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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革命理想高于天”？！ |
| | 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以行！一首“红歌”唱道：“革命理想高于天”；另一首“红歌”则唱道：“种瓜的得瓜呀，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可叹的是，在“高于天”的革命理想蛊惑下，“他自己遭殃”的同时，至少三代中国人的命运为之陪葬
◆高伐林
老高按：中国画家沈尧伊创作于“文革”后期的《革命理想高于天》被称为“红色经典巨制”，亮相201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
令人愕然的是，中国媒体竟如此宣传这幅作品：这幅以“三突出”为指导的作品，题材上切实做到了对英雄人物激昂的歌颂，同时在描绘手法上，它也具有“红”“光”“亮”这样鲜明的时代美术特点：画中人物形象强壮健康，红光满面；绘画技巧上写实、逼真；画面整体色调虽然较暗，但在篝火的衬托下温暖、鲜艳。这幅格调激昂豪迈的作品，具有高超的油画写实技法，同时画家沈尧伊感情真挚的描绘了长征路上的故事，其浪漫的艺术追求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感人的。（引自《深圳商报》2012年4月10日）
拍卖当天，当拍卖师报出850万元起拍价后，场内多位买家迅速响应，现场气氛热烈，最终以4025万元被现场买家竞得。
2005年，我在北京曾去参加过嘉德拍卖会，画家陈衍宁于1972年创作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以1012万元落槌，当时算破了记录，被各家媒体蜂拥报导。7年过去（从2005年到2012年），竟又创下四千多万元的记录！
以下是我两个月前为《新史記》杂志20期（2014年7月出版）“开卷”栏目所写的的文章。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是著名“红歌”、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长征组歌》中的一句歌词，一度脍炙人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革命理想高于天”是《长征组歌》中“过雪山草地”的最后一句，这一段是由贾世骏独唱，合唱队伴唱）。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接班上任之初，来到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就引用了这句歌词，后来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中共喉舌“秋石”（党刊《求是》的谐音）也发表专文《革命理想高于天》……
借用法国一位名媛的感叹：
“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革命万岁！——但不许革命
“革命”重新成为精英和百姓的热门话题，已经很有几年了：“应该革命”、“不该革命”；“革命是必然”、“革命是偶然”、“革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
中南海必须部署两面作战：一条战线，要论证当年自己革命是应该的和必然的；另一条战线，则要防堵当下针对自己的革命。网民将这种荒诞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看《开天辟地》学毛泽东传看禁书——抓！看《中国1921》学毛泽东带老师讨薪维权——抓！看《建党伟业》学毛泽东组党——抓！”
最具有讽刺性的是：小伙子任建宇被判劳教，警方获取的重要证据，是他的微博里有“建国组党”言论，但法庭辩论很快证实，那是红色献礼影片《建党伟业》的台词……
这正是中共意识形态指挥官们最棘手的难题：此一时，彼一时，当年闹革命大声疾呼要消灭的，正是当下极力要维护的；当年极力鼓动民众去干的，正是当下极力要阻止民众去干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中共当年发动民众、挑战官府的那些重磅炮弹和匕首投枪，就成为今天左派和右派民众拣起来挑战中共的现成檄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现成到可以一字不改。
中共思想检查官的“历史任务”，相对来说还算单一，要打压的主要就只是“历史虚无主义”；“现实任务”可就太复杂了，还得再分为左线和右线：左线，要化解那些要求中共兑现公正、平等许愿的声浪；右线，要压下那些要求中共兑现民主、自由诺言的请愿。
检查官的焦头烂额，我们就不必去管它了。且说关于革命的讨论，在很长时间“告别革命”还是“不能告别革命”原地转圈讲车轱辘话之后，我们总算看到深入了一步，思想理论界有了新探索，民众也有了新感悟。
“革命失败过敏症”
中国人得天独厚，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革命经历，来作为我们总结经验的基础。比起其它民族，中国在单位时间段内的革命，密度更高，半个世纪内有三场革命：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推翻北洋政府的国民革命，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革命；更奇特的是，第三场革命，还有了半个世纪的延长期——或者说，有了第四场毛泽东发动的推翻中共政权的未遂“文化革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将三场革命结合起来考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革命失败论”竟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见《20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东方历史评论》）。我觉得，更准确地说，不妨称之为“革命失败过敏症”：几代领导人都认定革命失败或者面临失败：孙中山临终前让汪精卫起草的遗嘱中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30年代的蒋介石对执政以后的国民党痛心疾首，认为其走向腐化和停滞，丧失革命进取心，于是倡导创立三青团来振衰除弊；毛泽东更不用说了，一生都充满高度的危机意识，建政前夕就再三告诫：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建政以后的路更艰巨、更漫长，预见到将会尝到敌人的“糖衣裹著的炮弹”。他大力鼓吹“继续革命”，至死也不后悔发动了“文革”运动。
——这三位领袖，怎么都有同样的症状？
这三场革命，最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推翻旧政权，都大获全胜；建立新政体，却都难以及格。每场革命之后，主要参与者都觉得未达设定目标，感觉革命不彻底，很不过瘾，必须“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诗）。辛亥之后的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中；北伐之后的新党国不过是在形式上“统一”，实质上仍四分五裂；至于毛泽东如何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毛泽东语录），众所周知，就不用我多废话了，他老人家革命、革命、再革命，直到把革命推到极致，天怨人怒。
任何革命必须分化社会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任何革命，必须以分清敌我为前提，分清敌我，就是要致力分化社会——用高度简化的方式，有意夸大、激化任何社会矛盾。这固然对动员民众大有效果，然而也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反对满清的种族革命，提出的响亮口号首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满清）是“敌”，“中华”（汉族）是“我”。但是一旦满清皇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革命派非常聪明地及时收闸，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混淆敌我”，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中“驱除鞑虏”只是一种动员策略，调整难度不大的话，那么，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信仰，就不可能随时改变了。毛泽东在夺权成功之后，不仅没有立马停止阶级斗争、转而致力阶级和解，反而继续强化阶级分野，煽动阶级仇恨，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了30年各种名目的阶级斗争，而且不断地驱赶更多社会阶层人士，往“敌”那一边注入新血。在“老大哥”苏联适时转变之后，中共仍然一条黑道走到头，批判苏联是“三和两全”“修正主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基本路线”，其核心就是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就要年年讲，月月讲”（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一本正经地澄清说，毛没有说过“天天讲”）。像我这个年龄的过来人，谁不是记忆犹新：中共高度警惕、大力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制造国内外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危机气氛。从那以后，这就成了历届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巩固统治的屡试不爽的理由和手段。
为什么会如此？莫非是因为历史运动有自己的惯性，革命冲得太快，几十年都收不住闸？
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唐小兵所指出的：中共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而是追求无限的政治目标。
——没错，中共革命本身，带有一种“无底洞”性质。
革命理想高过天，必然行动无底线
数十年革命实践下来，中共执政者早已变得极其功利、极其实际：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是要牢牢把住“党指挥枪”这一条“革命的根本”，将清末摄政王载沣那句“有兵在，不怕”当成座右铭；但是也不能不说，这个党的每一根纤维，都浸透了意识形态，从被苏俄派人来创建伊始，就打下了永难磨灭的主义的烙印。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各个时期，都会研究形势和任务。最低纲领因时而变，最高纲领倒是“90年一贯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这就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定下了这样的目标，中共的领袖和党员自然就永远生活在忧虑之中，永远也不会有真正成功的欢欣：取得了再伟大的成就，与“共产主义宏伟蓝图”一比，又算得了什么？反过来说，也同样：付出再吓人的代价、再惨重的牺牲，与“共产主义宏伟蓝图”一比，又算得了什么？
这个目标，不仅在时间上无尽，在空间上也几乎无限：不是光中国，而是整个地球，要“解放全人类”、“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词），甚至是整个宇宙——烈士方志敏的名言被《解放军报》郑重宣告：“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习近平三番五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于天”不也就是涵盖宇宙吗？
执政者当然也知道，主义的五彩羽翎早被抖落殆尽，再讲那一套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理想，别说听的人不信，说的人自己更不信。执政者换了一个目标，却同样具有无限性：共产党一党执政，千秋万代永不变——“千秋万代”，又是一个“无底洞”！
在这个“无底洞”的目标高悬之下，中共从毛泽东以降到习近平，谁都是不择手段。正如百年前梁启超批判孙中山说：“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借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孙中山是如此，奉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又讥讽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的中共，更是如此。孙中山总还有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给人一点盼头；中共则把目的当作招牌，手段反客为主，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恒久之策。有了“革命理想高于天”，就必然会是“革命手段低于地”，公然否认普世价值，就是公然承认自己没有底线。为了捍卫“千秋万代”，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呢？
——这，就是“中国模式”。
重回原点？人已变不回去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描述自己的感觉说，好像又回到革命之前。年纪更大的人更说，好像回到了中共建政之前，甚至回到百年辛亥革命之前。
但是，我们真能回到一个甲子以前、一个世纪以前了吗？那么多场腥风血雨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难道真像“船过水无痕”？！有这么好的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研究员说得好：“显然不是。毛泽东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绝对是有重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潜移默化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包括个性、情感、价值观念、行动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时代留下的痕迹。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维、行为甚至话语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见毛时代的踪影。今天无论左派右派，那种你死我活绝不宽容的斗争文化，即有明显的毛时代印迹。”（出处同前）
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江泽民“三讲”、胡锦涛“保先”，都已成为历史的笑柄；习近平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主动出击”的教育，也绝不会有更好的结局，但这并不意味著，中共几十年来的洗脑毫无成效。不，正相反，中共革命93年、尤其是执政65年来身教言教，对民族心理造成的戕害极其深远惨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估计。
由于中共建政之后，党的嗓门压倒一切，灭掉一切稍有“可疑”的声音，民众的知识、思想和信息来源高度单一化，对人的头脑的改造力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改造的范围实际上大到全社会，受害者并不止于精英。
就算是有了电脑互联网，有了Facebook、推特微博微信、有了各种电子移动信息装置，开始催化精英阶层、年轻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民众被长时间灌输形成的基本格局。更何况，中共当局已敏感到新媒体对政权的潜在威胁，采用了多种手段来遏止这一趋势呢。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比较主张中庸、理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人，极端派是极少数。但是进入20世纪，一个接一个个更激进、更猛烈的革命接踵而来，从“五四”到“文革”，对准中国传统施加摧毁性连续打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痛切地说：“过去中国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阶级斗争之后，整个局面改变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互相猜防，三个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
“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些话，在“文革”中无数次被革命小将高声念诵。传统社会的“温良恭俭让”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必欲扫除的“温情主义”“人性论”，阶级斗争思维成为主宰一切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原则。改革开放之后，似乎没有那么政治化了，但是整个社会仍然渗透“去正义化”教育，其结果，是既没有规则，也没有良知；近年来“维稳”“反恐”，再次强化丛林法则。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处于被渲染为“你死我活”的环境，整个民族的心理怎能不变异，基本价值理念怎能不崩坍？
胡锦涛上台之后倡导“和谐社会”，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变著花样、不遗余力地弘扬“和”，想让人民相信，想让世界相信，中共已经痛改前非。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判刑，就让几亿、几十亿人民币堆起来的“和”化为乌有。
我曾经认为，在处理中共造成的严重历史遗留问题上，“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伤痕揭开来才有益于治愈；但后来不少人告诉我：你这纯属书生之见！当下中国本来就有激烈对抗的利益冲突，若把创深痛钜的历史元素引入，若将骇人的真相全部袒露出来，必将震惊社会，更加会撕裂人心，势必斗得更不可收拾，更加不可能和解！
本文以红歌开头，也以红歌结尾吧。塞克词、冼星海曲《二月里来》唱道：“种瓜的得瓜呀，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证诸中共史实，唉，不都是自作自受么？可叹的是，在“高于天”的革命理想蛊惑下，“他自己遭殃”的同时，至少三代中国人的命运为之陪葬！
近期图文：
对越是美好的理想，越要多加小心！
全球精神排行榜，中国排第几？
道歉从來不深刻
给中国历史上最大灾难时代永远存证
毛泽东为何说林彪“帮了一个好大的忙”
惋惜那些政坛落马的同窗
重新点燃民族心灵中熄灭的圣火
在刘宾雁传记发布会上争论的两个问题
黑匣子·保险箱·潘多拉的盒子
关于马的成语典故，这个最发人深省
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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