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美國海軍預備役上校、也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老兵道格·貝克（Doug Beck）近日發表在在《外交事務》雜誌的評論，旨在討論“為什麼華盛頓仍有可能輸掉科技競賽”。道格·貝克先生於2023年至2025年8月擔任國防創新部門主任；他曾於2015年協助創立該部門。2009年至2023年，他擔任蘋果公司副總裁，負責領導蘋果在東北亞和美洲的業務。請讀他的評論：

想象一下，你要給自己和家人購買新款蘋果手機。你到一家商店查看最新型號——蘋果手機17，然後前往蘋果公司的網站購買自己的手機。但在最終確定購買之前，你必須花兩到三年時間對你選中的型號進行試驗。到那時，蘋果公司已經推出了兩個更新的型號，也許是蘋果手機18和蘋果手機19。然而，你卻不允許升級訂單——你必須堅持購買自己測試過的那個型號。

即便如此，你那部已經落後兩年的蘋果手機17還要再等兩年才能交付，而到那個時候，蘋果手機20和21都已經面世。而且，屆時只有你的手機能夠交付——你的孩子和配偶還要再等一兩年才能拿到他們的蘋果手機17。你甚至可能被鎖定在當初第一次測試蘋果手機17時所使用的操作系統軟件上。

長期以來，美國國防部就是被迫以這種方式購買技術，包括導彈、無人機以及控制它們的軟件。當五角大樓官員發現一個問題時，尋找一個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系統並將其購買下來的過程通常需要數年。此後，還要再花數年時間，才能採購足夠數量的這種解決方案，以滿足軍方的需求。到那時，這一解決方案已經過時。私營部門無休止的競爭催生了各種新技術，但軍方卻無法購買這些技術，更不用說進行大規模採購了，因為它們沒有經歷同樣繁瑣的測試、評估和採購程序。

我曾經親身處於這個等式一端的最前沿——擔任蘋果公司高管；後來又身處另一端——作為負責推動五角大樓國防創新的官員，因此，我曾近距離親身觀察過雙方的情況。

這種根深蒂固、錯綜複雜的採購體制，正是人類歷史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如今面臨不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軍隊這一風險的原因。美國私營部門確立了全球創造力的標準，而硅谷這樣的科技中心尤其如此。然而，美國購買和部署軍事技術的方式，卻像僵化的蘇聯式五年計劃一樣，官僚主義到了令人麻木的地步，而就連中國和俄羅斯也早已拋棄了這種做法。儘管已經取得了真正的進展，但美國改變這一過程的速度仍然不夠快，規模也仍然不夠大，無法在一個日益危險的世界中保障美國的安全。

從烏克蘭到中東的戰場已經以殘酷而清晰的方式證明，戰爭已經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技術創新突飛猛進的速度，使人們能夠推出新的自主武器、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其他不斷更新且易於擴大規模的先進系統。俄羅斯人每天都在烏克蘭證明，他們的開發人員大軍能夠不斷推出新型無人機，同時更新硬件和軟件，有時甚至每天更新，以應對基輔方面持續不斷的技術進步；而烏克蘭的這些持續進步，反過來又使其得以繼續阻擋俄羅斯，儘管俄羅斯的武裝力量和經濟規模都遠遠大於烏克蘭。中國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軍事擴張，包括增加艦艇、衛星、導彈和無人機的生產，並且已經證明自己有能力採用最新技術並將其整合進這些裝備。甚至伊朗今年也成功利用新技術，有效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儘管其軍事實力完全無法與美國相比。

美國同時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以及其他方面的挑戰。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已經要求其軍隊做好準備，到2027年能夠在台灣海峽擊敗美國。與中國發生戰爭既非不可避免，也非迫在眉睫。但是，華盛頓及其盟友必須有能力威懾習近平，而且一旦被迫作戰，就必須做好取勝的準備。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必須充分利用源自商業領域的技術力量。

五角大樓幾乎不可能對真正的新技術下注。

美國人明白，現行採購體制已經出了問題。川普政府、此前的拜登政府、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軍方領導人，以及科技行業的創始人和投資者，都呼籲徹底改變國防部購買和部署技術的方式。這種共識本身就代表着進步。十年前，只有一小群人主張五角大樓需要進行這種轉型，或者認為硅谷的商業技術對於軍事力量至關重要。如今，這已經成為每一場國防相關會議的核心議題，成為五角大樓和國會山出台政策的核心內容，也成為一個不斷壯大、充滿活力的國防科技行業投資理念的核心。

但是，如果美國人以為華盛頓已經接近解決這一問題，那將是愚蠢的。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尚未兌現這一戰略要務，也尚未進行實現這一目標所必需的永久性轉型改革。迄今取得的進展相對孤立。成功案例登上了新聞，但改進主要發生在軍隊的邊緣領域。甚至為了獲取應對伊朗衝突所需能力而付出的艱苦卓絕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不過是一系列豁免、特別措施以及依靠強力領導硬推的結果。

要以所需要的規模實現真正、持久的變革，就必須改造整個體系。五角大樓、國會和私營部門需要在過去五年的勢頭基礎上繼續推進，並且在購買技術方面徹底擺脫彼此相互強化的病態謹慎。他們需要共同適應承擔風險、犯錯誤，並迅速掌握進行大規模創新的能力——就像私營企業、投資者和消費者每天都在做的那樣。否則，迄今為止的這些改變，最終不過是在國家安全這艘“泰坦尼克號”上重新擺放甲板躺椅而已。

在燕麥粥中奔跑

現行軍事採購體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7年，當時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旨在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盛頓混亂的採購程序標準化和簡化。隨着美國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擴大實力以應對蘇聯威脅，新規則運行良好。但與此同時，隨着軍方、國防承包商、政治領導人以及科學技術機構之間形成越來越緊密的關係，這些規則也帶來了新的風險，形成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在1961年告別演說中警告過的“軍工複合體”。艾森豪威爾說，這個複合體可能會謀取自身利益、過度花費，並最終將美國政策引向錯誤方向。事實證明，他的預言極具先見之明。在此後的幾十年裡，成本超支和國防醜聞促使國會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強調競爭、可審計性、文件記錄和合規，並增加了旨在保障公平、節儉和透明度的採購規定。

這些法律的初衷是好的，而且曾經發揮了——現在仍然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是，隨着它們在幾十年間不斷累積，最終形成了一片令人震驚的監管限制、政策和習得性行為的泥潭，而政府內外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網絡又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切，從而拖慢了採購和採用新技術的速度。

問題甚至在任何東西被訂購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需求制定程序最終產生的是長達數百頁的文件，枯燥地描述政府希望製造出來的具體產品，而不是讓科技行業的專家來決定如何以最佳方式運用新技術解決軍事問題。如果是為軍方專家熟悉的傳統能力制定採購要求，這類文件或許沒有問題。但是，當它們被應用於源自商業領域的技術時，就行不通了，因為這些技術的發展速度與由全球數十億消費者推動的市場一樣快。通常情況下，最具創新能力的公司，而不是它們的客戶，才最清楚技術可能如何實現跨越式發展。如果我在2009年至2023年任職的蘋果公司的工程師們，在2007年詢問普通消費者希望智能手機是什麼樣子，那麼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一部速度更快、顏色更鮮艷的翻蓋手機。這個世界也就永遠不會看到蘋果手機、應用商店，以及後來出現的所有其他創新。

五角大樓規避風險的文化，又受到國會制定的各種規則的強化，束縛着軍事研發、採購和整合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那些理解速度之必要性的軍方領導人，往往感覺自己仿佛是在燕麥粥中奔跑。五角大樓把用於載人飛機在居民區上空飛行時的同一套試驗規則，也應用於遠離陸地、在海上進行的無人機試驗，這意味着無人機測試受到原本旨在保護人類飛行員和地面人員的程序限制。在商業領域，一款產品發布前的微小軟件更新和漏洞修復可能一天完成數次，而在五角大樓，這些工作卻可能需要召開多次會議，並最終得到一名三星或四星將領的批准。或許最具破壞性的是，國會和國防部制定的預算程序至少提前兩年就把具體產品設計鎖定下來。甚至要等到採購過程全部完成、五角大樓準備部署這一產品之後，才會開始把該產品納入軍事規劃、訓練和人員配置。因此，五角大樓幾乎不可能對真正的新技術下注，也幾乎不可能以戰爭不斷加速的速度進行調整。

管理採購的無數程序，是由一大批愛國、勤奮的官員負責執行的。但是，這套體制給予他們的激勵，卻是絕對不要越雷池一步。如果某個系統存在缺陷或出現嚴重成本超支，採購人員、他們的上司以及他們上司的上司，都將面臨國會質詢和外部調查。他們可能會丟掉工作。許多人擔心，如果他們的行為被誤解為腐敗，他們甚至可能鋃鐺入獄。但是，如果士兵因為沒有獲得最新創新技術而死亡，或者美國軍隊因此戰敗，卻不會有人回溯五年，找出當初因為過於保守而導致這一結果的那名工作人員。因此，採購團隊極端謹慎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使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去年11月呼籲獎勵成果和敢於承擔風險的行為，而不是獎勵對程序的遵守，五角大樓的績效激勵機制仍然圍繞着合規、規定的里程碑以及避免成本超支來設計。

採購官員與傳統國防承包商之間功能失調的相互依賴關係，使所有這些問題進一步惡化。那些在滿足日益複雜的官僚體制需求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公司，已經變成了合規機器。它們多達10%（甚至可能更多）的員工在法律相關、合同和網絡安全團隊工作。另外還有多達20%的員工，是專門幫助公司應對五角大樓官僚體制的專家。在普通科技公司，法律、合規和政府事務團隊平均只占員工總數的2%至5%——而在科技初創企業，這一比例還要低得多。這些公司並不熱衷於雇用大批員工或顧問來處理與軍方的關係——尤其是在軍方是否會購買它們的產品遠未確定的情況下。有些公司無論如何還是這樣做了。但這樣一來，它們又面臨變得與許多現有承包商一樣的風險：更加專注於如何與政府打交道，而不是如何創造突破性發明。

因此，美國軍隊獲取作戰能力的速度與現代變化的步伐完全脫節，也就不足為奇了。烏克蘭今年將生產大約700萬架無人機。它每周更新無人機軟件，每隔幾周就修改一次硬件，以適應戰場上的變化。相比之下，美國在2024年僅採購了4,000架小型無人機。美國公開聲稱，2025年的採購量大約是這一數字的十倍，但其中許多無人機都是較老的型號，並沒有根據烏克蘭戰爭或近期中東衝突中獲得的經驗教訓進行更新——例如應對全球定位系統干擾的需要。為了給伊朗戰爭採購更多無人機，國防部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它已經向國會申請資金，希望在未來兩年內通過“無人機主導計劃”採購多達34萬架現代無人機，而截至2026年，目前已經簽訂了首批3萬架的合同。陸軍的目標甚至更高，希望在未來幾年內採購100萬架無人機。但是，這些雄心勃勃的數字與烏克蘭相比仍然相去甚遠，而要實現這些目標——更不用說把這些無人機轉化為已經部署的軍事力量——都有賴於軍方、國會和私營部門進行大規模但尚未實現的變革。

速度的需要

國防部知道自己存在問題，並且在過去十年中一直採取措施加以解決。2015年，國防部長阿什·卡特（Ash Carter）成立了國防創新部門（當時稱為國防創新實驗單位），專門幫助軍方向部隊提供源自商業領域的技術。這個機構起步緩慢。在最初的一些會議上，身穿牛仔褲和T恤的科技界領導人與身穿西裝的國防創新部門官員相對而坐，雙方說着彼此都無法理解的語言。但是，那年晚些時候，卡特通過引入既精通科技界語言、又精通作戰語言的新領導人，對這個部門進行了重組，此後，該機構成功地在這兩個群體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這個經過重組的部門——國防創新部門2.0——證明，真正的軍事問題可以利用源自商業領域的技術來解決。它還證明，商業科技行業能夠迅速創造出這些解決方案，在數周或數月內交付原型，而不是像政府通常那樣需要五到十年時間。該團隊通過率先採用“其他交易”採購授權實現了這一點；只要採購中包括非傳統供應商，這種授權就允許國防部繞過大多數繁瑣的採購規則。這些授權從20世紀50年代末太空計劃啟動以來就在法律上已經存在，但過去幾乎從未使用過；它們幫助國防創新部門推動了一種快速、具有競爭性的採購程序，能夠回應真正的需求。其採購團隊既包括一線軍事作戰人員，也包括技術專家，並且既重視速度，也重視質量。2017年至2023年間，該團隊在數百個項目中交付解決方案的成功率超過50%——這意味着原型獲得了軍方接受——並幫助安杜里爾（Anduril）等創新公司站穩了腳跟。它引進了任務規劃工具、無人機、反無人機技術以及太空發射能力。

但是，原型既不能威懾戰爭，也不能贏得戰爭，而且也無法帶來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所需要的那種財務回報。由於五角大樓官僚主義的程序以及對傳統供應來源根深蒂固的偏好，國防創新部門很難幫助自己引進的創新技術從原型合同階段轉化為實際部署的作戰能力。軍方沒有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戰略效果。投資者開始坐立不安。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的凱瑟琳·博伊爾（Katherine Boyle）在2021年警告說，“留給硅谷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國防採購官員受到的激勵，是絕對不要越雷池一步。

隨後，在2023年，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提升了國防創新部門的地位，使其不再向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匯報，而是直接向他本人匯報。我當時成為新任主任，奧斯汀要求我們制定一項全新的戰略。由此產生的國防創新部門3.0建立在五大支柱之上。第一項支柱，是把國防創新部門的團隊成員嵌入每一名四星作戰司令部司令的參謀班子之中——這些司令負責監督美國軍隊在特定地區或特定職能領域的軍事活動，例如網絡作戰——從而確保國防創新部門始終聚焦於那些能夠產生最大影響的問題。例如，領導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塞繆爾·帕帕羅（Samuel Paparo）海軍上將身邊的商業技術負責人，就是一名嵌入其團隊的國防創新部門成員，負責幫助彌補太平洋地區關鍵的作戰和戰略能力缺口，並動員國防創新部門其他人員以及整個五角大樓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第二項支柱，是直接與負責為軍隊提供人員、訓練和裝備的各軍種——陸軍、海軍、空軍、太空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確保通過第一項支柱構想出來的各項舉措符合各軍種的優先事項，並擁有新戰略所謂的“規模化路徑”。第三項支柱要求把國防部內部200多個專注於創新的機構整合成一個協調一致的共同體。第四項支柱側重於確保國防創新部門在其每一個技術領域——例如自主武器、人工智能、太空、人類系統、網絡能力和能源——都擁有足夠的專業深度、與科技行業的聯繫、自身的技術專長以及知識基礎，從而使國防部能夠獲得最新、最優秀的創新成果。這項支柱還着眼於消除企業與軍方合作時面臨的障礙，以擴大供應商基礎。第五項支柱要求與盟友和夥伴建立關係，使美國及其盟國的軍隊能夠共同發展壯大。

隨後，國會將奧斯汀對組織架構所作的這一調整寫入法律，把國防創新部門主任確定為“首席參謀助理”——與國防部副部長處於同一級別——並使其在五角大樓的領導層中擁有一席之地。國會把國防創新部門的預算增加到接近10億美元，並改變了這一預算本身的性質。從2024年《國防撥款法》開始，在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國防小組委員會主席肯·卡爾弗特（Ken Calvert）的推動下，國會賦予國防創新部門突破性的靈活性。國防創新部門可以在自己的項目組合內部調動資金，以滿足最關鍵的需求，並可以從一個構想的形成開始，一直為其提供資金，直到首批作戰單位投入部署。這使實時試驗和優化成為可能。國防創新部門現在可以幫助各軍種的合作夥伴購買新技術，迅速製造原型並進行測試，而且能夠在一年之內開始部署。隨後，在第二年，國防創新部門可以幫助各軍種開始擴大這種新技術的規模，同時繼續對其進行更新。現在到了第三年，即使在現行這種繁瑣的預算機制下，各軍種也能夠真正實現規模化，前提是它們在第一年首次與國防創新部門合作時，就已經為這種擴張做好規劃。國防創新部門與各軍種共同努力，終於擁有了讓前文蘋果手機那個比喻成為過去的工具。

要了解這種方式在實踐中如何運作，可以看看薩羅尼克（Saronic）這家年輕的國防科技初創企業。2024年1月，國防創新部門與海軍合作，宣布將徵集一種性能強大、價格低廉的新型海上水面無人艇方案，這與烏克蘭曾經著名地用來擊沉俄羅斯黑海艦隊部分艦艇的無人艇類似，儘管烏克蘭自己只有一支規模很小的海軍。從成熟的國防承包商到初創企業，共有100多家公司響應了這次徵集。7月，國防創新部門向三家申請企業授予原型合同，其中包括獲得風險資本支持的薩羅尼克，這是一家由前海軍海豹突擊隊員領導的小公司。到12月，薩羅尼克的原型艇已經通過由海軍作戰人員、國防創新部門技術專家以及其他人員進行的嚴格測試，並獲得國防創新部門用於擴大規模的“成功備忘錄”。國防創新部門利用自己新獲得的靈活資金，為一個新成立的海軍中隊購買了首批作戰單位，使該中隊的水兵能夠在這些無人艇生產的同時利用它們進行訓練，並制定使用這些無人艇的戰術。隨後，海軍在2025年年中向薩羅尼克授予了一份價值3.92億美元的合同，足以採購數百艘無人艇。薩羅尼克的無人艇已經在伊朗幫助美國軍隊執行任務，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時候營救被困在阿曼海岸外的直升機飛行員。這種迅速加速的發展也反映在公司的估值上：薩羅尼克於2025年2月在第三輪融資中籌集6億美元，又於2026年3月在第四輪融資中籌集17.5億美元，當時公司估值達到92.5億美元。如果沒有國防創新部門、它所擁有的靈活資金以及它與海軍的合作關係，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

國會在給予國防創新部門前所未有的信任和自主空間的同時，也增加了新的報告要求，以確保透明度和監督。但這些要求是合理的：國防創新部門必須在執行支出計劃之前將計劃告知國會。它仍然可以按照自己認為適當的方式執行這些計劃，從最優秀的公司中選擇最優秀的技術。國防創新部門甚至進一步提高了透明度，最頻繁時每兩周就向國會撥款人員提供每一個項目的最新情況，其中既包括好消息，也包括壞消息。這讓五角大樓的一些官員感到不安，因為他們擔心這種審查會招致干預。但是，儘管國會提出過尖銳的問題，卻一次也沒有進行干預。相反，公開透明建立了信任，維護並加強了國防創新部門的行動自由，使其能夠滿足軍方最迫切的需求。國防創新部門已經把這種自由運用於廣泛的關鍵領域，包括無人機和反無人機技術、基於人工智能的指揮控制系統、人工智能驅動的生物威脅探測技術，以及許多其他領域。

五角大樓現任領導層已經採取措施，在這些進展的基礎上繼續推進。赫格塞思呼籲建立一套“作戰採購體系”，以更廣泛地推動採購改革，並規定所有軟件採購都必須採用國防創新部門的“其他交易”採購程序。在“金穹”導彈防禦系統、潛艇和無人機等優先事項上，他已經將決策權集中起來。國會已經提出多項立法方案，而白宮則接連不斷地發布行政命令，表明對創新的支持。

與此同時，商業企業對國防創新的投資已經遠遠超過冷戰初期以來的任何時期。事實上，這是近年來風險資本投資少數幾個實現增長的領域之一。2025年，風險投資公司僅在國防技術領域就投入了300億美元；如果把軍民兩用企業計算在內，則達到500億美元，而2020年這一數字還不到100億美元（一些估計甚至認為不足20億美元）。這一數字在2026年繼續上升，僅在今年上半年，成熟投資公司以及專門投身這一行業的新參與者就在國防技術和軍民兩用產品領域投入了超過350億美元。

美國軍隊現在在空中、海面和水下擁有了更多無人系統。它已經利用這些系統打擊中東地區的目標。它正在世界各地調整戰術，以反映這些新能力。它能夠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模型，而且正在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模型，其中包括改善針對敵方無人機的防禦。它正在整個技術領域開發新的解決方案，而且越來越擅長這樣做。

徹底改革

然而，這些措施仍然遠遠不夠。即使擁有所有這些擴大的權限、行政命令、新政策和公開聲明，美國國防預算中用於真正創新技術的比例仍然只有大約1%至3%。國防創新部門自身的預算大約只占國防總支出的千分之一。而在所有簽訂的合同中，只有大約千分之三屬於“其他交易”合同，無論這些合同來自國防創新部門還是其他機構，其金額占新增資金承諾的比例略低於3%。其餘部分仍然深陷於舊有的做事方式之中，而且絕大多數合同仍然流向傳統國防承包商。近年來的改革已經形成了一種積極而且不斷加速的勢頭，但這些改革仍然只是繞開現有體制的變通辦法，而不是對體制本身的改變。華盛頓需要採取更加根本的措施，實現真正的系統性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必須能夠延續到本屆政府以及下一屆政府之後。

首先，美國應該鞏固並擴大自己在獲取、製造原型、交付和整合源自商業領域技術方面取得的早期成功。這意味着加強國防創新部門在“雙重精通”領域中的領導作用——也就是培養同時理解科技和軍事的人才——通過軍種合作關係，更全面地把國防創新部門人員嵌入整個國防部，並進一步加強與科技界的聯繫。國防創新部門應當繼續專注於國家最具戰略意義的需求，並且應當獲得相應地位，以拆除五角大樓與商業部門之間仍然存在的障礙。國會還應該增加其靈活預算。國防創新部門本身應該繼續保持精幹，但應當獲得充分授權，成為變革的先鋒。

但是，承擔風險和引進尖端技術是整個國防部的職責，而不僅僅是某一個部門的職責。而且，如果不徹底改革五角大樓資金運作的方式，那麼目前旨在把國防部採購組織架構從傳統項目轉向更加靈活的項目組合的改革就不會產生實際意義，而目前正在整個軍隊內部進行的創新性重構也無法發揮它必須發揮的作用。因此，國會應該從預算中劃出一部分資金——比如目前研發和採購預算的20%——交給各軍種，並要求這些資金必須用於自主系統、人工智能、能源、生物技術、太空、網絡技術、先進製造和量子計算等領域的技術解決方案。在這些正式項目組合內部，各軍種應該擁有國防創新部門目前享有的自由，可以從一種產品轉向另一種產品，從一個版本轉向另一個版本，並且可以從原型階段轉入實際作戰部署，而無須重新返回國會尋求批准。

五角大樓必須獎勵適當的風險承擔，而不是懲罰每一次失敗。

在獲得這種新的靈活性的同時，各軍種也應該像國防創新部門一樣，被要求提供詳細的實時報告，說明它們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並頻繁提供最新情況，包括出現壞消息的時候，從而確保國會和美國人民能夠進行適當監督。五角大樓內部許多人認為，這種信息共享風險太大，或者實施起來太困難。但是，已經成為私營行業標準配置的項目追蹤技術，正在使這種報告方式越來越成為一種治理標準，而不是一種特殊負擔。國會已經明確表示，如果各軍種不能提供與國防創新部門同等程度的透明度並建立同樣的相互信任，它就不會給予各軍種國防創新部門已經享有的同等靈活性。

國防部還迫切需要降低採購艦艇、飛機等較傳統平台的成本，並提高採購速度。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與無人機和人工智能無關，但商業部門在這裡同樣能夠提供幫助，可以通過提供零部件、材料和先進製造技術，幫助軍方以更大的規模和更低的成本生產這些系統。這種情況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包括F-35戰鬥機的軟件、海軍在潛艇生產中使用製造企業哈德里安（Hadrian）的軟件，以及多個軍種與先進製造企業合作，對巡航導彈和其他平台進行試驗。要在大型平台方面取得成功，就需要靈活敏捷的商業公司與具備管理大型項目能力的傳統承包商建立合作關係。五角大樓需要運用自身力量促成這種協作。

為了充分利用新技術，美國官員還必須把目光投向國境之外。最優秀的創新通常匯集來自許多地方的人才、硬件和軟件——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盟友——而且還需要全球市場，才能與中國的製造業生態體系展開競爭。華盛頓需要盟友擁有最先進的技術，這既是為了有效應對共同的對手，也是為了能夠與美軍實現互操作。美國需要讓盟國科技公司有機會進入美國市場，也需要讓美國科技公司有機會進入盟國市場，從而使所有這些企業都能夠在不依賴中國資金或零部件的情況下參與競爭。儘管美國總統川普施加的壓力終於促使盟國增加國防開支，但圍繞他公開表達的吞併格陵蘭島意願、關稅和貿易失衡以及伊朗戰爭等問題產生的摩擦，同時也正在削弱盟國對華盛頓的信心。今年6月切斷盟友使用安思若普（Anthropic）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權限之類的決定，更加加劇了許多盟國首都對於過度依賴美國技術風險的擔憂。美國必須專注於自身最關鍵的需求，但同時必須充分認識到，技術和國家安全領域真正的實力來自夥伴關係，而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單獨擁有的力量。

推動變革並充分利用變革成果，還要求國防部招聘、培養和留住更多同時精通科技與軍事的人才。儘管五角大樓一直宣稱要引進理解商業世界的人員，但實際上在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這主要是因為其招聘程序慢得令人惱火。雖然那些合格而且有愛國心的科技人才願意為了國家從事重要工作，哪怕接受90%的減薪，但很難說服他們在開始新工作之前等待6到18個月——從最初接觸到正式錄用，通常就需要這麼長時間。這還不包括那些此前沒有安全許可的人為獲得安全許可而必須額外等待的時間。確實存在例外，但就像當今國防創新領域許多其他事情一樣，這些例外往往來自最高層直接施壓，而且通常只針對個別案例。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徹底改革國防部的招聘方式以及其看待人才的方式。那些與採購程序一樣高度官僚化的招聘流程，必須由類似私營部門那種更加高效的程序取代。此外，五角大樓還需要建立新的職位類別、薪酬結構、激勵機制和職業發展路徑，以留住並培養那些同時精通兩個領域的軍職和文職人員。如今，這些人中有太多人認為自己在軍隊內部幾乎沒有晉升機會，於是離開軍隊，投身私營部門蓬勃發展的國防科技行業。無論是引進新人才，還是留住科技人才，所需要進行的絕大多數改革都掌握在五角大樓自己手中。至於其餘改革，國會也願意提供幫助。

也許最重要的是，五角大樓必須採取更多措施，釋放其團隊尚未發揮出來的潛力。它必須改變對採購、合同以及技術採用人員的績效激勵機制，獎勵適當的風險承擔，而不是懲罰每一次失敗。國防領導人僅僅要求五角大樓工作人員改變行為是不夠的；他們必須改變決定官員職業發展的根本性考核和晉升標準。隨着人員規模擴大，在整個團隊中有效平衡風險與機遇，正是硅谷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所在，而政府同樣可以做到這一點。國會也有作用可發揮，應當在譴責那些所承擔風險沒有取得回報的官員與獎勵那些出於正確理由進行大膽冒險的官員之間取得平衡。

科技行業的創始人和投資者也必須作出改變。國防科技正在經歷一場淘金熱，其推動力量包括巨大的需求、龐大的潛力、政府改革方面已經採取的實際步驟、不斷增長的國防預算，以及越來越多成功企業提供的正面範例。這個行業既包括日益飽和的領域——例如簡單的空中無人機——也包括仍處於萌芽階段、對新進入者完全開放的領域，這意味着有些領域已經到了整合和擴大規模的階段，而另一些領域仍然是初創企業可以開拓的沃土。五角大樓“複製者”計劃等項目為100多家公司提供了資金，其中三分之二是小企業，同時拒絕了300多家公司，這說明激烈而具有達爾文主義色彩的競爭在這一行業既不可避免，也有利於行業健康發展。要在創新方面擊敗中國，就必須採用硅谷那種不斷新陳代謝的思維方式——不斷推出產品、經歷失敗、進行收購併重新部署資本和人才——而不是傳統承包商那種一旦遭受損失就跑到國會或媒體那裡尋求幫助的本能反應。

正確的風險

從根本上說，國防領域真正需要的，是對待風險方式的一場根本性轉變。國防部和國會官員必須與私營部門合作，在今天承擔適當的財務風險、程序風險和聲譽風險，從而避免日後不得不承擔更加危險的風險——包括對軍事任務的風險、對軍隊人員的風險，以及更廣泛地對整個國家的風險。美國人非常擅長在遭受可怕衝擊之後推動劇烈變革，例如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或新冠疫情。這一次，美國不應該等到悲劇發生之後才行動。

當然，修復軍方的採購和技術採用體系，並不能保證華盛頓一定能夠威懾美國的對手，或者一定能夠贏得一場大規模衝突。但是，本屆政府和國會擁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可以與一個積極投入的科技行業合作，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人提供支持，在此時此刻實現真正的變革，並在這一過程中讓美國乃至整個世界都變得更加安全。無論美國人個人在政治光譜上處於什麼位置，也無論他們對國內政策或外交政策選擇存在多麼不同的看法，沒有任何人能夠承受讓這個國家錯失這一機會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