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各种文体活动是极为丰富的，各种运动队、乐队、文学、诗歌、围棋、书法等社团组织多如牛毛，而且水平也不低。在北京高校的历届体育竞赛中，清华总是与北钢分享前两名的地位。清华的校乐队还可以组织“黄河大合唱”这样的“国家级”专业表演。 这些组织的基本特征都是调剂繁重的专业学习，与同学的精神生活没有多少联系。同学的精神生活是由政治思想工作的部门校学生部，校团委专职负责的，在每个班里，除了班主任，还有政治辅导员和团支部组织，每周星期五就是专门的政治学习时间。在校团委下成立了不少类似“学雷锋小组”、“马列原著学习小组”的预备党员组织。曾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党委书记林克在报告中常说:“我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读毛主席著作，你们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更应该珍惜利用才行。”清华党委还发明了“由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进步三段论，据说很有成效，邓小平也推崇不已。 所有这些工作，特别由于一九八○年的学生会主席和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之后加强起来，当然，选举被取消了，因为它冲击了学生的本份。即便有选举，也不能代表同学中的思想交流，没有了这个起码的形式，更促使一些同学突破专业班级和团支部的界限与外系的同学交流，这就是“未来与发展协会”形成的最根本动力吧! 协会没有正式组织 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在酒吧与朋友的聊天中形成的，维纳的二进制思想也是在餐桌上的聚会中形成的，所以，协会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和成员，同时也不必对外界(校党委等)承担任何责任。它的“成立”可以以第一次的公开讲座来表示。首先是经济管理系七七级的，刚当上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顾立基讲九○年代的中国经济分析;其次是由水利系七八级的顾北平用高考复杂的例子说明运筹学的意义，据说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撇开老师的指导而在十五岁时从甘肃考入清华的。最后是水利系八○级的殷雅俊对于爱因期坦相对论的发难。他说，相对论的前提:“光速在任何坐标系中都是相同的”，明显是违反人类常识的，所以，他设计了一种实验可以验証爱因斯坦的错误，并请物理系的人去干。我因为是工程物理系的，深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一个教授后来评论殷雅俊的错误，却没有说服他。殷雅俊感到自己的思想很伟大，就把其写成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前，公开招请辩论。此事当然不了了之，我后来学到电动力学，读了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启发和批判，也不甚明了，只是意识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还停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阶段。 由于协会没有正式组织，每人关心的领域也不同，但有一点是我们都共同意识到的:这个组织受到校方的格外关注。我隐约听说，这个名称是郭沫若的孙子取的，它的目的就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拘一格地研讨，校党委为此专门开过四次会，最终决定以疏导的形式来处理。我被班主任劝告:少管别的事，多搞专业研究。事也凑巧，我二年级期末的数理方程成绩是全班最低的﹐班主任以此为例写信到我家中，要家里促我专心学习。 协会的召集人是电机系七七级的李年昌，他由其电力系统的专业出发，大力提倡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顾北平则对控制论感兴趣;计算机系八○级的张玉志则称要以倍息论来统一协会的研讨。依这些人而言，“三论”是继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以后的科学革命，也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自然成为协会关心的主耍课题。尽管的确取得成果，同时也惹出麻烦。 先是化工系七九级的刘鸣在《体育日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的长文“用系统论的知识来重建国家足球队”，据说国家队还请他去座谈，为万众所期的中国足球队起死回生。后来他毕业离校时沮丧地说:“系统论连一个足球队都救不了，还有甚么法力改变社会，我以后只搞专业工作了!”工程物理系七九级的佟永骏用“三论”研究军事辩証法，请了一位军事科学院的教官来讲过一汰，使我们又对瑞米尔的《战争艺术》、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热心了一阵。不过，当与我同加速器专业七九级的杨利亚受伽里略“两大系统的对话”的刺激，用系统论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对话”﹑对这两大体系各打五十大板时，系学生组的老师找上门来与他谈心。老爸本身是地方党委宣传部长的杨利亚脑袋很顽固﹐最后毕业时被分配到四川绵阳的深山里从事核物理研究去了。协会最大的成果是通过学校自然辩証法教研室的魏洪森副教授与钱学森、宋健等人挂上钧。 当时，钱学森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科学的“先驱”，以马列主义教条到处设立新学科。例如，报纸报道说：在钱老的指导下，经过刻苦攻关，创建了交叉学科“政治科学学”，等等。不过，他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于光远的阻挠。于光远利用北大和社科院的影响，在争夺“最高权威”的称号中略占上风，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引用恩格斯的讽刺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你们还能跳多久!”钱学森哪甘认输，想法利用其“科学元老”的优势，掺加一些“未来学大师”托夫勒、社会学家贝尔的只言片语，在中共上层和清华找帮手。很可惜，聪明过人的顾北平和协会的几个人也甘愿被利用，积极为钱学森摇旗呐喊，为其胜利立下汗马功劳。钱学森的传记《一传风流》出版了，宋健当上中央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协会也出了名，还与美国的“国际学生连盟”挂上钧，对方送来了《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之类的科普读物。 协会的精神受挫析 也在这个时候，协会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原因是七七级的同学毕业离校，顾立基、郭锟(我也搞不清楚同名的中国南极远洋探险队队长是否就是他)、李年昌等人的离去，使协会缺乏组织上的召集人，留在学校的同学发生了不小的分化:我本来对顾北平言听计从，但看到他沽沽自喜于魏洪森、钱学森的召见、签名赠书，很可惜他陷入那种是非之地；张玉志则当上了新成立的“科学协会”的会长(校方想把我们协会全纳入“科学”的领域内)，并与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张伟等人组成“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回来后还要为我们作报告! 协会由此再也无法展开有效的活动了，杨利亚和我仍然力主思想的探索，在勉强维持的交流会上，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有一些低年级的同学参加，刘国庆和胡维清是比较热心的。刘国庆后来成为校学生会下“哲学小组”的负责人。胡维清是土木环境系八一级的。在我四年级时因为提倡差额选举学生会，校方以为我“想当学生会主席”，由留校任学生部长的林炎志组织全校的系团委书记与我“辩论”，对我进行“教育挽救”，当时只有胡维清和与我同系同年级的黄虹帮助我应战，使我终身感谢他们。这次辩论对于我们三人而言，都明知毕业分配时的后果不堪设想，迫使我们认真对付研究生考试。黄虹和我都得以留学，胡维清后来也考上了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 协会中有许多人和事，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我同系同级的王云，毕业后留美，在八七年留美学生抗议中共中央倒退的公开信中有她的名字。七九级很有口才的栗宏刚毕业后进了中信公司，返校时曾见过一面，感到他很自信。同班的刘云辉毕业后和我俩人骑自行车15天，到上海分手。他放弃物理学，潜心于弗洛伊德，不久在福州家乡的工作单位结束了人生旅程。 协会活动的完全终止可以认为是我们八○级的同学毕业时大家在清华学堂最后的合影，有十五个人左右。有一个低年级的同学问我有什么劝告，我说:“回到班上，把自己的专业学好。” 回顾起来，把我们这些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召集起来的动力就是科学探索的自由精神，我们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从协会的交流中受益匪浅。它多少助长了我对历史学、哲学的关心，避开了“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这些不毛之地，也没有兴趣进入经济学、“企业管理”等热门行业，而最终告别了爱因斯坦，从事马克思留下的研究。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1年3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