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曾在北京居住多年，对中国情有独钟。他曾担任《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英国《独立报》驻北京记者，并为《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撰写过多篇关于中国的报导，除了《饿鬼》这部专著，贝克还在在1992年出版了《失落的国家──蒙古启示》（Lost Country: Mongolia Revealed），2002年出版《中国人》(The Chinese)，2005年出版《流氓政权：金正日和北朝鲜迫近的威胁》（Rogue Regime: Kim Jong Il and the Looming Threat of North Korea）。他的两本著作《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与《天安之城：北京的帝国渴望和现代恶梦》（City of Heavenly Tranquility，以下简称《天安之城》）的中文版，都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译者都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工作的姜和平。 姜和平不是文史科班出身，却成了贝克两本书的译者，这是因为姜和平一读到《饿鬼》，就深深为贝克对中国人投注的关注和感情感动了。她本人经历过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岁月，虽然她当时生活在首都北京，属于中央要确保粮食供应的城市，但也听说过“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有所了解。读到贝克的书，她为当年中国人遭受的苦难而震撼，也为这样的史实却是由一个外国人披露而愧疚。她急切地想为仍然被蒙在鼓里、活在谎言中的同胞做点什么，“那时我特自不量力，就跟贝克联系，自告奋勇说，我来翻译这本书。”虽然此前，她从来没有翻译过这类选题，但很快贝克同意了。 说起来有点绕嘴：一个住在中国的英国人用英文写了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个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将之翻译成中文。 在姜和平翻译期间，她的美国丈夫要去北京讲课，她跟著一起回了北京，第一次见到贝克——那是2004年。“那次我很紧张，心里总担心著，他一听我这烂英语，还不嘀咕呀：你这英语水平还翻译我的书呐？”但是夫妇俩见到贝克，气氛挺融洽，打消了她的顾虑。 2006年，姜和平又跟著去讲课的丈夫一起回北京。这时《饿鬼》中文版已经译完出版了，她就尽可能多带一些书，回去赠给朋友、同学，也给贝克带去。“那次回北京，跟贝克见了两面，一次是他发起一个party，一大帮人，都是在北京的外国人，主题是‘怀念三十年代’，参加者都得穿上各自本国三十年代的服装，他的夫人穿上了旗袍，他呢，穿了西装，打著领结。他邀我们参加，我说，我哪儿有三十年代的服装啊？他挺宽容，说随便你穿什么。我们就去了。他说，这次人太多，没时间跟我说话，再约一次吧。后来就在一家餐馆见面细聊。那时他正在写《天安之城》，全部激情都在那本书稿的题材内容上，讲啊讲啊，全餐馆最后就剩了我们这一桌，就听见他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那本未来的《天安之城》！” 姜和平被他所讲的内容迷住了。到他这本书出版，给姜和平寄来一本，她又成了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