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革命有三大效應：一是“高山滾石”效應，革命一旦啟動越滾越猛；二是累積繁衍效應，前一次成功激勵後一次繼續；前一次失敗激勵後一次再來；三是升級遞進效應，從政治要革命，到社會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還要世界革命，最後“靈魂深處鬧革命” 老高按：以下這篇北京大學王奇生教授的答問錄，或許會引起很多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就像魯迅所說的“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那樣的效果吧？昨天華人學者馮勝平偶然碰到我，在聊天中還說：一個好影視作品，標誌之一就是不同的觀眾都能從中看到不同的東西。我補充一句：對，或許作者自己都未必有那樣的意圖、未必意識到作品有那樣的意義呢。 這讓我有了另一番聯想——與王奇生的這篇答問沒有直接關係： 很久以來，我就發現有一種“談不攏”的矛盾，起於雙方從各自的成長背景、職責規範、人生理念出發而形成的對使命的認識，各有堅持。記得20年前，一位年輕學者寫了一本關於觀察和親歷美國基層政治的紀實新著，要我牽線幫他請一位著名學者寫序。期間二人友好的爭執，就讓我看到了兩人看法的矛盾。年輕作者認為自己的使命在於秉筆直書自己眼見耳聞、經過自己確證的事實，不必迎合讀者口味，更不必在乎權力者的好惡，讀到的人如何“各取所需”甚至借題發揮，那是讀者的事，不在自己考慮之列；而學者則認為：此書既然是給中國大陸讀者看的，當時讀者能看到的關於美國的書還相當少，讀者又處在那樣一個信息受到嚴重扭曲、掩蓋的政治環境之下，對美國和西方已經存在成見，很可能對書中寫到的某些內容產生錯誤理解，加重他們的偏見，所以負責任的作者應該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 兩位都是很有才華、也很有理念的學者，他們都對我闡述過自己的說法，我聽來都覺得言之成理。這兩種堅持，具體在實踐中如何磨合，就因人而異了。 扯遠了，回到王奇生的文章。看看他的履歷才知道，原來畢業於武漢大學，算我的不同系更不同年級的校友吧，雖然我無緣結識。最近十年來他在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民國史和國民黨史研究領域，成果不俗。這篇答問錄，對上個世紀的描繪和背後原因的分析，我基本上都很贊同。 暴力革命易產生專政，難產生憲政
王奇生、唐智誠，鳳凰網歷史 核心提示：所以暴力革命容易產生專政，難以產生憲政。競爭雙方力量均衡時，互不服氣，容易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一方獨大時，贏者通吃，容易形成專制壟斷局面。不妥協、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質特徵。對抗性的革命與制衡性的憲政之間難以建立制度勾連。長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難以轉化為共信共守的憲政理性。 本文系北京大學王奇生老師就以下問題答鳳凰網歷史頻道，採訪整理：唐智誠 1、1980年代知識界曾經提出要“告別革命”，但60多年前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將革命當作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手段？您認為是什麼原因使得當時思想界推崇革命？ 2、在革命由精英走向大眾之後，這種用激烈方式推進的社會轉型也帶來了血流滿地、人頭滾滾，您在回顧歷史時如何評價革命帶來的這種變化？您覺得用歷史發展中“必要的惡”來解釋是否就夠了？ 3、您認為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黨代表了辛亥一代，而共產黨則代表了五四一代。那麼“五四一代”發動的大革命，與“辛亥一代”發動的辛亥革命相比，有更多的民眾參與其中，對舊制度的破壞性也更大，這對當時處於內憂外患中的中國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您如何理解這一代人面對歷史的選擇？ 嘉賓簡介：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鄉人，武漢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先後任職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2003）、《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2006）、《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2010）。 革命重塑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價值倫理 20世紀革命幾乎席捲了全球。對中國來說，20世紀更是革命的世紀。如果要為20世紀中國尋找一個主題的話，那麼這個主題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適。避開革命而探討20世紀中國歷史幾乎是難以想象的。革命不僅多次重構了最高權力結構，也全面重塑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價值倫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為當代中國人最強烈、最深刻的記憶。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一起，被並稱為人類至今為止三大最具影響力的革命。而和另外兩次革命相比，中國革命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涵也最為複雜。 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是相互銜接、演進的三個階段 國內外學界對“中國革命”沒有一致的定義，其上限有的追溯到太平天國甚至更早，其下限延伸到文革結束，甚至認為改革開放也是革命。我傾向於將“中國革命”限定在辛亥革命至文革結束，並將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視為中國革命過程中相互銜接、演進的三個階段。長期以來，國內學界習慣將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視為性質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關注三次革命之間的內在關聯，更沒有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性的革命來考察。傳統觀點認為，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是不同階級性質的革命，相互之間有新舊之別，有高下之分，有鴻溝相隔。研究者習慣將三次革命切割開來，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來論證後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實正是這三次革命的相互關聯、遞進，共同構建了“中國革命”這一歷史事件。中國革命是一場連續的、複合的、遞進的革命。前一次革命為後一次革命“預留”了空間，後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礎上推進。只有將三次革命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紀中國革命的總體特徵。 中國革命的主力始終是知識分子 過去我們強調革命的階級性，將革命區分為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或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實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產物。革命的主導力量始終是知識分子。不僅革命，近代以來所有改革、救國方案的提出和實施，無一不是知識分子主導的。 近代中國的危機，源發於外，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知識分子先知先覺，也最敏銳，故而成為變革的先驅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開始，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救亡圖存”成為數代中國人的普遍焦慮。在各種救亡方案都嘗試無效之後，危機感不斷累積，救亡情緒日趨激烈，救亡手段日趨極端。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激勵後來者動輒訴諸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實際上是兩個救國派別、兩條救國路線在競爭：一派主張在維持政權現狀下求改革，一派主張推翻清廷實行革命。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給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而立憲改良行不通的印象，進而鼓舞和激勵後來者動輒訴諸革命。 民國初年，民主共和的嘗試不成功，政局卻日趨分裂與惡化，革命的聲音又逐漸高漲。帝制崩解後，政治制度和整個統治架構隨之全盤崩潰。推翻一個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與社會全面失序，各黨派和知識精英階層幾乎整體性地陷入絕望，“根本解決”、“徹底解決”的口號，在五四之後幾乎成為一種群體共識和時代訴求。 五四後知識界群體傾向革命，史上前所未有 也正是在五四之後，迅速匯聚成一種具有廣泛影響且逐漸凝固的普遍觀念，即革命高於一切，甚至視革命為社會行為的唯一規範和價值評判的最高標準。五四以前，主張革命者大體還局限於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一系。五四以後，革命竟為多數黨派和知識群體所認同。即使如張東蓀、張君勱為代表的研究系，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也承認革命對改變中國社會、政治種種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當性與不可避免。知識分子如此群體性的傾向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後，知識分子最鮮明特質不是“邊緣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機，導致知識界全體性的激化。 進入1920年代，革命由輿論宣傳轉入實際行動。無政府主義派倡導的社會革命、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階級革命、中國國民黨倡導的國民革命、中國青年黨倡導的全民革命，相繼走向實踐。這些黨派團體的組織者均是知識分子。革命的局勢，由清末的“一黨獨革”，發展為“多黨競革”的局面。在多黨競革的背景下，國民革命最具聲勢。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場政治革命，國民革命則可以說是國共兩黨共同主導的複合型革命：國民黨仍然沿襲其政治革命路線，共產黨則另闢社會革命路徑。 知識界追逐新潮，不考慮哪種革命適合中國 從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過十年，其間世界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件大事，一是歐戰，一是俄國革命。這兩件大事在中國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歐戰導致的西方文明危機，與共和實驗在中國的失敗相呼應，導致中國知識界幾乎全體厭棄資本主義；二是俄國革命成功的示範效應與俄國革命的主動輸出，導致中國知識界群體性的對社會主義和社會革命產生好感。五四知識界流行一種看法：法國革命是18世紀的革命，俄國革命是20世紀的革命；法國式的政治革命已經過時，以後的革命應是俄國式的社會革命。辛亥革命與十月革命相距不過6年，卻被認為是相距兩個世紀的革命。當時知識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慮哪種革命適合中國國情和當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轉而追逐社會革命；共和革命還沒有完成，就轉而嚮慕共產革命。只因社會革命、共產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識界還有一種強烈的“趕超”情結，迫切希望“後來居上”，企圖超越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主導下，19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國革命為楷模，而轉向“以俄為師”。國共兩黨均希望得到俄國的指導和援助。 國民黨的政治革命與共產黨的社會革命在北伐初期還能相互配合，隨着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日趨膨脹，不僅衝擊到國民黨軍事後方的安定，也勢必突破國民黨的政治革命限界。國民黨無意與中共一同將革命往社會革命的方向推進。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場。從國民黨的角度看，這場革命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形式上達成了全國的統一，基本實現了它的預定革命目標。而對共產黨而言，革命無疑是失敗了。1927年國共分家後，共產國際將中共失敗的責任，歸咎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一做法，不僅讓陳獨秀個人受屈，更嚴重的是導致全党進一步向左傾激進主義邁進。 中共建國並非革命結束，而是更大規模革命的開始 20世紀中國革命具有相互關聯的三大效應：一是“高山滾石”效應，革命一旦啟動，越滾越急，越滾越猛，非達於平地不止。二是累積繁衍效應，前一次會影響後一次，前一次的成功，會激勵後一次的繼續；前一次未能實現的目標，後一次會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實現。三是升級遞進效應，革命的訴求指數不斷提升，最初只感覺政治要革命，繼而認為思想也要革命，社會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國內革命還不夠，還要世界革命……最後發展到“靈魂深處鬧革命”。 國內學者一般傾向於將“中國革命”的下限終結於1949年。個人認為，1949年新政權建立並不意味着中共革命的終結，而是另一場更深入、更大規模革命的開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國的局部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革命。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也更複雜。青年毛澤東就認為，奪取政權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權的力量進一步發動革命，進一步改造社會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終目標是通過社會革命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這就決定了中共革命的長期性。陳獨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為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但中共後來將革命視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信仰。因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觀念中，革命雖然有階段性，但沒有比革命更高、更神聖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沒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無止境的。 三場革命都能推翻舊政權，卻未能建立新政治 研究20世紀中國革命，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三場革命在推翻舊政權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後建立新政治方面卻都未能成功。 第一場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場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場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應該說，三場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場革命之後，總有人覺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覺得革命不徹底，還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後建立的新民國很快陷入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的泥濘中；北伐之後建立的新黨國，只是達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國家仍處於分裂和內憂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徹底，1949年新共和國的建立，實現了晚清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的國家主權獨立與統一，隨後又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以1949年為終點，甚或以1957年為終點，這場革命無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澤東仍不斷將革命向階級鬥爭的路途推進，直至演變成一場十年浩劫，革命最終走向了它的反面。 強勢革命黨以革命建國，卻難完成政治轉型 20世紀中國革命顯示，弱勢的革命黨難以完成革命建國的重任；強勢的革命黨可以實現革命建國，又難以完成革命之後的政治轉型。革命是一種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賴強勢政黨和強勢人物領導，但革命成功後，強勢政黨往往不願讓其他政黨分享治權，強勢革命領袖更不甘於平庸，習慣於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維推行強權政治。 發動革命需要激情，結束革命需要理智 強勢革命的最大難題，不是革命如何發動，而是革命如何結束。發動革命需要激情，結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後，政治必須轉入常軌，回歸常態，儘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規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強大的慣性和“路徑依賴”，難以該止即止，適可而止。革命過程越長、越激烈，慣性越大，餘震時間也越長。革命擅長破壞，而不擅長建設；擅長破舊，而不擅長立新。1948年張東蓀曾指出：“凡是一個革命，總包含兩個階段，一是破壞舊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壞舊的之中卻往往即孕育有對於建立新的之障礙。換言之，即問題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舊的，而反在於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內部困難。” 國民黨始終未能統一國家，由中共完成 就世界政黨史觀察，列寧主義政黨可以建國而不適合治國，而自由主義政黨難以建國卻適合治國。列寧主義政黨嚴密的組織結構和高效的行動能力，適合於在一個極度混亂和全面危機的國家中進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而自由主義政黨不具有這樣的組織動員能力。帝制推翻以後，中國舊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幾乎面臨全面性崩解，必須有一強大有力的政黨才能重新統一中國。如民國初年數以百計的議會政黨無法抗衡袁世凱復辟帝制，更無法消除軍閥的分裂割據。國民黨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軍閥，第三步，戰勝了日本侵略，基本實現了國家主權獨立，結束了晚清以來數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終未能完成國家統一的目標。最後由中共完成了國家統一的重任，結束了清亡之後近四十年的分裂動盪局面，並進行了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造，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 國共兩黨的政治試驗並存競爭，從1927年延續至今 但強權建國勢必延續為強權治國。中共以嚴密的社會控制力和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將全體國民自上而下高度整合為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政治組織體，完全沒有個體自由空間，不能容忍異己者存在，社會幾近消亡。這樣毫無制約、毫無制衡的強權體制，既可創造人間奇蹟，也可釀成人間奇禍。 另一方面，打敗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的無比自信，轉化為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無比自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這樣一種對自身能力的過度自負，是中共在1949年以後敢作敢為的重要因素，也是導致大躍進這樣人為災難的思想基礎。此外，中共革命奪權的過程相當長。中共在蘇區和根據地時期，早已形成一套相當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後，勢必沿用戰爭時期形成的治理技術和革命思維，在短時間內很難調整。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以1949年為界標，認為1927－1949年是國民黨執政，1949年以後是共產黨執政。其實不妨換一種視角來觀察，1927年以後，一直是國共兩黨分別控制不同地域，只是控制的地盤有變化而已。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始終沒有控制過全中國。兩黨的競爭只有部分輸贏，沒有全輸全贏。國共兩黨的關係，20年代是“黨中有黨”（中共黨團員加入國民黨）；30年代是“國中有國”（中華民國之內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40年代是“一國兩制”（中共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央政府，國民黨承認中共邊區的合法存在）。數十年間，兩黨分別在各自控制的區域內進行政治試驗。兩種政治體制並存競爭。直到今天，競爭仍在繼續，歷史尚未終結。這也意味着歷史沒有必然性，歷史隨時可能出現叉路口，面臨多種選擇和多種可能性。在同樣的社會經濟結構條件下，行動者其實有相當大的選擇空間。國共兩黨選擇了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演變為兩個地域兩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局面。相對清朝、北洋而言，國、共兩黨都是革命黨，都屬於激進派，差別在於，一個激進，另一個更激進。國民黨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小革命；共產黨的革命是社會革命，是大革命。 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權，必須靠暴力來維持 國民黨聲稱其革命目標是“共和”，共產黨聲稱其革命理想是“共產”。然而兩黨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黨治國的黨國體制。這其實是暴力革命的邏輯結果。胡適在1930年就指出：“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革命成功之後，要從武力對抗直接轉變為議會競選，終非易事。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權，必須藉助暴力來維持。抗戰後期，針對其他黨派要求開放政權、實行民主的呼聲，國民黨內有人公開聲稱：“國民黨之政權，為鐵血爭取而來者，他黨要政權，亦除非由鐵血奪去不可。” 暴力革命易產生專政難產生憲政 所以暴力革命容易產生專政，難以產生憲政。競爭雙方力量均衡時，互不服氣，容易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一方獨大時，贏者通吃，容易形成專制壟斷局面。不妥協、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質特徵。對抗性的革命與制衡性的憲政之間難以建立制度勾連。長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難以轉化為共信共守的憲政理性。所以孫中山設計出一個“軍政→訓政→憲政”的革命程序，有其合理性。軍政時期“以黨建國”，訓政時期“以黨治國”，憲政時期“還政於民”。從革命至憲政，中間有一個過渡。只是孫中山低估了過渡期的漫長性。他預設國民黨“訓政”6年，而國民黨實際“訓政”了60年，最後在台灣完成憲政體制轉型。 1949年革命成功後，中共只能由在野的革命黨轉變為執政的革命黨，不可能將革命政黨體制轉變為議會政黨體制。在中共看來，議會政黨體制是資產階級民主。而中共的革命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所以這是中共革命信仰的必然結果。只是令老一輩革命家沒有料到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數十年之後，無產階級的“共產夢”再次面臨資產階級“共和夢”的嚴峻挑戰。 無論國民黨執政是否得人心，共產黨都要革國民黨的命 一般以為，革命是因為統治階級“失道”、“失人心”，社會矛盾激化到了無從解決的地步，才被迫揭竿而起的。這意味着革命是“發生”的，而不是“發動”的，是自然來臨的，而不是人為製造的。其實革命發生的機制非常複雜，難以一概而論。有的革命是“逼”出來的，有的革命是“造”出來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雙方合“造”的。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逼”的成份偏多，中共革命則“造”的成份更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共就有自己的革命計劃：先幫助國民黨完成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國民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過渡。當時中共黨內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現在是國民黨的時代，將來是共產黨的時代。意思是，將來不管國民黨如何，也不管國民黨執政是否得人心，共產黨遲早要革國民黨的命。中共階級革命的邏輯和程序是：資產階級革封建階級的命，無產階級革資產階級的命。共產黨宣稱自己代表無產階級，而將代表資產階級的任務分派給了國民黨。國民黨雖然並不自認為代表資產階級，但它執掌全國政權以後，尤其是抗戰勝利以後，確實漸失人心，最終坐實了中共的革命理論和革命計劃。 歷史的失敗者多強調偶然在歷史中的作用。歷史的成功者則更強調歷史的必然性。探討革命的成敗，既不能忽視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因素，也不能輕視革命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必須重視革命過程的極端複雜性，警惕過度決定論。 革命意味着拋開所有規則，不能以常規政治的邏輯來解讀 革命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可以常規、常例、常情、常理論之。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國內一批法政學者提出，清帝遜位詔書將統治權完整讓與民國，從而建立起了清王朝與民國的主權連續性。意指民國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若依此而論，1928年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之間是通過什麼程序建立主權連續性的？1949年國共政權交替又是通過什麼手續來讓渡主權的？其實革命就是顛覆，其正當性來自革命自身，並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來履行一道轉讓、授予、贈予之類的手續和儀式。事實上，當孫中山見清帝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一語時，即致電袁世凱明確告以“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革命是一種“非常規政治”。革命意味着拋開所有的形式與規則。我們不能以常規政治的邏輯來解讀非常規政治，更不能以非歷史的眼光來評判歷史。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元月圖片主題：閱讀）
在北京東四十二條附近一家書店的樓梯上。 近期文章： 警惕法西斯：這應該列為人類永恆的警告 非邏輯的邏輯課，反價值的價值觀 一封檢舉信使七千人大會從牛年開到虎年 文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卻造成更大問題 今天對文革的認知還有哪些重大誤區 只要當權者不犯大錯，誰顛覆也沒用？ 推薦2017年我看過的一些圖書和電影 盤點美國2017年的十場文化激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