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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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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袁世凯的成功与失败两三事 2017-03-15 09:58:56

  抛开脸谱化的历史观,袁世凯并不是一心想当皇帝,而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体制上解决时局的混乱。作为政治家,袁世凯的失败在于,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谓“民意”,没有看到时代的大势。至于点赞群众,无非是群众演员而已


  老高按:最近参与摄制“历史明镜”视频节目的过程中,有位老兄建议我找到专家来介绍一下北洋政府。他说,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政敌,先后当政之后,都刻意抹黑北洋政府,其实北洋政府在政治、司法、经济、城市建设、外交、文化……方面都有许多建设,不少举措在中国来说算是开创性的制度建树,对于中国从传统型国家跨越到现代型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政权在不少方面都是“萧规曹随”。我们今天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给予那些历史人物一个公道。
  我觉得他说的颇有道理,很想物色研究北洋时代的专家来当“历史明镜”节目的嘉宾,但迄今尚无眉目。
  谈到北洋政府,正巧最近读到周淮安的两篇文章谈袁世凯。作者虽然文风有些油腔滑调(现在流行这种半真半假的调侃文风),有的文字显然“借古喻今”的痕迹太重,有意让读者直接联想到当今圣上——例如这样的文字:“从北京到地方,各级官员进入了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表忠心竞赛’”云云;还有的地方,于史实不合,例如,他讲到“1899年一种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秘密组织开始在山东西部活跃起来”,又提到“石破天惊的‘扶清灭洋’口号一经提出,就如同乌合之众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但历史记载是:“扶清灭洋”口号是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提出的,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发动首次义和拳暴动。
  文章并非严格的历史论文,而是两篇杂文随笔,但能帮助我们从一些过去不太想得到的角度来看待史实,有些参考价值,转载于下。


  当山东义和团碰上袁世凯

  周淮安,游历史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彻底输光洋务运动以及“同光中兴”的底裤――大清王朝三十年“变法图强”的结果,却被差不多同时期启动改革开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赔款。
  天朝末日,列强环伺,异象频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后岁月中最癫狂的一场群众运动竟源自“孔孟之乡”山东。
  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两千多年专制制度满口“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实为培养麻木愚昧自私的愚民,以便于统治。往往是传统文化积淀越深厚的地区,遗毒越深,开启民智越难,反而是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岭南常常得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种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秘密组织开始在山东西部活跃起来,并像野火般在乡村蔓延开来。作为有“反清复明”倾向的非法组织,“义和拳”明显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视其为“拳匪”或“匪盗”,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在革命的低潮中,“义和拳”的大师兄、二师兄们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新路?
  来自西方的上帝给了他们灵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乡村,一些“吃洋教”的教民与其他民众矛盾频发,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在征地拆迁、邻里纠纷中难免偏袒教民,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一个电光火石的灵感如同闪电划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才是大清的万恶之源!”
  石破天惊的“扶清灭洋”口号一经提出,就如同乌合之众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义和团运动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确的口号,有了“爱国”的护身符,连烧杀抢掠都成了正义行为,这给地方官员出了道难题:当成“匪”来剿嘛,别人是“爱国群众”啊,而且自带干粮保卫老佛爷;当成正义之士嘛,他们扒铁路,掐电线,聚众闹事,凡是沾“洋”的东西都毁,凡是沾“洋”的人都杀,别说信教的,连戴眼镜的都视为“二毛子”该杀,让社会陷入一片暴力恐怖,严重威胁大清稳定。

  

  在剿抚不定中,被后人视为“义和团之父”的毓贤登场了。1899年4月,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东巡抚,为山东义和团爆发加了最后一把火。
  在“仇洋排外”的毓贤看来,这些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拳民们“其心可嘉,民气可用”,亲自将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统一更名为“义和团”,正式将其认证为爱国组织,并让义和团打出“毓”字旗号,并称自己是“义和团魁首”。有省部级领导当后台,山东义和团一下爆发式增长,各种械斗流血冲突不断,连省城济南内也“拳厂”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在洋人的强烈抗议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将毓贤明降暗升,由山东调入帝都。
  毓贤走了,一个河南人来了,山东义和团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他叫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大清帝国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经过驻军朝鲜的历练,戊戌政变的投机,小站练兵的积累,40岁的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第一次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与颟顸的毓贤不同,袁世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波诡云谲的朝鲜政局,瞬息万变的戊戌政变,他都游刃有余,但如何应对义和团却不轻松。
  老佛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朝中的王公亲贵却大多认为义和团“忠勇爱国”,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贤一样公开支持义和团,不仅洋人不答应,社会秩序也会陷入混乱,巡抚位置一样难保。
  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也在琢磨这个新来的“袁大人”,感觉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样将他们奉为上宾,但也没有对他们翻脸不认人,态度模糊且暧昧。
  检验对方成色的时候终于来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国人建铁路而闹事,济南义和团觉得机会来了,主动上门拜访袁世凯。袁大人大摆宴席,热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大师兄二师兄头脑发热,吹嘘刀枪不入的神迹。老袁一脸钦佩状,力邀大师兄现场示范。
  花厅外“砰”的一声,义和团的火药枪响了,烟雾散尽,几米外的大师兄安然无恙,众人皆呼“神了”。
  这种只放火药不装弹的把戏骗农民好使,对职业军人就不顶用了。老袁一边说“中中中”,一边让卫士取来洋枪,不由分说,一阵枪响,大师兄升天了,其余团民吓得作鸟兽散。
  小混混碰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认栽。袁世凯使出霹雳手段,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包括各州县要严禁义和团活动,凡今后在其境内发现有设“拳厂”的,地方领导按“纵匪”罪追究;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之家,经官府查获后,以该犯家产一半奖励告密人,将“匪首”擒获送官的,可获该犯全部家产。
  在袁世凯到任前,山东仅荏平一县便有“拳厂”八百余处。他到任后,义和团在山东难以立足,纷纷逃往直隶境内,曾经的风暴中心山东很快风平浪静。

  

  1900年6月,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老佛爷认为“洋人可恨,民气可用”,遂对所有西方国家宣战。
  战事一开,袁世凯却玩起了“高级黑”:你们不是爱国吗,不是刀枪不入吗,现在洋人来了,赶紧上前线灭洋啊!
  在袁的授意下,山东各州县纷纷贴出告示,呼吁义和团北上勤王,保卫老佛爷,不准逗留山东,称“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效命疆场。”“速赴前敌助战,毋得羁留故乡。”然后,袁世凯把留在本省的一概称为“黑团”“乱民”,正牌的爱国者都到前线去了,留下来的当然是冒牌的,统统死啦死啦的。
  在后世所称的“庚子国变”乱局中,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老佛爷西逃,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拒绝执行与列强开战的乱命,使山东免遭祸乱。
  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来说,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灭洋”,反而在大清王朝下坠的进程中狠狠踹了一脚。
  按历史教科书的说法: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报有的幻想,以‘驱除鞑虏’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对于一个坏政权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大清帝国最后的岁月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护稳定比改革变法还更重要。
  袁世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因为义和团举着“政治正确”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记了稳定对于大清的重要性。哪怕抬出老佛爷,只要敢打砸劫掠,践踏《大清律例》,一律法办。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袁世凯的严打,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才进入华北及帝都,掀起了耗尽大清气数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凯就已经在挖坑了。


  袁世凯称帝时群众为何都点赞

  周淮安,游历史

  01

  1915年夏,民国四年的中国一片混沌,社会上弥漫着焦躁迷茫的气息。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逊位,走向共和,但“共和”究竟是什么?
  不仅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精英阶层也一知半解,甚至连孙中山、袁世凯都没有清晰的“共和意识”。
  经过初期的权力争夺与混乱之后,民国终于迎来了一次走上民主共和正轨的机会。
  1913年初,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已成定局。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道路,用选举替代暴力的权力更迭,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全新政治制度曙光初露。
  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这一历史进程戛然而止,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先例。袁世凯以“叛乱”为由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进而解散国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强化个人集权。
  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四年后,“中国走什么路”竟然成了一个问题。

  02

  从袁世凯的角度看,“民国”完全是一锅“夹生饭”:皇帝没有了,但中央政府也没有权威,国会乱作一团,各地一盘散沙,内有革命党不断闹事,外有日本人步步紧逼。比较起来,这民国还不如大清最后那几年锐意改革,预备立宪的势头好。
  既然民国办得不好,共和是条“邪路”,那能不能回头走老路呢?
  领导有想法,下面自然有办法。揣摩圣意,投其所好,中国从来不缺这样的人才,论证“领导永远是对的;如果领导错了,请参见前一条”——这种命题简直So easy。
  想当“帝师”的杨度一出手就是大招,成立“筹安会”,称“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
  联署发起人虽只有区区六个,却都是社会名流,且涵盖了看似水火不容的左中右各派。不仅有同盟会的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革命党人”,还有启蒙思想家严复这样大名鼎鼎的“公知”,据说连袁世凯见了这份名单都“极为欢悦”。
  一个忽然冒出来的“民间学术机构”,发起人是最高领导人的“智囊”,还有各种大V、公知加盟,研究课题是高度敏感的“中国往何处去”,但却通电全国,生怕别人不知道——傻子都能嗅出其中的政治风向。
  于是,从北京到地方,各级官员进入了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表忠心竞赛”,开始是比表态的先后速度,然后是比表态的肉麻程度,最后发展到极致——谁表态不积极,甚至没有表出新意就是“不忠诚”。
  在这种争先恐后,人人过关的氛围中,后来发动“护国运动”讨袁的蔡锷将军,当时也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后来有人质疑他为何反复无常,他答复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连“为国民争人格”的蔡锷当时都只有随波逐流,更别说那些本就善于逢迎的官场老油条了。各地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各省督军都上书“劝进”,拥护帝制。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群众也纷纷点赞。在不到十天内,“国体”问题就成了社会舆论热点,各地吃瓜群众热烈讨论后一致表示赞同“废民主而立君主”。各种“自发”的“请愿团”花样百出,从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到妇女请愿团,最后甚至出现了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
  总之,社会各阶层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03

  抛开脸谱化的历史观,袁世凯并不是一心想当皇帝,而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体制上解决时局的混乱。面对高喊“不要辜负”的群众,袁世凯内心还是忐忑的,民意果真如此?那列强的意见如何呢?
  关键时刻,一个“坑爹”的人物出场了——“太子”袁克定。时年37岁的袁克定是袁世凯长子,1913年曾到德国治疗脚伤,对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赞叹不已,觉得帝制才是大国崛起之路,由此萌生了“太子梦”。
  他的“坑爹”水平最高,造出了外国民意。《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华的“官方机关报”,从其对华政策出发,经常抨击北洋政府,影响力很大,连袁世凯都将之作为了解列强态度的一个重要渠道。当时,《顺天时报》几乎成了反对帝制的舆论旗手,天天唱衰袁世凯,呼吁列强不要相信那些所谓“民意”。
  袁克定于是不惜耗资3万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帝制消息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
  这坑挖得够深。连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都点赞,老袁信心更坚定了。
  后来的事就顺理成章,进入了高潮。1915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参议会开会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同意投君主立宪票,反对票为0。当秘书长宣布全票通过时,各省代表高呼万岁,集体欢呼。
  仅仅过了半个月,蔡锷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顿时天下响应,摧枯拉朽,南方各省纷纷起义,墙倒众人推。
  同样的一帮群众,同样的一帮官员,前几天还在哭着喊着“表忠心”,现在个个痛骂老袁“窃国大盗”、“独夫民贼”。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04

  作为一个乱世枭雄,袁世凯绝非等闲之辈,初任临时大总统时甚至被誉为“中国华盛顿”,其政治眼光和洞察力让孙中山在内的对手都不得不佩服。
  制造民意、控制信息、欺上瞒下,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当年逼迫清廷退位的时候,老袁一边让北洋军暂缓进攻,制造舆论要挟朝廷;一边在扮大清“忠臣”,搞得隆裕太后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结果逊位诏书一加盖玉玺,爱新觉罗的孤儿寡母才发现被老袁忽悠了。
  但一旦登上权力巅峰后,昔日枭雄却对小儿科骗术都失去了辨识能力。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但权力也是最好的麻药。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穴居人”——你所看到,你所听到的,都是周围人想让你听到,想让你看到的,山洞外的世界你一无所知。
  在“上下相愚”的较量中,对于臣子而言,能够成功地讨好糊弄住皇帝,就是最大的成功;对于皇帝而言,如果官僚集团成功地欺上瞒下,就是最大的失败,最坏的结果甚至亡国。如果双方达到一种力的平衡,都不要太过分,那就是“盛世”了。
  至于点赞群众,无非是群众演员而已。
  作为一个政治家,袁世凯的失败在于,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谓“民意”,没有看到时代的大势。一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就像骑自行车,必须一直向前,速度可以慢,但不能停,一停车就会翻,更别说开倒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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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凌吉可 留言时间:2017-03-16 18:28:00

老高明鉴:最开始的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整本圣经里死得最惨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代的可拉二百五一党人。这帮二百五为了彰显自己,取代神定的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却鼓吹“...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这句谎言颇蛊惑人心。最后,神大怒,将这帮二百五吸入地缝,尸骨无存。

人人都是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死不悔改的。但神却拣选了一些蒙恩的罪人,以圣子基督的舍生代赎而得救,因信称义而成为世人的光和盐人类才有方向:这是恩典之路。

老高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中国古代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一,却要用天文一样的文言文。这却阻止了愚蠢的渔夫打开魔瓶盖。而当今盲目膜拜民主自由的人们,应该清楚知道,什么是民主的前提条件,罪性问题如何解决???现代的“文言文”又应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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