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一早起來，趕往蘋果公司參加年度股東大會，提前二十分鐘左右達到公司總部。 我在通知指定的1號大樓停車，卻被告知要走到4號大樓去開會，幸好不算遠。奇怪的是公司員工在門外提供咖啡、麵包，檢查證件，進去以後被要求交出手機等，還要解皮帶通過安全檢查。蘋果公司害怕什麼呢？ 更奇怪的是在會場見不到董事會、主持人等，只有兩個大屏幕。我迅速瀏覽會議議程和規則，發現第2號提案被取消了。我從網上知道有基金大股東對公司把四個問題（其中涉及股份分紅）綁到一個提案不滿，訴諸法庭，結果公司退卻了。我注意到股東可以在正式會議期間（而不僅是在投票議程以後的提問期間）發言，這正是我來開會的重要目的。 2月8日紐約時報的報道中提到：“蘋果發布了供應商責任報告，……說，學生工的‘周期性特徵’，‘導致發現問題很難’。”“一直以來，富士康(Foxconn)尤其受到勞工權利人士的批評。富士康是一家大型台灣公司，是惠普、蘋果和其他公司的合約製造商，為其生產電子設備。”惠普2013年3月20日舉行的股東大會包括我作為股東要求成立人權委員會的第6號提案，顯示我幾年來推動惠普人權政策，結出了初步成果。我要同樣幫助蘋果，今天是第一步與公司交鋒。我默念準備着兩分鐘時間限制內要發言的要點。 會議主持人介紹第1號關於董事會選舉的提案後，那個總是在股東大會上發言的白人老頭站起來發言。他反對戈爾當董事。除了指責戈爾“竊取互聯網功臣”的名號外，還說戈爾與阿爾及尼亞的恐怖分子襲擊有關聯。我本來對戈爾也有意見，但這種指責過分離譜，很想站起來為戈爾打抱不平。不過，我知道自己的千萬分之一股份換來的發言權利不能被浪費到個人情緒上。我耐心等待老朋友John Harrington的第6號人權提案。 一個年輕人站起來宣讀第6號提案，提到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自殺的悲劇，其源頭就在蘋果公司這個供應鏈的頂端。我在他讀完後，舉手、站起來要求發言。大家都看見了我的要求，屏幕上的主持人當然也會看到，因為介紹提案之前他看到了我邊上的股東等人舉手要求投票紙，就讓員工來分發投票紙和筆。現在他對我視而不見，宣布沒有人要發言，就關閉了股東對提案的發言機會。 我2009年在谷歌的股東大會上經歷過類似的場合，不想強硬行事杜絕與董事會交流的渠道，就收起外套，靜靜地退場表示抗議。一個女員工過來，遞給我一個平板電腦，讓我寫下意見，還說我可以在以後的非正式問答期間發言。我拒絕了。我聲明：“我來股東大會的目的，就是在這個重要的人權提案投票之時，向股東們分享人權的重要意義，鼓勵大家股票支持這個提案。現在，主持人容許一個股東在第1號提案後發言，不容許另一個股東在第6號提案後發言，是不公平、不民主、侵害股東權利的！這個大會沒有意義了！”。 我剛開出停車場，看到十幾個年輕人舉着SEIU工會的標語，抗議蘋果在硅谷當地也違反勞工的權利(www.seiu-usww.org)。我又把車停下，返回來向他們講解了在股東大會會場裡面發生的不民主事態，他們更加氣憤，向我表達了對中國工人權利的致敬與國際人權鬥爭團結的決心。 我匆匆趕回來，馬上寫好並發出了給蘋果公司董事會的抗議信，先看他們如何反應。由此看來，蘋果難啃，推動蘋果公司社會責任的工作來日方長，任重道遠。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2月27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letter_to_apple2013.pd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