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穆埃爾·克拉茨金（Shmuel Klatzkin）是一位美國拉比、學者兼作家，其研究與寫作重點涵蓋宗教、西方文明、宗教自由以及民主社會的思想基石。他擁有布蘭迪斯大學近東與猶太研究博士學位，並曾擔任羅爾猶太學習研究所的高級編輯。克拉茨金在著作中經常探討宗教信仰、道德責任與政治自由之間的關係。此外，他還撰寫了大量關於伊斯蘭主義和中東局勢的文章，主張就宗教極端主義展開公開辯論，同時強調必須區分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與宗教內部的改良派聲音。上周六9月5日晚上, 克拉茨金先生在《美國觀察家》雜誌發文－－“我們必須就伊斯蘭教提出的問題”。請君一閱： 上周，我在筆記本電腦那些晦暗不明的深處翻找時，偶然發現了一本大約十年前的小冊子，也許是那個時候的。 它很有挑釁性，但這種挑釁完全是褒義上的。作者陶菲克·哈米德博士（Tawfik Hamid）滿懷激情地論述了眼前這個主題，那種激情清晰可感。哈米德是一名埃及醫學博士，自稱是一名溫和派穆斯林。在這本小冊子裡，他提出，我們必須弄清楚，當人們援引伊斯蘭教之名時，他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哈米德之所以認為有必要這樣做，是因為他曾在20世紀80年代加入一個埃及聖戰主義組織，後來由於一次道德覺醒而退出該組織，這場覺醒促使他成為一名穆斯林改革者。 這個文明的每一個參與者，都需要盡其所能，對中東各宗教和各民族之間漫長的衝突歷史積累起基本的知識和認識。 在這本小冊子裡，哈米德嘲諷那些一味遷就的西方人，他們的行為仿佛道德要求他們卑躬屈膝地討好那些遭到哈米德唾棄的聖戰主義者。哈米德說，他們一心只希望得到喜歡和肯定，結果卻使伊斯蘭教最殘酷、最暴力的表現形式獲得了正當性，而不是與那些擁抱文明以及宗教和文化自由的人站在一起。 哈米德的小冊子展示了一段“寬容先生”與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之間的漫畫對話。在其中一格里，“寬容先生”對奧薩馬說：“我認為，我們應該開始用石刑處死通姦的女人，以此表示我們尊重你的文化，並體諒你的宗教價值觀！”奧薩馬既驚訝又高興，於是把伊斯蘭主義者議程中那些赤裸裸的細節告訴這個諂媚而又共生依賴於他的人，而每走一步，“寬容先生”都竭力比奧薩馬本人更加賣力地為其尋找合理化解釋，以求得到他的認可。 哈米德很早就看到了“憎惡故土症”這一癌症，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將這個詞定義為“對傳承和家園的摒棄”。哈米德熱愛自己的家園，不容忍它被可怕的教義和卑劣的行為所污染。他向我們發出挑戰，要求我們克服自己的怯懦和憎惡故土症，堅定地捍衛我們文明的原則，並向那些在援引伊斯蘭教時沒有澄清自己究竟意指什麼的人提出一些直接而深入的問題。他要求我們不要害怕那些通過高喊“伊斯蘭恐懼症”，把哪怕最公允的批評也一概打發掉，從而霸凌整個討論的人。 哈米德在這裡提出了一系列用于澄清的問題，以幫助我們判斷伊斯蘭教的倡導者所援引的那個版本，究竟值得我們支持還是反對。利害攸關的絕不僅僅是某個具體問題，而是我們的整個文明，以及這個文明對有序自由的追求；在這種自由之中，所有人都能從自己的宗教中汲取力量和靈感，共同建設一個和平而富足的世界。我們能夠而且必須辨別出，哪些價值觀與文明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相契合，又有哪些價值觀的返祖性和墮落性應當顯而易見，並同樣受到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以及任何文明人——的譴責。 以下是哈米德本人清晰而簡潔的原話： 請支持和平的穆斯林，要求伊斯蘭組織、協會和當地清真寺通過其媒體渠道，以毫不含糊的方式澄清它們對於以下暴力觀念的立場： 我們的西方文明教導我們，我們不能讓極端者、無知者和惡意者來制定我們討論的規則。我們的工作，是攜手創造能夠由被統治者同意而治理的社會。我們建設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我們把一種首先不依賴強制力、而是依靠偉大且不證自明的原則和典範的道德內化於心。 無論是在雅典的學園還是在耶路撒冷，數千年來，我們都有這樣的範例：人們在重大問題上彼此傾聽，並共同創造文明。只要我們學會通過積極而充滿活力的謙遜承認我們共同的基本人性，這種傾聽就會帶來彼此的豐富。與狂熱分子不同，我們知道，我們每個人都只掌握了這幅拼圖的一部分，其他人也是如此。但是，我所知道的，別人可能也需要知道；而他們所知道的，也很可能是我需要知道的。如果我們不彼此交談，不誠實、不全心全意地彼此交談，我們又怎麼會知道什麼是需要的，什麼是不需要的？ 這就是第一修正案歷經艱辛而提煉出來的教訓——我們不能把自己最核心的確信強加給別人。如果要讓人們毫無抗拒地接受這些確信，它們就必須是不證自明的。我們把自己的核心確信從政府的議事桌上拿開——那些來自上天的核心而不可辯駁的真理，以一種比任何政府強制力都更加強大的召喚吸引着我們。我們的宗教要求我們限制政府的權力，使其用於促進公民社會；同時，它也使我們據以授權政府這樣做的契約具有神聖性。 自哈米德寫下這本小冊子以來的這些年裡，越來越多的穆斯林發現，他們已經可以在媒體上、公共場所以及權力殿堂中表達類似的看法。在奧斯曼帝國為了給垂死的帝國進行電擊復甦而重新喚起兇殘的族群和宗教仇恨之後；在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奠基者阿明·侯賽尼（Amin al Husseini）為了以徒勞追求民族救贖為名消滅猶太人而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結成聯盟之後；在納賽爾（Nasser）的泛阿拉伯主義持續數十年、將幾個世紀以來如拼布般散布在中東的眾多族群邊緣化並削弱至無足輕重之後；在霍梅尼主義持續半個世紀、重新點燃對猶太人的仇恨之火——此前，這種仇恨已經因納賽爾在他所尋求發動的戰爭中遭遇羞辱性失敗而蒙羞——這一切之後，伊斯蘭教中一個長期隱藏的火花正在顯露出來，並試圖提供一種更好的替代選擇，結束長達一個世紀的仇恨怨憤和滅絕主義訴求的統治。 確實存在真正心懷仇恨的人。他們會試圖癱瘓他們既不尋求、也絕不容忍的文明對話。他們使用的是自己研究過並且知道行之有效的手段：指控你才是那個仇恨者，試圖把你變成一個“寬容先生”，變成一個軟弱無力的諂媚者，無論代價如何，只要有人能夠讓他確信自己是善良的，他就會去討好那個人。 有些東西確實值得憎恨。因為那些仇恨者已經污染了討論，把概念顛倒過來，像任何一個惡意訴訟者、任何一個精神變態者那樣試圖把你拖垮，所以我們需要突破他們的操縱，重新建立那種賦予生命力的文明對話。哈米德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非常好的辦法：提出公正、尖銳而聚焦的問題，並公開分享答案。 尋求真相是無可替代的。這個文明的每一個參與者，都需要盡其所能，對中東各宗教和各民族之間漫長的衝突歷史積累起基本的知識和認識。這場衝突如今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的衝突，從內部和外部衝擊着世界各國。當宣傳堵塞了那些本應展開討論的空間時，這個世界上的哈米德們便無法被人聽見，他的觀點所取得的進展也得不到承認，而懶惰、自我放縱的媒體則使那些追求文明事業以及文明所必需的偉大討論的人感到灰心喪氣。 未來幾周，我打算利用這個空間推薦一些有質量的讀物，以期有所幫助。這場衝突絕不僅僅局限於“一個遙遠的地方，發生在一群我們一無所知的人之間”。它就在我們的祖國，也在我們文明盟友的祖國之中。 我列出的第一本書，是已故英國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爵士（Sir Martin Gilbert）的一部著作。希爾斯代爾學院的拉里·阿恩（Larry Arnn）曾在他手下工作，協助研究並撰寫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授權傳記的最後六卷。這是一部必不可少的歷史著作，清晰、不使用晦澀術語、易於閱讀，而且公允。它並不打算成為這一問題的最終定論，但對於許多人而言，在經歷多年口號宣傳和政治宣傳之後，它或許可以成為歡迎他們進入一場真正討論的第一本書。 更多內容，容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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