的时间。

这项政治战略始于一个简单的原则：伊朗持久的民主变革不能从外部强加。它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来实现。

美国的角色不是选择伊朗的未来。我们已经受够了国家建设。美国的角色是与那些在伊朗国内为自由而冒一切风险的人站在一起，并确保美国政策强化他们——而不是忽视他们。

最近处决、逮捕和镇压活动的增加，应当按照其真实本质来理解：这不是自信的表现，而是恐惧的证据。历史表明，威权政权往往在认为自己对权力的控制正在削弱时变得最为残暴。

该政权自己明白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

几十年来，德黑兰一直投入非同寻常的资源镇压有组织的民主反对派，同时投入巨资进行宣传，旨在损害这些反对派在国外的信誉。政策制定者应当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该政权不把一个有组织的民主运动视为生存威胁，它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来对付这个运动？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决定华盛顿如何评估伊朗实现民主变革的前景。

这场辩论不应围绕个人展开；它应当围绕战略展开。一些人仍然希望政治变革能够围绕伊朗境外的知名人士出现，或者仅仅通过外部压力实现，但可持续的民主转型并不是仅仅建立在个人或军事行动之上的。

它需要组织、明确的政治愿景、能够动员支持的网络，以及一项植根于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的人民的战略。

外部压力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但历史表明，当它强化国内可信、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而不是试图取代这些力量时，效果最为显著。

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值得美国政策制定者认真考虑。

近50年来，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一直倡导一种以自由选举、政教分离、男女平等、司法独立、保护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和平共处以及建立无核共和国为基础的民主愿景。

这些原则体现在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姆·拉贾维（Maryam Rajavi）的“十点计划”中；这是一份实现民主转型的切实路线图，而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

它的重要性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个运动经历了数十年的处决、监禁、妖魔化和暗杀企图，同时仍然维持着在伊朗国内的有组织网络。

多年来，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一直与美国和欧洲各地的议员、前政府高级官员、军事领导人、法律学者以及人权倡导者进行接触。支持既来自共和党人，也来自民主党人；既来自保守派，也来自自由派，这反映出一种共同认识，即伊朗人民理应拥有一个取代宗教独裁统治的民主选择。

华盛顿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民主替代力量是否存在，而是美国政策是否会承认并接触那些已经展现出组织韧性、拥有连贯民主纲领，并长期致力于帮助伊朗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力量。

川普已经创造了战略突破口。现在，川普政府有机会通过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压迫他们的政权站在一起——帮助确保实现政治成果。

这意味着在继续对该政权保持最大压力的同时，把人权置于美国对伊政策的核心。这意味着公开谴责该政权不断加速的处决行动，与有组织的伊朗民主力量接触，既不给予神职人员独裁统治合法性，也不给予君主制复辟合法性，扩大对信息自由流入伊朗的支持，并明确表示，与德黑兰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应以牺牲伊朗人民的民主愿望为代价。

如果美国使自己的战略与伊朗人民的勇气、牺牲和民主愿望保持一致，它所能做到的将不仅仅是削弱一个危险的政权。它还能够帮助创造条件，促成21世纪最具重大意义的民主转型之一。

川普打开了这扇门。现在的考验是，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会帮助伊朗人民跨过这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