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前那些日子，被《中國時報》派到香港的何頻成天忙於採訪各界人士，迎接“一國兩制”歷史性試驗，但建立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新聞網絡平台的念頭，縈繞於心，就要成形……就在呼之欲出的關鍵時刻，他遭遇重大不幸：母親在家鄉湖南突然遭遇車禍不治 第一章 多維的創世紀（上）
《多維十年》連載之三 高伐林《外參》月刊2010年
任何徹底追蹤一件事起源的事，都往往被證明是吃力不討好。 作為多維新聞網唯一的創始人，何頻顯然缺乏歷史意識。他竟記不清多維“一朝分娩”的“生日”——只記得是1999年，但說不清是哪一月哪一天；再往前追溯多維“十月懷胎”的起始日呢，他更沒有印象了，依稀記得，萌生建立一個中文新聞網的念頭，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某天。 何頻對自己記不得，倒很是無所謂：記不得就記不得了，本來就很不喜歡社會上各種“周年紀念”，大多淪為官式過場，甚至墮落成政客和投機者作秀的場合，失去了本來的紀念意義。“在多維，我從未搞過‘周年慶典’——多維的價值不會由這些東西來體現！”他回憶，多維創辦初期，一位日本教授來採訪他，也問到“何時創辦”這類細節，“剛剛過去才幾天呀，我就記不清，何況又過了十年？” 那麼，多維新聞網發出的第一條消息是什麼？何頻仍然“失憶”——當時，他完全沉浸在巨大的狂喜之中，孩子的第一聲啼哭聲音是粗是細，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孩子發出了第一聲啼哭！ 跟個人電腦和互聯網一起成長 何頻自稱“接觸電腦，在華人媒體中算早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何頻就對這個新奇的玩藝兒發生了興趣。 1946年，世界上誕生了第一台電腦，但是直到1981年8月12日，美國IBM公司推出全球第一台個人電腦（PC），該機採用Intel 8088微處理器，運行微軟公司專門為之開發的MS-DOS操作系統，電腦才從“笨重的大鐵櫃”，開始變成與電視、冰箱一樣進入家庭、供個人使用的日用設備。 當時，中國一些政府機關購置了一些電腦，用來儲存和處理數據，進行財務、人事等方面的管理。鄧小平說過：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然而，那時的中國，連大人都沒有幾個接觸過電腦，何談娃娃？ 何頻卻很幸運，與中國計算機研究開發最頂尖的重鎮之一國防科技大學六系的師生，有過很多接觸，還進過核工業系統在北京的研究院的電腦中心——“那時都叫‘機房’，都是一排一排巨大的機器，進‘機房’都得穿白大褂。” 八十年代中期，何頻在中國《深圳法制報》工作，特區確實有點“特”，報社比較早地從用鉛字改成了電腦打字、排版，不過那時排版後還要出菲林，編輯們也不能直接接觸電腦，都是由專門的打字員、技術人員上機。何頻是負責內容編排的編委兼新聞部主任，經歷了從鉛字排版到電腦排版的轉變過程。 何頻特別提到一段故事：1988年左右，隸屬於國務院新聞出版署的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與萬潤南的四通公司因為科印排版系統產生法律糾紛。何頻介入這個案子非常深，長達幾個月時間，在北京、深圳等地進行調查採訪。他回憶說：那時我比較傾向於官方的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一邊，《人民日報》一位相熟的資深記者就出面牽線，由最近剛剛去世的中紀委書記李昌的女兒、萬潤南的妻子李玉出面，代表四通公司，在北京友誼賓館請我吃飯。這位記者說：你怎麼站到官方那邊、站到民營企業家的對立面？以你的性格，你會跟萬潤南走到一起啊。 這個案子相當複雜，這裡不細說了。通過對這個案子的調查報導，23歲的何頻對電腦排版系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何頻說，我與萬潤南及其部下做過“對抗式”交談，我當時的觀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於知識產權，所有人都要尊重，涉嫌侵犯者，不能因為其民營企業家或者國營企業的身份，就被豁免。 有趣的是，不打不成交，何頻與萬潤南後來果然關係密切了。 迄今不會中文打字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來到加拿大的何頻，以記者、中國問題評論家的身份活躍於華人社區，1991年，他與柳青合作創辦了明鏡出版社，又增添了一個出版家身份。 一位後來海歸，成了國內IT界領軍人物的朋友，幫何頻裝配了一台286個人電腦。286電腦，早在1982年就發明了；1985年IBM推出了下一代386，1989年4月10日，更新一代486也已經問世，不過價格讓何頻不敢問津。他裝的這台286，內存才16MB，雖然微軟視窗已經發明，但還未普及，多數電腦用的還是今天看來十分落後不便的DOS操作系統。但足以啟發何頻的想像力。他對電腦無限的潛力和前景着了迷。 與個人電腦的爆炸性發展相平行，孕育於冷戰、由美國軍事部門發展起來的互聯網，也在突飛猛進。1982年，基於TCP/IP協議的Internet初具規模；1989年，歐洲專家創立萬維網（World Wide Web，WWW）的雛形：通過超文本鏈接，生手也可以輕鬆上網瀏覽，這大大促進了互聯網的發展。 何頻回憶說：“當時，我在多倫多大學掛一個虛名，常常泡在圖書館，與中國留學生接觸很多，在他們當中算一個專業人士。因為我常常發表評論文章，又有一些中英文的媒體採訪我，在社區我成了一個有名人物，認識的能人就多了。”他認識了滑鐵盧大學一位姓朱的博士生——此人是中文電子媒體的開路先鋒之一，創辦了在改革開放後早期出國留學生中很有影響的電子雜誌《華夏文摘》。互聯網、萬維網在中文世界都還在草創階段，不過校際之間e-mail已經開始普及，《華夏文摘》每一期出版後，都是通過e-mail發到各大學留學生的信箱，學生們把它打印出來，再複印裝訂，輾轉流傳。 何頻說，《華夏文摘》後來有了名氣，這位創辦者卻退出了。“我很敬重他，不過，他當時力勸我參與，我還是婉言拒絕了——我想做一個獨立的個人，不想參與搞社團。” 儘管沒有參與，但是何頻在與老朱及其他朋友的交往中，受到了關於網站、電子雜誌的啟蒙。何頻請留學生幫忙，早早地申請到自己的電子信箱（不是學生，當時還很難申請到電子信箱呢），也很早就學着輸入中文——不過，朋友中傳為笑談的是，何頻迄今沒有學會用鍵盤打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文輸入法百花齊放，不論是台灣推出的倉頡，還是海外華人發明的下里巴人，以及中國大陸開發的雙橋、中文之星，何頻一概茫然。他是湖南人，分不清國語中的“四”與“是”、“京”與“津”，甚至“洪”“恆”不辨，拼音輸入自然是甭想了；而五筆輸入之類，何頻更不耐煩，“我是個急性子啊，一個新東西若要花5分鐘以上才能學得會，我就沒有耐心了”！ 何頻另闢蹊徑，用上了手寫輸入系統，用一支電子筆在一方電子寫字板上龍飛鳳舞。好在何頻多年當記者，練得寫字速度飛快，如今甚至可以同時在網上與天南海北的幾個朋友分別筆談——反正，只要電腦軟件足夠聰明，能識別他那一筆自創何氏草書就行。 何頻的電腦不斷換代：386、486、586、奔騰1、奔騰2……換了一台又一台，越來越跟緊了IBM的升級步伐，他用的軟件也與時俱進。他搞出版，更嘗到了電腦和互聯網的甜頭：作者在北京或者上海，書稿剛殺青，下一秒鐘就傳到遠隔重洋的加拿大或美國去編輯、排版，隨後又傳到萬里之遙的香港、台灣去印刷、發行……全球性溝通聯繫全在一瞬間！當何頻半夜三更在多倫多面對閃亮的電腦屏幕，同時與身在華燈初上的洛杉磯的作者、身在晨光熹微的歐洲的書評家、身在艷陽高照的香港的裝幀設計師，商討某一本書的呱呱墜地，他真正體會到了“天涯若比鄰”的感覺。 在華人出版界，明鏡是最早運用互聯網的出版社，編排，校對、傳輸，不僅降低時間成本、資金成本，而且極大地提高了效率。“那麼多海外的華人出版社出了一、兩本書之後就難以為繼，而明鏡能夠在這麼長時間裡保持一定的出書頻度、堅持下來，這就是原因之一。” 一波三折 剛來加拿大不久，何頻碰到了他命運中的“福星”。 “我到海外來，之所以能很快開創事業，沒有像其他一些知識精英那樣指靠基金項目的經費，也沒有像許多新移民那樣洗盤子送外賣、靠體力打拼維生，最幸運的，就是遇到了這位‘福星’。” 那是1989年年底的一天，何頻從加拿大的溫尼泊來到多倫多，第二天去唐人街逛書店，發現了一份《時報周刊》。這份周刊是總部在台灣的《中國時報》的子刊，基本上是報導台灣事務，只有兩三篇關於中國大陸的文章，都是中國大陸背景、比較有名的人寫的。何頻腦子一轉，立即動筆，寫了一篇關於朱厚澤的文章，按照雜誌上的加拿大地址寄過去。 沒想到，當天就接到了《時報周刊》編輯打來的電話。“他叫杜念中。這一通電話，改變了我的命運。杜念中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的記者，是位很有學養的謙謙君子，擔任過在大陸學者中名氣很大的《知識分子》雜誌的執行編輯，對中國大陸有很深的研究。他後來不僅是我的上司，而且就像我的兄長一樣，在很多關鍵性場合，幫助我、提攜我，直到他當了台灣《蘋果日報》社長之後的今天，都是如此。” 正是因為杜念中給何頻打了這一通電話，後來邀請何頻經常性地給《時報周刊》寫稿，給他相當高的稿酬，何頻得以靠寫作有了比較穩定的收入。過了一段時間，杜念中又聘請何頻為《時報周刊》的特約主筆，除了稿酬，還給他固定的薪水。 何頻就此走上了在移民中很獨特的道路：靠寫作在加拿大立足。“我不僅給《時報周刊》寫稿，同時還給日本、香港和美國等各地的報紙、雜誌寫稿。我記得一件很得意的事：有一次我一通宵沒合眼，寫了一萬字，投給日本《讀賣新聞》月刊，他們給了我5000美元稿費！所以我那段時間的收入，在同時來海外的新移民當中，算是比較寬裕的，這才能使我保持獨立性——這很重要啊，經濟是基礎嘛！” 1992年，何頻去台灣，《中國時報》的老闆余紀忠先生約他去談話。“余先生年輕時到英國留學，趕回國參加抗戰，到台灣後創辦了《中國時報》。他是一個國民黨元老，又是一個很自由派的媒體的領袖。余先生特別喜歡有個性、有獨立思想的年輕人，跟我談話後，就邀我正式加盟《中國時報》——以前我是‘特約主筆’，不算正式雇員。” 1993年，28歲的何頻攜家帶小，從多倫多來到了紐約。一方面擔任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的記者，一方面擔任在紐約出版的《中國時報周刊》的主筆、副總編，後來，他又被聘任為《中國時報》的主筆之一，為此經常來往於美國和台灣。 《中國時報》是統轄多個子報、子刊和出版社的報系，現在地位與影響力已今非昔比，但倒推20年，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擁有五千多名職工。在“亞洲四小龍”之一、“錢淹腳目”的台灣，《中國時報》是最財大氣粗的兩大報系之一，也是華人世界中舉足輕重的最重量級媒體之一，文化色彩也最濃，台灣許多政治家、學者和作家，都是從《中國時報》出來的。何頻告訴我，“當今台灣的行政院長吳敦義，曾是《中國時報》的記者；現在人氣極高的龍應台，那時是《中國時報》駐德國記者。記得她曾經與我有過傳真往來，提到中國大陸政府‘好像在清朝時期’——她寫信去大使館要求採訪，大使館根本理都不理……《中國時報》出來的媒體領導人，就更數不過來了！” 《中國時報》內部很早就建立電腦系統，將編採聯為一體。身為該報主筆的何頻，很早就與這套系統打交道，進一步領悟了網絡運營中很多帶規律性的東西。《中國時報》又是最早建立電子版的中文媒體，雖然限於當時的技術水平、囿於主管的認識水平，《中時電子報》只是印刷版在網絡上的延伸，每天只出版更新幾次，將當天報系各報的印刷版的內容選發上網而已，但畢竟稱得上華人媒體中的先驅之一了。 在這套體系中耳濡目染的何頻，眼界大開。他對媒體的每個種類、每個環節，都發生了興趣，包括對通訊社——他既就近觀察台灣的中央社如何發出新聞稿，也回憶在國內從事媒體時接觸到的新華社和中新社的作法，還研究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的規範…… 1996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夕，諳熟中國大陸情況的何頻，被老闆余紀忠先生看中，調到香港，報導這件舉世矚目的大事件。在那裡，何頻有了更多的機會與國際媒體打交道，時代－華納公司的一個朋友鼓動他，並幫他寫了程序，申請域名，建立了明鏡出版社的網站：www.mirrorbooks.com。 何頻告訴我，香港回歸前那些日子，成天忙於採訪各界人士，經歷香港與中國迎接“一國兩制”歷史性試驗的籌備，但是，建立一個自由的、開放的、即時的、多元的新聞網絡平台的念頭，更日夜縈繞於心，好像就要成形……然而，就在這個呼之欲出的關鍵時刻，何頻遇到了重大不幸：他的母親在家鄉湖南突然遭遇車禍不治，享年僅51歲。 這對何頻精神上的打擊，說是“摧毀性”也不為過。母親是何頻最親的親人，他的天宇塌方了，他的軀體和心靈，一下被抽成了真空——他放聲號哭，無法想象失去了母親，無法想像失去了母親的世界，也無法想像失去了母親的自己的人生。 何頻在痛徹心肺的哀慟中十萬火急地辦好手續趕回家鄉，安葬了母親。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了那幾個白天黑夜的。他回到香港，像害了一場大病，身心很長時間都恢復不到原來的軌道，時而譫妄，時而茫然。儘管每天都接到妻子、孩子關切地從美國打來的電話，眾多好友、同事也百般勸慰、寬解，但他的心靈，粘滯在最低潮無法自拔，別說事業了，似乎對人生都失去了興趣。那時，他的許多朋友，包括我在內，都擔心，何頻在精神上好像已經隨他摯愛的母親而去…… 關於創辦中文新聞網的設想，自然也被無限期擱置了。（未完待續） 老高補白：記得那一次何頻從香港回大陸奔喪，也經過了一番周折。而在家鄉湖南，他被國安人員約去長談（喝酒還是喝茶？）。後來寫了一篇追記，在我當總編輯的《中國時代》雜誌發表，記憶之中很是不短，占了好多頁篇幅，詳細敘述了與國安談話的內容。一晃20年了！真是光陰似箭。——2017年3月22日 近期圖文： 多維創辦人何頻告別多維的一段秘辛 多維創辦人後台金主是誰？人們各有答案 造訪納粹德國集中營的樣板——達豪 剛通過的中國民法總則混入了一條惡法 袁世凱的成功與失敗兩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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