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0日至12月5日回访时隔近两年的北京、重庆，走马观花、探亲访友、温故知新。 因为担心海关审阅，只带了十来本自己的《希腊经典新译初步》、《印度（及佛教）经典新译尝试》、《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企业治理》、《安那祺主义》、《社会主义（译文）》等书，在会见十几位清华80级校友（几乎都是初次认识）的晚会上几乎送完，后来见到十几位留日同学只好发送电子版了。在会见十几位“明星投资沙龙”朋友（几乎都是初次认识）的晚会上简略介绍汉音元素方案和美国企业治理实践也得到比预想好的反应。谢谢他们帮助增加了我对陌生中国的相关领域的了解和交流。中国的快速物质发展应该、也已经产生对精神理性的追求，虽然我依然会秉持“百年以后发表”的独立研究精神，也可以留意有针对性地展开与当代的对话，做好准备推广（并修正）几十年来的独立思考成果。 国家博物馆的政治宣传色彩太浓。正值“俄国革命一百周年”展出，内容安排只突出“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完全没有出现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物托洛茨基，更不见布尔什维克以外的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党派，连中国的“主流”苏联研究成果也不见踪影。这只是中国并不存在历史科学/学科的一个佐证。 站在全面戒备的天安门广场，比在莫斯科红场、墨西哥市中央，甚至伊斯坦布尔城堡还陌生。所幸我的思考、关注已经从当代时事转换到作为文明/文化与历史的中国，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因为这就是中国的理性发展阶段。我淡然接受中国的理性启蒙不可能（也无必要）在我们的这一代达成的现实。 在六、七个大小书店浏览上架的人文、社会科学书目。八十年代就有名的“思想家”LZH依然在中国的大学里relevant(时髦)，还能讲Kant。他没有用中文“康德”的译名，大概是回避中国新起的现在占据“康德”哲学讲席的“思想家们”吧！至少，LZH不提他自以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了，大概是因为新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需要LZH所知道的（有限的）马克思主义。我只购买了吕思勉的《国学小史》这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读本。中国已经不存在产生吕这样的严谨学者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对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式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的出现，只能存在于“中国梦”里了。在北大80年校园选举时出名、因89年事件被彻底开除公职的YBK说得对：中国不存在作为独立科学/学科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 出身78级“国际政治”系而又置身于体制外、定义中国为“鼠文化”社会（因为几千年来95%的人都不识字）的YBK有不少奇异的opinion（意见），可惜由于缺乏critical thinking（自由批判）环境，几十年来没有发表出文章引起关注和反馈，没法形成view/view point（见解/观点），是当代中国知识阶层悲剧的一个缩影。我希望他不必停留在还与当今万户侯（“总理”、“常委”）较劲的心态，至少把亲历的当代中国最自由开放的80年代的事件写出来。如苏格拉底所说：“能够被批评、批驳，才是自己最大的受益”。 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有幸能与美国主流社会（大公司、媒体、联邦政府部门）打交道而改进自己思考、帮助当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性。Gmail在中国完全被屏蔽[1]，幸好我有所准备，把邮件转发到在中国专用的sina.cn账号。在中国旅行期间，Wells Fargo/富国银行等待着我早日会谈公司治理的高层薪酬改革提案，而Apple/苹果公司又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我发电邮，要排除我提交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与中国相关的人权提案（这也是我目前唯一有效参与中国公共事务的渠道）。我回到美国，第一件公务就是回复SEC和Apple,反驳Apple自以为可以超越法规的作法，让SEC公判[2]。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7年12月6日】
[1] 所幸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网站（英文入门，有很多pdf格式的中文文章）http://cpri.tripod.com 在中国可以阅读。 [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Zhao-SEC-Apple_2018_proposal.pd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