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複雜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郭沫若、余光中等人，他們在特殊的年代中作出了有損道德的舉措，我不認可，但我理解。他們畢竟有他們的貢獻。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的“兒子”。評價文人如此，評價其他人物是不是也應如此？


　　老高按：有朋友轉來一篇趙皓陽談余光中的詩與人的文章，見解有啟發性，轉載於此。文中除了談余光中，還談到郭沫若。主要意思就是說，一個人的成就與其人品不是一回事（具體到余身上，就是“詩”與“人”），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分開評價。對余光中，陶醉於他的詩歌，不因此而不詬病他的為人；反過來，不齒其行徑，也不因此而不推崇他的詩才。
　　我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但我可能走得沒有趙皓陽這麼遠，我認為二者之間不可能截然分開，人品也會影響詩品，詩品也是人品的一部分。不過，我不認同所謂“文如其人”“心正則筆正”之類說法。歷史上，人不怎麼樣，心底不乾淨，甚至不乏小人勾當，卻寫出千古絕唱或者作出驚世成就者，實在為數不少；反過來看當然更多的人很正派，是個好人，其作品卻很平庸。簡而言之，壞人寫出了好作品，好人沒寫出好作品，都是非常正常的。
　　前一段時間我就常常想到郭沫若——不知怎麼一個契機，將郭沫若在文革剛結束之後寫的粉碎“四人幫”那首詞、忘了誰譜曲、常香玉所唱的音頻翻了出來，這幾句豫劇唱腔幾乎成了我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動不動就半開玩笑地哼上幾句“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迫害紅太陽”。這不是什麼好作品，與他此前幾個月剛寫的批鄧詩詞一聯想一對比，更是充分地體現了郭沫若的人品格調。但是我想得更多的是，我們對郭是不是不夠全面、不夠公平？我想到很多類似的問題，今天讀到趙皓陽這篇《夜深人靜，談一談余光中先生》，我感到很有必要再來辨析，不因人廢言（學術和藝術成就），更深地理解人性、人心的複雜。


　　夜深人靜，談一談余光中先生

　　趙皓陽，大浪淘沙

　　余光中先生的一生，離不開“詩人”二字，所以我們本文分開來談，先說一說余光中先生的“詩”，再說一說余光中先生的“人”。
　　以我個人的主觀審美來說，余老先生的詩作在白話詩中可以排前三（另外兩位是聞一多和北島）。強調一下這是我的主觀感受，就像你喜歡李白、我喜歡杜甫，審美的評價是因人而異的，沒有必要在這種事情上跟我較真。白話詩各種流派劃分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除了“朦朧詩”這一派自身具有鮮明的文學特徵之外，其他並無太多共識。我這裡再做一個主觀的標準劃分，參考宋詞“豪放派”“婉約派”的區分，把余光中先生劃作“豪放派白話詩人”。來看兩首寫李白的詩：
　　
　　酒入豪腸
　　七分釀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天下二分
　　都歸了蜀人
　　他領赤壁
　　你踞龍門

　　遙隔千年時空，余光中用自己的作品向李白表達了發自內心的敬仰，他的詩和李白的詩都是有天馬行空的想象、瑰麗奇絕的意境。而且文化人就是不一樣，我們讀了李白的詩覺得特別好，只能說一句“臥槽，牛逼”；余光中他老人家讀了李白的詩覺得特別好，就能來一句“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對於這種行為，我也只能感慨一句“臥槽，牛逼”。看余光中寫李白的幾首詩我就感覺跟這事特別相似：有人追星看愛豆的劇，連視頻網站的會員都要去朋友圈借；有人追星就給愛豆買別墅、買紐約時代廣場廣告、買小行星命名、給劇組每個人買奢侈品包包。很慚愧，感覺我不配做李白的粉絲。
　　余光中先生是少數幾位寫白話詩能寫出豪氣萬丈意境的詩人，所以我把他歸為“豪放派”。但是從詩作比例來講，他肯定還是寫“婉約詩”為主的；就像蘇軾辛棄疾的詞作中，婉約詞的數量也是遠遠高於豪放詞的，但是不妨礙這二人成為豪放派的老祖宗，沒啥毛病。如《刺秦王》《唐馬》等歷史詩，都是這種縱橫捭闔、睥睨萬方的氣質，再看這首《飛將軍》：

　　弦聲叫，矯矯的長臂抱
　　咬！

　　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嘯
　　箭羽輕輕在搖
　　飛將軍，人到箭先到

　　這幾句話寫得讓人擊節讚嘆，但是先別急，再來看一下辛棄疾的《八聲甘州》：
　　故將軍飲罷夜歸來，長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識，桃李無言。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落魄封侯事，歲晚田園。
　　是不是同樣讓人拍案叫絕。李將軍的這一箭，連接起了穿越千年時空的兩位詩人。同寫李廣射虎，這邊是“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嘯”，那邊是“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同樣的形象，同樣的故事，不同的文字，但是都寫出了李將軍的威武英姿，寫出了策馬揚鞭彎弓射天狼的氣勢。什麼是文字的魅力，這就是文字的魅力。
　　我從來不吝於表達自己對於余光中先生詩作的熱愛與崇拜。我的QQ簽名“朝聖地長旗”就是出自余光中先生的《歡呼哈雷》：“永遠奔馳在輪迴的悲劇，一路揚着朝聖的長旗”。

　　但是我也不會“為尊者諱”“為長者諱”，有一說一，縱使余光中先生的詩作能觸動我靈魂中最柔軟的部分，但是他的人品、節操、道德，肯定是遭受世人嚴重質疑的。
　　我在講台灣戒嚴的一篇文章里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這篇文章由於眾所不知的原因已經被“和諧”了）：
　　同樣栽在“馬克·吐溫”上的還有著名作家陳映真，他被判刑的罪狀之一，就是“家中抄出馬克·吐溫全集一套，審官曰：馬克·吐溫乃是馬克思的弟弟，系通匪有據。”後來兩岸開放交流之後，陳映真說什麼都不願意回台灣了，最後被中國人民大學聘為教授，去年在北京病逝。講道理，台灣的公*檢法系統，基本都是國民黨逃到台灣的退伍兵擔任，斗大的字不識幾個，那些人的文化水平把馬克吐溫和馬克思張冠李戴也不足為奇了。
　　陳映真被捕這事牽出了另一位文學界的巨匠——余光中。余光中當時將陳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馬克思之處一一標出，加上批註，寄給了當時“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升將軍，陳映真才因此下獄。而“引用馬克思”跟私藏“馬克思弟弟”的書籍性質完全不同，那可是掉腦袋的重罪。據陳晚年回憶，他是在赴美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前被捕的，而美國的學界同好們也為他入獄奔走呼告，最終“引用馬克思”這一項罪名並未展示在法庭上，只是判了十二年監禁。
　　王升何許人也，國軍敗退台灣之後軍方少有的實權派，在戒嚴中的地位大致相當於貝利亞在大清洗中的地位，余光中這樣毫無疑問就是要至陳映真於死地。陳映真先生晚年也回憶說：“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在那森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
　　余光中一直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標籤——御用文人。郭沫若寫的馬屁詩有多肉麻，余光中寫的馬屁文就多肉麻。李敖一直都瞧不起余光中，他曾公開表示：“詩人你必須是有良知的，好比說英國的詩人拜倫，他贊成希臘獨立運動，他就跑去參加，結果得了熱病死掉了。換句話說，他是敢做敢當的。而台灣的詩人，像余光中這些詩人，他是騙子，他是弄文字遊戲的。過去蔣介石死了，寫詩歌頌蔣介石，蔣經國死了，寫詩歌頌蔣經國，這是什麼詩人？歌頌當權者，這算什麼詩人啊？可是這種詩人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李敖這段話讓我不禁愕然：略改說法不也可以用在李敖自己身上？“這種作家過去反專制，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不過李敖據說身患重病，來日無多，我就點到為止吧。——老高注）
　　而且他比郭沫若還要惡劣，郭老不管怎麼說，也就是寫寫頌歌，他在那段特殊年代沒有坑過一個人，不僅如此，還殫精竭慮儘自己最大所能保護了好多人，保護了一個中科院，一個中國科技大學。當代古文研究輩分最高、水平最高的大師裘錫圭，文革時候就受到過郭沫若的保護，稱讚郭老是“道德完人”。當然“道德完人”就有點過分了，從私德上說拋棄妻子這種事就洗不淨，不過裘老也是知恩圖報可以理解。但余光中就不一樣了，當時台灣文學界把余光中稱作“血滴子”，不斷告密，一手炮製了不少冤獄，至眾多文壇同行於死地，現在台灣文壇基本沒有人說他好話，也就是靠一首《鄉愁》來大陸辦辦講座了。
　　其實網絡上許多事情都能預測到，今天余光中先生去世，肯定是滿屏點蠟燭的；明天就會有人嘲諷，點蠟燭的人也就讀過余光中一首《鄉愁》吧，附庸什麼文雅；後天就有人把余光中“戒嚴”時代那些破事翻出來了，然後一群人轉發驚呼“反轉啦反轉啦”“看看你們紀念的什麼人啊”“騙了我們XX年啊”；大後天就有人站在上帝視角把昨天和前天的人批判一番：悼念誰是個人的自由，你批判別人附庸風雅，你不是也在尋找優越感嗎……楊絳、季羨林、馬爾克斯、曼德拉等人過世，莫不如此。
　　這些事其實挺沒意思的，我覺得怎麼評判一個人是非常主觀的事情，但是要做到標準統一。你要罵郭沫若是人渣、余光中是人渣，沒問題；你要說我就喜歡他們兩個人的作品，他們人品怎麼樣不影響我對於他們作品的喜愛也沒問題；但你非要一邊罵郭沫若，一邊捧余光中，那就是精分了。
　　我就屬於第二種人，大概這就算是“佛系追星”吧：他們身上有閃光點，我欣賞，其他的黑點，我承認，但是不妨礙我對於他們閃光點的欣賞。余光中先生的詩能給我至深至美的享受，就像郭沫若的“怕有鮫人在岸，對月流珠”能給我至真至純的感動一樣。
　　我堅持認為，人性是複雜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郭沫若、余光中等人，他們在特殊的歷史年代中作出了有損私德的種種舉措，我不認可，但我理解。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的“兒子”，局限性這種東西誰也超脫不得。那些一定要求名人、在某些行業傑出者必須是“完人”是不現實的。有些人不能接受自己關注的人不是完人，我對於這種事看得比較開，道德問題該批判就批判，法律問題交給法院，公眾人物接受輿論的審判也是應該的，但是我不會因為此大為激動甚至懷疑人生。
　　說到局限性這個話題，舉個例子，大衛·哈維，當今最有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左翼學界執牛耳者，有一次他來中國演講，有位記者就提問，說您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為什麼來中國做的是頭等艙，用的是蘋果筆記本電腦，您是不是也成為了您筆下的“消費主義的奴隸”呢？大衛·哈維就說，我確實坐的是頭等艙，那是因為我已經八十多歲了，我的身體已經很難支撐長途飛行了；而蘋果電腦，你說得對，確實是消費主義價值觀塑造的產品，但是它真的好用啊，我這個iPad能讓我很快獲得即時訊息，對我的研究工作是有益處的。你說讓我坐經濟艙、不用蘋果產品，對我來說並不現實，我們都不能超脫於這個時代。
　　還有另一位左翼大拿齊澤克，這位仁兄做的更絕，每次演講至少十幾萬美金出場費，娶了個比自己小三十多歲的嫩模。他就說，現在就是資本主義時代，既然資本主義能把工人的工資通過剩餘價值的剝削壓到最低，那麼憑什麼我不能通過我演講的稀缺性把價格提到最高呢，不掙資本家的錢掙誰的錢啊。
　　我前幾天在知乎寫過一篇講斯特林堡的文章。斯特林堡和易卜生是北歐話劇雙子星，但是他們對待女性的態度天差地別。易卜生是女權運動的旗手，《玩偶之家》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魯迅先生也專門寫過《娜拉走後怎樣》。易卜生認為，女性在智慧、能力、氣質上都不亞於男子，因此應該與男人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而斯特林堡則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者”“仇女者”，其作品中對女性的偏見非常明顯，認為女性敏感、易怒、缺乏理性、牴觸科學，還經常給老公戴綠帽子。
　　其實對於斯特林堡的指責有一部分是正確的，有一部分是錯誤的，他在作品中確實有不少對於女性符號化的偏見，但是他是支持男女平權的。只不過斯特林堡是一個“悲觀女權主義者”，他認為男女之間的差異是主要矛盾，男性女性無論在生理構造還是心理、性格、思維、處事方式上都大相徑庭，因此兩性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家庭生活中始終存在誰統治誰、誰支配誰的問題。所謂家庭和諧，只是建立在一方的妥協與讓步之上的。因此，兩性之間的鬥爭是絕對的、永久的，和諧則是相對的、暫時的。
　　斯特林堡的觀點跟他的成長環境不無關係，他生於斯德哥爾摩的一個破產的輪船經紀人家裡，父親是沒落貴族，但母親是一名女傭，出身低微。看斯特林堡的自傳體小說《女僕的兒子》就會發現，他成長的家庭中充滿了矛盾與衝突，他的童年在父母的尖銳碰撞中很少能夠獲得一些幸福時光，而父母之間甚至於會將彼此的衝突轉為對斯特林堡的屈辱、歧視和冷落。原生家庭的不幸是他一生的陰影，斯特林堡一生中的三次婚姻都以離異告終，每一次都是短暫的幸福和長時間的互相折磨相交替的痛苦經歷。所以他對於女性的態度以及對待女權問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個人生活經歷的影響。所有這些，在作品中都有明顯的反映。
　　所以說，不同的時代中，有屬於這個時代的局限性；不同的人成長環境不同，我們也都有屬於自己的局限性。文章的結尾，拋開種種爭議不談，我還是要對余光中先生的離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這是我高中時候抄詩的小本子，總共有滿滿三本，無論走到哪裡都帶在身邊，就借用余光中先生自己的一首詩來表達哀思吧：

 

　　月光還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還是李白的霜。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在文字中找到內心至深處的寧靜。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德國南部康斯坦茲（Konstanz）這棵樹，是有點歪斜，但伸開枝葉的樹冠不僅頗有氣勢，而且給人帶來樹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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