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毛泽东时代的执政者出于对自己地位的担心，“评毛”错过了几次历史机会，最终成了一座“烂尾楼”，给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留下巨大的隐患，也导致对建国以来重大事件，难以形成共识。即便如此，人道、人性也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底线


　　老高按：在讨论大饥荒、文革乃至中共历次运动的是非功罪时，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观点，这很正常。但讨论问题须有大家认可的基本底线，底线就是人道、人性——讨论法西斯的教训，若有人大放厥词称颂希特勒种族灭绝，论证“犹太人应该杀”，此人就应立即被驱逐出场。
　　在中国，情况比较特殊，我在博客文章中援引大量翔实史料多次介绍过，后毛泽东时代的执政者出于对自己地位受到冲击的担心，不敢真正发扬民主，总结教训，“评毛”错过了几次历史机会，最终成了一座“烂尾楼”，由此导致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无不留下极大的隐患，对真相如何，谁应担责，难以形成共识。
　　虽然结论难以形成共识，但也必须要有人道、人性的基本底线。例如，对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和原因，争论不休，无可非议。可以认定是三千万、五千万，也可以坚持说只有三十万、三万；可以追查最高层的政治责任，也可以研究什么样的具体举措造成了灾难。但这一史实不容抹杀：他们是饿死的，是在和平环境中饿死的，不管这些人自己有多少缺点劣迹，他们也都应该被尊重、被铭记、被哀悼。
　　却有一些人，如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林治波，矢口否认这些苦难民众的历史存在，在我看来形同第二次屠杀；又有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说“只有250万人”死于“营养性死亡”——不说“营养不足性死亡”，更不说“缺乏营养性死亡”，却说“营养性死亡”！而这样的人物，竟也出现在万維网，一位自诩“年轻”的hapoi，这么看待大饥荒：“吃个七分饱是最有利于健康”；至于反思毛时代嘛，要多总结一下“部分民众的无节制”！此人还要我“冷静”，他不是冷静，他是冷血。
　　记者韩福东2012年发表了一篇深度采访报导《亲历七千人大会的凤阳老人追忆尘封历史》，之所以在2012年写这么一个题目，我推测，是正逢这次党史上规模最大、也非常重要的七千人大会50周年。近来此文在微信上热传，但不知是谁，将原来平实的标题改得更吸引眼球一点：《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这个标题并非瞎编，源于文中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回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亲历七千人大会的凤阳老人追忆尘封历史

　　韩福东，转载自“人民网”，原载《南方都市报》

　　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资料图片

　　“大跃进”时期，安徽省委钢铁厂的高炉群。合肥市档案馆提供韩福东翻拍


　　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四人，市委代表二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人，到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重灾区：“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

　　马维民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多深。”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
　　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农村的奇观，冯希仁也见识过。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的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
　　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
　　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
　　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我们去的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我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住一栋二层楼上，他爱人余叔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也住在那里，但没看见她参会。”冯希仁说。
　　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北京的代表们吃得还不错。“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我有个婶母住中关村附近，我还经常给她送些过去。”马维民说，市县代表一般都没有带秘书进京，他们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开会，晚上则在宾馆看文艺节目———杂技、评剧、京剧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开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内的三层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会议隆重，组织严密。”冯希仁说，“每到开大会时，他们搭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再排队回原来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外集合，人数有300多。闲暇的时候，代表们也在北京城内四处走走。”
　　冯希仁也有一次亲身经历便衣帮忙。他们听闻北京大栅栏电影院有立体电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来说电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们几个人就去排队，一个便衣同志过来说，他们6个人是开会的，想看电影，就把我们带了进去，每人发个眼镜，没让买票。”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冯希仁记得，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华东局的代表们开了一个会，做动员，然后将中央的书面报告草稿发下来讨论。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直接印发大会以征求修改意见。大会自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会议一开始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但到了16日之后，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注10）
　　隔着六十年时间之河，冯希仁和马维民已经不记得七千人大会还曾讨论过反对“分散主义”，但对总结经验还有印象。“各种意见都有。有人说主要是天灾，有人说主要是人祸。有人说，是经验不足交学费。”在马维民记忆中，他们没有讨论“三面红旗”是否还坚持的问题，认为这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1月27日，是代表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此前都是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毛泽东主持会议，代表们见到领袖都很激动，掌声热烈长达15分钟（注11）。“我不记得掌声鼓了多久，但见到毛主席会使劲鼓掌，可想而知。”马维民说，那时对毛泽东还是崇拜，没有怀疑，“大会上中央承认有责任，毛泽东是一把手，当然也有责任。但那时不这么想，就觉得是集体责任，是下面没有执行好。”
　　在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成为大会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刘少奇还做了补充讲话，其中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按照原定议程，报告定稿被通过之后，七千人大会就该结束了。毛泽东也在刘少奇讲话后宣布，会议将在30日结束。
　　马上就要春节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们开始准备回家。“大会上供应梨、苹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买了些水果准备带回家过年。有一天中午吃饭（29日）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们就坐在房间里，等到下午3点钟左右，集合上车，把我们拉到了人民大会堂，听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说，大家一起留在北京过春节好不好？大家都鼓掌。”冯希仁说。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做了一个发言。冯希仁回忆，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接到了检举信，有人反映如果就这样回去，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不能散会。“毛泽东说有些人在捂盖子。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提意见。说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次一定要摸。让霸王‘别姬’。这是批曾希圣。他拿着两页纸，讲了两个多钟头，主要讲揭盖子。”
　　七千人大会因此延时至2月7日，并进入以揭盖子为主的所谓“出气会”阶段。而安徽，也成为七千人大会中最受瞩目的省份。

　　冯希仁。南都记者韩福东摄

　　马维民。南都记者韩福东摄

　　转入“出气会”：检举信与“揭盖子”

　　毛泽东提到的检举信，有一封来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
　　马骞已于1995年逝世，他儿子马方晨向南都记者介绍，马骞的信写于当年1月25日，递交上去后，几天没看到中央反应，认为没希望了，谁知接下来毛泽东宣布会议延期，而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接下来也因此而大换血。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马方晨还小（8岁），他只记得父亲给他从北京带回一个铁皮的小手枪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马骞把一个旧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据说每个代表都要讲究形象，做件与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亲晚年住院时，马方晨特地问及七千人大会写检举信的事。“我当时说，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最好。但因为父亲有点老年痴呆，我也没做功课，没准备提纲，所以谈的效果并不好。父亲说，曾希圣这人被称‘曾霸王’，作风太霸道，地方反映强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后来看了他的检举信，发现他没反映这么具体的事。他的心里是想揭开盖子，但语言又不过分。”
　　马骞留有检举信的备份件。马方晨说，检举信中提到：曾希圣曾压制代表讨论，说小组会上的发言要有根据，不能乱说。大会报告草稿中提到的问题，安徽都存在，只是没有揭开。中央有那么多指示，如果安徽按着做了，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注12）
　　冯希仁记得，在毛泽东做了“揭盖子”的长篇讲话后不久，他们在友谊宾馆吃饭时，接到饭后到健身房开会的通知。在那里，他看到了刘少奇及一些部委领导。
　　“刘少奇主持会议，要大家揭盖子。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冯希仁说，当时大家听了都有意见，恨刘征田，认为他是叛徒告密。后来才知道检举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为蚌埠干部的马骞所写。
　　接下来的鸣放过程中，刘征田也曾试图上去发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拦。“安徽军区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说：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辖下死那么多人，你何时汇报过？我从来没听到过。刘征田走回去坐下来，李世焱讲完话后，他又要上去表态，被滁县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撞了回去。”冯希仁说，后来刘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个高个子代表撞了个踉跄，差点跌倒，终于没能发成言。后来，大家开始分组讨论。
　　马维民记得，刘少奇等人来过安徽组几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讲真话，哪个讲假话，就开除党籍。代表们开始揭省委领导的盖子，“主要揭浮夸、饿死人的问题。大会上马骞发言了，孟亦奇也情绪激昂发表意见。我在大会上没发言，在小组上发言了，主要讲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里有责任，不能光怪中央。一开始，大家对揭省委盖子还是有顾虑，慢慢就好了。那时中央提出对代表的发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一次听说‘三不主义’。”
　　安徽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注13）
　　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冯希仁说，当时友谊宾馆有个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时用餐，代表们十人一桌坐好后，菜就上来了。“刘征田在桌前一坐，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没办法，就在楼梯口空地上给他摆张桌子，单独吃病号饭，看着也怪可怜的；后来给他旁边搞了个屏风遮了一下。”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在宾馆房间里与爱人余叔一起吃。后来被“揭盖子”，而且刘少奇等人来安徽组参加小组讨论时，都与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饭，曾希圣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冯希仁说，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但肯和曾希圣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几名省领导，凑不够10人，“服务员就在门口拦，进来人就拉来和曾希圣同桌。后来，李任之去参加各地市讨论，也不回来和曾希圣吃了，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历史的复杂性：“责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饺子。菜也很丰盛，很有过年的气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泽东讲话后鼓掌的人，并不是都发自内心同意留京过年。冯希仁说，他们和江西代表在一个食堂吃饭，听到有江西代表说：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过年，他们写检举信，让我们都跟着不能散会，水果都买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过年时，我带着几个孩子，一点肉都没买，也没什么菜，山芋叶子都没有，蒸窝窝头，腌咸菜。那时，我们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粮票。”冯希仁的妻子说。（注14）
　　会场外，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次大会。除夕那天，马维民接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电话，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盖子的情况。马维民叫上凤阳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和定远县两位书记，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马维民此前为安徽省团委副书记，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马维民说，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书在蚌埠给马维民电话，说接下来要去凤阳。当时安徽正在推行责任田，胡耀邦在凤阳住了两三天，去农村了解了一下情况，“从安徽回去之后，胡耀邦写了一份报告，对责任田有保留态度。”
　　胡耀邦向毛泽东报送的报告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他在报告中称“包产到户”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在四天后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这份报告对1962年批判安徽“责任田”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楼说：我还欠着安徽的账呢。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事。”胡耀邦说这个话的时候，马维民在现场。
　　1962年正月初一，马维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况，没说什么。我们就谈了刘少奇如何去安徽组揭盖子和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中午在他家吃午饭，也没特别做什么菜，记得有条鱼。他饭量小得惊人，我以前接待过他，他吃的饭不够我们填牙缝的。”
　　午饭后，胡耀邦问马维民等人想去哪里逛逛。回答是长城。“胡德平（胡耀邦长子）带我们去转了一圈。按大会规定，参会者不准出城，我们这是违反规定的。”马维民说。
　　在会场上，马维民关注每一个中央领导的发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发言者，而是不发言者。“周恩来、林彪、朱德、邓小平他们都讲话了，只有陈云不讲。”
　　“当时不知道，中央领导有分歧。刘少奇讲，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天灾人祸三七开，过左的政策不行的，农民没有积极性。”马维民说。
　　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表示，刘少奇当年的某些话，“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注16）
　　七千人大会在正月初三结束。冯希仁说，会议期间所发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他们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中，没了“晚上看戏”。他收到参会者全体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长，可惜在“文革”期间丢失。
　　冯希仁、马维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圣没有回来。几个书记都被降职了。李葆华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马维民说。
　　在李葆华主政安徽后，此前被整肃的张凯帆等案获得平反。就马维民的感觉，七千人大会之后，农村的政策变得宽松，面貌因此有改观，这其实是大会前农业二十条、六十条等政策的延续。“有个慢慢贯彻的过程，1962年就不饿死人了。”
　　历史仍有它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安徽推广的“责任田”，在七千人大会被叫停。马维民说，七千人大会后，凤阳县大部分农村开始“包产到组”，“一两家就可以一组，弟兄两家就可以一组，和单干差不多，但比单干好听。也有少部分包产到户，都允许。不大提三面红旗了。”马维民的记忆或许有误，据《凤阳县志》，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县取消“责任田”，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
　　权威的官方党史，也认为七千人大会有其局限性：“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对‘反右倾’斗争，只是决定和宣布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仍未予以平反。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注17）

　　注释

　　注1：冯希仁2012年1月于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下同。
　　注2：马维民2012年1月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3：“农业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其目的是为了挽救、解决“大跃进”所造就的严重经济困难。
　　注4：相关数字见《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县志第三章“人口”称，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县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60年发生非正常死亡，农村人口明显减少。1957年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8人，到1961年下降为152人。
　　注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 9 4 9 -1983）》，第194页，王耕今、杨勋、王子平、梁晓东、杨冠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注7：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曾希圣给毛泽东汇报责任田，毛泽东同意进行试验，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态度。安徽省委是最早在全省范围对包产到户加以支持和引导的省份，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1%.这时除安徽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注8：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消减了他们的权力，因此建议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也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9：《合肥市志》，第400、419页。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11：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注12：2012年1月，马方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3：《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14：2012年1月，冯希仁妻子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5：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0页。
　　注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46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注1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598页。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元月图片主题：阅读）

　　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校门前的多个旧书摊上，摆放着关于马克思、弗洛伊德、格瓦拉的书籍，中国年轻人来看了或许会觉得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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