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穆埃尔·克拉茨金（Shmuel Klatzkin）是一位美国拉比、学者兼作家，其研究与写作重点涵盖宗教、西方文明、宗教自由以及民主社会的思想基石。他拥有布兰迪斯大学近东与犹太研究博士学位，并曾担任罗尔犹太学习研究所的高级编辑。克拉茨金在著作中经常探讨宗教信仰、道德责任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伊斯兰主义和中东局势的文章，主张就宗教极端主义展开公开辩论，同时强调必须区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内部的改良派声音。上周六9月5日晚上, 克拉茨金先生在《美国观察家》杂志发文－－“我们必须就伊斯兰教提出的问题”。请君一阅： 上周，我在笔记本电脑那些晦暗不明的深处翻找时，偶然发现了一本大约十年前的小册子，也许是那个时候的。 它很有挑衅性，但这种挑衅完全是褒义上的。作者陶菲克·哈米德博士（Tawfik Hamid）满怀激情地论述了眼前这个主题，那种激情清晰可感。哈米德是一名埃及医学博士，自称是一名温和派穆斯林。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提出，我们必须弄清楚，当人们援引伊斯兰教之名时，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哈米德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一个埃及圣战主义组织，后来由于一次道德觉醒而退出该组织，这场觉醒促使他成为一名穆斯林改革者。 这个文明的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尽其所能，对中东各宗教和各民族之间漫长的冲突历史积累起基本的知识和认识。 在这本小册子里，哈米德嘲讽那些一味迁就的西方人，他们的行为仿佛道德要求他们卑躬屈膝地讨好那些遭到哈米德唾弃的圣战主义者。哈米德说，他们一心只希望得到喜欢和肯定，结果却使伊斯兰教最残酷、最暴力的表现形式获得了正当性，而不是与那些拥抱文明以及宗教和文化自由的人站在一起。 哈米德的小册子展示了一段“宽容先生”与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之间的漫画对话。在其中一格里，“宽容先生”对奥萨马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用石刑处死通奸的女人，以此表示我们尊重你的文化，并体谅你的宗教价值观！”奥萨马既惊讶又高兴，于是把伊斯兰主义者议程中那些赤裸裸的细节告诉这个谄媚而又共生依赖于他的人，而每走一步，“宽容先生”都竭力比奥萨马本人更加卖力地为其寻找合理化解释，以求得到他的认可。 哈米德很早就看到了“憎恶故土症”这一癌症，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将这个词定义为“对传承和家园的摒弃”。哈米德热爱自己的家园，不容忍它被可怕的教义和卑劣的行为所污染。他向我们发出挑战，要求我们克服自己的怯懦和憎恶故土症，坚定地捍卫我们文明的原则，并向那些在援引伊斯兰教时没有澄清自己究竟意指什么的人提出一些直接而深入的问题。他要求我们不要害怕那些通过高喊“伊斯兰恐惧症”，把哪怕最公允的批评也一概打发掉，从而霸凌整个讨论的人。 哈米德在这里提出了一系列用于澄清的问题，以帮助我们判断伊斯兰教的倡导者所援引的那个版本，究竟值得我们支持还是反对。利害攸关的绝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问题，而是我们的整个文明，以及这个文明对有序自由的追求；在这种自由之中，所有人都能从自己的宗教中汲取力量和灵感，共同建设一个和平而富足的世界。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辨别出，哪些价值观与文明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相契合，又有哪些价值观的返祖性和堕落性应当显而易见，并同样受到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以及任何文明人——的谴责。 以下是哈米德本人清晰而简洁的原话： 请支持和平的穆斯林，要求伊斯兰组织、协会和当地清真寺通过其媒体渠道，以毫不含糊的方式澄清它们对于以下暴力观念的立场： 我们的西方文明教导我们，我们不能让极端者、无知者和恶意者来制定我们讨论的规则。我们的工作，是携手创造能够由被统治者同意而治理的社会。我们建设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我们把一种首先不依赖强制力、而是依靠伟大且不证自明的原则和典范的道德内化于心。 无论是在雅典的学园还是在耶路撒冷，数千年来，我们都有这样的范例：人们在重大问题上彼此倾听，并共同创造文明。只要我们学会通过积极而充满活力的谦逊承认我们共同的基本人性，这种倾听就会带来彼此的丰富。与狂热分子不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只掌握了这幅拼图的一部分，其他人也是如此。但是，我所知道的，别人可能也需要知道；而他们所知道的，也很可能是我需要知道的。如果我们不彼此交谈，不诚实、不全心全意地彼此交谈，我们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 这就是第一修正案历经艰辛而提炼出来的教训——我们不能把自己最核心的确信强加给别人。如果要让人们毫无抗拒地接受这些确信，它们就必须是不证自明的。我们把自己的核心确信从政府的议事桌上拿开——那些来自上天的核心而不可辩驳的真理，以一种比任何政府强制力都更加强大的召唤吸引着我们。我们的宗教要求我们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其用于促进公民社会；同时，它也使我们据以授权政府这样做的契约具有神圣性。 自哈米德写下这本小册子以来的这些年里，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发现，他们已经可以在媒体上、公共场所以及权力殿堂中表达类似的看法。在奥斯曼帝国为了给垂死的帝国进行电击复苏而重新唤起凶残的族群和宗教仇恨之后；在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奠基者阿明·侯赛尼（Amin al Husseini）为了以徒劳追求民族救赎为名消灭犹太人而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结成联盟之后；在纳赛尔（Nasser）的泛阿拉伯主义持续数十年、将几个世纪以来如拼布般散布在中东的众多族群边缘化并削弱至无足轻重之后；在霍梅尼主义持续半个世纪、重新点燃对犹太人的仇恨之火——此前，这种仇恨已经因纳赛尔在他所寻求发动的战争中遭遇羞辱性失败而蒙羞——这一切之后，伊斯兰教中一个长期隐藏的火花正在显露出来，并试图提供一种更好的替代选择，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仇恨怨愤和灭绝主义诉求的统治。 确实存在真正心怀仇恨的人。他们会试图瘫痪他们既不寻求、也绝不容忍的文明对话。他们使用的是自己研究过并且知道行之有效的手段：指控你才是那个仇恨者，试图把你变成一个“宽容先生”，变成一个软弱无力的谄媚者，无论代价如何，只要有人能够让他确信自己是善良的，他就会去讨好那个人。 有些东西确实值得憎恨。因为那些仇恨者已经污染了讨论，把概念颠倒过来，像任何一个恶意诉讼者、任何一个精神变态者那样试图把你拖垮，所以我们需要突破他们的操纵，重新建立那种赋予生命力的文明对话。哈米德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非常好的办法：提出公正、尖锐而聚焦的问题，并公开分享答案。 寻求真相是无可替代的。这个文明的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尽其所能，对中东各宗教和各民族之间漫长的冲突历史积累起基本的知识和认识。这场冲突如今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冲突，从内部和外部冲击着世界各国。当宣传堵塞了那些本应展开讨论的空间时，这个世界上的哈米德们便无法被人听见，他的观点所取得的进展也得不到承认，而懒惰、自我放纵的媒体则使那些追求文明事业以及文明所必需的伟大讨论的人感到灰心丧气。 未来几周，我打算利用这个空间推荐一些有质量的读物，以期有所帮助。这场冲突绝不仅仅局限于“一个遥远的地方，发生在一群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之间”。它就在我们的祖国，也在我们文明盟友的祖国之中。 我列出的第一本书，是已故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爵士（Sir Martin Gilbert）的一部著作。希尔斯代尔学院的拉里·阿恩（Larry Arnn）曾在他手下工作，协助研究并撰写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授权传记的最后六卷。这是一部必不可少的历史著作，清晰、不使用晦涩术语、易于阅读，而且公允。它并不打算成为这一问题的最终定论，但对于许多人而言，在经历多年口号宣传和政治宣传之后，它或许可以成为欢迎他们进入一场真正讨论的第一本书。 更多内容，容后再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