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沒被苦難壓垮，內心強烈的使命感引領着他在漫漫長夜裡，一直在積累、思考、升華，思想的火花，在風雨如磐、萬馬齊喑、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迸發出來。顧准說：“只有一個主義，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


　　老高按：與一位思想和經歷都堪稱另類的“紅二代”朝夕相處、暢談數日，他談起陳年往事時提到：他在北京101中學讀中學和在清華讀大學時，一位叫顧逸東的同學都與他同班，關係極為親密，於是他與顧的兄弟姐妹也都熟了。卻原來，顧逸東是大名鼎鼎的顧準的兒子。1968年春天，顧逸東的母親汪璧喝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孩子們都嚇壞了，這位“紅二代”和其他幾位清華校友前往安慰、陪着顧家兄妹散心。但他與顧逸東及其兄弟姐妹，雖然多年交往，直到最近還頻密過從，卻有很多爭論和分歧，他尤其不能同意顧家姐弟們對父親堅決劃清界限、令人寒心的舉動。他們校友之間多年來的交往糾葛，我聽來為之動容。據說，顧的孩子們雖然對其父親由於獨立思想而被兩次打成右派、家破人亡的悲劇有了一定的理解，對自己的絕情多少有些反省，但遠遠不夠。顧準的兒女對網上和周圍人們批評和譴責他們斷絕父子（父女）的行動，不以為然，斥之為“炒作”——中毒之深，讓人無奈！
　　這促使我查了一下關於顧準的資料，看到下面這篇文章《唯一兩次被打成“右派”的思想者顧准之死》，忍不住想轉發。

　　昨天下午《歷史明鏡》電視直播節目，請丁抒教授做了系列訪談的最後一次：《反右運動結束了，右派苦難剛開始》。丁抒教授是《陽謀》一書的作者，應我之邀做了九次訪談，系統地勾勒了“反右”的來龍去脈。其中他也多次談到顧准。1957年，顧准不肯將本單位任何部下打成“右派”，但他自己卻被打成了“右派”；幾年後熬到了“摘帽”，因為仍然堅持獨立思考，被再次戴上“右派”帽子。

　　有人感嘆，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不如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有氣節。我是斷然不同意這種看法的！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所處環境之嚴酷，豈是民國時期所能比擬、所能想象的！民國時期當局並未掌控全部社會資源，而毛澤東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被打成敵人，就意味着自己和全家被斷絕一切生路，陷入滅頂之災。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湧現出顧准、林昭、張春元等許多“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勇士。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使我們中國人的精神爝火得以傳續綿延。

唯一兩次被打成“右派”的思想者顧准之死

顧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雲，上海人，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1968年4月8日，顧準的妻子汪璧喝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死狀極慘。直接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幫顧准銷毀積存多年的手稿、筆記一事被揭發，因為她的遺書上有“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的字樣。

約是在1966年底，顧准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百萬莊的薄薄的來信。信封中只有一紙簡短聲明“和顧准斷絕父子關係”，下面是他的4個子女的簽名（當時他長女不在家）。此前，妻子汪璧已向他提出離婚。

1974年11月11日，顧准被確診為癌症晚期，腫瘤大如雞卵、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並已擴散。臨終前，他唯一的心願，是能見上子女一面。但前提條件是，必須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經朋友們反覆勸說，顧准含淚忍痛用顫抖的手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流着淚對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後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然而，直到臨終的那一刻，他的5個子女，沒有一個來看他！12月3日，風雪夜，顧准含恨離世。

顧准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為什麼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顧準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

他是一個曠世奇才。12歲，到潘序倫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實習生；15歲，以其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19歲，出版中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教材。20歲出頭，在擔任高級職員的同時，還在聖約翰、之江、滬江三所教會大學當教授；1956年到中國科學院之後，在經濟學等諸多領域取得不同凡響的研究成果，被稱作“中國的哈耶克”（奧地利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935年，顧准加入中共，後又到“沙家浜”當專員，在延安當學員，在山東當游擊司令。1949年5月，34歲的顧准掌管了遠東最大城市上海的財政稅務大權，當過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與陳毅等同為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

顧准於1940年離滬參加新四軍，這是1942年3月5日攝於江蘇阜寧縣之東坎鄉

（一）1952年“三反”運動中被撤銷所有職務

1952年，毛澤東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顧准既不貪污，也沒浪費，更沒有官僚主義，卻在“三反”中被打倒，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奇怪的是，顧准所受處分，在上海市委的檔案里，沒有任何記載，只有一份當年2月29號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准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

顧准到底犯了什麼錯？其實，沒什麼錯，就是他敢說真話。當時，中共財政部部長薄一波主張發動工商聯成員以民主評議的方式徵稅；而中共上海市財政局局長顧准認為，上海企業一般都有健全的賬冊，完全可以依率計征。顧准在徵稅問題上頂撞薄一波，是他挨整不便言說的原因。而顧准才華橫溢，使他早就成了那些妒嫉心極重的人的眼中盯，肉中刺，一天不撥掉，一天不舒服，這才是顧准第一次挨整的真正原因。

（二）1957年，第一次被打成右派

1956年，顧准調入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正式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57年，他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顧准寫道：“那篇文章已經寫起了，歷史上第一次寫東西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費勁的……反覆改稿，都更加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確地與一切經濟工作中都應該政治掛帥的指示相對立為止。”

1957年，顧准參加中蘇聯合考察團，就黑龍江共同開發水利資源與蘇方專家共同考察與談判。對蘇方專家損人利己的做法，顧準據理力爭。這些言行卻被時任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陳劍飛記錄下來，悄悄報告北京。

顧准《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部分手稿，原為與陳敏之的通信

顧准人還沒有回北京，一份有關他的反動言論集已整理在案。公開見報的罪名是這樣一句話：“現在，讓老和尚出來認錯已晚了。”顧准回京，立即新賬、老賬一起算，反覆批鬥。中科院範圍內，還印發了輯錄他的“反黨言行”的專題材料（他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作用的言論也被輯錄進去了），開過好幾次批判會，然後正式戴上“右派”帽子。

之後，顧准先後被下放到河北贊皇、河南商城、北京郊區清河、河北商都等地勞動改造，承受肉體上的摧殘和精神上的折磨。這樣的摧殘與折磨，在《顧准日記》中隨處可見。挑磚、擔糞、種地等繁重的懲罰性勞動使他變得脫了形：“我的容顏憔悴之至。鏡內自望，都不認識了。”“精神折磨現象現在開始了。下午栽菜上糞時，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這個人、明天那個人來訓一通，卑躬屈節，笑饜迎人已到極度。困苦、嫌惡之感，痛烈之至。”

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顧准下放到河南商城。從1959年秋冬起，4個月內，這裡餓死農民近百萬。他的日記中不斷出現“哀鴻遍野”的字眼，記錄了勞改隊和農民被餓死，甚至全家餓死的情況。在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折磨的情況下，他在日記中寫道：“（從現在開始）潛心研究十年，力爭條件逐漸好轉，以利於我的研究工作。這才是我真正努力的方向。”“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代一個經驗教訓。”

（三）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

1962年，顧准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但講真話的秉性難移。他對歡迎他的家人說：“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

1964年，在經濟所批判所謂“張（聞天）孫〔冶方）反黨集團”的會上，當別人一邊倒的或劃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時，顧准卻站起身來，鏗鏘有力的宣布：“我自己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等着挨整！”話音剛落，顧准便被當作“孫冶方的幕後狗頭軍師”、“張（聞天）孫（冶方）反黨集團”的“黑幹將”遭到批鬥。

顧准有一外甥，在清華大學念書，在同學中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研究會”。在學校清理思想運動中，這個研究會的頭頭主動坦白交待，引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的注意。康生想從顧準的外甥下手，順藤摸瓜，把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所的顧准、孫冶方、張聞天，打成有組織的“反黨集團”。顧准因此被隔離審查4個多月。查來查去，沒有查出顧准與孫冶方、張聞天有什麼秘密的“組織”聯繫。但是，鑑於他態度頑固，1965年9月，顧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極右派”！

1966年“文革”爆發，“雙料右派”顧准在劫難逃，一次又一次挨批鬥。9月1日，正當烈日炎炎時，紅衛兵又把顧准單獨抓來，拳打腿踢一頓，覺得還不過癮，又抓起一塊方形磚頭，狠狠朝他腦門砸去，“砰”的一聲，頓時鮮血直流。誰知，顧准竟然一聲不吭！紅衛兵見他如此強硬，揮起幾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勁拖過來，拖過去，一邊拖，一邊踢……僅僅穿着汗衫和單褲的顧准，被拖打得遍體鱗傷。

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後，顧准被下放到河南息縣勞動改造。由於他是“極右派”，髒活、重活、累活都屬於他。有一次，造反派在田頭批鬥他，說他“偷奸耍滑”。顧准就吐一口痰出來給他們看，痰里有血絲。他說，我這樣幹活，你們還說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於是，好多人上去摁他的頭，打他的頭，打也不認，那就再打，一直打的他傷痕累累。然後，造反派揪住他，惡狠狠的問：“你到底服不服？”，顧准大聲喊道：“我就是不服！”

（四）在苦難的沙漠中開出思想的鮮花

顧準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沒有被苦難壓垮，“學術研究”和“復興中華”這兩個使命引領着他在漫漫長夜裡，一直在積累、思考、升華。

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正因為沒有笨勁，懶得窮根究底，所以，“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不停滯、不倒退的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顧準是一個勤快人，他思想不停，記述不停，終於使自己的部分思想得以衝破網羅而留存於天地之間。

1972年回到北京後，妻子死了，孩子們都不理他，他的身體也每況愈下，自知來日不多的顧准，索性以北京圖書館為家，爭分奪秒查資料，做卡片，寫筆記，終於成就了《希臘城邦制度》等數十萬字的論着。

1974年9月，弟弟陳敏之到北京，與顧准相處了半個月。顧准勸陳敏之，不要為時勢所動，從頭研究西方史、中國史，並商定了京滬兩地的通信討論方式。《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輯錄的顧准思想，就是後來兄弟倆通信答疑的結果。

1974年，顧准與弟弟陳敏之（右）在北京中科院經濟研究所院內

顧准思想的火花，正是在這風雨如磐、萬馬齊喑、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迸發出來的。顧准說：“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

（五）顧準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

在顧准去世10年後，他的兒女們終於有機會看到由他的日記和通信整理成的書稿。1984年2月，他的大女兒顧淑林大聲追問：“為什麼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以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1958年攝於北京，後排左長子顧逸東，右長女顧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顧准母親顧慶蓮，顧准；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顧重子、次女顧秀林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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