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脸谱化的历史观，袁世凯并不是一心想当皇帝，而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体制上解决时局的混乱。作为政治家，袁世凯的失败在于，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谓“民意”，没有看到时代的大势。至于点赞群众，无非是群众演员而已
老高按：最近参与摄制“历史明镜”视频节目的过程中，有位老兄建议我找到专家来介绍一下北洋政府。他说，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政敌，先后当政之后，都刻意抹黑北洋政府，其实北洋政府在政治、司法、经济、城市建设、外交、文化……方面都有许多建设，不少举措在中国来说算是开创性的制度建树，对于中国从传统型国家跨越到现代型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政权在不少方面都是“萧规曹随”。我们今天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给予那些历史人物一个公道。
我觉得他说的颇有道理，很想物色研究北洋时代的专家来当“历史明镜”节目的嘉宾，但迄今尚无眉目。
谈到北洋政府，正巧最近读到周淮安的两篇文章谈袁世凯。作者虽然文风有些油腔滑调（现在流行这种半真半假的调侃文风），有的文字显然“借古喻今”的痕迹太重，有意让读者直接联想到当今圣上——例如这样的文字：“从北京到地方，各级官员进入了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表忠心竞赛’”云云；还有的地方，于史实不合，例如，他讲到“1899年一种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秘密组织开始在山东西部活跃起来”，又提到“石破天惊的‘扶清灭洋’口号一经提出，就如同乌合之众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但历史记载是：“扶清灭洋”口号是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提出的，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发动首次义和拳暴动。
文章并非严格的历史论文，而是两篇杂文随笔，但能帮助我们从一些过去不太想得到的角度来看待史实，有些参考价值，转载于下。
当山东义和团碰上袁世凯
周淮安，游历史
一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彻底输光洋务运动以及“同光中兴”的底裤――大清王朝三十年“变法图强”的结果，却被差不多同时期启动改革开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赔款。
天朝末日，列强环伺，异象频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后岁月中最癫狂的一场群众运动竟源自“孔孟之乡”山东。
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两千多年专制制度满口“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实为培养麻木愚昧自私的愚民，以便于统治。往往是传统文化积淀越深厚的地区，遗毒越深，开启民智越难，反而是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岭南常常得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种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秘密组织开始在山东西部活跃起来，并像野火般在乡村蔓延开来。作为有“反清复明”倾向的非法组织，“义和拳”明显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视其为“拳匪”或“匪盗”，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在革命的低潮中，“义和拳”的大师兄、二师兄们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新路？
来自西方的上帝给了他们灵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乡村，一些“吃洋教”的教民与其他民众矛盾频发，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在征地拆迁、邻里纠纷中难免偏袒教民，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一个电光火石的灵感如同闪电划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才是大清的万恶之源！”
石破天惊的“扶清灭洋”口号一经提出，就如同乌合之众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义和团运动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确的口号，有了“爱国”的护身符，连烧杀抢掠都成了正义行为，这给地方官员出了道难题：当成“匪”来剿嘛，别人是“爱国群众”啊，而且自带干粮保卫老佛爷；当成正义之士嘛，他们扒铁路，掐电线，聚众闹事，凡是沾“洋”的东西都毁，凡是沾“洋”的人都杀，别说信教的，连戴眼镜的都视为“二毛子”该杀，让社会陷入一片暴力恐怖，严重威胁大清稳定。
二
在剿抚不定中，被后人视为“义和团之父”的毓贤登场了。1899年4月，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东巡抚，为山东义和团爆发加了最后一把火。
在“仇洋排外”的毓贤看来，这些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拳民们“其心可嘉，民气可用”，亲自将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统一更名为“义和团”，正式将其认证为爱国组织，并让义和团打出“毓”字旗号，并称自己是“义和团魁首”。有省部级领导当后台，山东义和团一下爆发式增长，各种械斗流血冲突不断，连省城济南内也“拳厂”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在洋人的强烈抗议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将毓贤明降暗升，由山东调入帝都。
毓贤走了，一个河南人来了，山东义和团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他叫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大清帝国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经过驻军朝鲜的历练，戊戌政变的投机，小站练兵的积累，40岁的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第一次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与颟顸的毓贤不同，袁世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波诡云谲的朝鲜政局，瞬息万变的戊戌政变，他都游刃有余，但如何应对义和团却不轻松。
老佛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朝中的王公亲贵却大多认为义和团“忠勇爱国”，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贤一样公开支持义和团，不仅洋人不答应，社会秩序也会陷入混乱，巡抚位置一样难保。
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也在琢磨这个新来的“袁大人”，感觉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样将他们奉为上宾，但也没有对他们翻脸不认人，态度模糊且暧昧。
检验对方成色的时候终于来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国人建铁路而闹事，济南义和团觉得机会来了，主动上门拜访袁世凯。袁大人大摆宴席，热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大师兄二师兄头脑发热，吹嘘刀枪不入的神迹。老袁一脸钦佩状，力邀大师兄现场示范。
花厅外“砰”的一声，义和团的火药枪响了，烟雾散尽，几米外的大师兄安然无恙，众人皆呼“神了”。
这种只放火药不装弹的把戏骗农民好使，对职业军人就不顶用了。老袁一边说“中中中”，一边让卫士取来洋枪，不由分说，一阵枪响，大师兄升天了，其余团民吓得作鸟兽散。
小混混碰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认栽。袁世凯使出霹雳手段，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包括各州县要严禁义和团活动，凡今后在其境内发现有设“拳厂”的，地方领导按“纵匪”罪追究；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之家，经官府查获后，以该犯家产一半奖励告密人，将“匪首”擒获送官的，可获该犯全部家产。
在袁世凯到任前，山东仅荏平一县便有“拳厂”八百余处。他到任后，义和团在山东难以立足，纷纷逃往直隶境内，曾经的风暴中心山东很快风平浪静。
三
1900年6月，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老佛爷认为“洋人可恨，民气可用”，遂对所有西方国家宣战。
战事一开，袁世凯却玩起了“高级黑”：你们不是爱国吗，不是刀枪不入吗，现在洋人来了，赶紧上前线灭洋啊！
在袁的授意下，山东各州县纷纷贴出告示，呼吁义和团北上勤王，保卫老佛爷，不准逗留山东，称“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效命疆场。”“速赴前敌助战，毋得羁留故乡。”然后，袁世凯把留在本省的一概称为“黑团”“乱民”，正牌的爱国者都到前线去了，留下来的当然是冒牌的，统统死啦死啦的。
在后世所称的“庚子国变”乱局中，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老佛爷西逃，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拒绝执行与列强开战的乱命，使山东免遭祸乱。
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来说，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灭洋”，反而在大清王朝下坠的进程中狠狠踹了一脚。
按历史教科书的说法：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报有的幻想，以‘驱除鞑虏’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对于一个坏政权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大清帝国最后的岁月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护稳定比改革变法还更重要。
袁世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因为义和团举着“政治正确”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记了稳定对于大清的重要性。哪怕抬出老佛爷，只要敢打砸劫掠，践踏《大清律例》，一律法办。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袁世凯的严打，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才进入华北及帝都，掀起了耗尽大清气数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凯就已经在挖坑了。
袁世凯称帝时群众为何都点赞
周淮安，游历史
01
1915年夏，民国四年的中国一片混沌，社会上弥漫着焦躁迷茫的气息。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逊位，走向共和，但“共和”究竟是什么？
不仅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精英阶层也一知半解，甚至连孙中山、袁世凯都没有清晰的“共和意识”。
经过初期的权力争夺与混乱之后，民国终于迎来了一次走上民主共和正轨的机会。
1913年初，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已成定局。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道路，用选举替代暴力的权力更迭，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全新政治制度曙光初露。
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这一历史进程戛然而止，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先例。袁世凯以“叛乱”为由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进而解散国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强化个人集权。
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四年后，“中国走什么路”竟然成了一个问题。
02
从袁世凯的角度看，“民国”完全是一锅“夹生饭”：皇帝没有了，但中央政府也没有权威，国会乱作一团，各地一盘散沙，内有革命党不断闹事，外有日本人步步紧逼。比较起来，这民国还不如大清最后那几年锐意改革，预备立宪的势头好。
既然民国办得不好，共和是条“邪路”，那能不能回头走老路呢？
领导有想法，下面自然有办法。揣摩圣意，投其所好，中国从来不缺这样的人才，论证“领导永远是对的；如果领导错了，请参见前一条”——这种命题简直So easy。
想当“帝师”的杨度一出手就是大招，成立“筹安会”，称“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
联署发起人虽只有区区六个，却都是社会名流，且涵盖了看似水火不容的左中右各派。不仅有同盟会的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革命党人”，还有启蒙思想家严复这样大名鼎鼎的“公知”，据说连袁世凯见了这份名单都“极为欢悦”。
一个忽然冒出来的“民间学术机构”，发起人是最高领导人的“智囊”，还有各种大V、公知加盟，研究课题是高度敏感的“中国往何处去”，但却通电全国，生怕别人不知道——傻子都能嗅出其中的政治风向。
于是，从北京到地方，各级官员进入了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表忠心竞赛”，开始是比表态的先后速度，然后是比表态的肉麻程度，最后发展到极致——谁表态不积极，甚至没有表出新意就是“不忠诚”。
在这种争先恐后，人人过关的氛围中，后来发动“护国运动”讨袁的蔡锷将军，当时也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后来有人质疑他为何反复无常，他答复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连“为国民争人格”的蔡锷当时都只有随波逐流，更别说那些本就善于逢迎的官场老油条了。各地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各省督军都上书“劝进”，拥护帝制。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群众也纷纷点赞。在不到十天内，“国体”问题就成了社会舆论热点，各地吃瓜群众热烈讨论后一致表示赞同“废民主而立君主”。各种“自发”的“请愿团”花样百出，从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到妇女请愿团，最后甚至出现了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
总之，社会各阶层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03
抛开脸谱化的历史观，袁世凯并不是一心想当皇帝，而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体制上解决时局的混乱。面对高喊“不要辜负”的群众，袁世凯内心还是忐忑的，民意果真如此？那列强的意见如何呢？
关键时刻，一个“坑爹”的人物出场了——“太子”袁克定。时年37岁的袁克定是袁世凯长子，1913年曾到德国治疗脚伤，对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赞叹不已，觉得帝制才是大国崛起之路，由此萌生了“太子梦”。
他的“坑爹”水平最高，造出了外国民意。《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华的“官方机关报”，从其对华政策出发，经常抨击北洋政府，影响力很大，连袁世凯都将之作为了解列强态度的一个重要渠道。当时，《顺天时报》几乎成了反对帝制的舆论旗手，天天唱衰袁世凯，呼吁列强不要相信那些所谓“民意”。
袁克定于是不惜耗资3万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帝制消息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
这坑挖得够深。连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都点赞，老袁信心更坚定了。
后来的事就顺理成章，进入了高潮。1915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参议会开会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同意投君主立宪票，反对票为0。当秘书长宣布全票通过时，各省代表高呼万岁，集体欢呼。
仅仅过了半个月，蔡锷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顿时天下响应，摧枯拉朽，南方各省纷纷起义，墙倒众人推。
同样的一帮群众，同样的一帮官员，前几天还在哭着喊着“表忠心”，现在个个痛骂老袁“窃国大盗”、“独夫民贼”。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04
作为一个乱世枭雄，袁世凯绝非等闲之辈，初任临时大总统时甚至被誉为“中国华盛顿”，其政治眼光和洞察力让孙中山在内的对手都不得不佩服。
制造民意、控制信息、欺上瞒下，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当年逼迫清廷退位的时候，老袁一边让北洋军暂缓进攻，制造舆论要挟朝廷；一边在扮大清“忠臣”，搞得隆裕太后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结果逊位诏书一加盖玉玺，爱新觉罗的孤儿寡母才发现被老袁忽悠了。
但一旦登上权力巅峰后，昔日枭雄却对小儿科骗术都失去了辨识能力。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但权力也是最好的麻药。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穴居人”——你所看到，你所听到的，都是周围人想让你听到，想让你看到的，山洞外的世界你一无所知。
在“上下相愚”的较量中，对于臣子而言，能够成功地讨好糊弄住皇帝，就是最大的成功；对于皇帝而言，如果官僚集团成功地欺上瞒下，就是最大的失败，最坏的结果甚至亡国。如果双方达到一种力的平衡，都不要太过分，那就是“盛世”了。
至于点赞群众，无非是群众演员而已。
作为一个政治家，袁世凯的失败在于，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谓“民意”，没有看到时代的大势。一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就像骑自行车，必须一直向前，速度可以慢，但不能停，一停车就会翻，更别说开倒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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