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中，统治者总会努力使人们怕一些东西。但极权主义制度中，恐惧在统治手段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极权主义制造恐惧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不确定性，只有这种不确定性才能造成恐惧效应的扩大，才能形成人们内心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


　　老高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著作众多，经常有振聋发聩的见解、一针见血的判断。我还记得，他2003年提出中国社会是“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2004年，他在新著中提出：社会断裂的根源，是社会权利的失衡；2005年，他提出“博弈”开始成为形塑利益格局的重要机制；2006年，他提出“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2009年，他提出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要有新思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当代中国社会的冲突是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设立规则，为这种现象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
　　近年来，他也不时发声。昨晚我在漫游式阅读中，读到他的博客中几篇关于极权主义的系列杂谈，虽然不是他的最新思想成果，但是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毛左回潮、领袖崇拜和民族主义泛起，理解美国川普当选、民主法治受到巨大威胁这一系列怪事，很有助益。
　　好文章与大家分享。我挑了其中三篇，转载于下。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是“极权主义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这帮我理解极权主义势头凶猛的原因），和“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一种特殊的恐惧”（这帮我理解极权主义控制社会的手段）这几段论述。尤其是他列出的“极权主义恐惧制造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能在中外历史和现实中得到印证。
　　各位看法如何？


　　极权主义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杂谈之二

　　作者：孙立平，作者博客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的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伸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杂谈之三

　　作者：孙立平，作者博客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利、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恐惧的生产与再生产
　　极权主义杂谈之五

　　作者：孙立平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
　　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一篇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这样写道。

　　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着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体现的这种恐惧，是我们理解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
　　制造恐惧，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说，统治与强力总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任何社会中，统治者总会努力使人们害怕一些东西。但在极权主义制度中，恐惧在统治手段中占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如前所说，极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无所不在，渗透一切。但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权力是通过一个续谱不断延伸的。这个续谱的第一段，是直接的权力，极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总体性的。但尽管这个权力是总体性的，其延伸是有边界的。于是，接着这种统治所依赖的就是这个续谱的第二段，由权力制造出来的恐惧氛围。在这个领域，不用权力直接发挥作用，它制造出的恐惧氛围就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恐惧所起的作用，也是有边界的，这时起作用的，就是续谱的第三段，即由恐惧氛围的内化而形成的自我约束。
　　因此，制造恐惧，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往往通过表演性的仪式来进行。最近的一则消息是，金正恩的前女友、朝鲜歌手玄松月等10多位著名艺术家涉嫌违背金正恩的指示，制作、销售淫秽物品，8月20日被公开枪决。消息说，“公开处刑是在银河水、王在山、牡丹峰等朝鲜主要艺术团员和死刑犯家属面前，用机关枪枪决。”而在这之前，更具表演情节的是，金正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经将一批朝鲜高官用迫击炮处决，即把受刑的人置于弹着点用火炮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机关枪和迫击炮行刑的方式。它的作用，不仅是要结束行刑对象的生命，而是要产生一种极大的震慑力。这种震慑力超出一般人们对死亡恐惧的想象。
　　极权主义是一种恐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恐惧。这种恐惧起码具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恐惧的强度超出对于死亡的恐惧；
　　人们通常说，死都不怕，害怕什么。这句话表明，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大的恐惧，至少对我们一般的俗人来说是如此。但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制造出一种超出对死亡恐惧的恐惧。举个例子来说，人们经常对一件事情感到不解。即在大饥荒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宁可饿死在粮仓旁边也不抢夺粮仓中的粮食。人们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不抢粮仓，眼看自己要饿死了，害怕什么？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吗？问题就在这里，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就是有比死更可怕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去抢了粮仓，不但自己还是逃脱不了一死的命运，把自己的家人，甚至子孙后代也毁了。子孙后代就会成为反革命家属，要为他的这种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很可能是祖祖辈辈的代价。
　　第二、这种恐惧是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塑造了一个老大哥的人物，他从不露面，但又无所不在，监视着人们的一切。哈维尔曾经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过后极权社会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现象：“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吊诡的是，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弥漫性的恐惧，但其结果却是，形成了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更严重的依赖，因为，似乎在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只有极权主义才能为你提供某种保证。因此，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是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与对极权主义崩溃的恐惧同时并存，甚至有时更担忧极权主义的崩溃。

　　第三、这种恐惧会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约束；
　　有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个随机采访。主持人握着话筒，拦下一个个路人问：如果我现在能帮您实现一个愿望，那么，您希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回答时间限定，十秒钟。那天他在街上拦下二十个路人，他向二十个路人一一询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二十个人中，有十九个人的回答基本相同。十秒钟过去，他们会说，我还没有考虑好。说这些时，他们表情严峻，眉头紧锁，似乎生怕自己说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谁都清楚主持人不会帮自己实现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们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可他们仍然不轻易开口，他们痛苦地一本正经地思考。甚至有人说，如果您明天采访我，或许我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客案。那天这位主持人非常失望。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毫无理由的严谨。或者说，他们被自己吓坏了。他们总是害怕出错。他们失去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勇气。其实，只有恐惧升华为一种自我约束的时候，恐惧的效力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接着的问题是，这种独特的恐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种恐惧又是如何被强化的或再生产？这里需要注意极权主义恐惧制造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第一、你不知道你会因为什么而受到惩罚。这样的恐惧才会无边无沿。
　　第二、你不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样，惩罚所造成的恐惧效应可以倍增。
　　第三、你不知道这种惩罚会在什么时候实施。对于惩罚的猜测和等待，是制造和强化恐惧的有效手段，因为可以令你终日战战兢兢。
　　总而言之一句话，极权主义制造恐惧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不确定性，只有这种不确定性才能造成恐惧效应的扩大。同时，也只有不确定性才能形成你内心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而不确定性起作用的条件，就是权力的总体性和任意性。任意性才能造成不确定性，而总体性才能扩大任意性的空间。可以试想，面对一个流氓和面对一个疯子，哪个令你更恐惧？因此可以说，权力的总体性才导致恐惧的无所不在。而超越了恐惧的边界的地方，才是自由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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