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同窗竟有这样的仕途波折，让我大跌眼镜。正因为看到、听到他们的政坛经历，我无比強烈地期盼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上杜绝中国一茬又一茬人才堕入腐败深渊。我也无比强烈地期望，在位的和退位的同学，哪怕从各自命运、利益计，也应该齐心协力地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老高按：昨天读到一篇文章《俺学校的一个学生高干被“双规”了》，读后不禁长叹，心有戚戚焉。
原因无它，活到这把岁数，自己的同学、同事中，多年奋斗、拾级而上、有权有衔、春风得意的为数不少，部级、局级、处级、科级……但中国官场风气如此，同学又没有“金钟罩”“铁布衫”，“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隔三岔五，我总能听到落马消息，弄得我提心吊胆，每次同学聚会，第一怕听到的消息是“×××已经过世了”；第二怕听到的就是“×××也折进去了”——某种意义上，这后者更让人惊心动魄：过世了，毕竟是违抗不了的自然规律；被“双规”呢，总怪不得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吧？
记得杜甫《兵车行》诗曰：“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早知生男孩糟糕，倒不如生女孩更好）。仿此也来一句：“信知当官恶，反是平民好”！
听说某位同学退休了，我也常常不自觉地为他松一口气：好，总算平安着陆了！得知某位同学继续高升，不由自主地也为他捏一把汗，在心底祈祷：高处不胜寒啊，千万好自为之！
我在学校期间担任过校学生会副主席，先后与四位校学生会主席共事、给他们当助手（他们分别是历史系76级、哲学系77级、历史系78级、哲学系79级）。在校期间，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好苗子。但毕业至今30多年，命运迥异。
76级那一位，后来断了音讯，我不知其仕途如何；77级那一位，论其品格、学识、能力、胆魄，在我看来，都在同代人当中出类拔萃，是最应该高升的，仕途却不那么理想，时乎？运乎？在中国政坛环境下未找到最有力奥援乎？现在已经年满花甲，最多也就是副部级吧，不可能在仕途上有更大作为。
另外两位，却都仕途折翼，身败名裂。
其中一位，本来政坛前景不错，毕业之后没几年就当上了建设部长林汉雄的秘书。这位林汉雄，是中共烈士林育英的儿子，林彪的堂侄，林育英又名张浩，在中共党史上起到非常特殊的作用，他1942年在延安去世的时候，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共领导亲自为其守灵并抬棺。关于他的故事，我的朋友冯胜平正写专文考证记叙，有空我将介绍，此处不赘。
且说林育英的儿子林汉雄部长，1971年，担任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参谋长，林彪“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他受牵连被关押，“文革”后才缓过气来。按说，他年过天命，正是大展宏图之际，不料他对“六四”处理方式有不同看法，1991年被李鹏借故整了下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这位担任其秘书的同学，也就赋闲几年。后来，被安排到江苏盐城市主政，這本來也是重新起步的机会，不料没过多久，就传出他因腐败受贿被判刑，刑期还不短。
另一位学生会主席，也是走上仕途之后因腐败而全国闻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二审改判为15年，因狱中表现良好而在被关押8年后提前出狱。媒体后来采访他得知，当初对他罪行的一窝蜂报导，多有言过其实。
根据我与他们同窗时对他们的了解，应属中国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后来竟有这样的人生波折，实在是让我大跌眼镜！但想到他们所生存的政坛酱缸，倒也不觉得不可理解（当然，他们自己应该深切反省在哪里失足）。从他们，我再听到别的贪官的恶行劣迹，深恶痛绝之余，也不免多了几分惋惜！有时甚至还不免将自己摆进去，悚然而惊：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难道就一定能“拒腐蚀，永不沾”？
也正因为看到听到我这些校友的政坛经历，我无比強烈地期盼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能从体制上杜绝中国的一茬又一茬精英，堕入腐败的深渊！我也无比强烈地期望，这些在位的和退位的同学，哪怕从各自命运、利益计，也应该齐心协力地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俺学校的一个学生高干被“双规”了
作者：旁观者昏，独立评论
才不久前得知原来我中学的一个学生高干被“双规”了。
这个学生高干混到了国家副部级干部，去年年底被双规了。他老婆据说是局级，估计也好不了，两人开夫妻店都没准儿。“双规”说法很标准，所以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应该是贪污滥权之类的东西。
这人的经历很像是以前我提到过的那个“文革”中期红人唐若昕。当然他还远没有唐那两把，所以官做得稍微小点儿，不过比唐在官场上倒是多活了两年。还有一两年就安全着陆了，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窝头是不会吃的，但是“吃什么什么不香”是肯定的。
说来，这个学生高干原来在学校里排学生干部座次的时候就坐第一把交椅。同学们都同意到，这人生就的做官坯子。长得一表人才，小小的年纪，说话做事已经“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了。按说他家里也不是高官出身，他住的那个院子也不是国家机关大院，这套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学的，是谁教的，横竖猜不出来。他从来不摆架子，上下左右关系都搞得好，只对官场上对他升迁有威胁的人才比较冷淡，也只限于冷淡。但他确实能说，且不拖泥带水。听他说话感觉和年龄太不相称了，老气横秋的。我们那时候也土，这家伙上台一说话，底下都能安静一下，比老师能镇得住场。这人做官做得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我们用社会调查做借口出去玩儿的时候他也去了，一路上没话，随行他的同班同学里有个家伙特幽默，他一说话我们都笑翻了，这家伙就能绷着不笑，最多微笑一下，井似的，太深沉。所以我们都把他当领导敬着，不跟他开玩笑。不用认识他，100个学生一字排开，每一人找一句话来说，你都能从这人说话的神态、语气，尤其是他用的语言里把他挑出来，说这家伙是个官。我想像不出他除了做官，能把其他事情做得更好。
后来这人到哪儿都是官。从学生就开始，一直到现在。到了农村，大田里的活儿没混几天，就直接被公社调走了。我去公社有事的时候曾看见他在大院里面走动。身上一尘不染，但神气已经不是学生了。他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想来是做些笔头工作。我们那个公社书记的文化水平不够高，大寨社，总要有些官样文章上的应酬。这人也喊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所以那两届分配时他暂时没有回城，在公社继续做官。恢复高考后，稍晚一年多，79级(？)，去了人大读本科。他回城比很多人都晚，很沉得住气，走的时候应该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了。
以后知道他在仕途上虽没闹什么大动静，却也是四平八稳。毕竟家底儿潮了点儿，到了这个副部也算是到了顶。没人给飞机坐，升迁是渐进的。他妹妹也是个学生干部，后来也折腾成了一个官。妹妹的学习不行，但那时候不讲学习如何，红人的妹妹，居然也就随着红了。大概是家风所及，妹妹说话也是拽拽的。那时候，有的女生学生干部还是有人招惹的，除了她们要和同学有更多接触以外，除了干部身份之外，毕竟还是姑娘啊。这位不然，甭说绯闻了，拒腐蚀永不沾的新闻也没有。喝多了酒或许能想起她还是个女的，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借酒遮脸犯个错误什么的。虽说那丫头长得不难看，美好岁月却白瞎了不少。这次她哥哥折进去了，据说心情有些郁闷，但并没有害臊得不见朋友，该吃吃，该喝喝，年代不一样了，大家也都谅解，不就是贪污腐化吗，那能算个什么事啊，又没组织反党活动。无妨献上自己的同情和安慰。
以我们原来在学校对他的了解，这人是不应该有太大的胆子玩得过分的。可惜，如某些共产党官员所说的，他们遇到了一个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好时代”，过得好到不可想像的地步。到这个地步，什么人也架不住实践美好生活的欲望。只看你是不是有运气了，恰好，大多数人都很有运气。
学生干部不都是坏蛋，但到了高中还很热衷的人，基本就和坏蛋差不太远了。做朋友是很难的。他们以后的轨迹也说明了这点。在那种党的价值取向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很快就发展出一群年青的醒悟者。在常理下你认为不好意思去做的事，他们认为是机会。你还在犹豫，他们已经在竞争到底怎样才能捷足先登了。你在事涉朋友因此为难的时候，他们连个楞都不打，卖人没商量。共产党官场的大门朝南开，里面层层迭迭，进一层，就需要把自己做很多的改变。最后，那些以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或者倚仗有一技之长的傻瓜们一回头，霍，发觉这些当年让人瞧不起的人已经都是领导同志了。门外看到的是一个个惊讶：这孙子怎么干这事儿啊？门里面的人则在嫉妒：这么好的机会咋就让这孙子碰上了呢？一句话，大门里面的人看世界早已经和别人截然不同（不谈政治观点）。观念的分歧播种在年青的时候，多年后看到歪瓜裂枣时想不起来种子是在什么时候播的又是怎么播的了，你不知道，他们也说不清。
没有比出自国家权力文化的腐败带来的社会腐败更让人触目惊心了。
我知道一个人，她老公和一伙人搞贪污，最后他出去顶缸（大概是角色合适）。到监狱里养了好几年，最终提前释放了。回来后举办盛大的归来PARTY，气宇轩昂，哪里有丝毫的羞涩，那分明是本事耶。参加PARTY的一些人只是不便表示他们的妒嫉罢了：“这有什么错，不然又为什么去当官呢？狮子吃斑马，被踹了一脚，天经地义。但还是把斑马吃掉了”确实，他劳苦功高，虽说是角色分配到他头上了，也没吃什么苦，但毕竟少了一些在外面享受的岁月，也扛住了。给他的那一份儿当然都留好了，他受之无愧。回来之后轻易地到了一个非官方的部门上班，姿态很低，向陌生人展示久经沧海难为水的风范。他太太才不要离婚，想得清楚极了。农民工几年不回家能捞几个子儿啊，就当外事出差不能带家属嘛。要奋斗却又不会有牺牲，一辈子的花销挣出来了，天上掉馅饼儿的事儿，哪能贪得无厌，不知道好歹。用句北京人经常解嘲的话：咱知足，咱不贪啊。那本是北京升斗小民在贫穷艰难生活中的调侃，放到这儿，哭笑不得。
太子党很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血统不够纯，没有“责任感”。又觉得这些人只是借着共产党的势力牟取个人利益。这种看法，说明太子党们是多么地远离了他们的“基本群众”。没有这些小苍蝇，共产党的天下是不能维持的。到了坎节儿了，这些人会选择谁呢？毫无疑问，共产党！原因就在于他们离开了党，就什么都没了。他们生活的基本内容就是因为他们熟悉共产党内的生存规则同时又遵守这个规则维护这个规则，在讲究门第的共产党里面这些规则首先保护了他们自己。另一方面这个党对他们的回报是他们平庸的才具在正常的竞争范围里根本得不到的。一当离开这个党，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就是负资产，甩都甩不干净。都这岁数了，一出一入差别巨大。他凭什么会和这个党离心离德呢。老狗不离家可能是因为忠诚和眷恋，老人不离党，其他的考虑绝对让位于对得失厉害的考虑。
这些人往家里折腾好处是必然的，太子们跟他们相比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太子党又要人家跑，又让人家少吃草，那他们自己去找草吃就没什么错了，跑单帮不容易因此相互协作来找草吃也没什么错。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平庸顺从说不定还有不少出其不意的耻辱做交换来给共产党看家护院了，比性工作者卖得多多了，凭什么不会去找补一点儿外财呢。
今天，当我看到过去那些熟知的人中走出了闻名的贪污犯，感觉复杂。比听到温家宝的24亿（应是27亿——老高注）更关注。我有同学虽然是学科学的，曾在那个方向上走得很远，却因为出国滞留不归（“六四”之后）失去了重回官场的机会。我几乎可以肯定假如他进了官场，会和这个失手的官员一样，失手更早也没准儿。另一方面也有朋友原本是做科学的，进了官场过久，失去了过去的敏锐见识，日益走向愚顽，没兴趣联系了。可见人一生重要的几步一走过之后，这辈子就算定了，剩下的就是惯性了。结果想坏的坏不了（想好的当然更坏不了），想好的好不成（想坏的就更坏了）。失手贪官也许会想，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做不同的选择把漏洞堵好；后悔一念之差失去官场一席之地的人也许会想：像那样活一辈子，“罗锅垫桥——死了也直（值）了”，强如在海外辛苦。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时代，价值观日新月异，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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