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臉譜化的歷史觀，袁世凱並不是一心想當皇帝，而是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從體制上解決時局的混亂。作為政治家，袁世凱的失敗在於，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謂“民意”，沒有看到時代的大勢。至於點讚群眾，無非是群眾演員而已
老高按：最近參與攝製“歷史明鏡”視頻節目的過程中，有位老兄建議我找到專家來介紹一下北洋政府。他說，因為國共兩黨都是北洋政府的政敵，先後當政之後，都刻意抹黑北洋政府，其實北洋政府在政治、司法、經濟、城市建設、外交、文化……方面都有許多建設，不少舉措在中國來說算是開創性的制度建樹，對於中國從傳統型國家跨越到現代型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後來的政權在不少方面都是“蕭規曹隨”。我們今天應該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也給予那些歷史人物一個公道。
我覺得他說的頗有道理，很想物色研究北洋時代的專家來當“歷史明鏡”節目的嘉賓，但迄今尚無眉目。
談到北洋政府，正巧最近讀到周淮安的兩篇文章談袁世凱。作者雖然文風有些油腔滑調（現在流行這種半真半假的調侃文風），有的文字顯然“借古喻今”的痕跡太重，有意讓讀者直接聯想到當今聖上——例如這樣的文字：“從北京到地方，各級官員進入了一種中國人熟悉的‘表忠心競賽’”云云；還有的地方，於史實不合，例如，他講到“1899年一種名叫‘義和拳’的民間秘密組織開始在山東西部活躍起來”，又提到“石破天驚的‘扶清滅洋’口號一經提出，就如同烏合之眾有了科學理論的武裝”，但歷史記載是：“扶清滅洋”口號是1898年梅花拳拳師趙三多提出的，1898年10月26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威縣）發動首次義和拳暴動。
文章並非嚴格的歷史論文，而是兩篇雜文隨筆，但能幫助我們從一些過去不太想得到的角度來看待史實，有些參考價值，轉載於下。
當山東義和團碰上袁世凱
周淮安，遊歷史
一
19世紀末，甲午戰爭徹底輸光洋務運動以及“同光中興”的底褲――大清王朝三十年“變法圖強”的結果，卻被差不多同時期啟動改革開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賠款。
天朝末日，列強環伺，異象頻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後歲月中最癲狂的一場群眾運動竟源自“孔孟之鄉”山東。
其實也沒什麼可奇怪的，兩千多年專制制度滿口“仁義道德”、“禮義廉恥”，實為培養麻木愚昧自私的愚民，以便於統治。往往是傳統文化積澱越深厚的地區，遺毒越深，開啟民智越難，反而是被視為蠻夷之地的嶺南常常得風氣之先。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種名叫“義和拳”的民間秘密組織開始在山東西部活躍起來，並像野火般在鄉村蔓延開來。作為有“反清復明”傾向的非法組織，“義和拳”明顯是社會不穩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視其為“拳匪”或“匪盜”，嚴厲鎮壓，絕不手軟。
在革命的低潮中，“義和拳”的大師兄、二師兄們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新路？
來自西方的上帝給了他們靈感。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隨着西方傳教士深入鄉村，一些“吃洋教”的教民與其他民眾矛盾頻發，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在徵地拆遷、鄰里糾紛中難免偏袒教民，底層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一個電光火石的靈感如同閃電劃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才是大清的萬惡之源！”
石破天驚的“扶清滅洋”口號一經提出，就如同烏合之眾有了科學理論的武裝，義和團運動的面貌從此就煥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確的口號，有了“愛國”的護身符，連燒殺搶掠都成了正義行為，這給地方官員出了道難題：當成“匪”來剿嘛，別人是“愛國群眾”啊，而且自帶乾糧保衛老佛爺；當成正義之士嘛，他們扒鐵路，掐電線，聚眾鬧事，凡是沾“洋”的東西都毀，凡是沾“洋”的人都殺，別說信教的，連戴眼鏡的都視為“二毛子”該殺，讓社會陷入一片暴力恐怖，嚴重威脅大清穩定。
二
在剿撫不定中，被後人視為“義和團之父”的毓賢登場了。1899年4月，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東巡撫，為山東義和團爆發加了最後一把火。
在“仇洋排外”的毓賢看來，這些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拳民們“其心可嘉，民氣可用”，親自將義和拳、大刀會等組織統一更名為“義和團”，正式將其認證為愛國組織，並讓義和團打出“毓”字旗號，並稱自己是“義和團魁首”。有省部級領導當後台，山東義和團一下爆發式增長，各種械鬥流血衝突不斷，連省城濟南內也“拳廠”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在洋人的強烈抗議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將毓賢明降暗升，由山東調入帝都。
毓賢走了，一個河南人來了，山東義和團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他叫袁世凱，河南項城人，大清帝國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經過駐軍朝鮮的歷練，戊戌政變的投機，小站練兵的積累，40歲的袁世凱升任山東巡撫，第一次成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與顢頇的毓賢不同，袁世凱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波詭雲譎的朝鮮政局，瞬息萬變的戊戌政變，他都遊刃有餘，但如何應對義和團卻不輕鬆。
老佛爺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朝中的王公親貴卻大多認為義和團“忠勇愛國”，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賢一樣公開支持義和團，不僅洋人不答應，社會秩序也會陷入混亂，巡撫位置一樣難保。
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也在琢磨這個新來的“袁大人”，感覺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樣將他們奉為上賓，但也沒有對他們翻臉不認人，態度模糊且曖昧。
檢驗對方成色的時候終於來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國人建鐵路而鬧事，濟南義和團覺得機會來了，主動上門拜訪袁世凱。袁大人大擺宴席，熱情款待，酒酣耳熱之際，大師兄二師兄頭腦發熱，吹噓刀槍不入的神跡。老袁一臉欽佩狀，力邀大師兄現場示範。
花廳外“砰”的一聲，義和團的火藥槍響了，煙霧散盡，幾米外的大師兄安然無恙，眾人皆呼“神了”。
這種只放火藥不裝彈的把戲騙農民好使，對職業軍人就不頂用了。老袁一邊說“中中中”，一邊讓衛士取來洋槍，不由分說，一陣槍響，大師兄升天了，其餘團民嚇得作鳥獸散。
小混混碰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認栽。袁世凱使出霹靂手段，頒布“嚴禁拳匪暫行章程”八條，包括各州縣要嚴禁義和團活動，凡今後在其境內發現有設“拳廠”的，地方領導按“縱匪”罪追究；如有人告發“拳匪”設廠之家，經官府查獲後，以該犯家產一半獎勵告密人，將“匪首”擒獲送官的，可獲該犯全部家產。
在袁世凱到任前，山東僅荏平一縣便有“拳廠”八百餘處。他到任後，義和團在山東難以立足，紛紛逃往直隸境內，曾經的風暴中心山東很快風平浪靜。
三
1900年6月，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老佛爺認為“洋人可恨，民氣可用”，遂對所有西方國家宣戰。
戰事一開，袁世凱卻玩起了“高級黑”：你們不是愛國嗎，不是刀槍不入嗎，現在洋人來了，趕緊上前線滅洋啊！
在袁的授意下，山東各州縣紛紛貼出告示，呼籲義和團北上勤王，保衛老佛爺，不准逗留山東，稱“洋人罪大惡極，無不立見消亡，諭爾拳民義勇，均各效命疆場。”“速赴前敵助戰，毋得羈留故鄉。”然後，袁世凱把留在本省的一概稱為“黑團”“亂民”，正牌的愛國者都到前線去了，留下來的當然是冒牌的，統統死啦死啦的。
在後世所稱的“庚子國變”亂局中，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老佛爺西逃，山東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拒絕執行與列強開戰的亂命，使山東免遭禍亂。
對於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來說，義和團運動不僅沒有“滅洋”，反而在大清王朝下墜的進程中狠狠踹了一腳。
按歷史教科書的說法：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中國的先進分子也開始放棄對清政府所報有的幻想，以‘驅除韃虜’為目標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在全國如火如荼的展開。”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對於一個壞政權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在大清帝國最後的歲月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維護穩定比改革變法還更重要。
袁世凱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因為義和團舉着“政治正確”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記了穩定對於大清的重要性。哪怕抬出老佛爺，只要敢打砸劫掠，踐踏《大清律例》，一律法辦。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由於袁世凱的嚴打，義和團在山東無法立足，才進入華北及帝都，掀起了耗盡大清氣數的群眾運動新高潮。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凱就已經在挖坑了。
袁世凱稱帝時群眾為何都點讚
周淮安，遊歷史
01
1915年夏，民國四年的中國一片混沌，社會上瀰漫着焦躁迷茫的氣息。
辛亥革命之後，清帝遜位，走向共和，但“共和”究竟是什麼？
不僅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精英階層也一知半解，甚至連孫中山、袁世凱都沒有清晰的“共和意識”。
經過初期的權力爭奪與混亂之後，民國終於迎來了一次走上民主共和正軌的機會。
1913年初，依據《臨時約法》，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國憲政之父”宋教仁領導國民黨在國會兩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已成定局。推行議會政治，走政黨內閣道路，用選舉替代暴力的權力更迭，一種中國從未有過的全新政治制度曙光初露。
令人扼腕的是，隨着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這一歷史進程戛然而止，並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開創了民國武力解決政治爭端的先例。袁世凱以“叛亂”為由發布《解散國民黨通令》，進而解散國會，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強化個人集權。
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四年後，“中國走什麼路”竟然成了一個問題。
02
從袁世凱的角度看，“民國”完全是一鍋“夾生飯”：皇帝沒有了，但中央政府也沒有權威，國會亂作一團，各地一盤散沙，內有革命黨不斷鬧事，外有日本人步步緊逼。比較起來，這民國還不如大清最後那幾年銳意改革，預備立憲的勢頭好。
既然民國辦得不好，共和是條“邪路”，那能不能回頭走老路呢？
領導有想法，下面自然有辦法。揣摩聖意，投其所好，中國從來不缺這樣的人才，論證“領導永遠是對的；如果領導錯了，請參見前一條”——這種命題簡直So easy。
想當“帝師”的楊度一出手就是大招，成立“籌安會”，稱“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
聯署發起人雖只有區區六個，卻都是社會名流，且涵蓋了看似水火不容的左中右各派。不僅有同盟會的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革命黨人”，還有啟蒙思想家嚴復這樣大名鼎鼎的“公知”，據說連袁世凱見了這份名單都“極為歡悅”。
一個忽然冒出來的“民間學術機構”，發起人是最高領導人的“智囊”，還有各種大V、公知加盟，研究課題是高度敏感的“中國往何處去”，但卻通電全國，生怕別人不知道——傻子都能嗅出其中的政治風向。
於是，從北京到地方，各級官員進入了一種中國人熟悉的“表忠心競賽”，開始是比表態的先後速度，然後是比表態的肉麻程度，最後發展到極致——誰表態不積極，甚至沒有表出新意就是“不忠誠”。
在這種爭先恐後，人人過關的氛圍中，後來發動“護國運動”討袁的蔡鍔將軍，當時也領銜簽名支持帝制。後來有人質疑他為何反覆無常，他答覆說：“國體問題，在京能否拒絕署名，不言而喻。若問良心，則誓死不承……”
連“為國民爭人格”的蔡鍔當時都只有隨波逐流，更別說那些本就善於逢迎的官場老油條了。各地紛紛成立“籌安會”分會，各省督軍都上書“勸進”，擁護帝制。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群眾也紛紛點讚。在不到十天內，“國體”問題就成了社會輿論熱點，各地吃瓜群眾熱烈討論後一致表示贊同“廢民主而立君主”。各種“自發”的“請願團”花樣百出，從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到婦女請願團，最後甚至出現了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
總之，社會各階層的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
03
拋開臉譜化的歷史觀，袁世凱並不是一心想當皇帝，而是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從體制上解決時局的混亂。面對高喊“不要辜負”的群眾，袁世凱內心還是忐忑的，民意果真如此？那列強的意見如何呢？
關鍵時刻，一個“坑爹”的人物出場了——“太子”袁克定。時年37歲的袁克定是袁世凱長子，1913年曾到德國治療腳傷，對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讚嘆不已，覺得帝制才是大國崛起之路，由此萌生了“太子夢”。
他的“坑爹”水平最高，造出了外國民意。《順天時報》是日本政府在華的“官方機關報”，從其對華政策出發，經常抨擊北洋政府，影響力很大，連袁世凱都將之作為了解列強態度的一個重要渠道。當時，《順天時報》幾乎成了反對帝制的輿論旗手，天天唱衰袁世凱，呼籲列強不要相信那些所謂“民意”。
袁克定於是不惜耗資3萬元僱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載擁護帝制消息的《順天時報》，專供袁世凱閱讀。
這坑挖得夠深。連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國主義都點讚，老袁信心更堅定了。
後來的事就順理成章，進入了高潮。1915年12月11日中華民國參議會開會投票，各省國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同意投君主立憲票，反對票為0。當秘書長宣布全票通過時，各省代表高呼萬歲，集體歡呼。
僅僅過了半個月，蔡鍔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頓時天下響應，摧枯拉朽，南方各省紛紛起義，牆倒眾人推。
同樣的一幫群眾，同樣的一幫官員，前幾天還在哭着喊着“表忠心”，現在個個痛罵老袁“竊國大盜”、“獨夫民賊”。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信徒們總是窮凶極惡地打碎他們以前神靈的塑像。”
04
作為一個亂世梟雄，袁世凱絕非等閒之輩，初任臨時大總統時甚至被譽為“中國華盛頓”，其政治眼光和洞察力讓孫中山在內的對手都不得不佩服。
製造民意、控制信息、欺上瞞下，對於他來說是小菜一碟。當年逼迫清廷退位的時候，老袁一邊讓北洋軍暫緩進攻，製造輿論要挾朝廷；一邊在扮大清“忠臣”，搞得隆裕太后對近侍說：“袁世凱真是忠臣。”結果遜位詔書一加蓋玉璽，愛新覺羅的孤兒寡母才發現被老袁忽悠了。
但一旦登上權力巔峰後，昔日梟雄卻對小兒科騙術都失去了辨識能力。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但權力也是最好的麻藥。專制制度下，最高權力者從某種程度上講，其實是“穴居人”——你所看到，你所聽到的，都是周圍人想讓你聽到，想讓你看到的，山洞外的世界你一無所知。
在“上下相愚”的較量中，對於臣子而言，能夠成功地討好糊弄住皇帝，就是最大的成功；對於皇帝而言，如果官僚集團成功地欺上瞞下，就是最大的失敗，最壞的結果甚至亡國。如果雙方達到一種力的平衡，都不要太過分，那就是“盛世”了。
至於點讚群眾，無非是群眾演員而已。
作為一個政治家，袁世凱的失敗在於，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謂“民意”，沒有看到時代的大勢。一如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中國就像騎自行車，必須一直向前，速度可以慢，但不能停，一停車就會翻，更別說開倒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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