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以超出大多数人想象的速度得到改进，很有可能让我们的世界发生根本性改变——不一定是变得更好。不同于工业革命和计算机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并不是让特定工作消失，相反，它有可能造成工作岗位的大规模减少


　　对就业市场的变化趋势，20年前我一度比较关注，那时刚来美国不久，必须考虑全家如何糊口。但关注也只是关注与切身利益和个体选择有关的局部地区的动向，对宏观趋势没有细想过，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一位美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华人新星的一席话，打开了我的眼界。
　　那天预报美东半夜有暴风雪，我开车与时任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会长陆博士，下午从新泽西南下去华盛顿郊区，专访时任美国联邦商务部助理部长黄建南。因为与他约定时间不容易，硬着头皮上路，盘算着晚上抢在风雪来临之前赶回来，第二天一早陆博士必须准时上班呢。没想到暴雪提前猛烈扑来，回程中的惊险就别提了，风雪迷漫，公路成了无数车包括长达数丈的货柜车的溜冰场，庞然大物在我们面前的公路上转着圈跳起“冰雪华尔兹”，就像好莱坞大片里的场景！沿途不断看见撞坏的车闪着紧急灯横在路上，让我心惊肉跳……
　　扯远了。那天半夜两点多，我战战兢兢地开回了新泽西。回过头来谈黄建南。
　　万維上比较早来到北美的人，可能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黄建南祖籍温州永嘉，1945年出生于福建省，是克林顿总统竞选时的财务顾问之一，担任过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华资银行公会会长，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政坛上职务最高的亚裔人士。这颗新星着实灼灼闪亮了一阵，后来却不幸在美国党派之争中受到重创（被指为“中国政治献金案主角”），淡出了政界，殊为可惜。我在那夜之后写出长篇专访；事过两三年，在他销声匿迹之后又写过一篇文章，从这一个案分析华人参政的经验教训——记得好像是《世界周刊》和国内哪家报刊，都先后发表的。
　　那天深夜我们请他谈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参政甘苦，话题很广泛，事过20年，大部分内容都在脑海中模糊散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黄建南的感叹：
　　各家公司都担心落后被淘汰，一分钟也不敢懈怠，你追我赶，而且都着眼企业、行业未来的竞争能力，竞相开发高新科技。但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好处的同时，也造成极大压力：科技加速发展更新，势必冲击产业格局和就业市场——许多产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企业关门，职位消失，大批劳动力要甩出去。
　　他说，这个过程自古就有，但过去变化速度没有那么快，劳动力市场还来得及自我调节，失业者通过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就业辅导、职业介绍机构，基本上还能较快地找到新的位置。现在不同了！产品、工艺和知识更新的幅度、跨度，都是前所未有，让人们措手不及，社会来不及恰当应对，一个人失业了，很可能就意味着他此生再也找不到同工种、类似工种、甚至相近行业的饭碗了！这对当政者和包括教育、医疗、治安、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构成多么沉重的负担、严峻的挑战！
　　“要是科技的发展速度能够放慢一些就好了！”他感叹。
　　——减缓科技发展？谈何容易！
　　如何适当减缓科技发展速度，让政府和社会有一个缓冲、应对的时间段呢？不知是陆博士还是我，立即向黄追问这一问题。黄建南从政府官员的角度，谈了一些可能采取的对策。后来是否在克林顿当政期间落实？我就不知道了。
　　回想他所忧虑的，也正是美国“铁锈带”正在愈演愈烈的现实——从纽约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经西维吉尼亚州，转向五大湖区的俄亥俄、印第安纳、密西根、伊利诺到威斯康辛州……这些地区过去是美国工业重镇，如今因为迁厂、工作机会外移，已由经济重镇的“钢铁带”（Steel Belt）成了“铁锈带”（Rust Belt）。“铁锈带”蓝领的愤怒，宣泄在选票上，去年将川普推进了白宫。但这个问题，岂是川普喊“让美国重新伟大”口号能够解决的！我们专访黄建南之后数年，“全球化”这一重大因素又横空出世，情况就更为复杂和更难以解决。所谓“铁锈带”问题，我看到的是科技如何单兵突进，遥遥领先，而经济、社会制度、教育难以跟上，至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美国普罗大众（“红脖子”）们的观念转变、更新，就更是瞠乎其后了！
　　很长时间我没有再关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趋势。最近我又不得不重新关注，因为家里又有晚辈要从中国移民美国，要帮助他们在美国安身立命，我又需要了解择业的有关信息了。看到《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李开复所写的一篇文章《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在首页显著位置挂了三天之久，对我颇有启发，转载于下，希望华人们包括华人家长们，都来关注这一趋势，并各自采取恰当对策。
　　李开复这个名字，中国人都不陌生，他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办者和领导者，后来又是谷歌全球副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后来遭遇诉讼，更遭遇癌症，经过17个月的治疗后，回到他自己创办的创新工场。


　　附：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李开复，《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6月25日，翻译：常青

　　李开复是风险投资公司创新工场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也是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

　　你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世界有何担忧？
　　这一问题的答案常常像是科幻惊悚片的情节。人们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催生技术史上的“奇点”——也就是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力极限，在人类事务领域引发无法想象的革命的时刻。他们想知道，为我们所控制的人工智能，是否会反过来控制我们，实际上把我们变成了赛博人。
　　这些问题琢磨起来很有意思，但并不紧迫。人们担心的情况即便会发生，也要在千百年之后。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如何从我们最优秀的人工智能工具（例如最近击败了世界上最好的围棋手的谷歌计算机程序），走向“通用”人工智能，即拥有自我意识的计算机程序，可以进行常感推理，获取多个领域的知识，感知、表达和理解情绪等等。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相反，现有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以超出大多数人想象的速度得到改进，很有可能让我们的世界发生根本性改变——不一定就是变得更好。它们只是工具，而非某种与人类竞争的智慧形式。但它们将重塑工作的含义和财富的创造方式，引发前所未有的经济不平等，甚至改变全球力量均势。
　　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
　　今天的人工智能是什么？大致来说，它是一种从特定领域（例如贷款偿还记录）获取大量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作出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人），服务于特定目标（让贷方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技术。它就好比是打了鸡血——接受了大数据训练——的电子表格程序。执行特定任务时，这些工具的表现可以好于人类。
　　这种人工智能正拓展至成千上万个领域（不只是贷款），在此过程中，它会让很多工作岗位消失。银行出纳员、客服代表、电话推销员、股票和债券交易员，甚至律师助理和放射科医师，都将逐渐被此类软件取而代之。假以时日，这种技术将会控制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等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硬件，取代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司机、快递员以及其他很多职业的从业者。
　　不同于工业革命和计算机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并不是让特定工作（工匠、使用纸笔和打字机的个人助理）消失，并代之以其他工作（装配线工人、熟练使用计算机的个人助理）。相反，它有可能造成工作岗位的大规模减少——其中大多是低薪岗位，但也会有一些高薪岗位。
　　这种转变将为开发人工智能以及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带来大量利润。想象一下，如果优步（Uber）之类的公司只使用机器人司机，会赚多少钱。想象一下，如果苹果（Apple）不使用人力就把产品生产出来，会有多少盈利。想象一下，如果一家贷款公司无需人力介入便可一年发放3000万笔贷款，会获得多少收益。（碰巧，我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投了这样一家贷款公司。）
　　我们由此将面临两种无法和谐共存的新情况：大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大批人员失业。该做些什么？
　　其中一种对策是就人工智能并不擅长的任务，对人员进行教育和再培训。人工智能非常不适于从事涉及创造性、规划性和“跨域”思维的工作——比如庭审律师做的事情。但需要这些技能的通常是高薪工作，可能很难让经过再培训的失业工人去做。承载更多希望的是涉及人工智能所缺乏的“人际技能”的工作，比如社会工作者、调酒师、看门人——从事这些职业需要进行细微的人际互动。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真正需要多少调酒师？
　　我猜想，大规模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会牵涉到“爱心服务工作”。这些工作人工智能做不了，社会需要，又能给人以使命感。例如陪伴老年人去看医生，在孤儿院教书，以及在匿名戒酒会——或者很快就可能出现的匿名戒断虚拟现实会（Virtual Reality Anonymous，面向的是那些沉湎于由计算机生成的模拟世界，对平行世界生活成瘾的人）——当一名协助人。换句话说，今天的志愿者服务工作或许可以在未来变成真正的工作。
　　其他一些志愿者工作或许薪水更高，也更具专业性，比如富于爱心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充当诊断癌症的人工智能程序的“人机界面”。不管怎样，人们都将可以选择让自己的工作时间比现在短。
　　谁会为这些工作支付薪水？这时候那些有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领域就该起作用了。在我看来，由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有一大部分要不可避免地被转移给那些因之失去工作的人。看起来，这一点似乎只有通过实行增加政府开支的凯恩斯经济政策才能做到，而政府开支的增加或许可以通过对有钱的公司征税实现。
　　至于这种社会福利将是什么形态，我会赞成提供一种有条件的普遍基本收入：也就是给有财务需求的人提供的福利，条件是他们要么显示出接受培训、以便让自己有受雇资格的努力，要么承诺做一定时长的志愿“爱心服务”。
　　要给这些福利提供资金，势必要提高税率。政府不仅必须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提供补贴；还必须填补此前从受雇个体那里征收的个人税收的损失。
　　这会给人工智能带来最终、或许也是最重大的挑战。我设想的凯恩斯政策方案在美国和中国或许是可行的，这两个国家会有足够多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来通过税收资助福利措施。但其他国家呢？
　　它们将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将流向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行业：你获得的数据越多，产品就会越好；产品越好，收集的数据越多；数据越多，就能吸引更多人才；人才越多，产品也会越好。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美国和中国已经积聚了足够多的人才、市场份额和数据来启动这个循环。
　　比如，以市值论，中国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以及旷视科技和商汤科技等几家中国面部识别公司已经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导者。美国则引领着自驾车的发展，由谷歌、特斯拉(Tesla)和优步等公司占据领先地位。至于消费者互联网市场，有七家美国或中国公司——谷歌、Facebook、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大量运用人工智能，并扩展它们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基本已经占领了这些人工智能市场。看起来，美国的公司将主导发达国家市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企业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获胜。
　　中国和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人口在增加，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尽管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也可以成为经济资本（就像中国和印度最近几十年的情况），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它会成为一个经济责任，因为这些人口会构成大多数的失业工人，而不是多产的员工。
　　所以如果大多数国家无法从利润极高的人工智能企业征税来补贴自己的工人，它们还有什么选择呢？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除非它们愿意让民众陷入贫困，否则就必须与供应最多人工智能软件的国家——中国或美国——谈判，最终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依赖者，以允许“母”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继续从依赖国的用户身上获利，来换取福利补贴。这样的经济安排将重塑现有的地缘政治联盟。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将日渐临近的、由人工智能加大的贫富差距最小化，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与国之间的。要么就得把这件事看得更乐观一些：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经济不平等的机会。这些挑战太过广泛，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己孤立起来，独自解决。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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