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多普拉托夫终生在苏联谍报系统（其名称从“契卡”——肃反委员会，到KGB——国家安全部）服务，在四十、五十年代主管“特殊任务”局，指挥了抗德间谍战、暗杀托洛茨基、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等至关苏联国家安全的行动，最后又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尽管他作为乌克兰人为苏联卖命了一辈子，但因为他是贝利亚的手下，随贝利亚的垮台而失去自由，直到苏联解体才最终得到“平反”。

遗憾的是，尽管苏多普拉托夫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在俄罗斯媒介露面，接受采访，发表文章，但这本长达527页的回忆录却是他的儿子与两个美国记者根据他的口述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出版的。这多少损害了本书可能具有的更高史料价值，需要读者的判断力。另外，此书作为一个中级苏联官僚的个人回忆录，在关于国家级别的事件上，他的情报有限；在关于谍报系统具体运行上，他的立场不一定客观（如赞扬贝利亚、贬责赫鲁晓夫）。

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精神：即一个苏联统治集团的中坚份子如何在斯大林体制下按照苏联的统治逻辑执行“特殊任务”的。在这种背景下的写作语言与个人主观性，与那些受当时政治条件限制的国家级首脑（赫鲁晓夫、朱可夫、戈尔巴乔夫等）的回忆录、著作，具有同等价值。

从本书的精神，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一些历史事件。例如；苏联官僚体制很实际地知道托洛茨基、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资本家、法西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问题在于斗争中的领导权不容被斯大林份子以外的任何人控制。直接刺杀托洛茨基的Ramon Mercader（拉蒙麦卡德）却宣称从西班牙内战的战斗经历痛恨托洛茨基派争夺领导权，刺杀托洛茨基后被捕期间丝毫没有泄露他的苏联特务身份。如何对待左翼反对派是一个关于苏联性质、苏联命运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大问题。我们当然理解托洛茨基问题的意义，但许多非托洛茨基派的进步人士也很遗憾托洛茨基未能反省其本人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极端性助长了以后的斯大林体制的形成。

苏联官僚体制对于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交易也很明确、实际。在经历了侵略与包围的生存权危机之后，终于有一个西方列强承认苏联也有权利加入世界列强、共同分赃，“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苏联的正确情报，明白不可能在冬季之前彻底征服苏联，而不进攻或推迟一年进攻苏联的话，斯大林可能渔利更多。既然苏联不得不采取与西方列强相同的逻辑，从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以至战后雅尔塔分赃、操纵东欧各国政权，到最后在阿富汗的失败，都出于同理。苏多普拉托夫作为苏联官僚的忠诚一员，虽然也吃到体制的苦头，但从来没有减退对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等首脑的崇敬：正是他们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弱国变成世界强权；相反，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是败家子，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泽，把东德送给西方不但分文未得，最终还埋葬了苏联。

苏多普拉托夫因为其妻子是犹太人，对困扰苏联社会的“犹太人问题”[3]也流露出不少遗憾。犹太人由于反对沙皇的政治传统、较高学历的职业背景等，在苏联建国初期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个典型）。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犹太人也把美国与苏联连接起来。战争结束后，许多犹太人团体在世界各地（包括在阿根廷等）寻求建立一块“自己的土地”。在赶走鞑靼人后的克里米亚半岛上建立一个“苏维埃犹太共和国”，以吸引犹太人控制的资金，[4]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相当，成为一个诱人的设想。但在美英扶持下建国的以色列（美国甚至停止发放签证让犹太人入境）取得的军事胜利打消了犹太人在苏联“建国”的希望。同时，苏联的上层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犹太人医生谋杀斯大林案”等政治清洗，一直到最终把犹太人完全推向西方。犹太人对于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贡献非凡。

犹太人对于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和项目工程，贡献非凡。出于击败德国的最高目的，犹太人竭力推动原子弹计划。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费米（第一个成功实现核连锁反应）、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主持人）等犹太人的参与，原子弹的制造会推迟许多年。

在那些第一代原子科学家中，包括丹麦的玻尔、德国的海森堡、苏联的卡皮查等，都普遍持有用原子科学造福全体人类（而非某一国家）的理想，倡导由全人类共享“核机密”。苏多普拉托夫正确地把他们称为“人类政治家”，苏联也正是利用了这个良知加速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奥本海默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通过妻子、友人透露给苏联，直到最终被调离岗位。玻尔除了写信给罗斯福、面见丘吉尔要求与苏联“核交流”外，当苏联派人当面谋求指导时，他颤抖起来，却最终同意回答了二十二个问题，加速了苏联原子弹的研制。苏多普拉托夫幸庆到：如果没有这些不接受报酬的“情报员”的帮助，没有核武器的苏联怎么可能支撑几十年的冷战对峙？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恐怖政治状态虽然大肆清洗可疑人士，却没有抓到出于良心向苏联提供核机密的科学家。

当苏联刚解体时，不少乐观人士都期待另一个超级强权会缩减军备、顺应和平潮流。但十几年来的“后冷战”却证明“两个魔鬼比一个魔鬼安全”，看来玻尔等人当初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明智之举。实际上，核武器从来不可能由科学家的良知来支配，以后的掌握核技术的科学家们，为了个人出头，从来没有犹豫就卖身投靠国家政权。[5]

苏多普拉托夫的这本书也透露了官僚阶层对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前途丧失信心。他本人随贝利亚垮台而遭逮捕，他为之卖命的这个体制在后期冷战中的经济竞争、“人权外交”中的失败已经注定。现在看来，这个体制居然能维持到一九九一年，反而是一个奇迹。

[赵京，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