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杂志高级编辑卢克·尼卡斯特罗（Luke Nicastro）星期天9月13日凌晨在该杂志发表评论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地区，美国外交正在奏效”。尼卡斯特罗先生在加入该杂志之前，他在政府和产业界从事国防与外交政策工作近十年，最近担任美国参议员乔什·霍利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还曾供职于国会研究处、海军部、国防大学以及多家国防承包商。请读他的评论：

对川普总统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昆尼皮亚克大学上周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只有33%的美国人赞同川普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这是他两个总统任期中所记录到的最低数字。

这并不令人奇怪。与伊朗持续六个多月的战争已经推高了从汽油到食品杂货等各种商品的价格，严重消耗了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并造成数千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美国军人——却没有实现总统所宣称的任何目标。与加拿大——我们的第二大经济伙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有可能失去控制。乌克兰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尽管川普曾承诺在上任后的头24小时内结束这场战争）。而我们已经在拉丁美洲采取了一种动辄诉诸武力的新帝国主义，在那里，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像一名罗马总督一样统治委内瑞拉，而入侵古巴似乎永远都迫在眉睫。

但是，有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政府的外交政策努力取得了成功。这个地方就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在这里，一种现实主义与和解的巧妙结合，正被用于处理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动态：美中关系。

政府在这里的目标是战略稳定，即一种能够维持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和平、同时确保双方利益与安全都得到保障的共存方式。正如《国防战略》所表述的那样：“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享有一种体面的和平。”

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似乎正在奏效。

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告诉我：“川普在美中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非常积极的举措。最重要的是把稳定置于对抗之上，并把双方关系的框架从安全转向经济。”

淡化安全层面的因素，在稳定双方关系方面尤其成功。政府谨慎避免在地区基地部署、联合军事演习或向台湾转让武器等问题上进行不必要的挑衅，同时又没有放弃我们已经占据的任何阵地。政府寻求扩大与北京之间的军事对军事对话，并且以尊重的方式谈论中国在一个毕竟属于其自身周边地区的区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白宫没有被卷入围绕一些并非我们核心国家利益的事项——例如南海领土争端的结果或尖阁诸岛的控制权——进行安全竞争的零和逻辑，而是把更多注意力投入经济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对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真实而不可否认的影响。

这一切都标志着与上一届政府的重大背离。在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似乎建立在一种价值观驱动的“专制对民主”框架之上，并伴随着一系列咄咄逼人、破坏稳定的举措。美国通过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并大幅扩大了在菲律宾的基地部署。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突然访问台湾，激怒了中国人，并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我们正在偏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或许最具破坏性的是，拜登本人一再暗示，美国已经放弃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并且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将与中国开战。

川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也不同于他第一任期所采取的做法，当时的特点是更加好战的语调，而政府内部政策则受到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等根深蒂固的对华鹰派人物影响。

这一次，掌舵的是一些更加理性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尽管科尔比——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在五角大楼掌握重要职权的外交政策人物中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在其他战区遭遇过一些失败，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看起来正在占据上风的是他的构想。科尔比是现实政治的倡导者，他的基本目标是在外交接触与沿战略家所谓的“第一岛链”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之间取得平衡（第一岛链是从日本列岛经琉球群岛、台湾一直延伸至菲律宾的一系列岛屿）。正如他上个月访问东南亚期间所说：

我们始终不变的首要目标，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一种有利的力量平衡。从国防角度来看，正如《国防战略》明确指出的那样，这要求我们沿第一岛链保持一种通过拒止实现威慑的态势……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强大而集中的做法完全可以与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外交并行不悖，后者旨在促进战略稳定并降低走向冲突的压力。对于今天华盛顿以及精英评论界的许多人来说，这一点似乎很难理解。但这只是简单的常识，而且实际上完全符合美国外交政策最优秀的传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还有，是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他们都在努力加强美国军事地位的同时，积极在最高层面与我们的潜在对手进行接触。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本人所说：“动口总比动武好。”

在经济方面，这一战略确实没有那么清晰。在去年春天经历了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关税战之后，美国和中国一直维持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贸易休战。双方各自拥有独特而巨大的杠杆来源——中国拥有关键矿产，美国拥有人工智能芯片——这些杠杆都可以被利用来严重破坏对方的经济。但是，这种商业停火迄今能够维持，本身就是积极的，而且期待双方最终达成一项重大交易也是合理的——或许会成为习近平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的一部分。

当然，这已经招致那些希望重新回到昔日好战状态的人批评。例如，《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就指责总统在中国问题上变得软弱（这位“灰色女士”反而更喜欢“一种在漫长的20世纪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战略版本”）。

不过，撇开鹰派的吹毛求疵不谈，确实仍有改进空间。一些经济措施——例如允许美国芯片制造商向中国出口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过于偏向北京。而且，在稳定安全关系方面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

例如，卡瓦纳担心，维持强大的前沿军事存在将使实现持久战略稳定的努力注定失败。她说：“把大约8万名美国军人如此集中地部署在距离中国海岸这么近的地方，永远不可能带来一种‘体面的和平’”，因为北京将始终把这种情况视为“具有内在威胁性”。

我采访的另一位分析人士、卡托研究所的埃文·桑基（Evan Sankey）提出，川普对商业事务的关注可能导致美中紧张关系的政治根源遭到忽视，尤其是台湾地位问题。他说：“华盛顿已经做好了在川普离任后重新回归强硬对华政策的准备”，而川普的继任者“在美国利益要求对中国采取温和立场时，可能没有足够的政治分量成为一名对华鸽派”。

尽管如此，与此前的做法相比，这仍然是明显而巨大的改善。考虑到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无非就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强国之间的和平——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希望这种成功能够继续下去。

同样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本届政府的对华战略会比其外交政策中——嗯——几乎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加成熟和理性。答案似乎是，川普把习近平视为平等对手，把中国视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同等大国。总统接受北京拥有正当利益这一事实，并正在努力达成一种安排，在照顾这些利益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国家取得有利结果。就把它称为交易的艺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