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之恥，在廟堂層面，催生出清末新政；在江湖層面，催生出種種救亡思潮。具體到對庚子年“帶路黨”問題的反思和補救，官方與民間實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最終以以官方“以忠孝為本”模式的完敗、民間“民族主義救中國”模式的完勝而告終。但後者之完勝，仍然值得反思
老高按：“帶路黨”這個名詞，好像是近年新出爐的。印象之中，是與焦國標有關。
焦國標這個名字，近年好像沉寂了。但十年前，這位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的幾篇文章，震動朝野。2004年3月，他在網絡上發表萬字檄文《討伐中宣部》，嚴詞譴責中宣部踐踏憲法、踐踏言論自由、實行愚民政策。此文痛快淋漓，讀者無不拍手稱快。2005年他因言獲咎，被北京大學趕下講台，各界義憤填膺。
但隨後網絡上流傳焦國標此前寫的一首詩《致美國兵》，讓人目瞪口呆。其中說：
……我的心遙向伊拉克戰場千百次呼喊：
“向我開炮！向我開炮！”
美國兵，
請允許我喊你一聲“brother！”
如果招募志願者，
請你第一時間通知我！
假如有來生，
當兵只當美國兵。
假如今生註定死於戰火，
就作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靈。
有人對這首詩提出批評，更激發了焦國標的火氣，他在反駁文章中說：“最令我自豪的還不是《討伐中宣部》，而是這篇不朽的《致美國兵》！”“如果當年美軍拿下朝鮮半島，越過鴨綠江，直搗京城，推翻毛澤東的政權，像滿人趕走李自成那樣，後來的一切災難都可以免除”；“當初我就說，如果《討伐中宣部》讓我不朽十年八年，《致美國兵》則最起碼讓我50年到100年偉大！”“今天我給你交個底：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他的第五十一個州，決不像現在他們（“他們”當指中共當局？——高注）與俄羅斯做的邊界交易，摳摳索索的。”（焦國標《我為我的〈致美國兵〉自豪八百輩子》）
這些言論自然引起各種非議。我覺得最樸實也最到位的一句批評，是我的一位朋友對我嘀咕的：“咦？他不是反專制、要民主的嗎？怎麼一旦掌權就變了？一分錢就把中國賣給美國作第五十一個州，也不問問老百姓干不幹了？”
這都是往事了。不過，此後，中國的左派就給自由民主派扣上了“帶路黨”這麼一個貶稱。而自由民主派被逼到死角，也有人絕地反攻：中共本身不就是由蘇聯特務創立的“帶路黨”嗎？若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還不如說“沒有帶路黨就沒有新中國”更貼切！
（說“中共是由蘇聯特務創立”，來源於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長倪興祥和一大會址紀念館研究室主任徐雲根兩人合寫的文章《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評》（出處：中國網文化中國）中透露：主持建立中共的“尼克爾斯基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到中國去的，……真實身份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老高注 ）
今天我提起“帶路黨”這個話頭，是因為讀到騰訊網的一篇文章《八國聯軍侵華時的“帶路黨”》。前幾天我介紹的端木賜香教授的文章《大清也可以說不·好女不吃眼前虧》中，也涉及這一話題：八國聯軍實為“九國聯軍”，其中有一支300人的中國僱傭軍團。
“帶路黨”這個話題，實際上提供了相當深廣的思考層面，不是左派、民主派罵去罵來能釐清思路的。建議各位先讀一讀騰訊網的文章了解一下史實吧。
八國聯軍侵華時的“帶路黨”
騰訊網今日話題·歷史版 2013-10-03
聯軍侵華時，主要有三類“帶路黨”
概括而言，八國聯軍侵華時的“帶路黨”，大致有三類：一般民眾、特殊教民和華勇營。
一般民眾選擇給聯軍“帶路”，或與本國官兵團民之暴行有關，或利益驅動受其雇用
著名報人、《時務報》創始人汪康年在其筆記中曾記載了兩個普通民眾給聯軍“帶路”的案例。一件發生在聯軍入北京城之後：“或告余庚子聯軍既入，有拳匪餘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靈光（寺）次之。拳匪無所得食，則以近村富人韓姓至，勒出萬金。韓請減，不許，竟殺之。韓之妻子擬控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逕入城控諸洋人較佳，則果以兵隊至寺前，匪猶高臥未知也。聞槍聲一排，乃驚起，倉皇出御，盡被殺。”——查義和團確曾一度在焰光寺、靈光寺設壇盤踞，兩寺也確曾毀於聯軍之手。汪氏此說，大概不虛。
另一案例發生在聯軍攻擊通州之際：“聯軍將至，駐通州之將領懼，顧無計遁，皖人方長孺者，將領之至戚也，願代任斯職，大喜，遂棄軍去。方領軍則奸掠極無狀，居民恨甚，洋兵將至，咸赴訴，乃圍而殲之，無一人得逸者。是時余在申，見南京人丁二仲，其兄為營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這段記載，或許不確。聯軍進入通州時，中國守軍早已盡數逃走，當不至於有“帶路黨”引領聯軍對守軍“圍而殲之”之事。但中國守軍在撤退前，對通州內外的大肆掠略，確曾引起當地民眾的極度反感，當地民眾亦確曾將這種反感訴諸敵軍。俄國《新邊疆報》戰地記者德米特里·揚切韋次基曾參與此役，據其《八國聯軍目擊記》一書記載：
“（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裡的一些農民告訴我們，東門（總共三個門）是關閉的，前一天從通州逃出來的中國官軍駐紮在北京南邊一個叫做南海閘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軍隊。其他的村民告訴說，京都已完全沒有中國官軍。中國的農民從事着和平勞動，他們抱怨着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
此外，亦有民眾為利益驅動，而受聯軍雇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運輸物資的帆船隊，即是在聯軍半籠絡半脅迫下，由中國船主和船夫組織起來的。
中國教民是給聯軍“帶路”、“搜集情報”的主要力量
聯軍侵華，以義和團運動為大背景。而義和團運動之大背景，乃中國教民挾洋人之威，於中國傳統基層權力結構中另樹一幟，造成教民與非教民在具體利益衝突博弈中之不平等。此中邏輯，即便是鎮壓義和團最力者之袁世凱，亦未曾迴避，袁氏曾奏稱：義和團之興起，“實由民、教積怨構成”。如此，當不難理解，何以不少中國教民會積極為八國聯軍“帶路”。
美以美會的英國傳教士寶復禮（Frederick Brown）當年曾擔任侵華聯軍的諜報部情報官。在其回憶錄《京津隨軍記》中，有許多關於中國教民充當“帶路黨”的記載。譬如：
“一個時期，當租界陷於危險絕望的關頭，由於射來的炮彈用的是無煙火藥，因此找不到炮位。有兩個人，一個是年老的中國傳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兒子，自告奮勇去城裡偵察大炮的位置，然後回來報告。另外兩個人，通過義和團防線到大沽去把我們的急迫要求報告給海軍司令們。一個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個也再沒有回來。五十個改信基督教的人們，為英國十二磅海軍大炮運送炮彈，他們把大炮從一個炮位拖到另一個更有利的炮位，有兩次，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炮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槍彈在他們的周圍嘶鳴，而他們卻勇敢地繼續着他們的工作，冷靜地聽從指揮，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們應當贏得保護，受到無限量的讚美。……牒報部負責為每天的行軍準備一張以一英里等於一英寸為比例的地圖。圖上畫着每個村莊和道路，還加上很多偵察員所能得到的情報，如大炮的位置，敵人的戰壕，實際上，這地圖對指揮官來說就如一張航海圖對一個船長一樣的重要了。除地圖之外，還要寫一份對明天行軍的說明，說明敵人的大約人數和位置，道路和道路的情況。每位指揮官都有了一份地圖和說明之後，部隊才準備出發。在我們出發之前，兩個教徒學生就已作為偵察員活動了五天了。……這類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樣得到的情報則除了藉助這些中國基督徒偵察員的幫助之外，是無法得到的。”
最有名的“帶路黨”，無疑是直接參與攻擊中國的“華勇營”
若要論及聯軍侵華時最有名的“帶路黨”，毫無疑問應該是來自威海衛的“華勇營”。寶復禮一度對聯軍中的這群中國人感到很好奇：“威海衛軍團負責英軍所捉到的俘虜。奇怪的是看到這些由中國人所組成的英國軍隊同他們自己本國人進行作戰。……最有趣的，是來自威海衛的英屬中國聯隊手裡端着上刺刀的槍，跟在中國俘虜後面，像是得意洋洋的樣子。”寶復禮無法理解這些中國人為什麼願意和自己的國家作戰，他勉強找到一種解釋：“如果他們是來自一個省，他們可能會拒絕同他們作戰。但是，他們是山東人，與這京師所在省份的我們的敵人毫無共同之處。”
“華勇營”實際上是英國強租威海衛之後，招募的中國僱傭軍。該部隊之籌劃始於1898年，1899年正式成軍。該部初始編制有七個連，步兵連、騎兵連、長槍連、機槍連以及炮隊、軍樂隊、衛生隊一應俱全。共有軍官、士兵534人，並配備有精通英語的翻譯人員。其中，所有尉級以上軍官均從英國正規軍中調任。這些軍官，“自華勇營創立之日起就和他們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個新兵前就已經抵達威海衛了。這些軍官都可以說漢語並且都已經通過了測試，他們比任何一個歐洲人都深諳中國人的內在性格和等級觀念。”華勇營配備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馬丁尼-亨利式來復槍，甚至還有當時最先進的馬克西姆機槍。其訓練參照英國正規軍，英國軍官對他們的評價是：“他們非常遵守紀律，而且十分自律；他們非常強壯，而且十分堅忍，具有良好地抗疲勞和承當艱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們各個都是射擊高手，幾乎環環擊中；他們很好養活，他們似乎對食物沒有什麼要求，不論是什麼，只要是能吃的，他們唯一關心的是食物的數量。”所有士兵簽約三年，經其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執行任務。
華勇營早期，主要承擔威海衛地區的保衛工作。如驅散當地反英集會、鎮壓當地反英暴動等。1900年華勇營曾射殺當地民眾10餘人，釀成威海慘案。聯軍侵華給了威海衛的英國軍官們將華勇營編入英國正規軍建制的機會。按英方的報道，似乎華勇營自身也非常希望被派往前線：“在危機發生的時候，威海衛的華勇營強烈要求被派遣到前線去，因為他們在大英帝國的國旗下！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命令遲遲沒有下達，於是不滿開始在士兵當中蔓延。最後，當局終於決定給這個新的軍團一次機會，當接到這條命令的時候，威海衛的所有人都興高采烈！”稍後，華勇營即被編為“中國第一軍團”，向北京進發。在天津，該部“從南門第一個衝進了天津的圍城，成為最後總攻中占領天津城的英國軍隊的唯一代表”；在老龍頭火車站，這些中國籍僱傭兵和清廷的部隊在車廂內展開激烈的肉搏戰；在去北京的路上，他們利用自身的種族優勢，“對當地百姓禮敬有加”、且“施加了點溫柔的壓力”，出色地在短短幾天內為聯軍徵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應數目的水手、船夫；攻陷北京後，中國軍團的主要任務改為在英占區站崗放哨，並參加了聯軍組織的“紫禁城閱兵”；……概而言之，“華勇營”在聯軍侵華過程中的表現，正如當年英國隨軍記者薩維奇·蘭德爾所說的那般：“對於這一支新建的團隊的表現，事先紛紛臆測，而且，由於叫他們跟自己的親友作戰不免有些不公平與苛刻，有些人真是相當擔心。但是，不能懷疑的卻是，不管是不是跟親友作戰，他們只要有打戰的機會，就打得很好。”英國陸軍部以天津城門為圖案，為“華勇營”設計軍徽以資表彰，亦可見其基本表現。
當日痛定思痛，官方、民間提出兩種解決“帶路黨”的不同模式
聯軍侵華之恥，在廟堂層面，催生出清末新政；在江湖層面，催生出種種救亡思潮。但具體到對庚子年“帶路黨”問題的反思和補救，官方與民間實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並最終以官方完敗、民間完勝告終。
朝廷繼續走“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的老路
對庚子之役的“帶路黨”問題，清廷其實早有察覺，諭旨多次針對“奸民”問題有所告誡。如該年六月十六日給直隸總督裕祿之諭旨：“聞直隸秦王島北塘一帶漁船，多有接濟洋人情事，即著裕祿迅速派員，嚴密稽查籠絡各漁船，團為一氣，為我效用，斷其接濟”；再如六月二十二日給京城守城王大臣之諭旨：“現在天津一帶逃民紛紛來京，難保無奸細及暗藏軍火希圖混跡情事。著該王大臣等督敕弁兵，於入門時嚴密盤查，如有形跡可疑及運載巨閫並非貨物之人，即行拿辦。此外，如有冒充義和團裝束，欲圖混入者，亦著一併拿究”；七月十三日，又有諭旨給直隸地面各級文武，“據稱敵人在紫竹林天津一帶連日趕製中國號衣萬餘件，意欲裹脅奸民亂我軍團，請將尋常號衣另加記號，以資辨別”；……以上種種，皆足以證明，清廷對“帶路黨”問題，其實瞭然於胸，清末新政對此有所反饋，乃情理中事。
新政雖以“自強”為宗旨，但首當其衝者，乃在收拾人心。收拾人心之首務，則在教育。1902年，清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次年，又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正式啟動教育的近代化改革。按主持制定《奏定學堂章程》的張之洞的說法：“至於立學宗旨，勿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授其知識”。以“經史”教育鞏固“忠孝”理念，以抵禦“帶路黨”現象，無疑是老調重彈。
這種老調重彈，在具體教學科目的章程規定里，表現得更加露骨。以歷史教學為例，《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規定，“（歷史教學）其要義在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規定：“（歷史教學）其要義在陳述黃帝堯舜以來歷朝治亂興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變遷，鄰國日多，新器日廣；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以養成國民自強之志氣，忠愛之性情。”《奏定中學堂章程》規定：“先講中國史，當專舉歷代帝王之大事，陳述本朝列聖之善政德澤，暨中國百年以內之大事；次則講古今忠良賢哲之事跡……”如此念念不忘地強調“本朝仁政”、“本朝列聖德政”，恍若沒有愛新覺羅，天下萬民就沒了活路一般。此等陳腐論調，對底層民眾能產生何種效應，自然可想而知。
民間敏銳地意識到“帶路黨”之繁盛，乃國人缺乏民族意識、尚無民族認同之緣故
與朝廷穿新鞋走老路不同，民間救亡思潮，在庚子年後，迅速轉向了“民族主義救中國”的新套路。改良派的梁啓超講：“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革命派的《浙江潮》雜誌也說：“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按梁啓超的論斷，中國之舊的“經史教育”，導致國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朝廷利益與民眾利益常不一致；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也常有衝突。無民族意識，無國家意識、無群體意識之國人，於外敵入侵之際，多有做“帶路黨”者，實屬必然。當務之急，乃是“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1901年李鴻章去世，梁氏撰文評價其人之功過，明確表示：“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世界之大勢”是什麼呢？梁氏的答案就是民族主義：自16世紀以來，歐洲之發達，全賴民族主義，“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適於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民眾有了民族觀念，國家成了民族國家，自然就能團結起來，外敵入侵，即不再會有遍地冷眼旁觀者，亦不會再出現大量的“帶路黨”。
與朝廷相類似，梁氏同樣認為歷史教育，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的路徑，故而發起“史界革命”。不過與朝廷孜孜於講求“本朝列聖德政”不同，梁氏極度反感將歷史教育變成“一人一家之譜牒”；清末十年“史界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乃是將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乃至黃帝、炎帝等一大批歷史人物，全都強行框入民族主義範疇，將其捧上“民族英雄”的祭壇。
“民族認同”模式雖然完勝，但仍有可供反思之處
上述兩種解決“帶路黨”問題的模式，最後以官方之“以忠孝為本”模式完敗、民間之“民族主義救中國”模式完勝而告終。前者之完敗固屬正常，後者之完勝，今日觀之，卻仍有可供反思之處。
“民族認同”並不是解決“帶路黨”問題的唯一辦法
民族主義者，乃以全體國民為一民族共同體，以民族共同體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來凝聚愛國心。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在清末“民族主義救中國”思潮興起之前，其實並不缺乏。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發生的三元里抗英鬥爭，雖被後世宣傳為“愛國行為”，但其初衷，卻不過是保衛家園——英軍出於好奇打開了存放在當地寺廟中的棺材，冒犯了當地的文化傳統；英軍在當地的劫掠和強姦行為，則侵犯了當地人的利益。在鄰近那些沒有發生此類侵犯情節的村莊裡，民眾並不忌諱向英軍出售糧食、淡水、禽畜，乃至向英軍出賣勞動力。在三元里民眾的考量因素里，並沒有“國家”的一席之地，但卻有共同利益與共同文化。
再如義和團之興起，今人看似早已擺脫多年宣教之影響，大多不再視其為“愛國壯舉”，但擺脫此種影響之邏輯，卻很奇怪，或指責團民“為難民族英雄聶士成”，或指責聯軍入侵北京時，團民“一夜間變成圍觀群眾”；……仍不出民族主義之範疇。實際上，義和團之興起，本與愛國無關，乃教民與非教民在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層面之衝突所致；朝廷雖欲招撫，將其納入“愛朝廷”之範疇，奈何朝廷與團民之共同利益，並不盡然相同，明刀明槍之際，團民雖然愚昧，不知近代文明為何物，但其忠於自身之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卻是必然之事。朝廷希望納團民於“愛朝廷”之範疇尚且不可得；後世希望納團民之歷史於“愛國家”之範疇，顯然也只是徒增笑料；後人繼續以民族主義之邏輯，指責不知民族主義為何物的團民“不愛國”，則未免有沒事找事，自尋煩惱之嫌。
之所以舉三元里民眾抗英與義和團之興起兩例，乃旨在說明：民眾有天然地為自身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而抵禦外敵之本能。此種本能早已覺醒，並不待知識分子為其灌輸民族主義意識。換言之，“民族主義”在近代，誠然有過莫大的救亡作用；但其終究只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並非承載共同利益、共同文化的唯一載體。也就是說：“民族認同”並不是解決“帶路黨”問題的唯一辦法。
清廷沒有意識到，“政體認同”同樣能夠助其收拾民心
誠然，清廷以其滿族之敏感身份，忌諱提倡“民族主義”，乃是情理中事。但這並不意味着清廷當日，除了重彈“忠孝為本”之老調外，再無收拾民心的辦法。須知“民族認同”之外，尚有“政體認同”。慈禧曾對曹汝霖感嘆“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曹汝霖亦曾回答：“以臣愚見，若是立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曹氏說：“臣以為團結要有一個中心，立了憲，上下都應照憲法行事，這就是立法的中心。開了國會，人民有選舉權，選出的議員，都是有才能為人民所信服的人，這就是領導的中心。政府總理，或由欽派，或由國會選出再欽命，都規定在憲法，總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權柄，即為行政的中心。可是總理大臣，不能做違背憲法的事，若有違憲之事，國會即可彈劾，朝廷即可罷免，另舉總理。若是國會與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請解散，另行選舉。所以這個辦法，各國都通行，政府與國會，互相為用，只要總理得人，能得國會擁護，國會是人民代表，政府與國會和衷共濟，上下即能團結一致。臣故以為立了憲，開了國會，為團結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順利進行了”——這番話所講的，其實就是“政體認同”對收拾民心的關鍵作用。
可惜的是，慈禧的感嘆沒有換來真正的反思。清末十年新政，朝野終於還是為“立憲”二字打得頭破血流，究其原因，無非是朝廷欲效仿擴張君權之日式立憲；士紳欲效仿擴張民權之英式立憲。所謂“政體認同”終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撐清廷數百年統治之“士紳”，亦做了革命的“帶路黨”，成為策動各省獨立最關鍵的力量，清廷遂土崩瓦解。
結語
觀清末朝野解決“帶路黨”問題之得失，可知時代之變遷，必有草蛇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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