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日我在英特爾總部與Jacobson（企業責任辦公室主管）、Miller（全球公共政策高級法律顧問）等6位公司各部門負責人就人權和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會談後[1]，Jacobson2月22日做成一個書面備忘錄，並承諾在此基礎上繼續對話[2]。我致函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撤回我的人權提案。3月24日，華爾街日報報道被英特爾收購的軟件公司McAfee為中東的集權政權提供壓制民眾的通訊自由的業務，我立即致函英特爾表達擔憂，Jacobson馬上回復，歡迎再開對話。為此，雖然我很想參加4月4日的股東大會，特別想就英特爾在中國的業務詢問董事候選人Charlene Barshefsky[3]、就信息自由詢問董事候選人Susan Decker[4]，但為了安撫英特爾就沒有出席大會。我同意在股東大會後，介紹我的老夥計Morton Sklar來共同幫助英特爾這個傳統的製造業巨頭在介入信息服務業務時面臨的人權挑戰。

4月14日，我趕到英特爾與Jacobson和從中國回到美國總部開會的首席企業責任官楊鍾仁會談。楊介紹了英特爾在中國幫助建設公民社會的“社會創新”活動，比別的跨國公司先進。我指出英特爾作為一個跨國公司的局限（例如，只能資助官方的“民間”機構、不能接觸敏感社會問題、人士等），介紹人道中國對中國維權運動的支持，Jacobson讓我起草一個方案。我第二天立即致函他們一份人道中國與英特爾的聯合“社會創新”項目：“對中國底層少年兒童的人道援助”，還沒有得到他們的答覆。

5月6日，我再次趕到英特爾與Jacobson和Miller會談，Sklar在東海岸從電話加入。Miller具體負責英特爾吸收McAfee的法律政策，我們在這次會議中特別討論英特爾加入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GNI，全球網絡倡議）的可能。GNI 由微軟、谷歌和雅虎三家互聯網巨頭創始，其簡單的中文介紹為：“全世界各地 - 從美洲到歐洲、中東、非洲和亞洲 - 信息與通訊技術(ICT)業的公司正面臨着越來越大的來自於當地政府的壓力，要遵從可能會與國際公認的言論自由權和隱私權相衝突的其國內法律和政策。”“對此，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公司集團、民間社會組織（包括人權和新聞自由的團體）、投資者和學者花了兩年時間協商，建立了一個合作方式，以保護和促進信息與通訊技術業的言論自由和隱私權，並形成了推動這項工作的倡議。”“這些原則旨在獲得全球性的應用，其根據是國際人權法律和準則，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5]這次會議之前，我們力勸GNI成員之一的哈佛大學“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中心”也共同與會，未果。我感到不解，但Miller告訴我們，伯克曼中心實際上在與英特爾合作。哈佛只是不願意由我們來主導而已。其實，保護和促進信息與通訊技術業的言論自由和隱私，需要全球各種領域的全方位參與，我們資源有限，很高興為大家作墊腳石。將來，我還計劃邀請包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中國機構的參與呢！

這次會議只計劃一個小時，再加上Sklar從電話加入，完全沒法展開我們準備好的企業社會責任、人權原則、員工守則等一些列重大課題。Miller給我一份他和同事制定的“英特爾全球數字基礎建築政策”建議[6]，邀請我們參加夏天舉行的公司整合會議。後來，英特爾解釋說我們不適宜參加他們的內部會議，而改為會後8月23日，由Jacobson、Miller和Suzanne Fallender（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和通訊部門主管）與我們開會。我的觀點英特爾已經基本上了解，專程從東海岸趕來與會的Sklar主導這次兩個多小時的會議。針對面臨信息內容服務的McAfee業務，我們介紹了幫助谷歌、雅虎、思科等軟件公司改進人權政策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提出如何在組織機制上防止出現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政策，同時建議結合企業社會責任，預先設立救濟基金等。我以自己的中國工程專業和政治難民背景，指出在制定國際信息與通訊技術業的政策方面的特點和政治困難。我特意把8月19日我在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的同學張林的電子通訊譯給英特爾。以下是部分摘要：“賈春旺跟我還都是工物系出來的，也見過面，但是他當安全部長時照樣打擊過我。LYZ……後來擔任全國學聯主席時還專程到我家鄉蚌埠調查我的背景，也參與過對我的打壓。……清華現在的兩個副書記SZK、CJP，前者跟我在一個宿舍住過一年（不過我在參加校慶時才突然意識到他那時就奉命監視我），後者也算同學加老鄉，這次在北京還一起喝過酒……。張朝陽是我同班同學，但是根本不願單獨見我，連個名片都不願給。/我參加完校慶之後，最大的感嘆就是，這幫人惟利是圖，如此墮落！”

英特爾和波音[7]等大公司都在清華設有研發據點，但它們不願、不敢、不能向清華提出人權、自由等議題，而清華更嚴重的問題還涉及到學術自由的擔憂。2011年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是清華百年校慶，我懶得去管那些閒事（包括硅谷的校友會活動）。我倒記得30年前校慶時，自己作為一年級新生，被分派接待上海來的老校友，其中有一個叫“黃菊”的男士。1985年畢業時，我考上當年國家教委唯一的社會學專業公派留學生，計劃學成後回到清華。我後來也寫過幾篇關於清華的文章，但在常年的無國籍難民歲月里，“我已經拋棄回到清華‘創建中國社會學’的夢想……，認為必須解散、摧毀清華、北大這些已經墮落為當代奴隸制（所謂‘中國模式’）的精神幫凶機器。”“不會象別的權貴……那樣也跑到清華、北大這些摧殘自由的交易處去湊熱鬧”[8]

去年我開車去見老校友萬潤南，他笑我是清華的異端。其實我在校期間，已經選定做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視金錢、權勢為罪惡，現在能享受人身自由，已經比蘇格拉底等幸運；倒是他作為校學生會主席和國家主席的“駙馬”，與我同享自由的流亡生活，連現任岳父（李昌）去世，也無法回國告別。

說起來，李昌與別的在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中加入中共的清華學生如姚依林、胡喬木、蔣南翔等在當時也是異端，後來都成為權傾一時人物，為絕大多數清華學生所嚮往。不同的是，李昌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保持了年青時的異端精神。據清華的另一個“異端”介紹：“1989年4月22日和5月3日，受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委託，杜潤生邀請了李銳、李昌、于光遠等老人在科學會堂開了兩次會。在會上大家對學生反腐敗、要民主的愛國熱情表示同情，建議政府採取坦率、公開、真誠的態度和學生對話，按法制渠道解決問題；提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宜壓制，絕對不能流血’的希望。他們還建議趁此機會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推進民主，制訂新聞出版法，以及取消幹部特殊供應，壓縮特權，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解決高乾子弟以父兄的權力謀私的問題。……5月13日發生絕食以後，李昌坐立不安，他連續不斷地給幾位老同志打電話，商討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平息學潮的辦法。5月25日，他給中央一位領導人的秘書打電話，提出他想約幾位原來在大學裡做過領導工作的老同志，勸說學生返回學校，部隊不進城，儘快恢復秩序。”“進入暮年，李昌衝破了幾十年的思想禁錮，反思自己曾經為之而奮鬥所建立的體制。2006年12月10日，李昌92歲壽辰與老友小聚時，有過一番痛切的表述：中國有一個封建附庸的等級體系，這個體系最上面是帝王，下面都是奴才。解放後封建附庸思想影響還很深。……這個封建附庸等級體系還在，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9]可惜李昌沒有留下自己作“奴才”的回憶錄。我想，他主要顧忌那些更高級的奴才校友如姚依林、胡喬木、蔣南翔等。

有趣的是，另一個在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中加入中共的清華學生倒留下了書名為《思痛錄》的回憶。官至人民文學社長、總編輯的韋君宜在這裡很誠實，羨慕那些二流的清華學生到美國留學當上教授等。在書的最後一章特別寫老上司：“周揚這位從延安起一直擔任共產黨文藝領導幹部的人物，做過無數次報告。那時真的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多少作家同志的一生事業成敗都決定在他手裡。最後他竟對自己生平所作所為作了痛心的懺悔”[10]。她也說這本書“還不可能完全說透”（主要指對毛澤東的批判），並準備到海外出版。韋君宜特別對她的丈夫楊述（又一個在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中加入中共的清華學生）悲哀。我在為韋君宜這些校友的命運惋惜的同時，不由得對比起俄羅斯革命事業中的貴族女性（例如，因為參加1881年3月1日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事件在獄中度過22年時光的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的成員妃格念爾[11]）所從事的高尚事業和動人的人道精神。除了當大官、賺大錢、撈大名，清華就沒有幹大事業的校友嗎？歸根結底，中國的知識階層在政治生活中喪失了思想自由和獨立人格，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可能指望他們擔負起精神引導的功能和使命。

話說回來，知識階層喪失了思想自由和獨立人格，倒不是毛澤東治下才有的特殊歷史遺留問題。現在統治中國的清華校友們既不象帝王，也不是奴才，而是國家官僚資本利益集團/階級的看門人和代理、演員，思想自由和獨立人格在他們眼裡值多少錢？前幾年，我見到來美國的前後兩個校黨委書記賀美英和陳希，當他們知道我在1989年被駐日公使唐家璇勾結日本政府迫害被趕出日本的大學，逃到美國後一直沒有國籍時，趕忙把“除了4/9政治局常委”的話題轉換，聲稱“清華與外交部沒有關係”。其實，陳希在校短跑隊時，我在長跑隊，他後來官至教育部常務副部長（部長是另一個清華校友），而我1990年後被教育部貪污的公派留學獎學金至今都沒有一個書面說明。前不久，美國能源部代表團訪問清華，一個成員對我提到接待他們的清華的現任頭號副校長KKJ，我才想起此君在1980年中國唯一的學生會選舉時跑到我們宿舍來污衊電機系的獨立候選人趙國傑“偷吃同學奶粉”。 KKJ因為學業不佳沒法留學（中等以上的清華同學畢業後都可以考上留學），只好留校。在1989年的民族悲劇中，江澤民跑到清華來找打手，教師同學們畢竟還有起碼的良心，多不恥於此行當，但KKJ卻由此發跡。看到我們多少還有點自豪的清華大學如此墮落[12]，就不用提整個中國的學術自由的悲哀了。

不過，話說回來，西方的學術界也是半斤八兩。日本的以國立大學（來源於帝國大學）為主流的知識階層，在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中，夥同國家政權（文部省、來源於“特高科”的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出入國管理局、東京警視廳、中國駐日使領館等）出賣、迫害我們中國留學生，早把所謂的“學術自由”拍賣得一錢不值。我1995年逃到美國來以後，剛開始還賣勁地突擊英文，編輯、寫作以日本政治為主的論文，但我很快發現美國的日本政治研究主流，其實掌握在日本財團的手中，哪肯容忍我這樣的異端批判？例如，我用心血完成的論文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最後只能拿到西班牙去發表。

前不久，我所屬的中國政治研究會ACPS（應該下屬於美國政治學研究會）為了與國際關係學院在北京於10月22-23日為召開紀念中國進入WTO十周年學會徵集論文，我根據幾年來在美國推動企業人權政策的經歷寫了一篇International Corporate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China（國際企業的人權政策與中國）論文提交。沒想到在美國的ACPS的政審功夫也很到家，害怕我的論文會得罪東道主，特別聲明“不是因為內容”、而是“位子不夠”拒絕了我的論文。本來，由於很少會員投稿，ACPS連續幾次發出通知，請求會員投稿，雖然優先考慮完整論文，連論文概要也接受。我為了得到簽證[13]，提前一周提交全文，並加以說明。這大概引起了ACPS審查官的政治警覺，他們竟在8月19日投稿截止日還沒有過去（即還沒有收到所有可能的投稿之前）就匆忙以“位子不夠”的荒唐藉口打發了我。我不由得聯想起幾年前，中國國內爆發抗議日本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的遊行，中日關係引人注目時，我正好在ACPS的年會宣讀中日關係論文。在中日關係的分科會上，除了我以外，別的所有學者都以英文為母語且不懂日語，年會的贊助商《星島日報》的記者在採訪我們時，我又同時用中文簡述了我的論文的概要，特意指出1989年天安門悲劇對中日關係的消極影響。後來，我吃驚地注意到，在配有醒目照片的報道我們的中日關係分科會論文的整個半版新聞中，完全遮掉了我的頭像、名字和論文。本來，在美國靠吃“中國政治學”飯，屬於愛瑪·古爾德曼所同情的“知識無產階級”，並不容易，但ACPS的頭頭們這樣為了討好主人，把學術自由出賣得如此廉價，還有什麼必要打着“研究會”的招牌？

比較起學術界來，英特爾對於自由倒更貨真價實。在我們推動人權進步的艱難進程中，英特爾願意與我們進一步合作，共同解決包括社會創新的難題，使我們感到一絲欣慰，堅定了繼續工作的信心。我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老對手思科。因為全球網絡倡議本來以“信息與通訊技術(ICT)”產業為主，就希望思科的加入，但思科卻以“我們不從事信息的業務”為由逃避開了。

2010年9月3日我們與六位思科高層主管的會談標誌着思科人權政策的進展[14]，我在9月9日至思科的信中也透露出樂觀：“感謝你們就股東關注的人權問題繼續與我們對話，特別是安排公司多位高層官員出席9月3日的會議並以開放和負責的態度參與其中。我們很高興能以建設性、合作的方式與你們分享我們的經歷、觀點和想法。/我們希望，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也相信我們的主要主張已經被你們理解和接納。我們的主張是思科需採取更實質更具體的步驟來實施、加強公司有效處理潛在影響人權事務的政策和行為的能力。公司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如Chandler先生所明示的——承諾遵守人權、建立評估人權風險和後果的內部程序、（不像許多別的競爭者，而）“自願”採納不輸出能被用於監視人權和侵害人權的產品、技術和軟件的政策——當然符合我們的期待，也和我們的擔心一致。”我們進一步提出下一次會議的行動計劃，如建立人權顧問小組、建立並公開公司的內部人權評估機制、在公司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增加並加強對人權問題的關注，等等。[15]

沒想到思科用一些技術性的理由拖延對我們的回覆，直到10月29日，公司秘書長Chandler才正式答覆我們，語氣卻從9月3日的會議倒退了一大步：“我們相信我們的政策——提供標準配置的互聯網設備、拒絕為客戶定製可能促進互聯網審查的設備、積極反對政府圖謀通過監管體制“分割”互聯網的努力——是確保全球享有互聯網言論自由的最好方式。”“儘管我們理解讓一個像思科這樣大的跨國企業注意到言論自由問題有潛在好處，但基於上述理由，我們相信向我們提這些問題並不適當，貴方也達不到預期目標。我們相信我們支持的政策以及我們的實踐做法代表着我們在確保開放和自由的全球網絡以最大限度促進言論自由方面已竭盡所能做到最好。”他同時提供一份包括惠普、諾基亞、IBM、McAfee、華為等通訊公司的名單，讓我們也去追究這些對手[16]。我11月9日不得不致函Chandler從五個方面再次確認我們在以前的通信中已經提過的主要關注和看法，並要求思科承諾過的原計劃在10月召開的行動會議[17]。11月18日，在我回到闊別23年之久的重慶的當天，我的人權提案在思科的股東大會上付諸表決。

我最初介入企業的人權政策，目標只是股東提案，面對思科這樣的巨輪的政策性倒退，一籌莫展。Sklar不愧為良師益友，鼓勵我“愚公移山”，堅持不懈：“除了堅持，直到勝利，沒有別的選擇。”我12月9日、2011年1月13日、1月26日不斷發出Sklar起草的長篇信函，終於在半年後的3月14日，在以突尼斯、埃及革命為主導的阿拉伯之春重新激發了全世界對信息和通訊自由的關注的背景下，我們重新與Chandler和投資部門高級主管Graves再次會談。我們提出了準備已久的行動計劃[18]，卻遭到思科的違背承諾的拒絕（部分理由是思科業績、股價的大幅下跌）。我覺得會談已經破裂，無法挽回，幸虧Sklar無愧於耶魯訓練和幾十年法官生涯，在最後關頭迫使思科至少同意繼續交涉。我3月16日、5月20日又不斷致函思科，意外地得到Chandler正面回復，不僅同意繼續會談，他本人還要親自主導，與我們一同改善公司的code of conduct員工規範等具體事項。

我們終於確定在8月25日再次舉行會議。在此之前，我接到《華爾街日報》駐北京和舊金山的記者來電問詢思科在中國的人權問題。我為了維持繼續與思科交涉的機會，沒有提供股東大會的人權提案以外的情況。7月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這兩個記者的長文，批判思科幫助重慶政府建立防範系統監視市民[19]。Chandler在7月6日發給我的電郵里委屈地解釋道：“思科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在中國出售攝像監視設備和管理軟件。實際上，重慶向思科提供了出售這些產品的機會，但思科拒絕了。”在8月25日的會議中，Chandler再次提出這一點，說思科的中國部門抱怨為什麼別的跨國ICT公司可以毫無顧忌地在中國做生意而思科卻受到這麼多限制。他幾次不耐煩地揮舞惠普的電腦包，抱怨道：“你們怎麼不去找惠普呀？”[20]“別提谷歌了！它不做惡的話，幹嗎要收購諾基亞？”我可以感覺出他對我的憤怒：“你的人權提案幫助了思科的對手，使我們失去了這麼多生意。作為股東，你的投資損失也活該！”我回答說：我希望公司在中國、特別是在我的家鄉重慶開展業務，為此，我們先要改善公司的人權政策。

Chandler一個小時後先離開在華盛頓的會場。說起來，他是我最先直接交涉的最高企業官員，他的不客套的態度倒也是平等待人的作風。在接下來的與出席會議的Kathy Mulvany（她參加了我們去年9月3日的會談，現升為企業事務部門的高級主管）和Penny Bruce（她代表投資部門，接替已經離開思科的Graves，但沒有給我們名片，所以不知其職稱）會談中，她們感謝我們的努力，確認思科繼續聽取我們建議的意願，同時希望我們要有耐性，配合她們共同說服慣於“進一步、退兩步”的上司Chandler，推動思科這條大船向已經沿着正確方向啟動的路線前行。在感受出她們推卻責任的失望中（思科因為業績大幅下滑，最近裁員10%），我也注意到思科的那怕是微小的進步。例如，他們確實採納了我最先的提議，向去年相對積極對待我的人權提案的雪佛龍公司取經[21]；思科修改了“人權原則”，考慮向雪佛龍那樣，加入聯合國原商務·人權事務特別代表John Ruggie[22]提倡的UN Global Compact（聯合國全球協定，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市民協議）；思科不再堅持通訊技術與信息技術在人權、隱私、獲取信息的自由等方面的差異，而願意接受信息技術產業在這些方面的較為成熟的政策。我期待着思科最終會加入全球網絡倡議。

有時候，有人問我為什麼提倡、堅持看似那麼遙遠、渺茫的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理想，我回答說：因為這是人類社會秩序的唯一自由平等的形態。我以千萬分之一股份的平民與被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難民身份推動英特爾、思科和清華這樣的泰坦尼克巨輪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政策轉變，雖然也經歷過奇蹟，在耶穌會的共同合作下幫助了雪佛龍公司的人權政策改變，但在絕大多數時候，都遭遇到數不清的挫折，不過，在感動我們為之服務的上帝（普通民眾）之前，除了堅持，直到勝利，沒有別的選擇。

[趙京，2010年8月30日。所有引用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網址http://cpri.tripod.com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