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國來後，儘量利用條件實地參與、研究美國的各種進步團體和活動。與日本的左翼團體一樣，美國的進步團體之間關係複雜，所以我一般在一段時間內只參加一個團體，在基本上研究清楚其主張、政策、歷史與現狀後就逐步脫離，轉向另一個團體。

2002年春天我參加聖何西（San Jose）和平中心主辦的“北加州和平運動團體聯合會會議”中關於美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分科討論，認識了勞動黨成員的主持人Perry。他向我們介紹Labor Party勞動黨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聯合各種團體、推動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

1992年民主黨的克林頓剛入主白宮時，為了答謝工會等支持者，曾由克林頓夫人主持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案。但此嘗試很快被保險公司在華盛頓的賄賂收買擊敗、不了了之。1996年在華盛頓成立的勞動黨主要就是由不再對民主黨抱有幻想的工會們推動成立的。在由1,400名代表出席的成立大會上，勞動黨宣言：“在至關勞動人民生活的最重要議題——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關稅總同盟（GATT）、健康、醫療、以及組織工會、集體交涉、罷工的權利上，民主黨與共和黨都出賣了勞動人民。”

我隨後出席了勞動黨聖何西支部每月一次的晚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當即填表簽字、交納“黨費”，成為一名普通的勞動黨黨員。

晚會由我們都熟悉的菲爾與安妮夫婦的吉它演奏開場。菲爾在一個機場當職員，每逢進步團體集會，總缺不了他們。[1]從他們的演唱中，我真正體會出音樂的社會功能，感受到另一種（淳樸、友愛、蔑視金錢權勢的）美國。我們順着“拳擊者”Boxer民歌的調子，開心地合唱“我這個大混蛋”的歌詞：“我是一個政客，喬治·布什是我的大名……”

我們接下來觀賞兩個勞動黨製作的宣傳錄像，並進行討論。第一個錄像是介紹跨國公司以及支持它們的國際經濟體系如何摧毀中南美洲的當地經濟與民眾生活的。我從德國傳統較濃的威斯康辛州移到加州後，立即注意到這裡的最大“種族”是講西班牙語的拉丁/墨西哥裔人口。他們是美國與中南美洲的聯繫紐帶，是各種政黨爭取的票源；他們也最理解中南美洲人民的苦難與奮鬥。例如，在幾乎所有的被納入美國經濟體系的國家中，普通民眾唯一改善生活狀況的途徑就是想方設法“偷渡”一個年輕人到美國打工以救濟親屬。但墮落的國際經濟體制贏利的前提就是廉價勞動力不許移動，所謂“自由貿易”只是支配錢物的資本家階級自由移動的權力。勞動黨提出“公正貿易”的口號取代“自由貿易”，主要着眼於限制錢物的移動。

我介紹了中國勞工“偷渡”的事例，以及日本的外籍勞動者的受歧視狀況，並提出“開放國界”的概念作為另一種選擇：允許勞動者自由移動到任何能夠提供較好待遇的國度、城市。這也是歐盟EU與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亞太經濟合作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機構的不同之處。具有反共，“愛國”傳統的勞聯—產聯AFL-CIO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口號，勞動黨內工會們也不願顯得激進，嚇跑可能的同盟軍。許多在下層支部，成員中的民主的、革命性的要求幾乎沒有可能在官僚化了的中央機構中表示出來。幸好擁有兩百萬成員的勞動黨尚處於成形階段中。

另一個錄像就是揭露目前醫療保險制度的罪過。除了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多採取強制性的“全民保險”體系，由政府監督統一管理，節省許多不必要的競爭浪費。我在日本期間，可以自行選擇醫院而且只需付10%的費用（一次兩、三百日元）。但美國的醫療保險，完全由“市場利潤”支配，非常貪婪、違反人道，而商業化最發達的加州最殘忍。聖何西是硅谷中心，富人居住在附近的小城市，窮人多居住在市中心。在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富裕小城集中了八家醫院，而整個市區只有一家醫院。這家醫院被一家公司收買後計劃搬出市中心，勞動黨聖何西支部與許多組織正在動員、請求市政府出面留住這家醫院。

美國的保險金額、程度五花八門，除了浪費在無益的行政管理、市場競爭的開支，保險公司上層人物的報酬也與高科技公司的總裁們看齊。結果造成全美有1/5的人根本付不起任何保險，同時有1/3醫院設施空閒不用，與市場“看不見的手”支配下的農牧產業等相似：有許多人沒有溫飽，同時有許多鮮奶、蔬菜、肉類卻必須埋掉以保持價格不降！前兩年，聖塔·克拉拉縣（下轄聖何西及附近城市，即硅谷地區，年輸出產值與紐約並列全美第一）收到煙草公司追付的一大筆意外稅金，頗具進步精神的縣議員們提議給予全縣18歲以下少年兒童免費醫療保險，但最終未能實現。

勞動黨把改革醫療保險制度作為首要目標，是很明智的戰略決策。與別的西方國家相比，從最落後的美國醫療保險制度着手，並不比當年民主黨人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激進；相反，因為現在的民主黨墮落與共和黨相差無幾，才不可能推行這種溫和的民主主義改革。勞動黨如果能夠成功地團結大多數美國人達到這個目標，可能會確立自己作為獨立於目前為止的兩黨專制之外的第三黨地位。

當然，如果意識到在硅谷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生產力地區的上百萬人口中，只有三十人左右參加勞動黨的晚會，就可以明白這將是多麼困難的工作。能否把人數不多但戰鬥精神強盛的社會主義各派別、無政府主義團體動員來共同工作頗不容易。為了不嚇跑任何可能的同盟者，勞動黨的正式文獻沒有提及“社會主義”這個詞，但它的政策、綱領明顯帶有社會主義成份。在最基本的反對資本家、保護環境、社區等課題上，勞動黨能否與注重選舉戰略的綠黨合作，也很難辦。如果勞動黨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投入競選，還會加劇與那些附屬於勞聯—產聯的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工會組織的矛盾。這些都使得原計劃在2002年春季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推遲到秋季舉行。

我同意這樣的美國史觀：即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完成了自廢奴運動以來的第二次美國政治革命，選出了不少黑人、拉丁裔人進入國會和地方政府部門；現在，美國需要以經濟正義為直接訴求的第三次革命。冷戰的結束不僅擊垮了作為挑戰對手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治集團，同時也在隨即的“後冷戰”展開中征服了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日、歐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確立了以華爾街為象徵的“一美元一票”的股份市場支配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整個人類的生存都被日益深重地套在越來越龐大的世界賭博機器上、把人類財富向越來越少的人積聚。從這個意義上看，勞動黨在美國為爭取經濟正義的鬥爭，直接影響到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值得關注。

[趙京，首次發表於香港《十月評論》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