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我在海淀書店買到康德的《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1]，一直到84年2月，才終於艱難地翻讀了全書。除去在中國的政治背景下加上的1976年7月商務出版社編輯部的“出版說明”和“譯後記”中的列寧和毛澤東的政治性語錄外，這個譯文其實非常忠實可貴，雖然我連一知半解也沒有達到，卻感到從事哲學思考的神聖性[2]。其間，我也買了《純粹理性批判》[3]，但沒法讀下去。作為工程物理系高年級學生，我主要的關心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認識論框架（《自然辯證法》、《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矛盾論》、《實踐論》等）向“科學哲學”（賴欣巴哈的《科學哲學的興起》、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羅素的《數學原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實證主義、馬赫對愛因斯坦時空觀的影響等）轉換，意識到自己有太多的無知和局限。

康德的先驗體系要回答他自己設定的“1.純粹數學是怎樣可能的？”、“2.純粹自然科學是怎樣可能的？”、“3.一般形而上學是怎樣可能的？”、“4.作為科學的形而上學是怎樣可能的？”的先驗綜合判斷問題（分析判斷不提供新知識）。他從數學（古典歐幾里的幾何學）引出作為感性直觀形式的空間、從自然科學（剛出現的牛頓力學、萊布尼茨的知識體系[4]）引出作為感性直觀形式的時間來先天地表象物體，所以他說：“我們看到的一切數學知識都有這樣的特點，即它必須首先在直觀里提供它的概念”（第39頁）。“純粹數學，作為先天綜合知識來說，它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於它只涉及感官，而感官對象的經驗的直觀，其基礎是（空間的和實踐的）純直觀，即先天的直觀”（第43頁）。借鑑萊布尼茨[5]，康德在這裡擴展了時空的概念，對後來的馬赫和愛因斯坦有所啟發。從某種意義上講，基於實驗物理學觀察結果的近代科學也採納了康德的表象理論：“作為我們的感官對象而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麼樣子，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它們的現象，也就是當它們作用於我們的感官時在我們之內所產生的表象”（第50頁）。當然，我們的感官知識現在已經不限於人的直接知覺，而加上科學儀器等新的“感官”以克服我們的素樸唯物主義教義，接受並理解“不同慣性參照系裡光速不變”這樣的實驗物理的事實，並進而想象超出經驗直觀以外的宇宙起源等命題。

但是，數學和科學的新發展也對康德的時空觀提出挑戰。例如，抽象代數的虛數、三維以上的多維元數，擴展了我們的先驗空間範圍，但試圖創造出一種能夠適應近代科學發展的新康德主義等沒有提供比康德更進一步，只好不得不退“回到康德去”。空間熱力學第二定律引申出任何封閉系統的總無序度（熵）隨時間增加的結論，如果把整個宇宙看成一個封閉系統，它會隨時間不可逆轉地趨向無序（死寂），這反過來也提示時間不是外在於經驗的先驗直觀形式，而參與物體事件的發生過程。根據光速不變原理，愛因斯坦提出了狹義相對論，空間和時間不再相互獨立，而是一個四維時空整體，不同慣性參照系之間由洛倫茲變換用數學表達出來。另外，從光速不變原理又可以“感知”時間與空間由一個先驗常數c（光速）聯繫起來，與其用經驗的人為單位米和秒來表示c=299792458（米/秒），不如用c=1（先驗長度/先驗時間）來表示，連表示能量與質量的方程式E=mc2也簡化成E=m（先驗能量/先驗質量）了。按照這個思路，普朗克提出普朗克單位制，經過特別計算（例如，普朗克長度=1.616×10⁻³⁵米，普朗克時間=5.391×10⁻⁴⁴秒），使得5個基礎物理常數（光速、萬有引力常數、約化普朗克常數、庫侖常數和玻爾茲曼常量）的值能夠簡化為1。引入普朗克單位制不僅將許多物理的數學表達式簡化，在理論物理統一理論方面的研究，特別如量子引力學中，還能夠給研究者提供更容易進行先驗抽象思維的框架。不過，現代物理學的巨大進步在先驗世界的領域並沒有超越當時的自然科學教授（宇宙的星雲起源說最早提倡者）康德。

我們當時在自發組織的“未來與發展協會”[6]討論過相關的議題，不了了之，我後來只好去北大哲學系，堅持學完了張翼星老師的黑格爾《小邏輯》講解[7]。黑格爾的體系龐大，但抓住他的辯證法（康德對此技巧評價不高）和普魯士國家主義要點，並不難懂；而康德的所有寫作都是“要點”（或者說沒有要點，重複連篇），沒有讀過康德的人只好象維特根斯坦教導的那樣，什麼也不要說。因為沒有讀懂康德，我只好一直帶着這兩本書從北京、上海、到大阪府、靜岡縣，再到維斯康辛州、加利福利亞州。好在雖然我自己沒有讀懂多少康德，但對那些宰割一塊康德體系拿出來為自己貼金的謬論[8]多少有一點免疫抵抗力，沒有必要理會。可喜的是，近年來中國對康德原著的翻譯介紹大幅增長，中文讀者不至於被肆意利用康德的馬克思、列寧、哈耶克、饒爾斯[9]等迷糊。

“依我看來，斯賓諾莎的工作，主要分為三類：自然科學研究（《笛卡爾哲學的原理》等）、認識論哲學（《知性改進論》、《倫理學》的一部分）以及宗教、倫理學（《神學政治論》、《倫理學》的一部分、未完成的《政治論》）。第一類工作於今天價值不大，第二類工作有一定的歷史價值，而只有第三類工作是無人可以代替的關於人類生活的一些永恆命題的思想貢獻。”[10]以此類似，構成康德的先驗體系的三大批判中，《純粹理性批判》一方面受到當時知識的制約，一方面達到形而上學的頂峰，奠定了康德在近代哲學史上的最偉大地位，沒有太多進一步開拓的餘地[11]。康德的“第三批判是近代最重要的美學作品之一；實際上，可以公正地說，沒有它，美學不會成為近代的存在形式。”但是，“《判斷力批判》組織雜亂、重複。康德吃力地把先驗哲學的結構適用於各分散主題的鬥爭沒有多大成功。…康德已經71歲，毫無疑問，他的雄辯和犀利筆鋒開始走調。”[12]而《實踐理性批判》中展示的宏大深邃道德原則卻提供了先驗哲學對人類的最大啟蒙意義，至今激勵人心、令人嚮往。克魯包特金在《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13]中專門用一章討論“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第287頁）“康德及其德國繼承者的道德哲學”，介紹道：“道德的規則應該帶有至上命令的絕對的性質，而人的義務感即構成這樣一個至上命令。”“義務含有絕對的意義，因此它決不會僅僅是達到某些其他目的的一項手段，它本身便是一個目的。”“只有一個合理的、自由的人格本身有絕對的價值。”（第288頁）“所有的人都和我們自己一樣，都賦有自由的、合理的意志，所以他們決不能被我們用作達到一個目的的手段。在康德看來，道德所要努力接近的理想乃是自由的、合理的人格的人所組成的共和國，在這共和國中，每一個人格都是所有其他人格的目的。”（第289頁）“他主張我們必須過一種合乎道德的生活，因為那是我們的理性的要求。例如，你必須尊重你自己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並不僅是在當你希望從中得到快樂或功利的時候，而且始終尊重，在任何情況下都尊重，因為自由是一種絕對的善，並且只有自由本身才能成為目的；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手段而已。”（第290頁）。

面對法國大革命及其普遍戰爭引起的恐慌和騷亂，康德繞開人類生活現實，獨自一人靠形而上學的抽象思維，以自由和理性奠定了純粹道德理性的根本法則。康德在“何謂啟蒙”[14]中宣言道：“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然而公眾要啟蒙自己,卻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還確實幾乎是無可避免的。”“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這種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擴展,甚至於擴展到必然會和誤解了其自身的那種政權這一外部阻礙發生衝突的地步。因為它對這種政權樹立了一個範例,即自由並不是一點也不關懷公共的安寧和共同體的團結一致的。只有當人們不再有意地想方設法要把人類保持在野蠻狀態的時候,人類才會由於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從其中慢慢地走出來。當大自然在這種堅硬的外殼之下打開了為她所極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時,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傾向與任務時,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於人民的心靈面貌(從而他們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並且終於還會反作用於政權原則，使之發見按照人的尊嚴——人並不僅僅是機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於政權本身的。”

康德的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道德形而上學，以“至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必然抽象思維形式為核心。“…‘探索與建立道德的最高原則’（AK 4: 392）。這個被康德稱為至上命令的最高原則，簡單無誤地命令我們的行動要有道德品行的形式，即：它們必須來自普遍原則。”[15]“我們把實踐理性的客觀法律理解為命令，告訴我們必須如何行動。實踐理性的理論就是命令的理論。”[16] 至上命令就表述為:“不管是用於自己還是他人，你都要如此行動：把人作為目的，決不能只作為手段。（AK 4: 429）”而“所有道德概念在理性中都完全先驗地有它們的位置和起源，…它們不能從任何經驗中抽象出來，那樣的話會成為隨狀況變化的認識。…所以才能作為最高實踐原則為我們服務。”[17]這樣把自由高高舉起的道德原則超越了康德自己小心翼翼論證的“不該欺騙”、“不許盜竊”的邏輯例證，而直接過渡到蒲魯東的“自由乃秩序之母”的安那祺主義理想，進一步由巴黎公社、國際勞工協會、芝加哥乾草市場、墨西哥革命、喀琅施塔得起義、馬赫諾運動以及西班牙內戰中的安那祺主義者們的社會運動所實踐。[18] 一位門諾教派的歷史學者通過對門諾教派親歷者的採訪和文獻調查，指出：遠離馬赫諾運動的烏克蘭民眾一致視馬赫諾為劫富濟貧的羅賓漢。他用康德的至上道德命令來理想化馬赫諾運動：“對許多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來說，馬赫諾運動代表了絕對的自由理想。……每一個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狀態，唯一的權威和制約來自他自身的至上道德命令。”[19] 當我們遵守我們自己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的至上道德理想--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並不惜生命代價為之奮鬥時，我們是自由的，也只有我們才是康德自由主義的社會實踐者。別的所有打着康德旗號的“自由主義”，如哈耶克等，多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自由奴役他人，毫無道德、人性可言。

我不由得確認：正是在中國的自由人權運動在日本被所有國家政權當局迫害、出賣的當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裡，我重新“發現”了安那祺主義[20]，拋棄了所有人為經驗的醜惡現實，使唯一的權威和制約來自內心的先驗至上道德命令。這正是人權的最基本內涵，也是我們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靈魂。這個至上道德命令也把我們的事業與墨西哥薩巴塔原著民起義、阿拉伯之春和占領華爾街運動等人類追求自身自由的命運聯繫起來。這也進一步證實了克魯包特金關於道德起源的社會本能：“這一本能是群居動物所固有的，它構成人的一種基本能力，永遠在人的進化過程中發展。”[21]在這樣的自由原則的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我們才能、也能夠逐步實現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提倡的“常備軍應當逐步地完全廢除”，“每一個國家的公民憲法都應當是共和制”，“國際法應建立在自由國家的聯邦制[22]之上”的理想王國。

美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Eugene Debs在因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判處10年監禁的法庭上對法官陳述道：“閣下：幾年前，我已經確認與所有生物的親情，我決定自己一點也不比世界上最低庸的人好。我過去講過，我現在再說一遍：只要有下層階級存在，我就是其中一員；只要有人被判罪，我就在其中；只要監獄裡還有一個靈魂，我就不會自由。”而當代最偉大的美國安那祺社會主義歷史學家Howard Zinn說道：“如果我們真的相信伊拉克的孩子們與美國的孩子們有同樣的生存權利，我們就不會對伊拉克開戰。如果我們將迎來全球化，讓我們實現人權尊重的全球化。”[23]原來，深奧的康德自由哲學是如此簡單易懂、如此普遍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