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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宾雁:80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2010-12-03 15:25:56
  12月5日,是我尊敬的前辈刘宾雁的五周年忌日。记得五年多前,我在一次谈话中问当时已经身患癌症、但却精神矍铄的刘宾雁:你到海外来十多年,写了这么多文章,你自己最重视哪一篇呢?他想了想,回答我:《寻找共产党》。寻找……共产党?!怎么理解?


◆高伐林


  光阴似箭。后天,12月5日,就是我尊敬的前辈刘宾雁的五周年忌日了。
  整整30年前,1980年夏天,我还是在校大学生,在参加北京诗刊社的首届“青春诗会”期间,第一次见到被诗刊社请来给我们做报告的这位著名作家。记得我在提问时,讲述了发生在我们班上的一段故事,他听得非常认真,还写了下来。不知他后来是否用在他的文章或者讲演中了?
  再次见到他,是15年后的1995年,在新泽西了。他住在北京的女儿托人给他们夫妇俩带来东西,恰巧那位带东西的人是我的同学,也给我带来东西。在那位同学下榻的酒店大堂,我见到了刘宾雁、朱洪夫妇俩,聊起来,原来他们住在新泽西的Plainsboro,离我们家不算太远。
  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在即将迎来81岁生日之际,因癌症去世。又过了一段日子,老伴朱洪携带他的骨灰坛回到了北京,幸亏没有遭到任何留难。



在刘宾雁80寿辰时,许多朋友捐款为他建立了一座青铜头像。

  现在中国大陆的记者、高校新闻系的学生,有谁还听说过“刘宾雁”这个名字吗?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卢跃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2005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我的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主人给我定的题目是《以人民的名义》,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换一个题目。我从黑板上擦去原题目,板书五个大字:“记者的底色”。
  为什么要换这个题目?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我问:“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相信,除了邀请我来讲课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

  2008年,卢跃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纽约开会,我见到他,他对我回忆,报告文学界两个头面人物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预定要收录他的作品,卢跃刚问了几句之后就很干脆地拒绝了:“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如果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
  刘宾雁在其一生中饱受毁誉。我的朋友赵无眠就曾忿忿地对我说过,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新泽西小住,被刘宾雁夫妇怀疑为“特务”;刘宾雁一直被视作“异议人士”,但是在异议人士中,许多人对他的见解大加抨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对刘宾雁的不少看法,我确实不敢苟同,但是我尊敬他,我怀念他,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执着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在他去世五周年的日子,我重新贴出在2005年元月脱稿的一组关于他的专访,以表缅怀;也藉此机会,表示对睽违四年的刘宾雁夫人朱洪老师的想念。
  下面是第一篇。


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专访旅美中国著名作家刘宾雁



  再过十来天,就是中国农历乙酉年。鸡年正月十五,旅居新泽西中部的中国著名作家刘宾雁将迎来八十大寿。
  刘宾雁是1988年3月离开北京到美国来的。屈指一数,他已经在美国住了16年——16年被拒绝回到祖国,占了80年的整整五分之一。
  记得六年前的虎年(1998年)春节,我们两口子在刘宾雁与朱洪家过年,刘宾雁长叹了一口气说:“一晃我十年没回国了……真没有想到哇,会在海外呆这么长时间!以前出国最长就是三个月……”后来我在特写《花岗岩的脑袋》中写道:“今夕何夕?此身何处?他们俩与一对过日子挺上心的平常百姓老头老太太有什么不一样吗?可为什么我想起了南宋抗金名将辛弃疾多次请缨上阵而不可得,在乡间写下的那首《鹧鸪天》中沉痛的句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六年又过去了。六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加入了世贸;北京申办奥运成功;GPD直线飞升;腐败的档次从“百万元级”到了“亿元级”;江泽民将党、政、军权柄陆续交给胡锦涛……而刘宾雁夫妇,不能回国还是不能回国,生活没有变化。
  不,也不能说没有变化。好变化,是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家,能够装得下铺天盖地的图书、报刊、资料;坏变化,则是刘宾雁得了癌症。



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前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宾雁与夫人朱洪在新泽西寓所。(高伐林摄)


与癌共舞

  2002年9月份,刘宾雁被确诊为直肠癌。2003年1月,动了第一次手术,切除了“有高尔夫球那么大的”癌瘤;为了帮助排便,戴了几个月“口袋”,4月份动了第二次手术,来打通接上直肠。但是到了2004年3月,发现癌症转移到了肝脏,于是,化疗、放疗……年近八旬的老人被折腾了一个够。
  刘宾雁是以说笑的口气来谈论身体上的病痛难受的。他说,医生当时切除癌瘤时,说长到这么大,已经有十年了。“这就是年纪大的好处——癌瘤发展得慢。活下去大概问题不大,再活十年就行!现代科学发达了,观念也得改变了,杂志上有篇文章说,以前认为‘癌症意味著人生的终点’,现代人却得习惯了带著癌症继续走人生之路。”
  话虽这样说,面对的除了病魔,还有生活诸多压力。比他年轻四岁的老伴煮饭、做家务,他身体好的时候,还能给打打下手;他一病倒,朱洪肩上担子就太重了。别的不说,刮风下雨,酷暑严冬,出去看医生,都得朱洪开车,有段时间每天上医院来来去去,有时候要跑两三个医院,非常辛苦,过了年,她也毕竟76岁了啊。朱洪说:“现在眼神差了,晚上我不能开车了。”
  远在上海和北京的儿子、女儿当然非常著急,申请来探亲,尽量帮助料理老人的生活,但就算来了,住三两个月还得回去,还得老两口相濡以沫,面对压力。“按照我们的年龄,已经是属于‘风烛残年’了,什么时候一阵风,这个蜡烛就可能被吹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假如我们俩有一个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两个人就都会不行了。”
  儿女希望老人能够回国,好就近照顾,刘宾雁也这么想:“回国是我的权利嘛,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也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我拿的是绿卡。”江泽民当权时,他给江泽民写信,江泽民交权后,他给胡锦涛、温家宝写。写了就托与他们有某种关系的人转交。“据我所知,去年的信,至少有三次是能够有把握地说,肯定交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怎么答覆呢?”
  “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覆。”
  他们听说,有一次有人侧面问接近胡锦涛的一位官员:是否可以同意这些老人回国?回答是:戈扬可以考虑,刘宾雁,不行。

出国时难回亦难

  其实,刘宾雁对于回国不回国,经历过三次180度的大转弯,从急切想回国,到安心在美国,到又动了回国的念头。
  BBC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一篇报道中曾说:“真没想到,刘宾雁会住在那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其实,在我看来,他的住所很清静,离纽约、费城又都不算远。客厅里墙上悬挂著台湾女诗人席慕蓉送他的大幅油画,中英文的书报满沙发满茶几满桌满柜,天上地下都是花花草草……看得出来,这一对热爱生活的老夫妇,有在这里长期安家的打算,他们努力开创和经营著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在这个清静环境中,通过网络,通过书信,随时倾听着故国的风起涛涌,注视着同胞的欢笑呼号。
  刘宾雁在“右派”问题改正、复出之后,写了一系列“为民请命”的报告文学,影响之大,凡是谈到所谓“新时期文学”者是绕不过去的,就连陈桂棣、春桃夫妇近年《中国农民调查》,也被称作“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刘宾雁精神”(旅英作家马建语)。然而刘宾雁的文字使他身不由己被卷进一个又一个凶险旋涡,成了一个争议焦点人物,一年一年申请出国考察开会,当局都不放行。“1988年能够出来,还‘得亏’前一年将我开除出党呢。”
  笔者在刘家看见一张他们夫妇在苏东坡被贬谪流放的海南岛“天涯海角”的合影。他们回忆说,这张照片1987年初拍摄之际,正是北京某些人决定要拿他开刀之时,只是他们当时还懵然不晓。“我们从福建到了广州,又到了海南,人民日报社(当时刘宾雁在人民日报社供职)一时找不到我们。我从海南打电话给北京的女儿时,她说:你在哪儿呢?报社正找你呢,听说你的党籍要被开除了!”


  1987年初,刘宾雁与妻子朱洪到了海南天涯海角──当年苏轼被贬谪流放的地方。这次旅行一回京,他就获知邓小平钦定他与方励之、王若望必须被开除出党。(刘宾雁、朱洪提供)

  这回可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确实点了三个人的名字,下令开除他们的党籍。为什么点这三个人,说法不一。方励之于2000年4月在一次谈话中说过:“邓小平召集了一个会议,说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个人应该开除出党,我的开除党籍就是邓小平一句话定下来的……所谓‘自由化分子’第一批就说我们三个,实际上邓小平要点我、许良英和刘宾雁三个,但是忘了‘许良英’这个名字,点成‘王若望’了。许良英、刘宾雁和我在这之前,曾经在1986年冬天提出要举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学术讨论会,当局非常恼火,就怕提反右这种事。王若望先生在上海,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
  刘宾雁也提到过王若望本来并不在列,“很可能是老邓讲错了。老邓的本意,十之八九是开除王若水。”“当时王若水的影响力比王若望大,王若望的影响力主要在上海,而王若水是在北京,在《人民日报》。”不过,毕竟都是传闻,“王若水当时说话比较严谨,而王若望有时口气很‘冲’。”或许因为邓小平人老口音重,或者记忆中出了错,把“王若水”说成“王若望”,他一开口自然是金口玉言,手下人也不好更正,况且王若望也是当局的眼中钉,于是就将错就错了——谁让“王若望”与“王若水”就差一个字呢?
  刘宾雁对笔者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当时传说本来要开除的是两个人:方励之、王若望,并没有我,邓小平在讲话中再三地提这两个人的名字,说著说著,旁边有人说话了:刘宾雁比这两个人还坏!于是把我加上,也就一起被开除了。他为什么提起我们来呢,当时有人报上去说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纪念‘反右’三十周年的会,规模怎么怎么大。其实这个会根本没开。”
  报载:1987年1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胡耀邦被赶下台,几个人被清出党,引起了很大的震荡。“他们发现开除我的党籍其实对他们很不利,在人们印象中我不是一个很狂的反共分子”,为维护党的形象,便想著用什么办法来弥补一下。哈佛大学专门给新闻记者的尼曼奖学金,每年的名额,一半给美国记者,一半给外国记者。一连好几年,每年都邀请了刘宾雁,1984、85、86、87年……每年他的名字报了上去,中国当局都打了回来。“1988年,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又带着这个邀请信到中国来,赵紫阳接见他时,他问,这次是否可以让刘宾雁出去?赵紫阳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吧?就这么批准了。”
  尼曼奖学金项目为期一年。那一年,夫妇俩到美国来,该见的人都见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他的自传也写完了。但是到了预定回国的次年春夏之交,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学潮汹涌,随后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连国内不少知识分子都流亡海外,像他这样放声直言早就在当局那儿挂了号的人物,自然更回不去了。
  刚开始刘宾雁还很乐观,他预言:那一伙人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撑不了多久,“要不了几天他就得下台!”他无数次对朋友声称“不久就会回国”,大有随时收拾行囊搭机返国的架势,“我的事业在中国嘛!”
  但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刘宾雁不得不承认对中国形势的预言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料到江泽民会稳稳当当地执政十几年。当时我们以为天安门运动的势头还会继续,想不到1992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1992年以后,我们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把江泽民的社会基础估计过低了……”
  他的中国护照到期了,可是有关方面拒绝给他延期。生命不能在等待中蹉跎,早已漂泊惯了的刘宾雁和朱洪,“处处无家处处家”,就沉下心来,就在这里从事研究、交流。
  他们申请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办了英文《中国焦点》(China Focus),这是一个专门介绍中国最新动态的小型月刊。老两口“高级活”到“低级活”都得干——从各类报刊搜集信息,筛选稿件,删节摘编,到翻译输入,校对排版,再一份份印出来,折叠装订,还得按美国邮局的要求分类贴上姓名条……这些工作量真不小,绝大部分都是他们俩承担,一直到将这几大包刊物送到邮局才算能歇口气。记得有天上午,雨中夹雪,我和妻子去他家,刘宾雁在家等着我们,而朱洪一大清早就开车去邮局寄杂志去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办了中文的《大路》,也是一月出一期。朱洪说:“别看篇幅都并不算大,但是《中国焦点》1日截稿,《大路》15日截稿,每月的这两个日子,我们俩简直就是焦头烂额。”民主基金会后来派人对所资助的众多项目进行检查,说过一句话:“看来《大路》还比较好。”
  网络兴起,情况变化,杂志就都停办了。刘宾雁说,还有一个因素使他们办刊热情消减了下来:国内作者联络起来比较困难,而海外愿意写短小精悍的中文文章的作者毕竟太少,“越是小文章越不好约稿——工作量却不小,要读很多东西。”
  刊物不办,项目的资金自然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主要就靠刘宾雁奋力笔耕。他给不少杂志、电台撰写时评、随笔,十多年来也不知有了多少万字。朱洪是家里的专职司机,专职翻译,而且也是专职中文打字员,稿件都是她打。刘宾雁起初想学学电脑来帮帮老伴,朱洪却给他打退堂鼓——算了吧,你这方面本事特别差,年纪又不饶人。你有精力还是趁你现在记性好,多写点东西,我来给你打字,还是跟得上的。
  她说的也是。于是刘宾雁就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搜集和分析关于中国的资料上了。多年来当记者形成了好习惯,他有闻必录,有报必剪,分类保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到过东欧、西欧许多国家,仔仔细细考察各国社会转型的进展和难题,分析他们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经验教训,与中国作对照……
  如果不是患了癌症,刘宾雁、朱洪或许就这么安心过下去。但是毕竟年岁不饶人,身体不饶人,考虑到实际问题,觉得儿女希望他们回国有他们的道理。不过即使到现在,刘宾雁还是思虑再三:若回国了却不让写文章,不是更难受吗?


  新婚时的刘宾雁、朱洪。年轻的老革命刘宾雁无论如何想不到,未来半个世纪的生涯竟如此坎坷!(刘宾雁、朱洪提供)


中国的笨人太少

  一定会有人说他执着,也一定会有人说他傻,我想起中国大陆两位报告文学作家写刘宾雁的特写,标题就是《笨人刘老大》。在他加入中共五十周年之际,他写下长篇力作《走出幻想》,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心路历程。那严峻地考问自己灵魂的精神,使人想起俄罗斯文人十九世纪以降的传统的深深烙印。
  而中国人中,像他这样的“笨人”太少──包括在海外的流亡者。
  刘宾雁与夫人向我们回忆,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气焰冲天,将东亚整得哀鸿遍野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对中国的流亡者曾经有一个诛心之论。
  1988年,索罗斯与赵紫阳和鲍彤挂上钩,在中国成立了改革和开放基金会,一年掏一百万美元资助一些文化和教育项目。当时在美国的刘宾雁曾经与索罗斯打过交道,索氏一度有意请刘宾雁回国后担任这个基金会的总裁,希望设计出对推动其心目中“开放社会”更有实效的项目。讵料中国巨变,索罗斯在中国的基金会就此关门,中共高层还要审查赵紫阳、鲍彤与索罗斯的关系,说索罗斯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刘宾雁说到这里笑起来:“索罗斯会用中央情报局的钱?中央情报局还恨不得让他能给点钱呢!”
  中共想像不到索罗斯赚钱本事这么大,索罗斯也想像不到中国流亡者向他要钱的本事这么大——他后来对刘宾雁流露了这个看法。能怪索罗斯对中国人有偏见吗?索罗斯曾经资助过各国尤其是东欧的流亡者,说这话想必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刘宾雁写过一篇《民运的悲哀》,后来遭到非议,包括一些相当熟识的学者也婉转地对他说,可以不写的。但刘宾雁认为,写不写,问题毕竟存在。证诸海外民运人士至今接连不断的风风雨雨,不能不说中国流亡者的素质确乎最成问题。且不说多少内斗权争,多少沽名钓誉了,“往往要当鸡头不作凤尾,大事没见作多少,小事是断不肯作的!”
   刘宾雁在一篇文章中沉痛地写道,“老是有人说,中共派遣了多少多少特务打入海外民运。我反问:需要吗?十二年来海外流亡者优先获得了一个机会,展示出中国人一旦有了政治自由,卑鄙和贪婪将如何淋漓尽致地破坏那自由”!
  剖析民运的内斗,意义还不仅在民运本身。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共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似乎使我们这个民族心灵中的圣火熄灭了。他慨叹,在前苏联,可以看到坚持不同信念的各种政治派别在斗争。有的主张走西方道路,有的宣扬大俄罗斯主义或斯拉夫主义,有的则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左派”。不管是进步或反动、正确或错误,人家总是在为一种理念、为心目中人民或人类的未来在斗争。他在一篇文章中还写过:顺手拿过一本美国《生活》杂志,就报道了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的对立和分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曾孙率领一支探险队深入南美热带森林,继续其曾祖为之殒命的未竞事业;美国女郎阿斯金丝为“拯救美国人的灵魂和美国的遗产”之一部分,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地设法把狼群引回怀俄明州黄石区,为美国保住一块“蛮荒与自由之境”……“这不过是对美国人精神状况的小小一瞥”!那种对与一己利益无关之事的执着精神,是中国人多么欠缺的!

为什么寻找共产党?

  刘宾雁近年的文章,光看标题,问句不少:《怎样告别革命?是否告别得了?》《谁是反革命?》《如何看49年以来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心中装著多少中国人?》《人在中国,价值几何?》《救火还是放火?》《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什么没有变?》……
  他心头时时刻刻都萦绕著一堆问号。难怪有个作家开玩笑说:“跟刘宾雁一起吃饭最倒霉了,他永远忧国忧民,这饭菜哪还有味儿!”
  刘宾雁说:“我倒是挺愿想些问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那么忙,很多问题想不出答案。”但他最感到安慰的是到一直到这个年龄了,仍然好奇心、求知欲旺盛,年轻时凭著这股好奇心、求知欲,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刘宾雁学会了日语、俄语和英语三门外文,到现在也没有丢。他本来天天要看《纽约时报》,后来有人给了他《华尔街日报》,还有个朋友订了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堆多了要扔,刘宾雁也赶快要他寄来。“我的兴趣太广泛了,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历史……还有每天中国美国发生的大事,”他无可奈何,“精力就不集中啊。”
  笔者问他:这些文章中,你自己最重视哪一篇呢?
  刘宾雁想了想:《寻找共产党》。
  寻找共产党?为什么?!
  这篇文章是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前夕写的。刘宾雁在文中写道:

  八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下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一个特例:已经有十几年党龄了,还要“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挡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但这四个字内心独白却并不错乱。她对于那个党的怀疑,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现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
  问题是当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中国人敲击党的大门,要求加入。那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五十年代以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非要加入共产党不可?年年写申请,月月写(思想)汇报,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
  又过去了十几年,那个党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还在首都创造了杀人的历史纪录,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居然又成了热门!党永远在“成长,壮大”!可怪就怪在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又同时在不断萎缩,退化。六千多万党员,十几年不交党费、不开会的占多数。又有多少不认为自己是党员,不记得自己入了党,宁愿自己当年没入党,或者已经事实上退了党的呢?

  刘宾雁写道:真正执着于其党籍的党员,有两种。大量的,不是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就是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产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
  是为他人谋解放,还是只图个人翻身、发家和掌大权?……对中共不幸的是,后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前一种人。但是没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半个世纪又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的悖论一至于斯!

从当年活埋青年到现在拒之国门之外

  刘宾雁在同笔者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感谢军旅作家张正隆写出了《雪白血红》,“不然,世人就无法得知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曾有意地使15万人活活饿死”——15万人,那是不亚于印度洋海啸死难者的数字啊!他也多次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在《思痛录》书中、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揭示出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血淋淋的真相,“解放后的各次运动不过是‘抢救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翻版”;他还多次提到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着中国人的血,七十年代波尔布特屠杀百万以上柬埔寨人的罪行,是由中共指使,提供训练、装备、经费和军事顾问完成的。后来为保护那批杀人犯,中共又于1979年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牵制越军对波尔布特的攻势……
  刘宾雁还有深烙于脑海,挥之不去的一件往事:
  1940年,日本人对哈尔滨地下党进行大逮捕,一些侥幸逃脱的左翼青年,费尽艰辛跋涉到关内寻找党。一批人到达山东德州地区抗日根据地。当地正在搞“肃托”(肃清托派),这些青年有时讲洋话,作派与农村干部格格不入,便被疑为“托派”,两度隔离审查,但都未能证实,便又各自恢复工作。正在这时候来了情报,说日本人要来进攻,必须要转移。转移必定要经过日军的炮楼,便有人担心,这批青年被整得这么厉害,还能不心怀怨恨?过炮楼时要喊一嗓子,大伙儿不就全完了吗?怎么办?反复讨论,有的主张这样,有的主张那样,最后决定——处决!两对夫妇,男的枪毙,女的活埋。当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被扔进土坑时,旁观者中一个青年女子动了恻隐之心:“那孩子有什么罪?”将两个孩子又从坑里拉上来了。那男孩叫王新生,长大成人,“文革”期间他的养父告诉他:你的父母死得冤枉,他就走遍天下去为父母申诉冤屈。1984年平反时,我们都去了,骨灰盒里什么都没有……
  刘宾雁说:听说王新生还活着,就在枣庄。我现在回不去,回去了一定要找他。“这些坏事,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就都会算在共产党的帐上——这笔糊涂帐现在都扣在马克思头上了。总要讲点公平吧,毛泽东哪一点是马克思主义?”
  刘宾雁加重语气说:共产党迫害人的事暴露得远远不够!多少万中国人1949年以来被控“隐瞒历史”而死于非命?然而最成功地隐瞒了历史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那些领导人。中共极端反人性的东西,根子很深,始终没有动,有各种表现形式,一层一层包裹。
  他要寻找的共产党,当然不是这样的共产党!
  文学上有所谓“永恒主题”一说,对于刘宾雁来说,这一生的永恒主题是“中国老百姓”:他们苦难深重的过去,他们不断恶化的现状,以及他们难以预测的未来。刘宾雁以一个最简单的标准──老百姓的处境,老百姓的希望,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来判断是不是该寻找的共产党。

理想不是离我们更近,而是更远

  2003年胡温接班之后,在处理SARS和孙志刚被收容殴打致死事件中的明快手法,曾经唤起过很多人的希望,刘宾雁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胡温新政改进可见,人权进步尚待推动》,文中称许:“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个新班子几个月来实行的新政,几乎都贯穿著这么一种人道主义或者人文关怀的精神。”然而2004年在意识形态上的加紧控驭,对民间维权抗争的强化压制,让刘宾雁大失所望:“所谓的‘胡、温新政’不过是一场幻想!现在他们终于亮出旗帜来了。好像就是要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他们究竟从中国的历史里学到了什么?”
  从1940年草菅人命处决一批鲜活的生命,到2005年对在异乡罹患癌症盼望回国的吁求不加理睬——贯穿这二者的,究竟是什么样冰冷的逻辑?
  刘宾雁确乎是苍老了。又一辛弃疾的名句浮现在我的脑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著名美学家、画家高尔泰书赠给刘宾雁的诗句又扑进我的眼帘:“铁干老益健,何愁落花风。岁寒知后凋,苍然冰雪中。”
  刘宾雁在参加王若望追悼会时曾感叹,王若望合上双眼时是痛苦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在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不是离我们更近,而是更远。”
  过年了!像刘宾雁这样的异议人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射自己全部的光和热呢?

  (写于2005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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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天际孤鸿 留言时间:2015-03-05 00:05:43
请问高老,刘宾雁先生是不是有一个养女叫刘小稚,现在在大陆做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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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际孤鸿 留言时间:2015-03-05 00:05:42
请问高老,刘宾雁先生是不是有一个养女叫刘小稚,现在在大陆做企业高管。
回复 | 0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12-06 12:12:17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发表看法!帮助我扩展、丰富了对刘宾雁认识的更多侧面。

我上面的留言中有个错儿,刘宾雁被定为“13级高干”,不是1949年,而是1956年定行政级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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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山博 留言时间:2010-12-05 18:56:09
我是因报导文学《全凭这颗心》与刘老师和朱伯儒将军结缘,当时我已在美留学,但太年轻了,不过现在还是怀念这颗心,怀念刘宾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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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ttle_red_man 留言时间:2010-12-05 18:40:49
>>这种投机行为,还有什么坚持理念而言?
This is totally nonsensical! He was simply deprived of his rights when he was not allowed to return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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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ttle_red_man 留言时间:2010-12-05 18:31:44
He was a chinese citizen. If he wished to go back to China, he should have been allowed. It is so obvious who was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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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山 留言时间:2010-12-05 17:17:06
刘宾雁和王蒙是同一时代,相同经历的一代人。为什么王蒙能在中国颐养天年,而刘却在荒郊中领去民主基金会的钱过日子?六四前,刘虽然被开除党籍,只说明他的理念和高层不同,但并没有被迫害,反而有出国交流的机会。六四时,刘完全可以回国,而他却错误的估计形势,认为政府即将到台,他可以挟外国势力取而代之。这种投机行为,还有什么坚持理念而言?

拿文革说事,了无新意;挑出战争年代的共产党的错误无限扩大,实际上是背叛自己事业,也是换取民主基金会津贴的无奈之举。只有对民运的哀鸣倒有几分入骨。“十二年来海外流亡者优先获得了一个机会,展示出中国人一旦有了政治自由,卑鄙和贪婪将如何淋漓尽致地破坏那自由”!这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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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辰的翅膀 留言时间:2010-12-05 14:15:39
俺也想补充nbren0215的观点。这里的共产党指的是只求为民众服务,为国家兴盛的组织的话,那么刘宾雁就是在寻找乌托邦,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组织。“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圣经这么说。因此,大家都要丢掉儒家的幻想,什么“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都是吧自己太当回事了!骄傲,也是罪啊。

俺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今天的共产党不信奉,毛泽东时代的也不是。毛泽东在1949年前,说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怎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一个笼络民主党派,建立最广泛的民主阵线反对蒋介石的欺骗手段罢了。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一个笑话。毛自己说他是“秦始皇+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秦始皇能融合在一起,也是一种奇观了,值得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么变形了,要么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另一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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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bren0215 留言时间:2010-12-05 12:39:35
请注意:刘宾雁先生要寻找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寻找中国共产党。各位评论者似乎都忽略了二者的区别。所以由此而来的评论难免会有失去靶向之误。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徒弟红色高棉共产党的头目们会是发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们读过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克斯有关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哲学的著作?他们的作为有哪一点像现在社会的作为?又,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以及斯大林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为什麽要拼命攻击第二国际和伯恩施坦(实质是攻击恩克斯)以及考茨基?至于斯大林的大清洗更不必予以笔墨了(和毛泽东一样,都是黑手党的品德和作派......如要形象化,可参阅金庸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各位都是高手,如果真心诚意地联系刘宾雁先生一生,从年青到年老,他的作为,他的思想,你们不难看到他(及他们)真正地在想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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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瞎忙活 留言时间:2010-12-05 09:33:47
“是为他人谋解放,还是只图个人翻身、发家和掌大权?……对中共不幸的是,后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前一种人。但是没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半个世纪又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的悖论一至于斯!”

楼主这段文字令我感慨。为什么这种“悖论”只有在中国久盛不衰?刘宾雁至死仍在“寻找共产党”难道不是这种悖论的绝好体现吗?!我对他的“执着”很不以为然,他连最简单的“为什么中共还在发展”都无法理解实在令人叹息。我担心他在见到老马时,老马对他提索罗斯同样的问题会令他同样感到尴尬。我同意“星辰”的看法,暂且不提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民主与现有中国文化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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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辰的翅膀 留言时间:2010-12-05 07:56:22
伐林说的对。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1月13日,系里给我们传达了中央文件,其实就是邓小平的讲话,内有“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不是早就说要开除出党,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开除?”的质问。虽然1986年底的学潮起源于科大,造成了胡耀邦的下台,而胡耀邦89年的去世点燃了六四学潮,但科大在六四中是迟迟不动的,毕竟是一个理工科大学。

"十二年来海外流亡者优先获得了一个机会,展示出中国人一旦有了政治自由,卑鄙和贪婪将如何淋漓尽致地破坏那自由"

这个俺很理解,因此我不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共产党身上。中国社会的演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民性的改造,是文化基因的转变。这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而是文明转型的问题。这就是我觉得,民主化之前必须有信仰的改变。否则,民主不过是某些人用来追求功名利禄的口号而已,就像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暴力农民起义的一个新招牌而已。

我不怀疑追求民主的人们的良好愿望,但也知道人面对诱惑的时候,是多么无力。我们中国人心中都生活着一个儒家“建功立业”,道家“逍遥游”和一个匪家“水泊梁山武打小说”,而独独缺乏基督教的“悔改和饶恕”。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还包括制度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和对于人生宇宙的基本信仰。个人观点,点到为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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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云 留言时间:2010-12-05 06:29:31
奇怪!
我是他成名那个时代上学长大的,虽然偶尔听到过他名字,实在基本无印象。大概因为我不问政治吧。
一个共产党高干,政客而已。
在我看来,中国只有两个作家。一个鲁迅,一个钟理和(台湾)。其他如巴金,郭沫若之流,最多不过是会写几个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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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时间:2010-12-05 05:37:12
刘身处的那个时代,作一个无党,无派的正直文人,可能吗?可能的,陈寅恪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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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晚秋心情 留言时间:2010-12-05 04:44:16
有的人活着,一生都有追求。刘等(GCD)人,是典型。如果能够“求仁得仁”,自然人生喜剧。不幸刘等人,作茧自缠,上了贼船,又不甘堕落,其结局难免朝野冷落,沦为杯具人物,另人叹息。
如果说他们自作自受,有点不厚道,也有点刻薄。
刘身处的那个时代,作一个无党,无派的正直文人,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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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0-12-04 20:25:04
很遗憾,俺错过了好几次见到刘宾雁的机会。

皇城根儿看来是俺的同龄同辈。我们的大学生到留学生年代,刘宾雁方励之是对我们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俺整个觉得,刘宾雁的作品和言论中,是以强烈的人道人文思想兼具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义感,来揭露剖析中共执政后的社会现实。他的这种基调,不但使得中国广大的受过正规甚至中共正统教育的民众和党员干部有共鸣,而且对进入中共高层,但是良知未泯并且信奉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正义性的人,也有共鸣共识。大凡对刘宾雁有亲自接触和了解的中共要人,应该也能够认识到刘这样的正直书生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胡耀邦那样的人,是不会把刘开除出共产党的。赵紫阳那样的人,是不会把他往死里整的。邓小平“顺带”开除了刘宾雁,一来说明邓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刘的任何一篇文章,也从来没有接触了解过刘。他只是听汇报看简报而已。何况,邓小平自己连书生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他只是个信奉实用主义的有一点常人情感的权谋政治家。从骨子里,他跟毛类似,对写文章的寻根究底讲人道人文公平正义的人,基本态度排列是从利用到轻蔑到反感到厌恶。当然,对最讨厌的,毛是要置于死地批斗羞辱劳改让其自杀之。

俺非常同意伐林兄这个看法:

“对刘宾雁的不少看法,我确实不敢苟同,但是我尊敬他,我怀念他,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执着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俺还想加一句:他是个真正有理想追寻的痛苦的人。他的《寻找共产党》,似乎就是这样的注解。

相反,刘少奇虽然死得无比悲惨,但是他不应该痛苦。因为他得到的待遇,是刘少奇自己的理论教育鼓吹的实践。他作为教主,教徒们按照他的教导让他升天,他不应该痛苦。如果他是口是心非恶意教唆党徒灭绝人性良知,那么轮到他教主坐柴山火化,别人也不必为他痛苦。

而人们都痛惜痛悼刘宾雁这样一位良心共产党人和理想人性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没有象李普夫妇那样在晚年痛悔自己误入歧途,信仰过邪教,跟随过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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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皇城根儿 留言时间:2010-12-04 17:54:07
有可能有可能的,三十年前的事了,记忆是很模糊。刘在右派时是很有名。应该这么说,没有那当初的有名就没有后来的有名。但和读者的年龄段不符,所以那段就被忽略了,嘿嘿~。

读者之所以定义说王对刘的作用很关键是因为王很赏识刘,而王自己也是个开明派,所以刘才得以被重用。被解放不见得就一定被重要。当然。作为刘做为记者,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方式和渠道是很多的,不限于人民日报。但政治政治上经常是时势造英雄的,过了那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当然,这些都是读者自己的瞎猜。没有任何根据的。

不过印象中悼念胡耀邦是从科大开始的。北大只是后来响应。当然,也可能又是读者的一个记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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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12-04 16:38:07
谢皇城兄关注。不过,可能事过多年,你有些事儿记混了。
第一件,刘宾雁八十年代虽然组织关系在人民日报社,但是人民日报不是他唯一的舞台(他当时是作协的书记,后来更是作协副主席),更不可能是他唯一的靠山。而说“刘的成名全靠王若水,没有王的背后支持,刘的东东很难上台面”,就更不对了,
刘宾雁早在“反右”之前就出名,1949年他已经是13级高干了,在中国青年报社当记者,56、57年几部针砭时事的重头报告文学作品出来,洛阳纸贵,不仅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熟悉他,毛泽东也注意到他。而王若水50年代才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进入《人民日报》,因一篇《桌子的哲学》文章被毛泽东看中、接见。
关键是,王若水在1983年就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中被免去人民日报主管理论﹑文艺的副总编辑的职务,刘宾雁则在此后还活跃了数年,直到1987年年初胡耀邦下台,他才被开除党籍。
刘宾雁自己说过,他与王若水于1979年-1987年在《人民日报》共事。那时,刘宾雁已经写出了一些新作,重新恢复了中断二十多年的名气了。王若水去世后,刘宾雁答一位记者谈悼念王时回忆:“我清清楚楚记得1983年那一天,胡乔木、邓立群满面春风地来到人民日报大礼堂,召集全体员工开会,他们宣佈,胡绩伟辞职,王若水撤职——胡绩伟是帅嘛,王若水是他手下得力的大将嘛。当时我是记者,他们没整我,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没了,但还是编辑,工资,级别不变。”
当然,尽管并非“刘的成名全靠王若水”,但他们二人惺惺相惜。

第二件,方励之虽然曾在中科大担任副校长,但1987年被开除党籍之后也被解职。他对“六四”学生有影响是肯定的,但是主要已经不是影响中科大学生(“六四”时中科大并没有多少特别的作为,毕竟地处安徽,远离京华漩涡中心),而是经由其夫人李淑娴,通过北大等一些北京高校的社团影响学生。造就六四的因素甚多,说“没有方,就没有六四”,这未免过于看重方励之的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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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皇城根儿 留言时间:2010-12-04 08:45:39
一个方励之,一个刘宾雁,两人可以说当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在那个年月,他们做为体制内的异己所发出的声音在那个万众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声音的年代绝对让人听了耳目一新。刘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方影响的是大学生。

一直以为,刘的影响不如方。而且,刘的成名全靠王若水。没有王的背后支持,刘的东东很难上台面。这说明,当时中央从上到下的不同声音还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向宽松的方面发展。当时各高校开启的民主选举之风就是对当时政治起火的最好写照。胡耀邦下台后,中国政治生活立刻就是一个大倒退,非常的明显。但方励之利用自己学者兼科大副校长的身份四处奇谈怪论对学生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方比刘要敢说得多。总觉得,本质上,没有方,就没有六四。尤其是科大。没有方对科大学生的影响,就没有他们借胡之死而最终演变成六四的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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