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人的本性的放縱構成文革那場災難的基礎，在放縱中獲得的快感成為人們參與文革的動力。看不到這一點，對文革那段歷史的認識就是膚淺的，對其可能重演就會缺乏警惕。文明是什麼？就是基於理性壓制那種原始的野蠻和惡的衝動

　　老高按：“終於發現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12月25日和12月26日的矛盾！”朋友發來這句話，真是“一句頂一萬句”的典範。
　　胡錦濤“不折騰”，被許多人批評為“不作為”；習近平上任後，有不少人預言：中國將從“不折騰”轉到“亂折騰”。習總的第一個五年任期，還不太明顯，算是轉變期、過渡期吧；十九大開過，習總第二個任期開始，首都北京幾乎是腳跟腳爆發三大“亂折騰”標誌性事件：“趕人趕一半，停了！禁煤禁一半，停了！招牌拆一半，停了！”
　　半個月前我說，“事不過三”，沒想到馬上就來了“四”：抵制洋節！
　　會不會還有“五”“六”“七”“八”……？有網友戲謔歸納為“新時代管理模式”：
　　一拍腦袋——有了！
　　一拍胸脯——幹了！
　　一拍大腿——壞了！
　　一拍屁股——算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主政者相繼拍了腦袋、胸脯、大腿和屁股之後，照樣巋然不動。是否還會有新一輪的拍腦袋到拍屁股，誰也說不定。”——這是半個月前我寫的；但經過“12月25日和12月26日的矛盾”，我不得不相信，不是“誰也說不定”，而是可以斷定：必然還會不斷折騰，必然將持續上演各種花樣翻新的荒誕劇。
　　昨天我推薦了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短文《芳華，那就說兩句吧》，看來讀者不太感興趣，瀏覽者不多。但我覺得他從社會心理學角度指出的問題，是值得大家一讀的；不僅適用於剖析幾十年前人們心理，而且可以進而理解當前許多人包括被人諷為“毛左”的內心。時代這麼複雜，社會生活這麼複雜，人的內心世界這麼複雜，哪能動不動就說某某作品“美化那個被徹底否定的時代”“為文革翻案”！
　　今天又讀到孫立平教授緊接下來寫的一篇短文，對我也很有啟發！轉載於此。理解了孫教授這篇文章，我們對當前挑起、參與“12月25日和12月26日的矛盾”的成千上萬的人，也就有了更豐富的理解。


　　荒誕的時代同時也可能是一個放縱的舞台

　　孫立平，孫立平社會觀察

　　在《芳華，那就說兩句吧》一文發出之後，我在微博上又寫了下面這段話，以使人們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能夠省點勁：
　　那篇文章講的就是這幾個意思：1、文革對當時未成年人的影響是獨特的。2、他們在當時的感受更有懵懵懂懂的玫瑰色。3、其間很多矛盾的東西可能交織在一起。4、沒過着癮可能形成一種內心的召喚。5、這種召喚可能理智都不見得意識到。6，但這種召喚是頑強的，有力的。7、要對這種內心不自覺的召喚保持警惕。
　　有人說，電影你都沒看過，怎麼就能寫影評呢？還有人勸我，孫老師，還是看看吧。其實，我寫的不是影評，看不看電影關係不大。
　　那我想寫的是什麼呢？想寫的是馮小剛的心路歷程，也不僅僅是他，而是相當一部分人的心路歷程，以及這種心路歷程所具有的含義。有人說，那不看電影你怎麼知道他的內心世界？其實那個內心世界人們都知道，只不過因為太複雜，人們一直不知道怎麼去概括它，怎麼去解釋它。
　　我一直在想象的是，馮小剛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他的內心感受是什麼樣的？也許用四個字就可以概括：五味雜陳。如果再加四個字就是：倒海翻江。實際上，這也許是許多過來人對那段歷史的複雜感受。
　　這與那種場景的特點有關，尤其是與人們對那種場景的感受，特別是當時的少年兒童對那種場景特有的感受有關。更重要的是，這種感受深植於人的本性之中（說明一點，我這裡說的人的本性與我這幾年常講的人性的概念不同，“人性”是指與動物不同的方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它的力量和頑強，它的吸引與征服的能力。
　　舉個例子。
　　在那樣一個年代，階級鬥爭是一個重要的內容：把一部分人專門劃出來，作為另類，作為階級敵人，而且要不時批鬥羞辱。在今天，在正常人看來，這無疑是荒唐的，是一場悲劇，是那場災難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用一種概括性的語言來講述這種場景，任何正直善良的人們都會對這種做法嗤之以鼻。
　　但在當時的具體場合中，在參與其中的具體的人當中，會完全是這樣的一種感覺嗎？在對別人的羞辱中獲得快樂，在將別人劃為另類中獲得自己相對的優越感，你能否認這個拿不到檯面上來說的重要因素嗎？
　　剛才我說到人的本性。你想想幼兒園時代，中小學時代的情景就明白了。在那個時候，哪個班級里沒有一兩個這樣的“階級敵人”：或是學習不好，或是家境貧寒，或是形象不佳，甚至穿着破爛，有時還流着鼻涕。他們是人們貶損、欺負的對象，人們在貶損、欺負他們當中，獲得快樂和優越感。這與成人世界中的階級鬥爭有什麼本質的不同？這兩者在人的本性當中難道沒有共同的基礎？階級鬥爭的召喚，為什麼在今天還能引起遠非個別的回應，與此沒有關係？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荒誕的時代同時可能也是一個放縱的舞台，而且那是一種基於人的本性的放縱。這種基於人的本性的放縱構成那場災難的基礎，在放縱中獲得的快感成為人們參與其中的動力。看不到這一點，對那一段歷史的認識就是膚淺的，對其可能的浮現就會缺乏警惕。文明是什麼？就是基於理性對那種原始的野蠻和惡的衝動壓制。

　　話說的有點沉重了，用輕鬆一點的方式說。
　　人們都知道《陽光燦爛的日子》。說的是一群孩子在那段時間裡的生活：鬧事、打架、拍婆子。在宏觀的背景之下，這無疑是荒唐的，甚至是一場悲劇，有的人就是因為這段歷史，毀了自己的一生。
　　但在孩子的眼中，甚至在幾十年之後的記憶中，就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文革中取消高考是荒謬的吧，但不少人回憶起當時作為一個高中生聽到取消高考的消息時，是如何的興奮。一種擺脫壓力，獲得自由、任性、“解放”的興奮。
　　其實，無論是打砸搶、破四舊、大串聯，你都能從中看到這個放縱的因素。背景是沉重的，結果是悲劇的，其中包含着另一部分人的苦難和折磨，但對於參與其中的很多人，就是放縱的快樂。
　　說到這，我想到一個問題：假設是一個少年兒童，自己的家庭也是這場荒誕的受害者，他們的感受會如何？換句話說，人們經常講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詞，這樣的一種邏輯，具體到少年兒童的身上，會不會有什麼特點？
　　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有的可能刻骨銘心，有的可能渾然不覺，有的可能是痛苦和快樂混合在一起。這種混合就造成一種可能性：他們從苦難中走來，但記住的是快樂：苦點算什麼，但那時候快樂。
　　昨天晚上吃飯，著名評論家肖鋒談到我寫《芳華》那篇文章時說了一個詞：源代碼。這個詞讓我想了很久。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攝於哈佛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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