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毛泽东只搞“大跃进”？他也敢搞“大倒退”！一代知青被剥夺正常接受教育和平等择业的权利，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而立之年”未立；“知天命之年”认命，沦落社会底层，成为“代际传递贫穷”的弱势群体。而政坛知青高官不可避免地异化，站到曾同睡一个炕、同锄一垄地的昔日伙伴对立面


◆高伐林


　　看到下面这样的歌词，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绚丽的青春之桨，
　　划出人生的层叠波澜。
　　一代人的追忆，
　　荡涤难以平静的心田。
　　难忘那苍茫岁月，
　　呐喊著温暖的春天。
　　磨练伴随著无怨无悔，
　　展开人生的风帆。

　　我们曾经用身躯亲吻精神的花瓣，
　　我们曾经用心灵编织理想的花环。
　　我们曾经用微笑面对命运的挑战，
　　我们曾经用歌声唱响美好的期盼。
　　我们用歌声唱响心中的永远。

　　这是所谓大型“青春励志电视连续剧”《知青》的主题曲《曾经》，由当红女歌手谭晶演唱。
　　没有比这更令人喷饭的歌词了。华丽却空洞的辞藻，嘹亮却虚假的激情，高一声低一声反覆铺陈“绚丽的青春之桨”，“展开人生的风帆”，“用身躯亲吻精神的花瓣”，“用心灵编织理想的花环”，“用微笑面对命运的挑战”，“用歌声唱响心中的永远”……作者的创造力，显然已经僵死在1968年——不妨比较一下习近平等延安知青当年传唱的《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毛主席身边长成人，出发在天安门红旗下；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红色土地上把根扎……双手建设新农村，要叫山河美如画……”
　　歌手再煽情的歌喉，又岂能让“文革”的化石起死回生？



无知识的“知识青年”

　　《知青》在中国央视的黄金时段还只播出数集，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我曾经在周围的人群中做过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小规模、非正式民意调查。得出的结果是：凡没有知青经历的观众，多给以正面评价；而有过知青经历的观众，却多持否定态度——没有知青经历的观众，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而有过知青经历的观众，则受不了其违反历史的矫情镜头：“虚假！”“粉饰！”“美化！”前知青冲口而出。注重思考的朋友，则更会说“为文革翻案”、“为倒行逆施的毛泽东招魂”、“迎合正全面接掌权力的中共新一代官员”。由讨论电视剧，进而延伸到如何看待对那段知青岁月，前知青们的看法更截然对立，正方说“青春无悔”，反方说“不堪回首”。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缩写、简称，字面上意思，是“有知识的青年的群体”。但这是个特定称谓，人们所说的“知青”，是指“文革”中到农村当农民（以及到国营农场当农工）的高中、初中毕业生。
　　西方社会学界有“战后婴儿潮”的概念，本文所谈的“知青”庶几近之，是1947年到1958年，约12年间出生的人。这些人，大体上是从“老三届”（实际上是六届：1966、1967、1968年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到七十年代末的高中毕业生。这个庞大的群体，以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为标志，从这一天之后，此前零星的、个别的行动，转为大规模高潮，被整体驱赶到沙漠荒原、山乡水寨，形成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第一批知青，穿著黄军装（后来洗白了），戴著红袖章（后来摘下了），远离京华，远离父母，落入社会底层，面对陌生世界，却顽强地支撑，开始是为理念，后来是为生存。凭著这样的共同记忆，即使萍水相逢也能够彼此理解。在特定岁月铸造的“知青”，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人数最多的亚文化群体之一。
　　这个群体是“有知识的青年”吗？其中知识最多的一部分人，无疑，得算第一批“老三届”知青中的老高三学生，“文革”动乱之前，他们就比较完整地接受了中等教育，其他人就等而下之了。“老三届”中的最低的1968年初中生，简直就只相当于小学毕业生：1965年从小学升入初中，读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不是到社会上“破四旧”，就是在学校里斗老师。而1969年以后高中毕业下乡的知青，在学校里学到的多是些空洞的政治口号。
　　即使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当时，中国也不是没有知识分子和真正的有知识的青年。但毛泽东以湖南师范生的学历，以在北大受到大教授冷落的经历，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延安整风之初，就表达过对知识分子的极大反感，投靠到毛泽东门下的康生当时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这正是毛泽东发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远因之一。一手将有知识者弃而不用，逼迫他们自轻自贱、“改造世界观”，另一手将成千上万无知识或知识甚少的青年封为“知识青年”，不啻尖锐的反讽。
　　不管多么名不副实，不管多么身不由己，被剥夺了宪法赋予青少年平等受教育权利、平等择业权利的这一庞大群体，只好在中国历史上顶著被伟大领袖扣上的“知青”帽子了！


“变相劳改”？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布“12·22”指示，将成千上万中学毕业生驱赶到农村？有人指出，毛泽东卸磨杀驴，鸟尽弓藏，与历史上所有开国君主打下天下诛灭功臣一样，而“革命小将”在被毛泽东挑动斗垮刘少奇之后，太不知趣也太不自量，迟迟不紧跟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产生严重干扰，于是扫到一边；有人则认为，城市中数百万青年无法就业，构成强大压力，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就一举解决了这一严峻难题；也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与干部走“五七”道路、后来的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等等举措一样，都体现了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新人”的战略。
　　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书中写道：“降伏红卫兵与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著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
　　青年学生留在城里，确实造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过去的中国有“流刑”，押送人犯去屯垦戍边；毛泽东时代在最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将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远远地发配到那里，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起来，“监督改造”，防止他们在政治中心施加影响。
　　在中共的城乡二元结构下，遣送农村也一直是对被视为城市里潜在危险分子的一种有效措施——类似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对犯错者要“黜为农”。久而久之，这就是暗示农村是当局所不信任的人的聚集地，农民是可以俯视的低等级人群。
　　“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难怪林立果与手下草拟的《571工程纪要》中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变相劳改”！
　　毛泽东到底是怎么想的，这里不拟展开分析，但是有一条应该指出：毛泽东的思想中一直具有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都会指向将所有中学生赶下农村。
　　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下放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成千上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毫无疑问，那就是一言九鼎的最高领袖用以“运动”中国社会、保卫“文革”新生事物的锦囊妙计。
　　另一方面，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国其他领导人心中）存在著类似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情结。他当然也知道农村生活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把城里的不驯服者下放到农村，主要就是为惩罚，让他们吃苦受罪。但另一方面，他也真心认为农民最淳朴、最革命，城里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就应该接受农村的洗礼，接受农民的教育。我说“真心”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在心目中幻化农民的圣洁形象，曾让儿子毛岸英也到农村拜老农为师——虽然毛泽东并不打算让儿子终生务农。
　　“文革”前的1963年7月9日，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的周恩来说过：“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的教育改造（包括干部子弟）。”毛泽东在1957年要知青去农村时，侧重于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来诱导那些急欲建功立业的青年学生；但是到11年后，1968年“12·22”指示中，他的口气则大为强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知青运动与知青群体》一文中说：“当时的领导人，的确对于农民怀有民粹主义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知青运动存续过程中，被反覆提及和强调。不要知青在城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反而要他们去农村，接受怎么说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中不那么先进的农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义，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解释的。”
　　毛泽东对于消灭“三大差别”，有一套数十年来一直念兹在兹的思路——“三大差别”，指的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要将农民提升到工人、乡村提升到城市、体力劳动提升到脑力劳动的程度，是一个十分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不符合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性格。他索性另辟蹊径：让工人降低到农民、城市降低到乡村、脑力劳动降低到体力劳动的水平。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对于前一条路，这实在是轻而易举，可以一声令下、在一夜之间就大功告成！

历史牺牲品，时代润滑剂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知青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用政治动员和行政权力，在非战争时期发动几千万规模的人口逆向流动，把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统统赶到农村、赶到边疆，这确实是毛泽东空前绝后、开天辟地的大手笔，谁说毛泽东只能搞“大跃进”？他也敢搞“大跃退”！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青春献给新农村”，“消灭三大差别、筑起反修长城”之类政治口号，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蛊惑了一大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老三届”率先成为毛泽东超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小白鼠”。但是他们一旦来到农村，迎头撞上落后、艰苦的现实，此前的浪漫理想顿时脱落虹彩，暴露出虚妄的本质。
　　“老三届”经历了从高度亢奋到幻灭的全过程。尽管当时有“破坏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等多项罪名来吓阻他们公开传播亲身遭遇，但他们在农村的处境，哪有“不透风的墙”？有他们的前车之鉴，1969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激情，也不抱多少幻想，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伟大领袖所安排的命运的摆布而已。所谓“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消灭三大差别”云云，这些毛泽东在脑海中所设定的社会目标，都以惨败告终。
　　许多省市从1970年开始在知青中招工、全国从1972年恢复大学招生、改用推荐方式进大学之后，所有知青就更中辍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高调，千方百计地争取挤上告别农村的班车。而回城的门路也越来越百花齐放，顶替、病退，至于贿赂、造假之风盛行一时。
　　对这一目标的虚妄、这一运动的乖谬，“文革”之后，官方开始是不肯承认的，还要维护毛泽东的“文革成果”。但是面对由知青衍生的严重社会问题，面对从云南发端、澎湃于全国的要夺回做人权利的“胜利大逃亡”洪流，当局终于不得不给“上山下乡”画上句号，制定出安置回城知青的政策。不过，却至今不敢对已寿终正寝30年的“上山下乡”弊政，做出深刻的反思。

　　我在“人民网”的“历史上的今天”频道，读到如下介绍，或许可以看成是官方对此的标准说辞：

　　1968年12月22日 毛泽东发号召　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著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这样的官方口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轻描淡写的笔触，回避、掩盖了一代知青从少年、青年到老年，人生阶段时时背时的悲剧：
　　在身体发育、最需要吃饭的年龄，赶上“三年困难”大饥荒；
　　在最需要读书求学的阶段，赶上“上山下乡”运动；
　　在结婚成家养育后代的时节，赶上“计划生育”国策；
　　在上有老下有小要挣钱养家的关头，赶上改革下岗！
　　一步踏错了，处处都是错；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30岁，他们在“而立之年”未立；50岁，他们在“知天命之年”认命。
　　还不仅如此。这一代人自己永无翻身之日，“献了终生献子孙”，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始终处在社会最底层。追根寻源，正是知青经历使他们成为“代际传递贫穷”的群体：很多知青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本身就没知识，他的二代也不会有知识，三代也一样没有知识。尽管中间会冒出几个刻苦努力、改变命运者，让当局拿来大肆宣扬，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就总体而言，普遍现象是：教育缺失导致知青本人的贫困，后代重蹈父母的覆辙，成为“穷二代”。
　　对于知青中少数成功人士而言，可以说过去的苦难是“财富”，对于更多没有成功的人来说，苦难仅仅就只是苦难。绝大多数知青头上没有光环、胸前没有奖章，失业、下岗，成为最早一批从社会生活主流中被甩出的边缘人。当年学大寨、吃大苦、流大汗，后来卖冰棍、开出租、当保姆，省吃俭用陪子女苦读，端屎端尿给老人送终……他们先是为毛泽东的社会实验付出代价，而后又为邓小平的社会改革和发展垫付成本，成了数十年来双重受害的最大弱势群体之一。正如曾经当过知青的肖复兴所说的：“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著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时代，背负著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历史在大踏步地倒退时，以他们作为历史的牺牲品；历史在飞速地前进时，又是要他们作为历史的润滑剂。”
　　无疑，政坛上有很多知青成功者的故事。但是成功者在知青总人数中所占比例，远远小于1％，怎么能掩盖整整一代知青被戕害、被虚掷的悲剧？！
　　对知青上山下乡、强制移民运动，给民众和后代造成的深重灾难，官方至今视而不见，别说什么善后补偿了，就连简单地认错、自责都没有！

插队时间长短取决于什么？

　　对政坛上的知青成功者深入考察一番，我们也会有很多新的认识——他们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悲剧。
　　政坛知青有很多知青：中央就有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各省市、部委办领导人中，就更多。他们与知青的整体命运并非同步。当他们说“青春无悔”时，我们必须想到，这是建立在众多牺牲者“不堪回首”的血泪之上的“无悔”。
　　政坛知青彼此插队情况很不一样。
　　有些高官，在官方公布的简历上载明当过知青。但是稍一追究，就会发现，他们是知青队伍中的匆匆过客。像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17岁时和同龄人一起上山下乡，成为平陆县一名插队知青；但几个月后，他就告别农村，在其他知青艳羡又诧异的目光中进了县印刷厂当工人。情况类似者并非个别。另一位新星赵乐际，到青海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插队，不到一年，18岁时就返城，进入青海省商业厅当通讯员。在那个“扎根农村”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他们只是镀了一层薄薄的知青金箔而已。
　　另一些高官，在农村的年代相对来说长得多。像习近平六年多，陈竺有五年，陈德铭也是五年，万钢曾插队六载，王毅在兵团有八年、李学勇更有九个寒暑……知青生涯影响其人生信念的刻骨铭心程度，就远非前者可比。
　　政坛知青的插队时间长短，呈现正态分布：特别短和格外长的都属少数，多数人是在一年半到三、四年之间，像张德江两年、王岐山两年、周强两年、李克强四年、李源潮四年……
　　应该指出，其中有些人是被就地提拔：在插队的单位被领导青睐，于是委以各种职务，提拔为基层领导干部。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如此，他们的六年、四年知青岁月中的后半段，都当上了脱产或半脱产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已经并非普通知青了。情况类似的还有孟建柱，在农场就地提拔；李学勇后来当上了建设兵团的副营长；张毅也是在农场劳动三年之后就地转干……他们当知青务农的年头，实际上都比他们简历上所载明的要短。
　　插队的时间长短，与各省经济建设所处地位、工交行业需要劳动力的急迫程度有关，也与知青所在地的管理水平有关，更与他们家庭在当年的政治光谱上所处的位置有关：越是偏在“红”这一端，时间越短；越是偏在“黑”那一端，时间越长。
　　一般来讲，蜻蜓点水，在农村兜了一圈就走的，多是相当级别的官员的子女，父辈拥有较多人脉资源，神通广大，有“路子”让他们很快离开——当然，拥有更大权力、更多资源的官员，会安排子女当兵，根本不下农村，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而那些在农村和农场生活了较长时间的，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一个“文革”期间中央文件明确定义的概念，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他们的父辈家庭受到严重冲击，他们被拖累，无法参军、上学和被招工，只能年复一年在农村呆下来。
　　而处在插队特别短和格外长这二者之间的政坛上的知青，多是中国普通人家庭的子女。他们在没有遇到招工机会之前，也不断寻找改善本身境遇的门路、渠道，例如，当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的会计、业余文艺宣传队员，等等。毕竟，相对更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还是知识青年。
 

“逃兵”与“叛徒”

　　中国将绝无仅有地由知青掌控十年。这个话题今天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就像今天年轻人在上大学期间，不仅学习各种文化与知识，更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样；知青们是在上山下乡期间，形成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政坛知青的施政理念和方略中，也应该有所体现。
　　他们与其他99％的知青伙伴，有同，有不同。
　　与一般知青相同的是，政坛知青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亲身边，来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生活最为艰难的农村，亲身体验、见识了民众的艰苦和坚韧；
　　与一般知青相同的另一点是：他们在试图与农民一道改变落后面貌，却徒劳无功之后，也将主要精力转到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千方百计地设法离开农村。
　　与一般知青很不相同的是，他们离开农村、告别农民、脱离农业劳动的途径，主要是三条：招工，上学，提干，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进”，是凯旋；其它知青则不一样，随着回城大潮，到城市街道集体合作社糊纸盒或者当个体户卖大碗茶，是“退”，是溃败。
　　也就是说，知青生涯的起点、中点，都相似，然而，终点分道扬镳。
　　相对于周围溃逃的多数同伴，这些成功者自然要总结自己何以脱颖而出的经验，形成一套自己的“成功学”，诸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遵法度抄近路走捷径、千里马找伯乐、宁负天下人、实践厚黑学、编织关系网等等这一切的大杂烩。
　　这一切，正是对知青初衷的背离——而且越到后来，越攀升到官场一定阶梯，越是主动地、自觉地背叛；与多数知青同伴相比，他们是“叛徒”，其他人是“逃兵”。
　　任何苦难对人生都不可能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插队生涯让知青认识了中国社会，了解了底层民众，锻炼了胆略体魄云云，这都是实情。然而另一方面，知青一代人由于进入青春期就“造反有理”打烂一切，由于理想破灭之后堕入虚无，尤其是他们连中国当时极大缺陷的教育都未能完整接受，使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政坛知青与所有知青一样，成长在思想资源极端偏狭、贫瘠的年代，被人为地与世界精神主流隔绝开来，心灵上先天就严重营养不良，贫血缺氧。虽然后来赶上了改革开放，政坛知青比其他知青拥有了更多恶补的机会，但是毕竟是功利主义、实用原则挂帅，对于更根本、更重要的普世价值观，则得其皮毛，失其精髓。
　　——如果说，其他知青只是害己、害家，而政坛知青则因为掌管了很难受到监督和约束的权力，更是害国、害民。


　　新一届中共领导人上山下乡的经历，当然会影响他们掌握政权后如何制定和推行政策，但是，就算上山下乡体验了民生疾苦，一旦当权，也并不保证就必然指向关注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或中低收入民众的利益。
　　不幸的是，大多数知青如今成了社会边缘人，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正，怨气甚大，公共权力机构及其代表自然会成为他们的抗争怒火的喷发对象。如果说政坛知青在插队时接了地气，一度接近了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但当他们成为体制的支柱，就不可避免地异化，站到了曾同睡一个炕、同锄一垄地的昔日伙伴的对立面。

“知青精神”

　　与昔日伙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日益对立冲突的政坛知青，很可能利用知青一代的怀旧心理，利用后知青人群的好奇，祭起“知青精神”这样的法宝，来拉近感情、化解敌意。目前，一些当过知青的高官，已经在有意识地这么说了。
　　我不反对彼此沟通，寻求共识。但是“知青精神”这样的概念，却大有可议。
　　某位精英在一次知青晚会上宣称“岁月蹉跎，人非蹉跎”。张宝璇、赵令如、徐达几位知青研究专家一针见血地说：“倘若毛泽东晚去世十年，上山下乡再进行十年，真不知是否会有人说‘人非蹉跎’？”他们还尖锐地解剖说，某些知青精英歌颂上山下乡，“其用意无非是要用以证明自己今日成功的必然性”！

　　事情是明摆着的：如果是自主做出的决策，才谈得上“悔”和“不悔”的分野。上山下乡根本就不是知识青年自身的抉择，而是被强制遣送，今天怎么谈得上“青春无悔”？！

　　在知青大返城、分散到城市大街小巷十多年之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到1998年前，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热潮。全国各地为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纷纷举行花样翻新的活动，这些活动少有官方组织，多由民间发起——到处都不乏一帮热情很高的当事人去串联、策划和推动，知青中（主要是“老三届”知青，他们对“30周年”更有切身感受）毕竟有了若干大款，从财力上可以支持。那场全国规模的纪念活动，既可以看成知青自我打气鼓劲、重新证明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誓师礼，也可以看成他们重新吸引历史聚光灯的团体操；然而，为众多当事人始料未及的是，纪念活动引发了对一代知青那么大的争议，使纪念活动也更像某种回光返照、临行一搏的“告别秀”。

　　而到了知青运动35周年（2003年）、40周年（2008年），尽管渐入老年的知青，有了更多怀旧的理由和条件，然而社会现实生活中有了更多吸引人们高度关注的事件，知青的纪念活动声势反而没有那么大了，更多的变成了同代人圈子内的活动，连子女都不太理会了，所谓“知青精神”更无可挽回地式微。我听到过有人讥讽：知青们津津乐道当年所受的各种苦各种罪，从官吏压迫，到恶霸欺凌，从农活劳累，到乡村闭塞……但是讲著讲著，就讲出满腹眷念，讲出满腔向往，彼此相赠最多的诗句是普希金的“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不是接近自恋患者了？
　　而他们不自恋，又能恋什么？
　　面对人文精神衰竭、价值标准混乱、社会分化严重的形势，一些政坛知青不首先反思局面一败涂地背后的体制成因，竟然呼唤所谓“知青精神”。他们依据当年被欺骗和胁迫不得不“无私奉献”青春的那一段历史，就断言知青“坚持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操”，“是中国的脊梁”，甚至说知青“是共和国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具有“团队合作集体主义精神”，“无条件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精神”等等。
　　讴歌“知青精神”，何以解释在大回城时，彻底抛弃了这种奉献和追求？想想当年知青兵败如山倒般地逃离农村，抛弃他们如今思念不已的淳朴乡亲，所谓的“知青精神”是什么，还不明白吗？
　　所谓“知青精神”，说到底，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国民自欺欺人的精神而已！
　　（原载《新史記》第10期“知青专号”）

　　今天面对这样的照片，知青们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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