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家庭研究委员会主席兼《华盛顿立场》执行主编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星期五8月28日上午发表在《新闻周刊》的评论。珀金斯先生敦促本届政府－－“必须对伊朗采取果断行动”：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谈判期已于2026年8月16日到期，但双方并未达成最终协议。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对国内政治又有什么影响？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伊朗政权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是，正如霍尔木兹海峡持续不断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它并没有被消除威胁。

而且，在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之前，它的核野心仍然是一项威胁。

民意调查始终显示，尽管美国人关心外交政策，但他们很少主要根据外交政策问题投票。

相反，他们往往根据海外事件对美国国内安全与繁荣造成的影响来评价这些事件。

经济、通货膨胀、移民以及其他国内问题，仍然是决定投票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

换句话说，当美国人开始为外交政策付出代价时，外交政策就变成了国内政策。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川普总统的工作支持率为什么目前已经降至其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能源成本当然很重要，但我要指出，这个等式中还有另一个因素：美国人正在失去对伊朗冲突正走向成功结局的信心。

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彼得·费弗（Peter Feaver）和杰森·赖弗勒（Jason Reifler）在他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付出战争的人力代价》中指出，塑造公众对军事冲突支持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对成功的预期。

如果美国人相信一场冲突将实现其目标，他们就能够承受巨大的代价。当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项使命不太可能成功时，即使代价相对较低，支持也会逐渐消退。

这就是本届政府面临的危险。

当美国人理解目标，并且看到朝着这一目标取得可以衡量的进展时，他们能够接受牺牲。

真正难以长期维持的，是在无法清楚知道冲突将在何时、或者以何种方式结束的情况下作出牺牲。

长期的不确定性开始显得不再像是战略，而更像是僵局。

一再承诺要重创那个高喊“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的政权，却又在发出这些威胁之后再次邀请对方回到谈判桌前，这种做法似乎既没有威慑德黑兰，也没有让美国人相信成功正在临近。

川普总统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让这种对抗、谈判和升级的循环继续下去，也可以让这场冲突迎来一个决定性的结局。

伊朗政权及其恶性的意识形态已经一再表明，它们既抗拒外交，也抗拒政治和经济压力。

如果最初所阐明的目标是永久终结伊朗追求核能力，并消除该政权对其本国人民、该地区以及最终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那么本届政府就必须推行一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同时认识到旷日持久的冲突所面临的政治限度。

一场悬而未决的冲突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中东。

霍尔木兹海峡每发生一次中断，加油站的油价每上涨一次，每出现一轮新的战斗，都会让一场遥远的冲突更加接近美国人的餐桌。

而这正是外交政策变成国内政治的地方。

美国选举通常由国内发生的事情决定。但历史往往会因为国界之外发生的事件而转折，而有时候，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国内将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