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1870年7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中的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帝制、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巴黎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激昂，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马隆写到：“我在此刻感到我非常莪爱我的祖国”[1]。新的临时“国防政府”为了显示正统性[2]，表示继续抗战的意图，在富裕区组织了60个营的国民卫队，但根本上没有战斗意志，基本上接受俾斯麦要求的停战（投降）条件。政府中握有军权的内政部长甘必大[3]还没有放弃抵抗的企图，没有得到正式和约的普鲁士军队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包围了巴黎。巴黎是什么？正如曾经担任过警察局长的巴黎设计者Georges Haussmann所述：“所有的东西都到达巴黎：主要公路、铁路、电报；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巴黎：立法、命令、决定和政府派遣官员。…巴黎的本质就是集中制。”“法律和命令是这个城市之王普遍安全…和公共和平的首要条件”[4]。

这个集中制的首要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各党派、特别是俱乐部活跃起来。例如，一张传单上这样宣告：“第三条：第13区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目的是研究所有劳动自由和劳工解放等政治和社会问题、追求以革命方式的解决途径、用它的影响动员劳工起义反对君主制复辟的企图和政府想阻碍民主和社会共和的进步的各种行为”[5]。巴黎的相对独立的二十个区arrondissement里的警卫委员会[6]也积极行动起来调节联合，由每区选举4人组成了委员会[7]，9月5日选出了以瓦尔兰为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8]，9月17日公布了关于国防和警备委员会的纲领，第一个主张就是取消“在历届帝制政府时期都是奴役公民而不是保护公民”的由政府内务部任命的警察局。实际上，目击者都指出：在围城和公社期间，犯罪率显著下降。第10区区长杜巴依说：“在围城时期实际上并不需要警察，因为既没有任何大盗窃案，也没有任何杀人越货的情形”[9]；公社期间确实没有发生一件谋杀案[10]。临时中央委员会也要求选举政府官员（包括军官）、废除一切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法律。在公告上签名的46人中，有11人后来成为公社议员：瓦扬、马隆、龙格、兰维埃、瓦莱斯、克吕泽烈、德姆、饶纳尔、勒弗朗赛、乌迭、潘迪，和没有被选为议员但在公社中活跃的盖亚尔、米利叶等[11]。这一期间，远在伦敦的马克思1870年9月9日发布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中说教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12]。法国工人幸好没听到来自伦敦的指令，贫民区的民众踊跃加入国民卫队，9月底已经扩张为36万人254个营[13]。这同时改变了国民卫队的成分和性质。与此相对，只考虑尽快签署和约的临时政府完全不接受、不理会代表了所有巴黎基层行政组织（包括富裕居民区）的二十区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这些主张。

10月31日，由共和派中央委员会、国际（法国支部）、工人议会联盟等发起、短暂占领了政府大楼Hotel de Ville和几个区公所，但这些零星的抗议第二天被政府的威胁加许诺驱散了[14]。无论如何，这展示了巴黎不肯投降的决心[15]。11月3日，政府被迫组织了有限的波拿巴式选举，不能选巴黎市一级的官员、只能选20个区的区长mayor，结果政府获得大胜[16]。这些区长负责民政、选举等，在后来的公社期间作用重要而复杂。同时，国际的成员也积极参选国民卫队的指挥官，如后来成为公社议员的Avrial的竞选宣言是：“我与那些勇敢地站起来要求今天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同道。…我期望一个社会契约使每一个劳工的能得到他的劳动成果，使人们都能享有更高的教育，…废除宗教的规矩提升孩子们的精神”。他被选上了，但政府拒绝任命他[17]。

1871年1月28日，围城四个月后，临时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其中包括“除了12,000人外，所有的巴黎的军队解除武装；国民卫队保持武装维持城里的秩序”，后者显示国防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能力“捅大黄蜂的马蜂窝”[18]。怪不得巴黎公社被镇压后，逃到伦敦的拿破仑三世写信指责负责谈判、签署投降和约的国防政府外交部长Jules Favre:“在凡尔赛，征服者提议解散国民卫队或者军队。你选择了后者，因为你害怕军队里的波拿巴主义倾向，同时你丝毫没有注意骚乱的人群中的无秩序因素，….导致了公社的爆发” [19]。德国人要求在停战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许多巴黎市民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由各区市民组成“国民自卫队”比来自外省的政府军队更急迫保卫巴黎。他们对外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对内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对应为了签订投降和约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本来互不隶属的各区国民卫队在2月期间在瓦尔兰等国际成员的活动下紧密联系起来，反对解除自己的武装，成立了没有得到政府批准、也不受政府控制的中央委员会。

1871年2月8日，面临战争压力的法国举行全国（男性）普选，选举国民议会（630人[20]）以便批准俾斯麦签订投降和约（除了赔款外还要割让领土）[21]。选民中538万人是无地农民、355万人有土地、310万人从事工业（其中139万有自己的作坊/店铺），选举结果有几种解释：由共和派（约两百名当选）和放弃任何抵抗的奥尔良保皇派（约两百名当选）控制了国民议会[22]；也可以把两百名共和派算作保皇派[23]；或者认为230人来自贵族、250人是地主、100人是旧军官、只有80人是共和派、40是是社会主义者[24]。在巴黎，得票最多的是已经60岁的路易∙勃朗[25]（左插图，21万6千票）、已经69岁的人道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21万4千票）[26]、甘必大（20万2千票）[27]、加里波的[28]（20万票），没有加入国防政府的梯也尔以第20名也当选，Favre是国防政府唯一（刚够票数）当选的议员[29]，可见巴黎市民对国防政府的厌恨。新雅各宾派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30]（右插图，15万4千票）、皮阿（14万5千票）[31]、加姆邦Gambon（13万6千票），国际的会员马隆[32]（11万7千票）、托伦（8万9千票）[33]也当选，他们多站在公社一边，或者辞职或者被国民议会开除。布朗基本人（5万2千票）以及后来的公社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布朗基派特里东（6万5千票）、弗路朗斯（4万3千票），活跃的国际会员瓦尔兰（5万8千票）、泰斯（4万9千票）没有当选。值得一提的当选者还有管辖蒙马特尔高地炮台的第18区区长Clemenceau[34]和第二区的区长Tirard[35]也当选。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没有埋葬恢复帝制的可能[36]，也没法摆脱除巴黎、里昂等大城市以外的法国农村的保守政治生态，它的第一个决议就是拒绝正式承认事实上的共和制度[37]。在Bordeaux召开的国民议会以546赞成、107反对、23弃权普鲁士的赔款割地和约[38]。国民议会组成新的国防政府，任命反对与普鲁士开战、提倡早日与普军签订和约的梯也尔成为政府首脑。国民议会还颁布法律命令所有债务必须在48小时内付清，让已经被围城四个月的普通巴黎市民无法承受；同时，为了解散政府无法控制的国民卫队，釜底抽薪，终止其成员的每日1.50法郎的薪水[39]；国民议会虽然拒绝了王党派搬到奥尔良的企图，但因为害怕巴黎民众而决定搬到凡尔赛，激起了“可怕的愤怒”、路易勃朗敏锐地预感到这会促使巴黎“建立自己的政府”、“从残忍的外国战争废墟中…产生更可怕的内战”[40]。

[1]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44.

[2] 正如后来的公社主席Lefrancais评论的那样：“又是同样的闹剧。这些先生们以为他们有权利以人民的名义夺取权力”。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9.

[3] Léon Gambetta（1838年－1882年），共和派政治家。巴黎被围后他乘气球飞越普军封锁线离开巴黎，准备组织新军抗击，但Bazaine将军在Metz的出卖性投降葬送了法军继续战斗的可能。他领导的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和公社都有当选代表，但甘必大派的6名当选的公社委员（）最终站在梯也尔派（13人当选公社委员）一边，拒绝到公社就任。数字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0页。

[4]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51.

[5]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7.

[6]Vigilance committee, 有25-30个活跃人士组成，并不是每区都有，它们是否得到区长的认可也各不相同。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4.

[7] 也叫“中央委员会”，在帝国崩溃后就成立时声称辅助国防政府，更像一个压力团体。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5.

[8]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67.

[9]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07页。这种情形在1989年北京的民主运动时期又重现，以特定的社会条件证明：自由才是秩序之母。

[1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0.

[11] 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8-7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06.htm

[13]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4.

[14] 承诺选举、不追究抗议者责任。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

[15]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5-30.

[16]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46.

[1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5-76.

[18]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2-73.

[19]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9.

[20] 或675人。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

[21]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42.

[22] 数字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5-206页。

[23]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7.

[24]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9.

[25] Louis Jean Joseph Charles Blanc (1811 – 1882)，编辑，社会主义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是《劳动组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担任过临时政府劳工委员会主席，试验他的社会改革理想，以辞退告终。当年六月暴动后，他流亡英国，直到1870年9月第二帝国垮台后才回国。远离祖国二十几年、已经60岁的他刚回国几个月就得以高票当选国民议会成员，说明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得到共和精神深入人心的巴黎市民的广泛认同。巴黎公社期间，他力争公社同政府的妥协，徒劳无功，左右不讨好。可贵的是：公社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持续向政府提交大赦巴黎公社参与者的法案，1879年首次得到通过（虽然还不完全），以“人道社会主义”总结了对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贡献。遗憾的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观蒙蔽的所有的中国网站都对他判处同一官方论调：“《劳动组织》是勃朗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 …他…鼓吹阶级合作。他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他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主持临时政府卢森堡委员会的实践，就是他的理论破产的证明。”

[26] 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1876与Francois Raspail开始向法国政府提议大赦公社成员，直到1880年彻底大赦法案通过。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83.

[27] 除了围城期间乘气球从巴黎飞出外省去搬兵的壮举，甘必大1880年6月21日作为政府首脑和共和党的实际领袖，发表了历史性的完全大赦所有公社成员的演说。Cilette Wilson, Paris and the Commune 1871-78: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从一开始，甘必大就被承认是解决大赦纠纷的关键人物”。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492.如果甘必大留在巴黎，有人认为他可能成为阻止内战的一股强大势力。

[28] Giuseppe Garibaldi，与马志尼被共同视为意大利的建国之父。“国民议会的另一个示威性的行动是侮辱加里波的。…议会故意不让加里波的发言，并报以野蛮的叫嚣。就在这一天，他离开了法兰西。对于国民议会来说，加里波的就是革命、共和国和反教皇斗争的化身，就是反普鲁士的军事斗争的化身。” 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7页。帝国被推翻后，他在国民卫队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被一致任命他为总司令.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23.可惜已经64岁的这位传奇英雄谢绝、错过了他大显身手的最后人生机会。他倒是从军事经历出发，建议国民卫队尽早选出一个“华盛顿”。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12.如果他和甘必大都留在巴黎，可能可以避免或减轻凡尔赛对巴黎的蔑视、仇恨和屠杀。

[29] 他是巴黎选出的43名议员的第34名。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他3月26日逃到凡尔赛后，在国民议会上请求上帝和人们原谅他没有解除国民卫队武装的错误。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33.

[30] Louis Charles Delescluze (1809年－1871年5月25日)，编辑、作家。参加过1830年七月革命，后加入人民之友社。1841年主编《北方无党派报》。1848年任第二共和国委员，后辞职，创立《民主与社会革命报》。1849年流亡伦敦，4年后潜回巴黎，被捕。1860年获赦。1868年创办《觉醒报》。3月25日当选巴黎公社委员后果断辞去国民议会的职位。5月25日在巷战中英勇牺牲。他主办的Le Reveil是反对投降和约的两个报纸之一，1月23日被国防政府禁止发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

[31] 有名的政论家，玩世不恭，当选为公社委员却在公社的最后阶段溜之大吉。他提倡派人刺杀普鲁士国王、先下手为强进攻凡尔赛（与马克思“英雄所见略同”）。他主办的Le Combat是反对投降和约的两个报纸之一，1月23日被国防政府禁止发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52.

[32] Benoît Malon (1841 – 1893)，自学成才的工人，1862年作为200人的法国工人代表团领导人之一出席伦敦博览会，积极推动与英国工联的合作，促成了两年后国际劳工协会的成立。也被选为公社议员，公社失败后逃亡瑞士，写有公社史《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1871）等和五卷本的社会经济理论。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3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29-230.

[33] 他后来站在国民议会一边，被国际开除。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8页。

[34]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7. 他后来3月18日在不明事态的情况下，向去夺取炮台的Leomte将军保证市民没有反叛，解除了将军的警惕(p.102)；3月25日在与中央委员会的最后谈判关头，以“公社比君主制强”的理由说服别的区长们也配合中央委员会举行选举（p.136-137）。

[35] 他也被选为公社议员，但以“市民们选自己只限于市政”为由辞去公社的职位而站到凡尔赛一边。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65.

[36] 国民会议选在凡尔赛（而不是巴黎）3月20日重新召开，也给人暗示恢复帝制的可能。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9.

[37]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63.

[38] 甘必大和他手下、巴黎的6名左派，包括Rochefort和皮阿抗议辞职。雨果因为被一个乡下佬侮辱也辞职了。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1.

[39]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2.

[40]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