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年前在“与Microsoft微软的初次交锋”中写道：“我犹豫了好久，想到微软的人应该都很聪明，也希望微软能够成为中国民权运动的同情者，最后决定不为难微软。”“来日方长，我准备明年与微软再交锋。”今年3月28日，我再次向微软提交略加修改的至2013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提议修改公司条例，成立人权委员会。
5月初，我接到微软高级律师Kraus的电邮，表示希望有机会再次与我交流。我5月9日立即回复Kraus，介绍我3月20日完成的惠普股东提案和5月23日将举行的高盛股东提案，希望能够重复类似惠普的成果。5月22日，我再次与Kraus和微软企业公民性高级主管Bross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谈。我说明因为去年没有达到目标，今年只好重新开始，并批评他们去年7月接到我的撤回提案信后就中断了交流。他们道歉“忘了”向我通报，但强调说微软实际上已经采纳了我的基本要求，成立了“法规和公共政策委员会”。
在Kraus5月30日的电邮中，他明确地声明：[In 2012 after you submitted this proposal for our
2012 Annual Meeting, we had an open and productive dialog about Microsoft’s
human rights practices. In addition to
our face-to-face discussions, you reviewed and provided comments on Microsoft’s
Global Human Rights Statement and the human rights section of our Citizenship
Report. Following these discussions, in
July 2012 Microsoft reviewed its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Regulatory and Public Policy Committee.]（2012年你提交至2012年股东大会的提案后，我们就微软的人权实践举行了公开和建设性的对话。除了我们之间的面对面讨论，你还检讨和评论了微软的全球人权声明和我们的公民报告的人权部分。根据这些讨论，微软2012年7月检讨了董事会委员会结构，成立了法规和公共政策委员会。）[More specifically, one of the Committee’s duties is
to review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full Board about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relate to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cluding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charitable giving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enditures.”]（特别地，委员会的一个职责就是向全体董事会就“公司的事关企业公民性政策和项目，如人权、环境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管理、慈善奉献和政治活动与花费等”进行检讨和提供指导。）[Microsoft Regulatory and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is
precisely the committee that your shareholder proposal has requested we
establish.]（微软的法规和公共政策委员会正是你的提案要求我们建立的委员会。）看来，去掉对我去年的提案的夸大成分，微软确实在公司结构上实行了重大改进。我6月2日致函肯定这个进步，但同时指出公众还没有感受到微软的政策变化，例如媒体多次报道了对Skype隐私保护不足的担忧。
7月30日，我们三人再次举行电话会议，Bross为盖茨访问中国没有关注人权一事辩护，说那是以“盖茨基金会”的名义，纯属私人行为，与微软无关。我不认同，指出中国公众读到胡锦涛、习近平接见盖茨的报道，不可能看成是私人行为，而主要联想到微软的中国业务。在讨论由微软、谷歌和雅虎发起的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实践时，我不由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它已经被雅虎利用和误导，所以我还劝导思科和英特尔不要加入。Bross感到意外，就离开电话，请来Vice President and Deputy General Counsel负责法律的副总裁Crown来解释微软在其中的政策和作用。Crown也解释了以前的anti事件，说微软认为Bing留在中国更能促进中国的开放自由，也欢迎我的意见。他们进一步同意再举行一次会议，另外邀请两位公司的中国人律师来解释公司的中国业务政策。我尽管不一定同意微软的解释，但确实感到他们的诚意。
8月5日，我与微软的5位官员再次会谈，我欢迎Shen先生和Ke女士的加入，简单介绍自己的背景和动机。Ke女士提到微软主办的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欢迎我的参与，我不想影响不懂中文的另外几位，就说好会后再与她详谈，包括建议发布微软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中文介绍。Bross承认盖茨访问中国会见中国领导人，不能因为以“盖茨基金会”的名义就说成纯属私人行为，他表示会把我的意见报告给盖茨。Crown说微软并没有完全拥有Skype，不能单方面决定，但将会出台相关的政策，只是现在他还不能讲。他们邀请我随时可以交流，但定好明年1月（12月股东大会后）再举行一次会议。8月7日，我收到Kraus寄来的快件，感谢我的respectful and thoughtful富有尊严和思想性的讨论，并表示期待我对公司人权政策和实施的对话和关注。
我判断：我的主要人权关心和在中国做生意的正统性担忧基本上传递给微软了；虽然还有许多政策不能认同/接受，有必要改进，但微软的人权政策以及开放的态度值得肯定；对于斯诺登事件引发的微软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新问题，也需要确立一个交通的渠道，而不能一次到位；作为一个远离公司总部的微小股东，我的基本战略目的已经初步达成，就签字同意再次撤回提案。
下一步，我挥戈指向今年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Oracle甲骨文公司。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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