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元月邓小平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八十年代三大任务，“祖国统一”列为第二；但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列举了自己做成的对外和对内的大事之后说，“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老高按：前天，2018年1月13日，是蒋经国先生30周年忌辰。去年夏秋之交，在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30周年之际，我曾转发台湾学者张铁志的文章《再论蒋经国为何选择自由化》，跟帖不少，讨论热烈。其中有位读者说：“听上去好像多伟大的，可是现在台湾两大党都恨他！”——这话言过其实了。我查了一下：2007年9月，TVBS对历任中华民国总统评价进行民意调查，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贡献最大，在所有总统中排名第一；旺旺中时媒体集团2018年1月公布的民调则显示，在辞世30年后，蒋经国得到53.3％受访者认同，再次拔得历任总统头筹。
　　谈到蒋经国，我们的关注焦点，很自然就是他率领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开创之功。对这个问题，海内外学者有众多的专著和文章来分析，史料基本上没有空白（包括被有些人称为是导火索的“江南命案”主角江南的多重身份，就在今天媒体还报导：江南命案直接导火索，是他正撰写的新书《宋美龄传》中要披露宋的八卦绯闻）。许多学者正确地指出：蒋经国能够迈出这一步，无疑表现了他的眼光和胆略，但更是时势造成的。与其争论他到底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如说他本人就是历史潮流的一部分，是国内外的多种因素，使得他权衡利弊，当确认了如果继续镇压下去，成本将高于开放党禁报禁的成本，便毅然决然地改换了思路。

　　前一段我在对中共党史专家阮铭的系列采访中，有一期题目，是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阮铭专门研究过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期参与起草过叶剑英、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部分讲话稿，后来又曾经到台湾当过大学教授，还被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阮铭告诉我，1980年元月邓小平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过：八十年代中共有三件大事，台湾回归列为第二件（第一件是反霸）；但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却在列举了自己做成的对外和对内的大事之后说，“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解决，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也没有解决，到今天也没有解决。
　　阮铭回述，“一国两制”虽然首先运用于香港回归，但这个方案制订时，针对的目标其实并非香港，而是台湾：邓小平与蒋经国曾在苏联同学，文革之后宋庆龄、廖承志等人健在，与国民党元老有很多渊源和联系，可以多渠道对台湾当局施加影响，又得知蒋经国有“移灵归根”的念头；另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前一年访问美国，搞定了卡特：台湾最大的靠山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要打中国牌，同意了与北京建交，同台北断交，致使蒋经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中共高层当时判定，蒋经国是有可能接受中共“一国两制”方案的。而且，蒋经国毕竟是在台湾一言九鼎能说了算的政治强人，那么他当权，应该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难得良机，邓才有将“统一祖国”列为八十年代三件大事中第二件的乐观自信。
　　谁也没有料到，蒋经国在前有中共“一国两制”，后有美国背信弃义、台湾几乎输定了的牌局上，打出了民主化这张牌！权为民所赋，“问问人民同意不同意”？这一招反制，让邓小平“一国两制”破功，祖国统一的愿景成为南柯一梦；台湾也重新赢得几个老靠山的鼎力支持。

　　顺便介绍一下，我在推特上提到蒋经国30年忌辰，有位推友说：民国的宪法其实一直是“民主”架构，只是国民党利用战乱特殊时期，攥住权力不放。蒋经国只需宣布回归和平时期宪法即可，不需打破体制重新来过；再说民国一直是财产私有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一切归国有”，所以也就没那么多利益集团反对回归民主。他说的这两条，我觉得都挺靠谱。一直有人在说蒋经国给习近平树立了榜样，习完全可以拿出胆魄来效法蒋经国。不过按这位推友所说的这两条来看，习近平比蒋经国的难度可真是大得太多了，更何况中国内外都没有像当年台湾那样的压力，他也就没有那样强的动力呢。
　　美国华人学者陈奎德前天再次发表了他2006年2月在悉尼召开的“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其中第一部分“蒋经国何以解禁？”，对我颇有启发，转发于下。去年FT中文网发表了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薛化元的文章《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也有参考价值，也一并推荐于此，供关心中国转型前景的朋友进一步思考。


　　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纪念蒋经国逝世30周年（节录）

　　陈奎德，纵览中国

　　2018年1月13日是蒋经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特发表这篇涉及他卓越历史功勋的文章，以志纪念。
　　本文是2006年2月在悉尼召开的“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通过对台湾解严过程（旁及苏联、东欧转型）的剖析与比较，探讨中国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内外机制、诱因及其可能途径，特别是研讨专权当局在关键时刻利益考量的历史功能。它探索了制度转型临界点降临的条件，并分析了政治转型过程中国际压力、国内利益集团博弈、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诱导性作用。
　　文章分三部分：
　　一、蒋经国何以解禁？
　　二、诱导性制度变迁（略）
　　外部诱因／内部诱因／从经济导向政治／民间社会与权力当局／信仰之争（略）
　　三、结论（略）

　　一、蒋经国何以解禁？

　　1987年7月14日，台湾的威权主义统治者蒋经国总统突然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该命令的核心为解除党禁、报禁，即正式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正式承诺民间可以独立创办各类媒体，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从而结束了国民党赴台38年来对台岛一直实行戒严的历史。这是台湾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步。从此，台湾的政治流程结束了威权时代，回归1946年中华民
　　专制统治者自行放弃绝对垄断的权力，投身于胜负不确定的政党竞争中，置身于独立媒体的自由揭露和批评中，这是在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事件。因此，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盛赞蒋经国先生的政治勇气、睿智和高尚德行，盛赞他放弃一党之私开辟民主新路的伟大历史功勋。
　　诚然，蒋经国先生此举顺应了潮流，自当彪炳史册。然而，若说它纯然是舍弃本党利益和个人权位的道德义举，则是浪漫主义的想当然。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是因良知而甘愿舍弃最高权力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甚至诱导了蒋经国下定决心，开放党禁报禁，并决心把反对力量吸纳入政治体系呢？
　　这与当年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困境的巨大压力，加以制度转型后可能的利益诱因，才是导致经国先生毅然跨出这关键性一步的最重要动力。
　　当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为抗击最大的威胁苏联帝国，突然与北京联手，此举引发国际政治连锁反应。鉴于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鉴于西方民主国家早已不满蒋氏在台的威权统治，于是，台湾的中华民国于1972年失去联合国席位，西方各主要大国在外交上也纷纷离台而去。虽然台湾有耀眼的经济起飞，但国府仍突然成为风雨飘摇中的“亚细亚孤儿”，面临极其严峻险恶的外交内政情势。有鉴于此，国民党为维持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尊严，必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而起死回生之惟一生路是：迅速奠立自己的政治正当性基地：民主化与本土化；以民主的象征符号，作为与大陆共产极权统治相对比、相区隔的标志，从而在根本上确立其统治合法性。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因此，走向民主化与本土化，成了台湾赢得国际善意渡过生存危机的最大政治诱因。
　　而在台湾内部，虽然《自由中国》组党失败雷震被捕，《文星》后来也在政治压力下夭折。然而失去联合国席位后的台湾，于1972年实施本土化改革，出现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即中央威权统治的本土化运动。1978年增额中央民代改选(1950至1969年这20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此契机使（非国民党、实为民进党前身的）“党外”人士开始组织化。他们以巡回助选团的方式到台湾各地大串联，并发表12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队中立等。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宣布成立，该杂志的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为了组建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面对反对党禁区被突破的危险，国民党当局当年实施镇压，《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入狱并被审。虽然反对党的这一波涌动又被镇压下去了，然而该事件却使黄信介、施明德和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等新星开始崭露头角，日获人心。台湾当局所承受的岛内要求解禁的压力，日益增加，成立合法反对党的诉求，已经呼之欲出，逼近总统府门槛了。
　　1984年11月，《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一时国际舆论鼎沸，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落到最低点。江南事件被人称为几乎压倒专制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国民党当局名声愈来愈差，所受的压力愈来愈大，已经接近了临界点。
　　1986年9月28日，“党外”各团体在台北正式宣布成立“民进党”。此时台湾并未解除戒严法，按照过去惯例，此举应列非法。但是，蒋经国并未干预，默许了此事。这是一个微秒而重要的政治讯号，预示了台湾未来的走向。
　　随后，1987年，瓜熟蒂落，蒋经国毅然决然，解除党禁、报禁。
　　人或要问，什么是台湾当局开启封锁多年的政治阀门的钥匙？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是当政者的利益考量。首先，统治集团特别是威权领袖通过评估，已获得大体共识：形势发展到当时，镇压的代价已经比宽容的代价大了。在他们的评估中，倘若一仍其旧，实施镇压，当然好处是可以暂时免除了对自己垄断权力的威胁；但是，回顾历史经验，他们意识到，即使强化镇压，也不能彻底消灭反对运动，并且徒然增加社会与政权的两极对立，丧失统治合法性，受到国际社会愈益严重的孤立。
　　除了国内外“合法性”“认受性”危机以外，另外一项正面的诱导性因素，就是国民党评估了从过去仅有县市长选举而走向开放全面选举的利弊。他们体认到，开放选举，具有整合中央与地方菁英的功能。由于国民党与台湾并无渊源关系，能获得社会支持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选举系统，以创造其统治是得到地方菁英支持的正当性。而对地方菁英而言，由于国民党掌控了大部分社会与经济资源，除加入国民党并与之合作外，无法得到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简言之，选举能使当局收编地方菁英，地方菁英也因进入体系而得益，所以，国民党在一时还能保持资源优势，不会影响自身执政地位。对选举的这一整合功能的正面评估，构成当时开放更高层次选举的诱导力量。
　　基本的诱因在于，当政者评估：镇压的代价已经比宽容的代价大了。这就是转型的临界点。
　　回观中国大陆，我们体认到，重要的不是反复要求主政者道德发现、良知觉醒，而是创造和积累客观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军事的——条件，使权力当局认识到镇压的代价已经大于宽容的代价。如果积累并达成了该种历史条件，则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将顿时呈现于政治流程中。这种积累各类诱导性因素，促成转型的过程，也就是笔者所谓的“诱导式”的制度变迁。
　　人们无法诉诸独裁者的良知觉醒，但可以诉诸他们的利益盘算，诉诸客观的利益诱因。
　　这些利益诱因当然包括政治家的权力、（历史）地位、名声、威望、本党执政权力等等；增进公共（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可能因素，但不是政治家考虑的首要因素或权重因素，其实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很多学说都明确地指出了这点。正如布坎南（Buchanan, J.M.）所说：“必须把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看作是用他们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人。”（注1）
　　注1：Buchanan, J.M.，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

　　薛化元（台湾政治大学教授），FT中文网

　　1949年5月20日，台湾宣布临时戒严（Martial law），但是并未依法呈报政府中央核准，8月，省政府主席陈诚呈请行政院核准将台湾（纳入之前的全国戒严令）划为接战区域，中央政府核定后，1950年1月开始实施。而在戒严令下达之初，就制定了“台湾省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权，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告解严。当年总统蒋经国作为政治强人，同意解除戒严，是影响台湾后续政治发展的关键转折。
　　蒋经国当年决定解严，与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有关。

　　“党外”与美国同时要求改革

　　1979年，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以《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规范美国与台湾关系。自1980年代以降，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透过听证、通过决议案，以及行政部门以“美国在台协会”为媒介，持续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发展表达关心。美国更加重视台湾政治改革及自由人权的发展，是后续台湾的政治改革有利的外在因素。至于解除戒严的政策，实际上也受到来自美国压力的影响。
　　而在台湾内部，除了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持续主张改革和解严外，中小企业主和专业人士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倾向支持政治改革。虽然国民党当局掌握了庞大的资源，和有力的选举动员，党外诉求改革主张，透过定期的选举仍然吸引相当的支持，这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面对解严等改革要求。
　　此外，蒋经国执政的1980年代，发生多起的弊案与涉外人权案件，也迫使主政者不得不采取改革的措施。这些包括1981年的陈文成博士，在遭到警备总司令部（当时为台湾维护公共安全的机关，隸属国防部，简称“警总”）约谈后，被发现陈尸于台湾大学校园内的“陈文成事件”；以及1984年，军情单位派人暗杀旅居美国旧金山以撰写《蒋经国传》闻名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的“江南事件”。尤其江南案还牵涉到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面对上述对蒋经国总统及国民党本身威信带来相当大伤害的一连串事件，1985年底，蒋经国公开声明：继任总统必依宪法产生，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明示蒋家将退出台湾第一线的政治领导工作。
　　1986年党外人士突破党禁，宣布组成民主进步党，直接冲撞戒严体制的底线。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在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之际的政策决定，有关键性的影响。当时，包括军情机关的保守派势力主张强力镇压，但蒋经国拒绝了逮捕相关人士的建议，在国民党中常会宣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另一方面，蒋经国则借着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董事长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采访的机会，表达了将推动改革，但提出了“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这也是本文接下来会提到《国家安全法》的三原则）的改革底线。
　　可以说，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选择顺应改革的方向，以改革争取美国为主的外在支持，决定解除戒严。

　　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右）采访，透露台湾将解严。中间为蒋经国当时的秘书马英九。

　　解严是一种统治体制的转型

　　虽然解除了戒严，但解严是有限度的。
　　解严之后，军事体制（军法审判）的影响力大减，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政治、社会空间加大。但是，蒋经国执政晚期，并没有准备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人民无法透过选举决定执政者（党），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仍受到限制，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仍有待继续推动。
　　当时，蒋经国以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作为解严的前提，加上台湾的动员戡乱体制依然持续，《惩治叛乱条例》、《刑法》100条等箝制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法律，也持续运作。这也是郑南榕因为杂志刊登“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89年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叛乱罪强制拘提时，自焚抗议的背景。
　　而《国家安全法》除了标举“三原则”的改革底线，使“三原则”在终止动员戡乱、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100条修正后，成为后来限制台湾表现自由的重要根源，更严重的是，第9条更扼杀原本解严后体制内转型正义的推动。（按：《国安法》经过1996年先修正第2条之1，2011年修法时拿掉第2条前述三原则的全部规定，已不再成为限制表现自由的法源。）
　　从长期的戒严体制解严，事实上也是统治体制的一种转型。
　　根据《戒严法》第10条规定，戒严令下受到军法审判的平民，订有体制内的救济机制，“均得于解除戒严翌日起，依法上诉”，寻求由司法机关重新审判。如此，当事人及其相关案件，可以在解严之后，在司法审判过程，得到厘清真相的可能。可是，《国家安全法》第9条规定，平民遭到军法审判，“刑事裁判已确定者，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剥夺了前述戒严时期平民遭军法审判案件根据《戒严法》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如此，解除戒严的自由化改革根本达不到《戒严法》所规定的效果，相关案件的档案也没有可能因为实质的再审移送司法机关，使被害人和律师得以了解事件的真相，至于国民党当局也回避体制内历史清算的可能。这也使得台湾戒严体制内原本有限的转型正义可能，遭到阉割，而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在历史脉络中，蒋经国是解除戒严的重要推手，也必须负起解严后“转型正义”受阻的主要责任。
　　1988年，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当时台湾仍处于“动员戡乱时期”，长期没有改选的“国会”（又被称为“万年国会”）依然持续。李登辉一开始沿袭蒋经国的政策，而在1990年当选总统后，开始展开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
　　当年，除了美国国会早就通过要求台湾民主改革的法案，民进党也持续要求改革，加上当时爆发“三月学运”，扩大了国会全面改选的重要社会支持。透过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明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的期限，再透过终止动员戡乱，废除《宪法》附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宪法》增修条文提供国会全面改选及政府组织重组的宪法依据。1991年及1992年立法院与国民大会相继进行全面改选，台湾民主化改革跨进了关键的一步。
　　另一方面，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后，由于旋即发生“独台会事件”。被逮捕的嫌犯主要是因为接触史明的言论、著作而获罪，使国人及政治人物重新省视台湾的“非常刑法”对人权的箝制问题。而在舆论、社会运动及反对党派的改革诉求下，当时总统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当局决定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修改《刑法》100条，终结白色恐怖，在某种意义下是台湾落实自由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尔后，再透过历次的《宪法》增修条文的修正，完成了地方自治法制化与总统直选的工程，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人民透过定期的选举可以决定执政者，而完成了民主化最关键的改革。
　　2000年台湾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和政权和平转移。不过，台湾对于长期“非常体制”侵害人权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历史检讨，“近代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将人权作为宪政体制的优位价值，并未深入政治体制的运作。

　　未竟之业

　　虽然台湾名列自由社会之林，除了对外如何走向正常化之外，内部如何进一步扭转“非常体制”，并透过转型正义，落实民主巩固也是重要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当局推动解除戒严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基本上是回应要求改革的压力，对于相关法规，往往出现删除“戒严时”、“动员戡乱时期”、“非常时期”的名称，但是却没有针对法律的违宪问题进行修正。导致台湾在自由化、民主化改革有了相当成果之后，集会游行、结社等基本自由，仍受限于“事前检查”的违宪机制，甚至不准以“台湾”为名结社（为此声请释宪的台湾法学会，在大法官解释内政部的规定违宪后，在1999年已完成更名立案）。在此一部分，有相当部分透过司法院大法官的“违宪审查权”，逐步要求修改。不过纵使被宣布违宪，仍然有行政机关不愿配合施政，或是囿于“朝小野大”在立法院也无法顺利修法。
　　以2001年10月通过的大法官释字第530号解释为例，指出台湾司法院依照宪法组织必须调整作为实质的最高司法机关，便难以贯彻。而在落实直接民主方面，高门槛的公民投票规定，已有“鸟笼公投”之称，加上超高门槛的“修宪”规定，更使透过修宪完成进一步宪政改革，几乎没太大可能性。这在台湾民主体制进一步调整上，形成了障碍。
　　更严重的是，执政者以拥有民意支持为由，行政权乃至警察权滥用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特別是在2008年以后，人民进行集会游行，遭到公权力滥权侵害，时有所闻，而且纵使进入司法程序，也无法有效找到违法加害者。
　　至于转型正义，则是台湾政治改革的“未竟之业”。一般而言，转型正义是一个国家从非自由民主体制转型到自由民主体制之后，再以自由民主体制的价值对过去政府及其相关组织或是个人对于人权的侵害，重新做历史的评价，其主要目的在于记取历史教训，以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发生，达成巩固自由民主的效果。
　　如前所述，解严之初，蒋经国基于统治的安定性考量，回避了历史的检讨。而在李登辉时代，针对台湾历史上最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案件，陆续制定专法，透过官方成立的基金会，进行对受害者的补偿/赔偿，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开始发放回复名誉证书。政党再轮替后，马英九执政时期则维持原本的作法，不过对于历史责任的追究，并未进一步展开。
　　此外，在进一步修改落实转型正义的相关法律之前，针对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案件，李登辉以降的历任元首，已代表政府向受难者道歉。但是，整体而言，不仅真相尚未厘清，责任追究更是几乎没有进展，而且往往没有加害者而无法进行正义的追求，却动辄听到不要追究责任的和解。
　　整体而言，二二八事件是在国家公权力已经大致掌控局势下进行的虐杀。但是有些人为了说明镇压有理，会提及中共地下党的阴谋，但根据事后中共当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资料，显示二二八发生之时，地下党人数相当有限，在台湾的力量仍十分薄弱。
　　至于白色恐怖的转型正义也是困难甚多，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解放军已经不具武力犯台的能力，所有的战斗也都发生在中国大陆沿海，国民党当局继续在台湾实施接战区域的戒严令，正当性明显不足。
　　这样的历史前提，直到今天为止，仍有待确认。换言之，非常体制下的“文化霸权”仍未受到根本性的检讨，持续为过去重大的侵害人权事件的责任粉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台湾仍待努力的面向。
　　就此而言，台湾未来民主宪政的发展、巩固，必须仰赖人民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实质价值有进一步的认知，而不只是强调选举的形式。厘清过去侵害人权事件的历史问题，才能避免历史再现，也才有可能透过民主政治的运作，强化民主发展。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元月图片主题：阅读）

　　几位华人孩子在新泽西的一次中文书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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