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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关键在素质，还是关键在制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时代需要精神素质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制度未改”来作拿不出像样的精神素质的遁词；在时代呼唤变革制度的时候，人们往往用“素质太差”来作不敢大胆启动制度更新的借口。——于是，我们永远看见这两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高伐林
我说过多次：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我的情感十分复杂。
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主政的苏联害惨了中国，遗祸至今：派人来创建苏式革命党，复制苏式专制国，策动蒙古独立、签订苏日协议承认满洲国、扶植盛世才企图让新疆独立，二战后在东北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再加上地缘政治、能源争夺等等因素，我不可能不对之由衷地憎恶；
但是对从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气节，我又不由得衷心敬佩。
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只是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俄罗斯作家学者的文字，以及各种历史记载中，追慕俄罗斯人的精神风貌：那些从容就刑的12月党人及他们义无反顾的妻子，还有那位竟然敢当面对沙皇坦然自承与他们为伍的普希金，在我心目中树立了“非人工的纪念碑”（普希金语）。
20年前，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落到紊乱、虚弱和沮丧的谷底之际，我的一个同窗去了一趟俄国回来之后，对我说，俄罗斯人的人文底蕴不得了，一旦翻过身来，这个民族会很快重新赶上去；几年前，另一个朋友与几位俄苏文学专家结伴访问俄罗斯，也对我盛赞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依然在传续，令人敬畏；还记得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最衷心服膺的也是俄罗斯文学大师……
他们所说的，不正是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的那个“软实力”么。
一直不知道怎么表述心里对苏俄这种又憎恶又钦佩的矛盾情感，读到加藤嘉一的文章，说日本人“讨厌中国，却佩服中国人”，启发了我仿照一句：憎恶俄罗斯，却佩服俄罗斯人。
当今各种排行榜铺天盖地：国民收入最高国家排行榜、最强企业排行榜、影视票房排行榜、富豪排行榜、最有影响力的人排行榜、消费水平最高城市排行榜……不一而足；我想，若能将精神量化，将当今世界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阶层群体的精神财富和能量，就其在权力、传统、市场等多重高压与诱惑面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勇气、恒心，以及精神的独立、自由、丰富、深刻，还有创造性、覆盖面、影响力等等指数，综合列出一个排行榜，我相信，俄罗斯精英定能名列前茅，而中国精英一定只能排在令人脸红的位置，如果不是敬陪末座的话。
俄罗斯知识分子留给全人类的，是一笔何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制度保障就无须勇气
美国、英国、法国，也有许多作家学者表现出了可贵的自由独立精神，其原创力更是出类拔萃，但是论综合水平，我不将他们放在前列——因为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使得他们“降”了“级”。这个制度是容忍、鼓励他们的自由独立精神的，他们即使有挑战强权、舍身取义的勇气，与苏俄和中国知识分子身处严酷的社会环境比起来，哪里有多少表现的机会呢！
2001年，耶鲁大学300年校庆，同时举行第300届毕业生典礼（何以建校300年就有了300届毕业生？这里面的缘故我一直很糊涂），校方为锦上添花，邀请了1968届耶鲁毕业生、当任总统小布什前来，给他颁发一个荣誉法学博士。我作为毕业生家长，也躬逢其盛。
给刚刚上任、政绩和威望都乏善可陈的小布什奉送一顶耶鲁的博士帽，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引起轩然大波，两百多位教授联名向校方表示抗议——这是我听说的；而我目睹的，是小布什总统上台戴上博士帽之际，台下毕业生坐席区刷地掀起一大片明黄色波浪——足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举起了抗议他的各种政策的标语牌，那气势，简直让人闹不清是毕业庆典还是声讨大会了！
颁发学位完毕，主持人宣布请小布什总统讲话时，明黄色的抗议浪潮再一次拍打会场，最汹涌的浪头也仍然是从毕业生区域中掀起。
后来，一位朋友对我说，非常佩服耶鲁这些有傲骨、有勇气的教授和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匡正了校方的“失节”，他们身上体现了可贵的耶鲁精神。
我则不以为然。我说，耶鲁教授反对校方授予布什荣誉学位，耶鲁学生当面对布什请愿抗议，与勇气沾不上边。这些教授与学生对总统说“不”，对校方说“不”，对权力和权威说“不”，只是自己这么想了就这么说，哪怕胆小鬼懦夫都能够自自然然地说出口，就像对侍者说一声“咖啡里别放糖”一般，教授根本用不着担心丢了自己的饭碗，学生根本用不着担心上了别人的名单，注意一下行为的遵纪守法、用词的文明礼貌就行。为什么？因为，美国先贤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权力（power）、保障民众权利（right）的体制。这是他们沿袭了几百年的权利，哪里需要壮起胆来？
相形之下，苏联（俄国）的知识分子，就真正了不起了。
“这里”和“那时”
俄国女作家利季娅的故事和她提出的一个概念，足以让中国作家脸红。
利季娅1940年前后写出了反映“大清洗”的长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时苏联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国外虽然出版了多语种版本，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国内问世。为此她足足等了20年，到1961年苏共开过22大以后，苏联作家出版社才答应出版，预付了60％稿酬。但天有不测风云，没多久，克里姆林宫风向又变了，出版社毁约。利季娅打官司赢回了100％的稿酬，但此书还是出不了。利季娅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利季娅由此意识到自己的书的价值：那就是，要阻抗这种有预谋的遗忘！
直到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两年之后作协所倚靠的强大政权，在千百万“男儿”的勇敢抗议声中垮台，她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才出版了，震撼了读者和批评家。震撼的原因，与其说是其艺术造诣，毋宁说是其直面血腥现实的勇气。利季娅在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说：“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不知还有哪本写1937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上述故事，我是从署名狄马的文章《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中读到的。
“这里和那时”——空间上的“这里”（恐怖政治的现场），时间上的“那时”（恐怖政治的当下）。分开来不起眼，结合在一起却意味著了万千风险。要问“这里和那时”多么不易吗？不妨反瞧一下中国：中国不是也有类似苏联“肃反”那样的惨祸吗？——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中国也诞生了若干揭示这些惨祸的杰作，像《墓碑》（杨继绳）、《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但，它们要么，写于“那里”（恐怖政治现场之外）；要么，写于“这时”（恐怖政治时代过后），却偏偏没有一部，是写于“这里和那时”！
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出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一大批世界级文学家艺术家，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在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上有五位俄国作家的名字；在“这里和那时”写出了《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与《我们》等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全都交了白卷。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真该“以俄为师”
当然，说专制暴政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全都交了白卷”，也不尽然。毕竟还有顾准、林昭、遇罗克，毕竟还有北岛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顾城写下“黑夜给了我一双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更有“六四”中许多大无畏的学生、学者和市民。但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如何？
狄马在文章中说：苏联文学中的不朽经典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作者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著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有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当然我是指其中的精华）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的写作态度：不是向谁交心、卖笑、献身，不是谋生的饭碗，也不是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感受到身后有无数人，在急切等待他记录他们无力自己讲述的命运，在争著委托他发出他们自己不可能发出的声音。
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诲：“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但是这个传统的现实例证在哪里？有几人？有何书？
精神落差的原因何在？
何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像“苏联老大哥”那样，在逆境、厄运中创造出巨大的精神成果？有人以为，是因为苏联政府、制度还多少有点缝隙，让他们能有点空子可钻，尚可容身；或者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有国际人脉，让当局投鼠忌器；而中国的专制统治更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也更无所顾忌，真正是“风雨如磐”，将任何一点独立思想扼杀于萌芽。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的执政者无疑吸取了苏联的专制经验教训，变本加厉。但是考察苏联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压制，其实也足以让人怵目惊心。除了公开和暗地杀害，同样也是劳教、劳改、门口派岗，电话监听，封杀作品，禁止出镜（和出境），限制行动，偷偷翻抄，警告、威胁和株连所有亲友……写出《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苏共中央竟派一位“女医生”住在他家一个月，家人怀疑她的药箱里有录音机；当局还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举著“犹大滚出苏联！”标语牌到帕氏住地游行……
那么，是否有人会归结于两国不同的社会土壤、民众基础，认为有什么样的大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精英？这种说法显然也没有说服力，揆诸历史，大众与精英二者并非永远一致，出现巨大矛盾甚至尖锐对立的先例比比皆是，有时是民众对了，有时是精英对了。这且不说，即便真是如此，真是苏联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接了地气，才心红胆壮骨头硬，我们也还要追问：为什么苏俄有优秀的民众，而中国却多顺民、刁民和暴民呢？苏俄的普通女性在父亲、丈夫或兄弟“犯法”之后，也无怨无悔、甚至拖儿带女地跟着到西伯利亚；中国的女性呢，当党小组长一谈话“你丈夫是右派”，多宣布与丈夫离婚——至少是划清界线；苏俄的异议人士被判刑、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欢迎，而中国的敏感人士一旦被当局盯上，邻居和同事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处处躲着他……
哪些因素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国民性？
或许宗教信仰是原因之一？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近千年传播史，形成了其作家和民众举头三尺有神明、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习俗，近年来不少中国异议人士皈依基督教，应该也有到宗教信仰中寻求支柱这一因素；
或许自由传统也是原因之一？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已有300年历史，俄罗斯又毗邻西方国家，即便当年在铁幕之后，接触自由民主社会的信息的机会也太多；而中国没有这种天时地利，自由民主的理念别说在普通公民中，在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
还能列举更多的原因：
中国执政者更全面、更彻底地垄断了一切社会生存资源，让每一个人一旦被体制抛弃就走投无路；
还有，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使得知识分子即使个人有心与体制决裂，也难以忍心家人被制度吞噬——人们读到、听到过多少这样恶意的恫吓和善意的规劝：“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想想你的老父老母、爱妻爱夫、幼儿幼女吧”……
素质与制度互为借口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回答：俄罗斯既然有了这样出色的人文精神，何以没有在1917年阻止独裁者上台篡夺政权？何以在70多年中，三代人都没有能发动有效的抗争，尽早结束这种统治？社会精英的素质与国家的制度何以有如此之尖锐的扦格不入？如果具有这样素质的精英，都不能保证国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让人民免于恐惧、免于匮乏，那么这样的高素质，对国家、对民族而言，益处何在、意义何在呢？
这些大话题，限于篇幅，不可能细谈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眼下，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有迫切的需要，来“以俄为师”，学习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和勇气。
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如何走出死胡同的讨论，一直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说，关键在于人的素质，人的素质达不到，不可能建立先进合理的体制——多少别国行之有效的政策拿到中国来就变形走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而另一种说，不，关键在于体制！体制不改，怎么可能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让素质脱胎换骨？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一大把：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还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
……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在时代需要精神素质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制度未改”来作拿不出像样的精神素质的遁词；
——在时代呼唤变革制度的时候，人们往往用“素质太差”来作不敢大胆启动制度更新的借口。
于是，我们永远看见这两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无疑，中国这问题那问题，其根源、其症结，确实是在制度上——“制度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是制度不改革是万万不能的”。然而，中华民族在追求更合理的政治、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舍身取义的精神。
（《新史记》第18期，明镜新闻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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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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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ren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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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10 14:5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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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是“民以食为天”的影响吧。 认为“民”就应该除了为稻粱谋之外不必再追求正义。 顶多就是“饱暖思淫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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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uyou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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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3 06:17: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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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文章让我很早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一个情节来了：曹操与曹丕在谈论屈原的诗歌，曹操赞叹道：“我们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曹丕说“因为我们是用笔写诗，而他是用血写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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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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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3 04:4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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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妞啊，那可怪不得我。老高讲的是俄罗斯的精神，但通篇不提苏联人民二战时期抗击希特勒主力的精神，那应该是俄罗斯精神最集中的表现。因为投鼠忌器，被老高的春秋笔法轻轻一下就抹掉了。
但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的青年战士，正是在保尔那一代精神激励下进行的。至今苏联女英雄卓娅的墓碑上刻的是保尔的铭文。阿妞不妨把卓娅也否定了，要不试一试？
老高当然不会提及《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还有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甚至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因为在老高眼里俄国的精神，包括俄国文学也要被甄别选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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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黎老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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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3 02:2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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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废品太多，这么多年来，一天到晚就是埋怨，羡慕这，羡慕哪！还不如早点与共党决裂。活得轻松！中国文化大多所谓精英分子基本属于埋怨分子！如陈丹青，王康，，，呵呵！太鸡巴的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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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黎老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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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3 02: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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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你这个脑残半废品。眼下，习人渣党痞当道，你我的哪口恶气出了吗？派什么排，“中国文化精——该死鸡儿球朝天”，这也能叫做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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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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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3 00:0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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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还是不错的。至少没有在这里宣称保尔-柯察金是俄罗斯精神和普世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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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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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9: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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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那位愚先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拿破仑推行普世精神，俄国反侵略不是普世精神，如此疯疯癫癫，最好去精神病院找你的普世精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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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莉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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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8:2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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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归来》，是俄国19世纪后期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列宾的作品。主要描绘了一个流放者（左一）突然回家的场景。这幅油画通过对人物表情的细致刻画，向观者讲述一个革命者被流放经受着诸多痛苦，他的家人正在悲伤，却没想到流放者不期而归，家人对此既是意外又是兴奋的故事。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1158688/1158688/0/27d647eed8b36fbbb3fb9504#aid=0&pic=27d647eed8b36fbbb3fb9504
耄 特别讲究肉体消灭，株连九族，斩草除根，除良留莠，代代相传，垬 的毒性就“提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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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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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8:0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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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的精神是指一种正直和理性的内心追求，与一个国家的实力或强大不是一回事。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人的普世价值精神吗？俄罗斯打败拿破仑谈不上普世价值的胜利。拿破仑是力图传播普世价值的。战胜希特勒是反侵略战争。但当年的苏联并非追求普世价值。这个华山是个思想境界低下的人，来毒化这里的气氛。这种人不知羞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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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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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7:4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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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精神排行榜，现代本。拉登与它的信徒们肯定荣登榜首，近代的希特勒与它纳粹精神，日本神风突击队的武士道精神都是数得上前几名的。当然别跟咱弯弯绕什么好精神，坏精神。
可惜今人大多把物质与精神合并在一起：西方的富有等同于西方精神的富有；穷国经济上贫困也就是精神上的匮乏，这倒是直观易记，并不需要浪费时间来引经据典，多此一举。
同意作者一个观点：俄国人是有点精神的，不然就不会战败拿破仑与希特勒，也不会在今天接受斯诺登与收回克利米亚，成为唯一能与西方叫板的大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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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olan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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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6:0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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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一个人思考是不够的,至少要百分之十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许才能有所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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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抱不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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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5:0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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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底层的狂妄个性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在英国，农民虽从来没有由农民或土匪当政的一分一秒，但确实也曾有过几次为改善生存条件的几次农民起义，如14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乎要攻破伦敦，当时的英皇还是个20不到的乳臭未干的孩子，软弱，优柔寡断，但他答应了农民的要求。农民所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后就自动退兵回家，当然更主要的是他们自知之明，凭他们知识和教养水平能种出粮食就不错了。而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如此高贵的品质，即自知之明。毛也是个农民，他的帮凶也大多数农民和土匪，凭杀人和计谋当了皇帝。据“温故”杂志里的一篇文章说，49年进驻济南，接管市政府的解放军头目连电灯和抽水马桶都不会用，后来请了一位传教士才算摆脱困境。匪徒当政，结果会是如何呢？英国也有不少生活极度奢侈的帝皇，如詹姆斯一世（后来被绞死）就是如此，然而他毕竟是贵族，他的滥用权力还表现另一个方面，由于他酷爱绘画，用大量的钱财收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反而给英国带来不少无价之宝；而土匪和农夫出身的毛泽东，滥用权力的方式就大相径庭，通过几次运动不仅将文化人士置于死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遗产几乎破坏贻尽。每次成功的农民起义总给中国造成一个文化和艺术的断层！这就是在中国流氓战胜贵族的恶性循环的历史，中国的文明落后于世人，不仅是知识分子有问题，还包括最底层的百姓和流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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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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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1:5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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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雨欲来风满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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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10:0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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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的重新认识，缘于十四岁看的一本梅白借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十六岁时在老叔家看的一本大十六开《斯大林女儿回忆录》，几乎完全让我颠覆了以前对苏联的看法。因为小学时期，一本《苏联电影文学剧本》上的《列宁在十月》《伟大的公民》等左右了我的看法，书架上果戈理的《彼得堡的故事》，还有《普希金文集》，也没能多大程度上影响我认识苏联。记得上小学时，文革中几乎人人都看一本《叶绍尔夫兄弟》。我六岁时还看过毅进绘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这两本，对我有着巨大的震撼。后来听老爹说，东欧其实比中国还左，还要教条主义。心想，这种控制，恰恰是导致东欧那么齐刷刷倒下的原因。后看凤凰台播出的东德崩溃过程，完全如我所测。凡从文化上窒息一切的群族，注定是要加速自己机体的坏死的。后看资料，西方情报机构六七十年代，所谓消除威胁手段，也是支持社会主义在左翼而非右翼。所以，左倾最猖獗的罗马尼亚，第一个倒下。苏联的倒塌缘于整个严酷的思想控制以僵死的计划经济制度，几乎腐坏一切人等，干群概无例外。不说官员，就是工人农民，也是只拿卢布不干活，导致养成一种宁可饿死，酗酒，也不下地干活的习惯，人几乎成没有思想树獭一样的动物。所以，严控必然带来机枢坏死，必然带来熵死，一个社会如果丧失耗散结构吸收能量的机制，必然完蛋。这是定律。所以，严控对整个体制的倾覆，功不可没。其实，变革很简单，用不着启蒙。罗马尼亚专制如此，都一夜觉醒，关键是旧体制的死亡。把重心放在种种启蒙的严控上，恰恰导致了一个社会机体的死亡。因为，重要的是不是启蒙，而是旧体制的停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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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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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09:0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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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邓小艇、吴言、俞先生、阿妞不牛和艺萌诸位光临并鼓励！
这个周末，我见到刚从俄罗斯旅游回来的严家祺，他惊喜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见到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为大批同胞们走出国门见识世界而振奋，很高兴他们有了机会耳濡目染俄罗斯和世界的人文传统，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当然，这远非一朝一夕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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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艺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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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2 06:5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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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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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1 20:5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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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最有深刻思考最激发思辨的好文之一。
问题似乎没有答案。但是也有着明确的答案。
从古至今，中国虽然有“舍生取义”以及死谏的谋臣，但是那个“义”，完全不是俄罗斯人普遍信奉的“义”。甚至到中国的张志新，都是为“党”而死的。而这些俄罗斯人，是为人， 为人性，为灵魂而挺身而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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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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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1 20:5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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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普遍地没有教养，贪图吃喝玩乐，贪小利而忘义，没有追求正义和为社会或人类舍身取义的道德勇气。简单说，就是基本上是由精神世界低下的人组成的社会。还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是封建主义社会的，与现代社会脱节。12月党人1812年起义，就是受普世价值影响。到了中国，要等到1919年才显示普世价值的影响到了中国。比俄罗斯晚了约100年。现在共产党与世界潮流逆势而为，估计这个差距还会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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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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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1 19:0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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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小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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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7-01 17:1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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