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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革命理想高於天”？！ |
| | 革命，革命——多少罪惡假汝以行！一首“紅歌”唱道：“革命理想高於天”；另一首“紅歌”則唱道：“種瓜的得瓜呀，種豆的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可嘆的是，在“高於天”的革命理想蠱惑下，“他自己遭殃”的同時，至少三代中國人的命運為之陪葬
◆高伐林
老高按：中國畫家沈堯伊創作於“文革”後期的《革命理想高於天》被稱為“紅色經典巨製”，亮相2012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
令人愕然的是，中國媒體竟如此宣傳這幅作品：這幅以“三突出”為指導的作品，題材上切實做到了對英雄人物激昂的歌頌，同時在描繪手法上，它也具有“紅”“光”“亮”這樣鮮明的時代美術特點：畫中人物形象強壯健康，紅光滿面；繪畫技巧上寫實、逼真；畫面整體色調雖然較暗，但在篝火的襯托下溫暖、鮮艷。這幅格調激昂豪邁的作品，具有高超的油畫寫實技法，同時畫家沈堯伊感情真摯的描繪了長征路上的故事，其浪漫的藝術追求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感人的。（引自《深圳商報》2012年4月10日）
拍賣當天，當拍賣師報出850萬元起拍價後，場內多位買家迅速響應，現場氣氛熱烈，最終以4025萬元被現場買家競得。
2005年，我在北京曾去參加過嘉德拍賣會，畫家陳衍寧於1972年創作的《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以1012萬元落槌，當時算破了記錄，被各家媒體蜂擁報導。7年過去（從2005年到2012年），竟又創下四千多萬元的記錄！
以下是我兩個月前為《新史記》雜誌20期（2014年7月出版）“開卷”欄目所寫的的文章。
“革命理想高於天”——這是著名“紅歌”、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長征組歌》中的一句歌詞，一度膾炙人口（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革命理想高於天”是《長征組歌》中“過雪山草地”的最後一句，這一段是由賈世駿獨唱，合唱隊伴唱）。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接班上任之初，來到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就引用了這句歌詞，後來他多次在不同場合引用；中共喉舌“秋石”（黨刊《求是》的諧音）也發表專文《革命理想高於天》……
借用法國一位名媛的感嘆：
“革命，革命——多少罪惡假汝以行！”
革命萬歲！——但不許革命
“革命”重新成為精英和百姓的熱門話題，已經很有幾年了：“應該革命”、“不該革命”；“革命是必然”、“革命是偶然”、“革命是必然和偶然的結合”……
中南海必須部署兩面作戰：一條戰線，要論證當年自己革命是應該的和必然的；另一條戰線，則要防堵當下針對自己的革命。網民將這種荒誕現象揭露得淋漓盡致：“看《開天闢地》學毛澤東傳看禁書——抓！看《中國1921》學毛澤東帶老師討薪維權——抓！看《建黨偉業》學毛澤東組黨——抓！”
最具有諷刺性的是：小伙子任建宇被判勞教，警方獲取的重要證據，是他的微博里有“建國組黨”言論，但法庭辯論很快證實，那是紅色獻禮影片《建黨偉業》的台詞……
這正是中共意識形態指揮官們最棘手的難題：此一時，彼一時，當年鬧革命大聲疾呼要消滅的，正是當下極力要維護的；當年極力鼓動民眾去干的，正是當下極力要阻止民眾去干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中共當年發動民眾、挑戰官府的那些重磅炮彈和匕首投槍，就成為今天左派和右派民眾揀起來挑戰中共的現成檄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現成到可以一字不改。
中共思想檢查官的“歷史任務”，相對來說還算單一，要打壓的主要就只是“歷史虛無主義”；“現實任務”可就太複雜了，還得再分為左線和右線：左線，要化解那些要求中共兌現公正、平等許願的聲浪；右線，要壓下那些要求中共兌現民主、自由諾言的請願。
檢查官的焦頭爛額，我們就不必去管它了。且說關於革命的討論，在很長時間“告別革命”還是“不能告別革命”原地轉圈講車軲轆話之後，我們總算看到深入了一步，思想理論界有了新探索，民眾也有了新感悟。
“革命失敗過敏症”
中國人得天獨厚，有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革命經歷，來作為我們總結經驗的基礎。比起其它民族，中國在單位時間段內的革命，密度更高，半個世紀內有三場革命：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推翻北洋政府的國民革命，推翻國民政府的共產革命；更奇特的是，第三場革命，還有了半個世紀的延長期——或者說，有了第四場毛澤東發動的推翻中共政權的未遂“文化革命”！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將三場革命結合起來考察，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革命失敗論”竟貫穿整個20世紀中國（見《20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東方歷史評論》）。我覺得，更準確地說，不妨稱之為“革命失敗過敏症”：幾代領導人都認定革命失敗或者面臨失敗：孫中山臨終前讓汪精衛起草的遺囑中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30年代的蔣介石對執政以後的國民黨痛心疾首，認為其走向腐化和停滯，喪失革命進取心，於是倡導創立三青團來振衰除弊；毛澤東更不用說了，一生都充滿高度的危機意識，建政前夕就再三告誡：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建政以後的路更艱巨、更漫長，預見到將會嘗到敵人的“糖衣裹著的炮彈”。他大力鼓吹“繼續革命”，至死也不後悔發動了“文革”運動。
——這三位領袖，怎麼都有同樣的症狀？
這三場革命，最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推翻舊政權，都大獲全勝；建立新政體，卻都難以及格。每場革命之後，主要參與者都覺得未達設定目標，感覺革命不徹底，很不過癮，必須“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澤東詩）。辛亥之後的民國很快陷入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中；北伐之後的新黨國不過是在形式上“統一”，實質上仍四分五裂；至於毛澤東如何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毛澤東語錄），眾所周知，就不用我多廢話了，他老人家革命、革命、再革命，直到把革命推到極致，天怨人怒。
任何革命必須分化社會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開宗明義，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任何革命，必須以分清敵我為前提，分清敵我，就是要致力分化社會——用高度簡化的方式，有意誇大、激化任何社會矛盾。這固然對動員民眾大有效果，然而也會產生嚴重的後遺症。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也是一場反對滿清的種族革命，提出的響亮口號首先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韃虜”（滿清）是“敵”，“中華”（漢族）是“我”。但是一旦滿清皇帝遜位，中華民國建立，革命派非常聰明地及時收閘，叫停種族分化策略，轉而強調“五族共和”，“混淆敵我”，及時緩解了民族矛盾，防止了國家與民族的分裂。
如果說，在辛亥革命中“驅除韃虜”只是一種動員策略，調整難度不大的話，那麼，在中共革命中，階級鬥爭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信仰，就不可能隨時改變了。毛澤東在奪權成功之後，不僅沒有立馬停止階級鬥爭、轉而致力階級和解，反而繼續強化階級分野，煽動階級仇恨，在全國範圍內持續進行了30年各種名目的階級鬥爭，而且不斷地驅趕更多社會階層人士，往“敵”那一邊注入新血。在“老大哥”蘇聯適時轉變之後，中共仍然一條黑道走到頭，批判蘇聯是“三和兩全”“修正主義”；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基本路線”，其核心就是階級鬥爭“從現在起就要年年講，月月講”（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原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一本正經地澄清說，毛沒有說過“天天講”）。像我這個年齡的過來人，誰不是記憶猶新：中共高度警惕、大力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製造國內外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危機氣氛。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歷屆中共領導人收緊控制、鞏固統治的屢試不爽的理由和手段。
為什麼會如此？莫非是因為歷史運動有自己的慣性，革命沖得太快，幾十年都收不住閘？
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唐小兵所指出的：中共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標，而是追求無限的政治目標。
——沒錯，中共革命本身，帶有一種“無底洞”性質。
革命理想高過天，必然行動無底線
數十年革命實踐下來，中共執政者早已變得極其功利、極其實際：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就是要牢牢把住“黨指揮槍”這一條“革命的根本”，將清末攝政王載灃那句“有兵在，不怕”當成座右銘；但是也不能不說，這個黨的每一根纖維，都浸透了意識形態，從被蘇俄派人來創建伊始，就打下了永難磨滅的主義的烙印。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各個時期，都會研究形勢和任務。最低綱領因時而變，最高綱領倒是“90年一貫制”——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這就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政治目標。定下了這樣的目標，中共的領袖和黨員自然就永遠生活在憂慮之中，永遠也不會有真正成功的歡欣：取得了再偉大的成就，與“共產主義宏偉藍圖”一比，又算得了什麼？反過來說，也同樣：付出再嚇人的代價、再慘重的犧牲，與“共產主義宏偉藍圖”一比，又算得了什麼？
這個目標，不僅在時間上無盡，在空間上也幾乎無限：不是光中國，而是整個地球，要“解放全人類”、“環球同此涼熱”（毛澤東詞），甚至是整個宇宙——烈士方志敏的名言被《解放軍報》鄭重宣告：“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習近平三番五次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高於天”不也就是涵蓋宇宙嗎？
執政者當然也知道，主義的五彩羽翎早被抖落殆盡，再講那一套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理想，別說聽的人不信，說的人自己更不信。執政者換了一個目標，卻同樣具有無限性：共產黨一黨執政，千秋萬代永不變——“千秋萬代”，又是一個“無底洞”！
在這個“無底洞”的目標高懸之下，中共從毛澤東以降到習近平，誰都是不擇手段。正如百年前梁啓超批判孫中山說：“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藉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
孫中山是如此，奉孫中山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又譏諷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徹底”的中共，更是如此。孫中山總還有個“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給人一點盼頭；中共則把目的當作招牌，手段反客為主，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恆久之策。有了“革命理想高於天”，就必然會是“革命手段低於地”，公然否認普世價值，就是公然承認自己沒有底線。為了捍衛“千秋萬代”，有什麼事是不能幹的呢？
——這，就是“中國模式”。
重回原點？人已變不回去
改革開放以後，不少人描述自己的感覺說，好像又回到革命之前。年紀更大的人更說，好像回到了中共建政之前，甚至回到百年辛亥革命之前。
但是，我們真能回到一個甲子以前、一個世紀以前了嗎？那麼多場腥風血雨的革命運動，在中國難道真像“船過水無痕”？！有這麼好的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研究員說得好：“顯然不是。毛澤東時代對我們這一代人絕對是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潛移默化到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包括個性、情感、價值觀念、行動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時代留下的痕跡。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維、行為甚至話語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見毛時代的蹤影。今天無論左派右派，那種你死我活絕不寬容的鬥爭文化，即有明顯的毛時代印跡。”（出處同前）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江澤民“三講”、胡錦濤“保先”，都已成為歷史的笑柄；習近平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主動出擊”的教育，也絕不會有更好的結局，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幾十年來的洗腦毫無成效。不，正相反，中共革命93年、尤其是執政65年來身教言教，對民族心理造成的戕害極其深遠慘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估計。
由於中共建政之後，黨的嗓門壓倒一切，滅掉一切稍有“可疑”的聲音，民眾的知識、思想和信息來源高度單一化，對人的頭腦的改造力度之大是難以想象的。而且，改造的範圍實際上大到全社會，受害者並不止於精英。
就算是有了電腦互聯網，有了Facebook、推特微博微信、有了各種電子移動信息裝置，開始催化精英階層、年輕人的思想觀念改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國民眾被長時間灌輸形成的基本格局。更何況，中共當局已敏感到新媒體對政權的潛在威脅，採用了多種手段來遏止這一趨勢呢。
本來，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是比較主張中庸、理性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個人，極端派是極少數。但是進入20世紀，一個接一個個更激進、更猛烈的革命接踵而來，從“五四”到“文革”，對準中國傳統施加摧毀性連續打擊。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痛切地說：“過去中國人非常講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階級鬥爭之後，整個局面改變了，人情沒有了。人與人互相猜防，三個人在一起就不敢說真話……”
“八億人民，不鬥行嗎？”“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的這些話，在“文革”中無數次被革命小將高聲念誦。傳統社會的“溫良恭儉讓”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必欲掃除的“溫情主義”“人性論”，階級鬥爭思維成為主宰一切公共和私人空間的原則。改革開放之後，似乎沒有那麼政治化了，但是整個社會仍然滲透“去正義化”教育，其結果，是既沒有規則，也沒有良知；近年來“維穩”“反恐”，再次強化叢林法則。一代又一代人長期處於被渲染為“你死我活”的環境，整個民族的心理怎能不變異，基本價值理念怎能不崩坍？
胡錦濤上台之後倡導“和諧社會”，北京奧運開幕式上變著花樣、不遺餘力地弘揚“和”，想讓人民相信，想讓世界相信，中共已經痛改前非。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被判刑，就讓幾億、幾十億人民幣堆起來的“和”化為烏有。
我曾經認為，在處理中共造成的嚴重歷史遺留問題上，“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傷痕揭開來才有益於治癒；但後來不少人告訴我：你這純屬書生之見！當下中國本來就有激烈對抗的利益衝突，若把創深痛鉅的歷史元素引入，若將駭人的真相全部袒露出來，必將震驚社會，更加會撕裂人心，勢必斗得更不可收拾，更加不可能和解！
本文以紅歌開頭，也以紅歌結尾吧。塞克詞、冼星海曲《二月裡來》唱道：“種瓜的得瓜呀，種豆的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證諸中共史實，唉，不都是自作自受麼？可嘆的是，在“高於天”的革命理想蠱惑下，“他自己遭殃”的同時，至少三代中國人的命運為之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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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越是美好的理想，越要多加小心！
全球精神排行榜，中國排第幾？
道歉從來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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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那些政壇落馬的同窗
重新點燃民族心靈中熄滅的聖火
在劉賓雁傳記發布會上爭論的兩個問題
黑匣子·保險箱·潘多拉的盒子
關於馬的成語典故，這個最發人深省
她把毛澤東時代的苦難告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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