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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财务官、在汇率政策方面辅佐财务大臣片山皋月的最高级官员三村淳（Atsushi Mimura），在今年7月日美协调实施货币干预（具体而言，即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期间如此宣称。这次干预由片山皋月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共同推动，是大约28年来两国首次采取此类联合行动。

从大约2016年至2021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一直徘徊在1美元兑103至110日元左右，随后日元开始走弱。到今年夏季早些时候实施干预时，日元已经跌至1美元兑163日元的水平——这是39年来未曾出现的历史低点。

许多市场参与者指出，日元贬值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利率水平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安倍晋三（Shinzo Abe）第二届政府执政期间及其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期（2012年至2020年），日本为摆脱通货紧缩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日本的政策利率一度处于零或零以下。然而，近年来，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开始逐步提高政策利率。为对抗通货膨胀，加息从2024年开始全面展开。随着利率上升，货币当局也曾数次尝试单方面干预，以支撑日元，但未能阻止日元迅速贬值。

7月美日协调干预之后，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朝着日元走强、美元走弱的方向变化，达到1美元兑155日元的水平。然而，由于日元不久之后又恢复下跌，目前仍不清楚这次干预的长期效果究竟如何。一次性的调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近期日元疲软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日元继续贬值，日本的物价将进一步上涨，从而增加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成本。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长期利率走高，而这反过来又会使日本经济降温，进一步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贝森特出手拯救日元似乎是一项值得欢迎的行动。

事实上，川普总统将最近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协调干预形容为对日本发出的“友谊信号”。乍看之下，这次干预似乎的确如此，是朋友在危难时刻伸出的一只援手。然而实际上，美国从这项措施中获得的利益甚至比日本更多。

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其联邦政府债务。如今，这笔债务已经达到40万亿美元，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1万亿美元。即使是在全球舞台上拥有巨大权力的川普，也无法战胜往往会对美国国债形成抛售压力的债券市场力量。他在对等关税以及取得格陵兰岛问题上的雄心，都已经被迫推迟或修改，而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市场发出的警告信号。

此外，由于可能不得不发行更多债务来为对伊朗战争提供资金，美国担心日元疲软以及日本长期利率上升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影响美国自身的利率和金融市场。虽然日元疲软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弱点，但美国自身也面临着一些脆弱之处，使其无法对这一局面置之不理。事实是，美国决定实施这次协调干预，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经济，而不是日本的经济。

通常情况下，当日本为了纠正日元疲软而干预外汇市场时，会通过抛售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来进行。然而，这样做存在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风险——而这是美国极力希望避免的结果。如果日本为了支撑日元而抛售美国国债，那么市场可能会认为日本可用于干预的资金存在上限，从而可能削弱干预行动的整体效果。

因此，贝森特提出了一项机制，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借出日本为买入日元的干预行动提供资金所需要的美元。这似乎是一个可能在未来引出更多后续措施的步骤。原因在于，通常所谓“货币同盟”，意味着一种旨在将两国之间的汇率维持在某个特定区间之内的安排——例如相互提供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一框架向日本出借美元资金，美联储将获得利息收入，这种做法体现了川普政府以商业为导向的思维方式。相反，日本则将承担新的利息支付负担。此外，由于这一安排涉及美联储向市场提供美元，它将对美国产生货币宽松效应，从而与川普希望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愿望相一致。通过这一举措，美国将获得对日本更大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扩大其对日本金融和经济格局的影响。

对于旨在振兴美国国内产业的川普政府来说，美元过度强势绝非理想局面。在川普对世界许多国家加征关税而引发的谈判期间，日本政府同意向美国经济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金融业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向日本提供为此目的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日本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而筹集巨额美元资金，本身又会促使日元进一步走弱、美元进一步走强。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越来越担忧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正在削弱。这一趋势受到多种因素推动，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遭到经济制裁所引发的去美元化，以及美国攻击伊朗对石油美元体系造成的削弱。在这一背景下，最近的一系列发展，通过把日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投资国，同时也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其持有的美国国债价值达1.1万亿美元——更加牢固地纳入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从而起到了稳定美元体系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日本经济正在金融领域进一步深化与美国的融合。

然而，尽管上述结构性问题十分重要，我在这里希望提出的更大问题，是日本和美国双方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使日本经济实际上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不再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为重点。相反，美国利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全球化浪潮，寻求管理其他国家的储蓄和金融资产，并把自己定位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枢纽。

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包括叶利钦政府时期的俄罗斯——当时俄罗斯人正被迫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日本，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长期陷于低迷。在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要求的推动下，美国运用各种形式的宣传来削弱日本的国家职能，并加速从公共控制向私人控制的转变。这促使日本走向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把这个国家变成了华尔街的猎场。

当时，我是日本财务省的一名公务员，我把这一过程视为一种经济殖民化——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领导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占领日本的延续。不可否认，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失去的几十年”，部分是由于一种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使美国能够抽走日本人民辛勤劳动所积累的财富。

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互合作的框架支撑的，在这一框架中，所谓的主银行为企业提供支持。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享有稳定的经营环境，使它们能够优先考虑长期投资、与员工分享利润以及维持持久的商业关系。这些企业的力量来自其经营管理注重包括当地社区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

金融全球主义的力量瓦解了这一制度，推动日本转向股东资本主义模式，把投资者和股息置于工资之上。在结构性改革浪潮中，日本企业再也无法依靠主银行提供稳定资金。相反，它们开始优先考虑资本回报率，以博取海外投资者的青睐，并转向一种以削减固定成本为重点的成本压缩型经济模式。泡沫破裂后对不良贷款的处置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在金融全球化推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浪潮中，日本的大型金融机构，如日兴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先后于1997年和1998年倒闭。此后，日本经济内部的资金循环开始减弱。

结果，日本的过剩资本流向了海外投资，而不是国内投资。由于日本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人口不断减少——人们预计未来国内市场将会收缩，因此国内投资被认为缺乏吸引力。日本成为唯一一个实际工资未能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同步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种结构性模式由此形成：日本的财富流向美国和其他国家——使外国经济更加富裕，并让投资者和金融利益集团受益——而不是重新投资于国内，使日本自身更加富裕。这种动态正是直到最近日本一直拥有世界最大对外净资产规模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

因此，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已经陷入投资不足的状态。在获得民众大力支持后上台执政的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首相政府，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

目前日元的贬值并非严格反映经济基本面，而主要是由市场投机推动的。从投机中获利的力量，把日本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拟议中的消费税削减作为抛售理由，从而组织对日元和政府债券的抛售。

然而，高市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投资，其目的正是要克服当初削弱日本经济、并成为日元贬值根本原因之一的投资不足问题。高市政府这一系列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让日本走上一条新的增长轨道。从根本上说，这应该成为买入日元的催化剂。

与此同时，参政党主张分阶段废除目前税率为10%的消费税。参政党的论点是，让民众手中拥有更多的钱，将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并为日本开辟未来。

阻挡这些努力的，是一个由全球主义力量主导的市场。

参政党是日本唯一倡导反全球主义立场的全国性政党。该党认为，全球主义为了追逐利润，无视甚至否认那些拥有自身独特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的存在，因此是一股必须面对并击败的力量。

历史表明，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其他全球化意识形态曾经引发战争、剥削和对人民的压迫。即使在近年，重大冲突的背后也笼罩着军事工业利益集团的阴影。

此外，除了这里讨论的金融领域之外，信息技术、医疗保健、过度脱碳、移民激增，甚至“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的过度扩张等领域，也都是全球主义如何摧毁各国独特秩序、扩大不平等并造成社会动荡的例子。

拒绝这种现状并采取反全球主义立场的力量，正在日本、欧洲和美国迅速崛起。以“美国优先”为承诺重返总统职位的川普，曾被期待与这种全球主义作斗争。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和家庭，使其免受全球主义势力的侵袭。

在金融市场方面，我本人曾提出一项政策，即由政府发行数字货币，用来赎回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这将建立一种制度，使这种货币能够以稳定币的形式流通，而这一技术目前正在开发之中。如果这种货币的发行是根据使用者的兑换需求进行的，那么它本身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这应当被视为一项反全球主义政策，因为它将利用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利——这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增强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于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日本人民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应当用于日本人民的福祉，而不是服务于外国金融利益。这也是参政党的基本立场，该党主张“日本人优先”。

我们日本人正在与普通美国人对抗同样的力量。正是全球主义导致美国经济过度偏向金融和信息技术产业，造成制造业基地向海外转移，并由此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基础。这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衰落，并动摇了美国国防赖以存在的根基。

虽然有人指出，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令人对川普的反全球主义立场产生怀疑，但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仍然期待奉行“美国优先”议程的川普政府继续履行其最初使命，追求国家的强盛。

我仍然把“美国优先”视为日本以及世界各地反全球主义努力的一个巨大机遇。“日本人优先”是目前正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健康民族主义的自然补充。货币应当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一小群享有特权的投资者服务。金钱应当使公民富裕，而不是使全球主义者富裕。和平与繁荣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