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莫斯科親愛的朋友們：破碎一代的內幕故事》一書的兩位作者，安德烈·索爾達托夫（Andrei Soldatov）和伊琳娜·博羅甘（Irina Borogan）昨日8月31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指出：“抓間諜鞏固了普京的權力——卻讓國家陷入癱瘓”。安德烈·索爾達托夫先生是歐洲政策分析中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也是俄羅斯情報機構活動監督網站“特工網”的聯合創始人兼編輯。伊琳娜·博羅甘女士是歐洲政策分析中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也是“特工網”的聯合創始人兼副主編。請讀他們的評論：

隨着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代價日益高昂，而且看不到結束的跡象，克里姆林宮不斷加強對俄羅斯社會的控制。除了擴大鎮壓——其中包括針對一些官員和公務員的鎮壓——以及壓制有關戰爭和經濟的負面報道之外，近幾個月來，這種令人窒息的控制還包括頻繁關閉互聯網，以及對社交媒體實施嚴厲的新限制。對俄羅斯人自己來說，這些措施與2022年戰爭開始之前他們被允許享有的有限自由形成鮮明對比。

然而，不那麼明顯的是，支撐這些行動的國內安全理論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在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執政最初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國家安全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模式是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例如，他剛上台時爆發的車臣戰爭就被界定為一次“反恐行動”。而且直到2022年，包括流亡寡頭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以及後來反對派活動人士阿列克謝·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及其組織，還有由流亡反對派發起的俄羅斯反戰委員會在內的主要政治反對者，都被貼上恐怖分子或恐怖主義支持者的標籤。

隨着烏克蘭戰爭曠日持久，克里姆林宮需要一種更具攻擊性的戰略，以約束那些被視為反對派的人物——以及普通俄羅斯人。對於作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繼承者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而言，這意味着其工作重點從打擊恐怖分子轉向追捕間諜。安全部隊借鑑蘇聯時代完善起來的手段，領導了一場剷除任何威脅政權權力因素的行動。而且，由於外國代理人可能無處不在，這種反間諜手段使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得以更加深入地滲透普通社會，也滲透到私營企業和國家機構本身之中。

然而，通過抓間諜和製造偏執來進行統治，也帶來了巨大的代價。由於國家機構和私營企業都害怕遭到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鎮壓，它們已經開始隱瞞準確數據，避免作出決定，並且總體上轉入生存模式。在普通俄羅斯人和公務員中，不斷增加的社會控制以及以叛國罪進行的起訴，營造出一種無處不在的互不信任氛圍，並加劇了癱瘓感。對克里姆林宮來說，建立一個無所不能的安全國家，最終可能削弱其治理國家的能力。

間諜無處不在

很難誇大自入侵烏克蘭以來，普京政權在多大範圍內動用了反間諜工具。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管理俄羅斯的精英，其中許多人對於同西方直接對抗遠非熱情。為了重新確立紀律，克里姆林宮不僅加大了選擇性鎮壓的使用力度，而且經常藉助反間諜法律來實施這種鎮壓。

選擇性鎮壓在2022年以前就已經開始實行，當時一些州長、部長和高級公務員因腐敗和濫用權力的指控而遭到監禁。但是在此後的幾年裡，安全部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了這一武器。迄今為止，他們已經逮捕了眾多部委的官員，包括數字發展部、國防部、能源部、科學與教育部、工業和貿易部、內務部、交通部、文化部、緊急情況部、遠東和北極發展部，以及莫斯科市政府成員。他們還積極以濫用權力、欺詐和侵吞公款等罪名，追究聯邦監獄管理局、自然資源監督局、國民警衛隊、存款保險局和海關等聯邦機構工作人員的責任。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參與了其中許多起起訴，為被鎖定的官員提供對其不利的材料。很多時候，被針對的對象似乎是為了殺一儆百而挑選出來的。以馬克西姆·帕爾申（Maxim Parshin）為例，他是一名能力出色的官僚，曾擔任數字通信部副部長，於2023年7月被捕。帕爾申負責監督俄羅斯全國進口替代計劃，這項計劃對於戰爭努力至關重要，而且他與俄羅斯國防部長安德烈·別洛烏索夫（Andrey Belousov）關係良好。儘管如此，為了表明沒有任何人能夠逃脫自己的掌控，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仍然選擇拿他開刀。2025年10月，他因可疑的受賄指控受到審判，並被判處九年監禁。對於他所在部里的其他成員來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不會容忍任何不完全服從的行為，這一點已經十分清楚。

這些起訴經常援引間諜罪名，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反間諜部門提供定罪材料。然而，軍事反間諜局——正式職責是在武裝部隊內部偵查外國間諜——也參與了許多案件，這反映出俄羅斯各產業對軍事合同日益加深的依賴。

戰爭還改變了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處理被視為政權政治反對者的方式。在普京執政的最初20年裡，他的政治反對者很少被控政治罪行。相反，他們通常被指控侵吞公款和欺詐等經濟犯罪。這種戰略使克里姆林宮能夠公開否認政治鎮壓的存在，同時把反對派描繪成本質上腐敗的一群人。

但是，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不久，這種做法發生了改變。2022年4月，隸屬於俄羅斯議會上院聯邦委員會的國家主權保護委員會宣布，計劃調查俄羅斯所謂的“非體制反對派”的活動——即沒有在國家杜馬獲得代表席位或被排除在國家杜馬之外的政治團體和反對黨。與克里姆林宮立場一致的參議員聲稱，其中一些人犯有叛國罪。在俄羅斯法律中，叛國被理解為一種間諜行為——為了使外國勢力受益而危害俄羅斯國家或從事反對俄羅斯國家的活動。

當時，俄羅斯安全部隊已經逮捕了反對派政治人物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扎（Vladimir Kara-Murza）。2022年10月，卡拉-穆爾扎因在里斯本和華盛頓特區的公開活動中發表反對烏克蘭戰爭的言論，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國罪。（在監獄中度過兩年之後，他於2024年8月在拜登政府安排的一次囚犯交換中獲釋。）

在戰爭最初幾個月裡，叛國罪的適用範圍還被擴大到加入敵方陣營的俄羅斯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利用這一罪名發動了一場大規模行動，引誘年輕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或者與那些同烏克蘭武裝部隊並肩作戰的俄羅斯部隊——進行聯繫，然後指控他們幫助敵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官員冒充烏克蘭人或為基輔作戰的俄羅斯部隊成員，與那些已知持反戰立場的俄羅斯人取得聯繫，並誘使他們同意為俄羅斯的敵人作戰或向其提供資金支持。

最能說明這場行動規模的跡象之一，是自戰爭開始以來，叛國罪和間諜罪起訴數量的激增。在入侵之前，俄羅斯平均每年有10至15起叛國案件。此後，根據第275條（叛國罪）提出的起訴數量急劇增加。根據聯合國一份追蹤2022年至2025年年中第275條案件的報告，2023年共有167人被定罪，2024年為361人，2025年上半年為232人。如今，這一速度可能甚至更快：根據流亡海外的俄羅斯人權組織“第一部門”的數據，2026年第一季度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達到143起，而2025年同期為125起；今年3月，法院創下新的紀錄，作出48項判決——平均每天超過一項。叛國罪的平均刑期為15年零5個月。其中許多案件按照戰前的法律框架根本不會被認定為叛國罪。

斯大林的“老大哥”

儘管這種反間諜戰略標誌着普京政權發生了轉變，但它並非新事物。其中許多具體手段早已存在，而安全部門可以借鑑蘇聯幾十年來運用這些手段所積累的經驗。早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時期，俄羅斯安全部隊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反間諜思維。那場戰爭最終以俄羅斯被一個被認為遠比自己弱小的敵人羞辱性地擊敗而告終，許多沙皇政府官員把這一結果歸咎於日本間諜和破壞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着俄羅斯軍隊的表現再次未能達到公眾的期望，整個社會群體和族群都被指控幫助德國：其中包括猶太人、仍然留在莫斯科的外國商人，最終甚至包括皇后本人，因為她具有德國血統。據傳，一條直通電話線路從皇村——沙皇位於聖彼得堡郊外的住所——鋪設到德國總參謀部，用來傳遞軍事機密。當局還指控革命者、尤其是布爾什維克為敵人效力，俄羅斯臨時政府更是在十月革命發生前幾個月公開譴責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是“德國間諜”。

1917年之後，布爾什維克力圖摧毀他們從舊制度那裡繼承下來的一切——唯獨俄羅斯的間諜狂熱除外。俄羅斯內戰期間，協約國軍隊站在俄國白軍一方進行干預，進一步加深了布爾什維克的偏執，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得出的結論是，敵對勢力將永遠試圖通過培植內部敵人來摧毀俄羅斯。其結果就是一種堡壘心態：相信蘇維埃國家永遠處於外部敵人的包圍之中，而這些敵人試圖通過國內合作者採取行動。

早在初期，蘇聯安全部門就形成了“反間諜覆蓋”這一概念：軍事單位、國家機構和蘇聯關鍵產業都要由反間諜人員進行“覆蓋”，以防止外國情報機構滲透。作為一種安全戰略，它涵蓋範圍極廣，強調侵入式監視和先發制人的行動，而不是事後作出反應的調查。為了確保其有效運行，就必須讓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永久駐紮在受到監督的機構內部。鑑於克里姆林宮認為這種威脅關繫到國家生死存亡，因此認為這種做法完全正當。蘇聯在1920年代形成這種戰略之後，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去世之後，以及其繼任者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帶來的解凍時期，都繼續奉行這一戰略。

蘇聯的反間諜理論甚至在蘇聯解體之後仍然延續下來。1998年普京出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時，他設立了權力強大的新經濟安全局，並任命自己的親密盟友尼古拉·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擔任負責人。儘管該部門的任務是迫使寡頭服從——這是其前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從未承擔過的任務——但它仍然借鑑了這一悠久的蘇聯傳統。因此，該部門設有負責監督工業、交通運輸和金融體系的反間諜小組。

到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反間諜覆蓋已經被用作一種範圍更廣的社會控制工具。但是，戰爭使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獲得了機會，可以把這種做法應用到俄羅斯政治、軍事和經濟生活的幾乎每一個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根本不需要重新創造這種戰略；它只需大幅強化並擴展那些早已根植於俄羅斯安全體系之中的做法。

對於安全部門而言，反間諜覆蓋發揮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它為普京提供了一種有效手段，可以確保政權穩定並加強他在國內的權力。但對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來說，這種覆蓋也為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其能夠把自身影響力擴大到整個政府和行政體系。而且這種做法似乎確實奏效了：儘管戰爭已經持續四年半以上，精英階層還是在不斷施壓之下變得完全服從，而且幾乎看不到任何公開異議的跡象。

沒有消息就是壞消息

然而，這種抓間諜的做法製造了一個悖論。那些使克里姆林宮能夠不斷收緊政治控制的做法，同時也在削弱國家的治理能力。首先，在試圖把任何被認為存在的政治威脅都轉化為潛在叛國行為的過程中，國家不再依賴法律規範，而是依賴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秘密評估，而這些評估往往成為起訴的依據。面對這樣一個不受問責的國家，俄羅斯官僚、精英、公共機構和私人組織紛紛採取自我審查，並且越來越不願公布有關可能不受歡迎的事實或事件的信息。

俄羅斯各產業與軍方之間的聯繫加劇了這種局面。隨着戰時需求不斷增長，私營企業經常感到自己不得不參與軍事項目或服務於軍事目的的軍民兩用項目。但是，這些合同同時也會帶來反間諜監督，而這種監督又可能導致企業領導人一旦項目進度落後或預算超支，就面臨叛國罪指控。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如今可以像斯大林時代那樣被放出來整治他們。例如，7月30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負責工業反間諜覆蓋的部門逮捕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能源控股公司的一名副首席執行官和兩名高級管理人員。這家公司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子公司，也是俄羅斯最大的電力和熱力資產運營商，在全國擁有80座發電廠。這些表面上以受賄為由進行的逮捕，向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以及整個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發出了嚴厲警告；由於戰爭造成的破壞，這一行業正面臨日益嚴重的生產和配送危機。

面對類似的審查，俄羅斯研究機構已經變得不願與外部人士分享任何信息。通常會被認為無害的數據——研究成果、統計數字、評估、技術評價——如今都被視為潛在的安全隱患。與此同時，大學、智庫和研究中心已經大幅削減了與外國同行的合作與接觸，這不僅是因為西方制裁收緊了簽證規定並增加了旅行成本，也是因為它們害怕安全部門。2025年6月，普京簽署了一項法律，要求所有開展有外國參與的科學、科學技術和技術開發工作的俄羅斯組織，必須向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管理的一個數據庫提交詳細報告。參與此類項目還必須獲得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批准。

這種無休止安全監督的邏輯，也大幅限制了甚至最常規統計數據的發布。2025年，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停止公布該國的人口統計數據。今年，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又停止提供公務員、教師和醫生的工資數據；俄羅斯人在住房和公用事業方面的支出數據；以及家庭收入和支出數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這樣做，是效仿至少另外14個國家機構，自全面戰爭開始以來，這些機構都已經停止公布統計數據。總檢察長辦公室停止更新犯罪數據；財政部停止公布詳細預算信息；中央銀行則限制披露國際儲備數據。與此同時，政府延長了自2023年4月以來一直實施的石油和天然氣產量統計數據公布禁令，並允許銀行和上市公司不披露財務信息。官員年度收入申報這一戰前的標準要求則已經徹底消失。

有時候，數據的缺失直接體現在克里姆林宮的聲明之中。以克里米亞嚴重的能源短缺為例。今年夏天當地的報道顯示，只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加油站還有汽油供應——這與普京7月中旬宣布的情況恰恰相反，當時他向克里米亞居民保證，一個“受到保護的系統”正在建立，以便向這個半島穩定供應汽油，而且這個系統“敵人真的很難觸及”。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這樣一個系統，而且普京似乎很可能根本沒有聽取有關實際情況的匯報。

反噬其主

自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每當面臨加強控制與提高治理效率之間的取捨時，克里姆林宮始終選擇加強控制。結果，許多對於戰爭努力以及在制裁之下維持經濟運轉至關重要的部委和機構——其中包括國防部以及負責實施西方技術全國進口替代計劃的數字發展部——本身也成為選擇性鎮壓的目標。

因此，俄羅斯正在經歷嚴重的雲計算和數據存儲基礎設施短缺，幾乎不足為奇。這兩者都要求俄羅斯迅速在全國範圍內解決其數據中心危機，而這場危機是由設備老化和能源電網限制所造成的。由於制裁，這些問題也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通過從西方購買更新的技術來解決。因此，企業和投資者對於投資猶豫不決——因為他們擔心，自己提出的那些涉及國際技術的解決方案會招致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打擊。

與美國科技公司雲閃公司（Cloudflare）打交道的經歷已經提供了一個教訓，此前許多俄羅斯網站都依賴這家公司。雲閃公司在俄羅斯很受歡迎，因為它通過把用戶連接到距離最近的服務器，幫助網站更快加載。然而，自2025年夏季以來，俄羅斯審查機構一直試圖限制對雲閃公司服務的訪問。自2026年6月以來，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當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指控雲閃公司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這項可能意味着將發生更多逮捕的指控，已經令整個俄羅斯電信行業噤若寒蟬。

不可否認，反間諜模式幫助克里姆林宮實現了眼前的政治目標。但是，這些好處付出了沉重代價。官員們在問題演變成危機之前便停止上報。地方當局除非得到明確命令，否則避免主動採取行動。研究人員、統計機構和企業隱瞞那些可能招致官方審查的信息。而整個政府中的公務員則把高效行政管理放到一邊，轉而服從他們預期將從上面下達的命令。

對今天的克里姆林宮來說，精英階層陷入癱瘓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這種癱瘓如今已經超越研究和專家群體，蔓延到莫斯科和各地區的高級官員以及產業領導人。每一個穩定的政府——即使是最專制的政府——都需要反饋循環才能維持統治，而普京政權正在侵蝕這種反饋循環，從而變得越來越沒有能力了解俄羅斯的真實狀況。從長遠來看，這可能使普京在面對一場真正的政治危機時變得遠為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