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毛澤東時代的執政者出於對自己地位的擔心，“評毛”錯過了幾次歷史機會，最終成了一座“爛尾樓”，給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留下巨大的隱患，也導致對建國以來重大事件，難以形成共識。即便如此，人道、人性也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底線


　　老高按：在討論大饑荒、文革乃至中共歷次運動的是非功罪時，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觀點，這很正常。但討論問題須有大家認可的基本底線，底線就是人道、人性——討論法西斯的教訓，若有人大放厥詞稱頌希特勒種族滅絕，論證“猶太人應該殺”，此人就應立即被驅逐出場。
　　在中國，情況比較特殊，我在博客文章中援引大量翔實史料多次介紹過，後毛澤東時代的執政者出於對自己地位受到衝擊的擔心，不敢真正發揚民主，總結教訓，“評毛”錯過了幾次歷史機會，最終成了一座“爛尾樓”，由此導致對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的評價，無不留下極大的隱患，對真相如何，誰應擔責，難以形成共識。
　　雖然結論難以形成共識，但也必須要有人道、人性的基本底線。例如，對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和原因，爭論不休，無可非議。可以認定是三千萬、五千萬，也可以堅持說只有三十萬、三萬；可以追查最高層的政治責任，也可以研究什麼樣的具體舉措造成了災難。但這一史實不容抹殺：他們是餓死的，是在和平環境中餓死的，不管這些人自己有多少缺點劣跡，他們也都應該被尊重、被銘記、被哀悼。
　　卻有一些人，如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社長、蘭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林治波，矢口否認這些苦難民眾的歷史存在，在我看來形同第二次屠殺；又有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孫經先說“只有250萬人”死於“營養性死亡”——不說“營養不足性死亡”，更不說“缺乏營養性死亡”，卻說“營養性死亡”！而這樣的人物，竟也出現在萬維網，一位自詡“年輕”的hapoi，這麼看待大饑荒：“吃個七分飽是最有利於健康”；至於反思毛時代嘛，要多總結一下“部分民眾的無節制”！此人還要我“冷靜”，他不是冷靜，他是冷血。
　　記者韓福東2012年發表了一篇深度採訪報導《親歷七千人大會的鳳陽老人追憶塵封歷史》，之所以在2012年寫這麼一個題目，我推測，是正逢這次黨史上規模最大、也非常重要的七千人大會50周年。近來此文在微信上熱傳，但不知是誰，將原來平實的標題改得更吸引眼球一點：《親歷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追問到底餓死多少人》。
　　這個標題並非瞎編，源於文中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的回憶：“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親歷七千人大會的鳳陽老人追憶塵封歷史

　　韓福東，轉載自“人民網”，原載《南方都市報》

　　1962年，七千人大會現場。資料圖片

　　“大躍進”時期，安徽省委鋼鐵廠的高爐群。合肥市檔案館提供韓福東翻拍


　　1962年前後，漩渦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開會時，馮希仁40歲，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這是一家有七八千職工的大企業，馮希仁因此有機會成為七千人大會的親歷者。
　　馮希仁記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與會，其中廠礦代表四人，市委代表二人。其他五人現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們與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車北上，住在北京友誼賓館內，經歷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尋常的旅程。
　　時為安徽省滁縣（現滁州市）地委常委兼鳳陽縣委第一書記的馬維民，也在同一列車上。他生於1926年，是河北南宮人，1947年來安徽根據地參加革命，三十幾歲已當上安徽省團委副書記，1961年初，被抽調到災情嚴重的鳳陽掛職。“省委原來想讓我去定遠縣，在那待了一個月後，發現鳳陽災情更嚴重，就來到了鳳陽縣。”馬維民對南都記者說。（注2）
　　原鳳陽縣委第一書記趙玉書已被停職，安徽省農業廳長陳振亞正在這裡負責組織工作，馬維民是來接替陳振亞的。“我去的時候，情況已有所好轉，農業十二條、六十條（注3）先後下發，不像之前死那麼多人了。”馬維民說，鳳陽當時不足40萬人，餓死大概6萬。
　　可與此相參照的是“大躍進”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1957年，鳳陽總人口為380711人，到1960年減少為306543人，人口減少7萬餘。馬維民來到鳳陽後的1961年，總人口數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現象。到了1962年，人口開始正增長（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會後的事兒。（注4）
　　七千人大會召開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參加者包括中央、省、地、縣委四級主要負責人以及部分大廠礦和軍隊負責人，共7118人。大會召開的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增強團結，調整方針為戰勝困難而奮鬥。按官方權威說法，“七千人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面調整起到了積極作用。”（注5）

　　重災區：“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

　　馬維民剛到鳳陽去的時候，發現這裡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都逃荒了，房前雜草一人多深。”
　　有關鳳陽的災情，在陳振亞1961年2月1日《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有很好的說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據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揭發統計，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占農村人口的37.7％……全縣人口死亡現象更是驚人。據統計，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國範圍內，安徽算是“大躍進”的重災區。“有天災，有人禍，有的地方風調雨順，天氣不錯。”馬維民說，就安徽而言，皖南災情少些，江淮與淮北死人最多。鳳陽位於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稱，是安徽生產落後地區，災情比較嚴重。十餘年後，正是這裡率先開始了“大包幹”的民間嘗試。
　　馬維民說，彼時安徽省內口號繁多，諸如“拿起巢湖當水瓢，哪裡乾旱往哪澆”之類，“人定勝天”思想風行一時，各地紛紛造假“放衛星”，“你畝產一萬，我一萬五，他兩萬，一個比一個多，幾畝地的稻子堆到一畝，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動。”
　　“如果初級社的時候穩住，不再往高級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馬維民一直在安徽從政，他當年也曾覺得農民集體吃公共食堂不要錢是對的，這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須。不過，在他去鳳陽就職時，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中央開始糾正“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在全省推廣“責任田”。
　　“搞責任田之前，曾希聖曾在廣州問過毛主席，毛主席開始同意，但後來又批他。”馬維民記得，當時在安徽省內，關於責任田也有不同意見，“有人願意，有人不願意。因為鄰省都沒搞，所以很多人不贊成，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單幹風’、‘平反風’。”不過，責任田1961年還是在安徽推廣開了。（注7）
　　農村的奇觀，馮希仁也見識過。1958年秋天的時候，他帶着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兩個勞模去巢湖參觀衛星田，在那裡吃了頓飯。“我當時就有懷疑，他們怎麼可以在稻子頂上走？其實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這一塊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來。我仔細看，看出了這一點，就問村幹部搭木架幹什麼？他們說太密了，為了搞通風。我當時想，也有道理。就是有點懷疑。”
　　馮希仁工作在工業，對農業並不了解。但在去個人家的糧倉參觀時，他發現僅僅上面一層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時，雖然還沒有餓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筆。
　　待到饑荒嚴重時，馮希仁曾帶着八九個紡織印染廠員工去肥東縣參與救災，他兼任該縣陳集鄉黨委委員，目睹了大面積的非正常死亡。“剛開始還可以，後來我們連續三天沒東西吃。我住在大隊部裡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動，要拄棍。全村沒有冒煙（生火做飯）的地方，家裡不讓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麼的都沒有，一人一天只發2兩糧食，又保持不住，領一次吃三天。沒糧了再去運，農民要排隊領糧，吃三天，餓三天，水腫，很快就死了。”
　　馮希仁說，“大躍進”導致日常生活困難，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也開始大煉鋼鐵，甚至把竹籬笆組成的圍牆都拆了煉鋼，但生產還算一直正常，雖然也放虛假的衛星，但並不如農業戰線那麼誇張。
　　馮希仁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建廠元老。該廠成立於1954年，最初有上海榮毅仁的投資，後公私合營，轉為國有。該廠原歸紡織部直管，後管理權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這種管理權下放，在七千人大會之初，被認為是“分散主義”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躍進”期間，合肥的工業受到負面影響。“很多項目上得過快，攤子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以致不少項目都因資金和技術嚴重不足，原材料供應緊缺等諸多問題影響，被迫半途擱淺；有些企業雖勉強上馬，但不久也都相繼下馬，造成人、財、物的巨大損失和浪費。”“1959年統計，合肥市工業盈利企業利潤總額為4965萬元，虧損企業虧損總額為1338萬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業利潤總額降至1802萬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虧損企業虧損總額卻上升至2301萬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馮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開會，他當時並不了解開會內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幾天。他回憶，合肥市與他同去的還有合肥市委第一書記劉征田、一位市委副書記及合肥鋼鐵廠、礦山機械廠、重型機械廠的領導。
　　在鳳陽縣，與馬維民同去的是縣委副書記張秉堯。

　　大會現場：“不只吃菜，魚肉不缺”

　　馬維民、馮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誼賓館，這裡以前曾用於接待在京的蘇聯專家。“我們去的時候蘇聯專家已經撤走了。我們每兩人住一個房間。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住一棟二層樓上，他愛人余叔是省委辦公廳主任，也住在那裡，但沒看見她參會。”馮希仁說。
　　雖然還在困難時期，但北京的代表們吃得還不錯。“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但我們吃飯在友誼賓館。不僅僅是吃飽，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要求保證與會者吃好。有幾個菜記不清了，不只吃菜，魚肉不缺。房間裡還有水果，我有個嬸母住中關村附近，我還經常給她送些過去。”馬維民說，市縣代表一般都沒有帶秘書進京，他們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開會，晚上則在賓館看文藝節目———雜技、評劇、京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
　　開大會的時候，人民大會堂內的三層會議廳坐得滿滿的。“會議隆重，組織嚴密。”馮希仁說，“每到開大會時，他們搭車前往人民大會堂，會議結束，再排隊回原來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維持秩序的公安人員在人民大會堂外集合，人數有300多。閒暇的時候，代表們也在北京城內四處走走。”
　　馮希仁也有一次親身經歷便衣幫忙。他們聽聞北京大柵欄電影院有立體電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來說電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們幾個人就去排隊，一個便衣同志過來說，他們6個人是開會的，想看電影，就把我們帶了進去，每人發個眼鏡，沒讓買票。”
　　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馮希仁記得，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召集華東局的代表們開了一個會，做動員，然後將中央的書面報告草稿發下來討論。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未經政治局討論的情況下，就直接印發大會以徵求修改意見。大會自1月11日開始，沒有舉行開幕式，會議一開始的主題是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但到了16日之後，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注10）
　　隔着六十年時間之河，馮希仁和馬維民已經不記得七千人大會還曾討論過反對“分散主義”，但對總結經驗還有印象。“各種意見都有。有人說主要是天災，有人說主要是人禍。有人說，是經驗不足交學費。”在馬維民記憶中，他們沒有討論“三面紅旗”是否還堅持的問題，認為這毋庸置疑是正確的。
　　1月27日，是代表們第一次參加全體大會，此前都是學習文件和分組討論。毛澤東主持會議，代表們見到領袖都很激動，掌聲熱烈長達15分鐘（注11）。“我不記得掌聲鼓了多久，但見到毛主席會使勁鼓掌，可想而知。”馬維民說，那時對毛澤東還是崇拜，沒有懷疑，“大會上中央承認有責任，毛澤東是一把手，當然也有責任。但那時不這麼想，就覺得是集體責任，是下面沒有執行好。”
　　在討論基礎上形成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定稿，成為大會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劉少奇還做了補充講話，其中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按照原定議程，報告定稿被通過之後，七千人大會就該結束了。毛澤東也在劉少奇講話後宣布，會議將在30日結束。
　　馬上就要春節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們開始準備回家。“大會上供應梨、蘋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買了些水果準備帶回家過年。有一天中午吃飯（29日）的時候，接到通知，說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們就坐在房間裡，等到下午3點鐘左右，集合上車，把我們拉到了人民大會堂，聽毛澤東做報告。毛澤東說，大家一起留在北京過春節好不好？大家都鼓掌。”馮希仁說。
　　1月30日下午，毛澤東專門做了一個發言。馮希仁回憶，毛澤東講話的大意是：接到了檢舉信，有人反映如果就這樣回去，問題還是沒解決。所以不能散會。“毛澤東說有些人在捂蓋子。開會的時候，坐在那裡，別人都不敢提意見。說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這次一定要摸。讓霸王‘別姬’。這是批曾希聖。他拿着兩頁紙，講了兩個多鐘頭，主要講揭蓋子。”
　　七千人大會因此延時至2月7日，並進入以揭蓋子為主的所謂“出氣會”階段。而安徽，也成為七千人大會中最受矚目的省份。

　　馮希仁。南都記者韓福東攝

　　馬維民。南都記者韓福東攝

　　轉入“出氣會”：檢舉信與“揭蓋子”

　　毛澤東提到的檢舉信，有一封來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書記馬騫。
　　馬騫已於1995年逝世，他兒子馬方晨向南都記者介紹，馬騫的信寫於當年1月25日，遞交上去後，幾天沒看到中央反應，認為沒希望了，誰知接下來毛澤東宣布會議延期，而安徽省委領導班子接下來也因此而大換血。
　　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馬方晨還小（8歲），他只記得父親給他從北京帶回一個鐵皮的小手槍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馬騫把一個舊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據說每個代表都要講究形象，做件與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親晚年住院時，馬方晨特地問及七千人大會寫檢舉信的事。“我當時說，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最好。但因為父親有點老年痴呆，我也沒做功課，沒準備提綱，所以談的效果並不好。父親說，曾希聖這人被稱‘曾霸王’，作風太霸道，地方反映強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後來看了他的檢舉信，發現他沒反映這麼具體的事。他的心裡是想揭開蓋子，但語言又不過分。”
　　馬騫留有檢舉信的備份件。馬方晨說，檢舉信中提到：曾希聖曾壓制代表討論，說小組會上的發言要有根據，不能亂說。大會報告草稿中提到的問題，安徽都存在，只是沒有揭開。中央有那麼多指示，如果安徽按着做了，也不會犯那麼多的錯誤……（注12）
　　馮希仁記得，在毛澤東做了“揭蓋子”的長篇講話後不久，他們在友誼賓館吃飯時，接到飯後到健身房開會的通知。在那裡，他看到了劉少奇及一些部委領導。
　　“劉少奇主持會議，要大家揭蓋子。曾希聖先表態說：主席講話了，大家要大膽揭發，有什麼講什麼，放心大膽講。檢舉信是哪個寫的我也不知道，這是好事。昨天半夜兩點，劉征田（合肥市委第一書記）來找我，說檢舉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鐵路局書記）寫的。不管是哪個寫的，我有則改之。”馮希仁說，當時大家聽了都有意見，恨劉征田，認為他是叛徒告密。後來才知道檢舉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為蚌埠幹部的馬騫所寫。
　　接下來的鳴放過程中，劉征田也曾試圖上去發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攔。“安徽軍區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說：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轄下死那麼多人，你何時匯報過？我從來沒聽到過。劉征田走回去坐下來，李世焱講完話後，他又要上去表態，被滁縣地委書記孟亦奇給撞了回去。”馮希仁說，後來劉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個高個子代表撞了個踉蹌，差點跌倒，終於沒能發成言。後來，大家開始分組討論。
　　馬維民記得，劉少奇等人來過安徽組幾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講真話，哪個講假話，就開除黨籍。代表們開始揭省委領導的蓋子，“主要揭浮誇、餓死人的問題。大會上馬騫發言了，孟亦奇也情緒激昂發表意見。我在大會上沒發言，在小組上發言了，主要講安徽死了那麼多人，省里有責任，不能光怪中央。一開始，大家對揭省委蓋子還是有顧慮，慢慢就好了。那時中央提出對代表的發言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第一次聽說‘三不主義’。”
　　安徽在三年“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按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的估計，大概為500萬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注13）
　　劉征田受到了孤立。馮希仁說，當時友誼賓館有個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時用餐，代表們十人一桌坐好後，菜就上來了。“劉征田在桌前一坐，別人都不來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沒辦法，就在樓梯口空地上給他擺張桌子，單獨吃病號飯，看着也怪可憐的；後來給他旁邊搞了個屏風遮了一下。”
　　至於曾希聖，原本有人單獨給他送飯，在賓館房間裡與愛人余叔一起吃。後來被“揭蓋子”，而且劉少奇等人來安徽組參加小組討論時，都與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飯，曾希聖不好繼續留在房間裡，就改到食堂。馮希仁說，一桌要湊齊十人才給上菜，但肯和曾希聖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幾名省領導，湊不夠10人，“服務員就在門口攔，進來人就拉來和曾希聖同桌。後來，李任之去參加各地市討論，也不回來和曾希聖吃了，服務員去拉人，人也不願過來。只好湊不齊十人，也給上菜了。”

　　歷史的複雜性：“責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餃子。菜也很豐盛，很有過年的氣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澤東講話後鼓掌的人，並不是都發自內心同意留京過年。馮希仁說，他們和江西代表在一個食堂吃飯，聽到有江西代表說：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過年，他們寫檢舉信，讓我們都跟着不能散會，水果都買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黃瓜、茄子、辣椒等蔬菜，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過年時，我帶着幾個孩子，一點肉都沒買，也沒什麼菜，山芋葉子都沒有，蒸窩窩頭，醃鹹菜。那時，我們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糧票。”馮希仁的妻子說。（注14）
　　會場外，也有很多人在關注着這次大會。除夕那天，馬維民接到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電話，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蓋子的情況。馬維民叫上鳳陽縣委副書記張秉堯和定遠縣兩位書記，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馬維民此前為安徽省團委副書記，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馬維民說，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書在蚌埠給馬維民電話，說接下來要去鳳陽。當時安徽正在推行責任田，胡耀邦在鳳陽住了兩三天，去農村了解了一下情況，“從安徽回去之後，胡耀邦寫了一份報告，對責任田有保留態度。”
　　胡耀邦向毛澤東報送的報告名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他在報告中稱“包產到戶”為“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毛澤東在四天后批示：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這份報告對1962年批判安徽“責任田”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樓說：我還欠着安徽的賬呢。主要就是指的這個事。”胡耀邦說這個話的時候，馬維民在現場。
　　1962年正月初一，馬維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況，沒說什麼。我們就談了劉少奇如何去安徽組揭蓋子和安徽餓死人的情況，中午在他家吃午飯，也沒特別做什麼菜，記得有條魚。他飯量小得驚人，我以前接待過他，他吃的飯不夠我們填牙縫的。”
　　午飯後，胡耀邦問馬維民等人想去哪裡逛逛。回答是長城。“胡德平（胡耀邦長子）帶我們去轉了一圈。按大會規定，參會者不准出城，我們這是違反規定的。”馬維民說。
　　在會場上，馬維民關注每一個中央領導的發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發言者，而是不發言者。“周恩來、林彪、朱德、鄧小平他們都講話了，只有陳雲不講。”
　　“當時不知道，中央領導有分歧。劉少奇講，地方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天災人禍三七開，過左的政策不行的，農民沒有積極性。”馬維民說。
　　薄一波晚年在回憶錄中也表示，劉少奇當年的某些話，“今天看起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注16）
　　七千人大會在正月初三結束。馮希仁說，會議期間所發的筆記本，全部被收回，“隻字片紙不准留”。他們對會議討論的內容，沒有傳達任務。後來，相關文件下發到縣團級以上幹部，他注意到毛澤東在會議上所說的“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中，沒了“晚上看戲”。他收到參會者全體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長，可惜在“文革”期間丟失。
　　馮希仁、馬維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聖沒有回來。幾個書記都被降職了。李葆華成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馬維民說。
　　在李葆華主政安徽後，此前被整肅的張凱帆等案獲得平反。就馬維民的感覺，七千人大會之後，農村的政策變得寬鬆，面貌因此有改觀，這其實是大會前農業二十條、六十條等政策的延續。“有個慢慢貫徹的過程，1962年就不餓死人了。”
　　歷史仍有它的複雜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聖在安徽推廣的“責任田”，在七千人大會被叫停。馬維民說，七千人大會後，鳳陽縣大部分農村開始“包產到組”，“一兩家就可以一組，弟兄兩家就可以一組，和單幹差不多，但比單幹好聽。也有少部分包產到戶，都允許。不大提三面紅旗了。”馬維民的記憶或許有誤，據《鳳陽縣誌》，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縣取消“責任田”，繼續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進行集體經營。
　　權威的官方黨史，也認為七千人大會有其局限性：“會議仍然從原則上肯定了‘三面紅旗’。對‘反右傾’鬥爭，只是決定和宣布對下面受到錯誤批判的黨員甄別平反，而對彭德懷仍未予以平反。在對形勢的估計和困難原因的分析上，黨內也還存在分歧。”（注17）

　　注釋

　　注1：馮希仁2012年1月於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記者的專訪。下同。
　　注2：馬維民2012年1月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3：“農業十二條”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共十二條。指示信對糾正“共產風”，扭轉農村局勢，起了積極作用。“農業六十條”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條。其目的是為了挽救、解決“大躍進”所造就的嚴重經濟困難。
　　注4：相關數字見《鳳陽縣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縣誌第三章“人口”稱，1958年“大躍進”以後，全縣人口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1960年發生非正常死亡，農村人口明顯減少。1957年全縣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98人，到1961年下降為152人。
　　注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 9 4 9 -1983）》，第194頁，王耕今、楊勛、王子平、梁曉東、楊冠三編，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注7：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1961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曾希聖給毛澤東匯報責任田，毛澤東同意進行試驗，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態度。安徽省委是最早在全省範圍對包產到戶加以支持和引導的省份，到1961年底，全省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占總數的91%.這時除安徽外，甘肅、浙江、四川、廣西、福建、貴州、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區也都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注8：楊尚昆負責大會通知的起草工作。鄧力群覺得人們對《工業七十條》爭議較大，尤其廠礦一級的黨委書記有牴觸情緒，認為消減了他們的權力，因此建議廠礦廠長、黨委書記也參加大會，楊尚昆同意了。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9：《合肥市志》，第400、419頁。合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11：參見《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注12：2012年1月，馬方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
　　注13：《張凱帆回憶錄》，第34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14：2012年1月，馮希仁妻子接受南都記者採訪。
　　注15：毛澤東對胡耀邦農村考察報告的批語，手稿，1961年10月6日。轉引自中央文獻出版社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180頁。
　　注16：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46頁。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注17：《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第598頁。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元月圖片主題：閱讀）

　　在伊斯坦布爾大學校門前的多個舊書攤上，擺放着關於馬克思、弗洛伊德、格瓦拉的書籍，中國年輕人來看了或許會覺得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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