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史學和宗教社會學一個宏大主題是：歷史上主要的宗教運動都展現出普世主義的強勁趨勢，幾大教派都以拯救全人類為己任。共產主義也一脈相承，毛澤東自信他所領導的中國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文革給這一宏大遠景注入新的血液
老高按：前天介紹了陳意新教授的文章，簡明勾勒了西方學術界（指在西方國家或西方學術體系裡以英語發表著述的學術界）對中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饑荒的研究概況。今天我再推薦丁學良教授在英國《金融時報》上關於在海外開文革課程的三篇系列文章：《麥克法夸爾的文革世界》、《哈佛校長的建議：中國文革有世界含義》、《西方學生上文革課常發“奇想異見”》。
三篇文章不是丁教授這個系列的全部。我原來一直想等他寫出最後一篇（尤其是他預告了：“本系列短評的最後部分列有提議研習者閱讀的雙語書目”，讓我很感興趣！），再來集中推薦，但看來遙遙無期，而且雖然每篇都不太長，但如果全部集中起來，文字量也太大。今天就先選這三篇來介紹吧。這三篇文章刊出的時間跨度很大，從2012年10月到今年11月。
出生於皖南農村的丁學良，1984年赴美國留學，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終身教授，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通訊研究員。他的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社會、比較發展和全球化。
麥克法夸爾的文革世界
丁學良，FT中文網
2012年10月29日，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雅名為馬若德）應邀來香港，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譯本首發，在中文大學行政樓祖堯堂作專題報告。這場報告會的最佳地點應該是毛澤東曾指揮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點應該是薄熙來曾唱紅打黑的霧都重慶，可惜這兩地都開辦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點香港舉辦——香港雖然不是中國文革的中心城市，卻早已經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發行的最大中心。位於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棟的文革第一手材料，幾十年來，全世界的文革學者都得來這裡苦讀苦抄苦思苦撰。
麥克法夸爾出身於英國貴族世家，可年輕時熱衷於社會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屬於左翼的工黨，成為議會下院議員。他一度供職於英國外交部，以高級文官身份於1971年首次訪華。前此他還擔任過BBC國際新聞節目的主持人，並且參與創辦了後來享譽全球學界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政界、傳媒界、學界均積累了親身奮鬥的豐富經驗。當改革開放政策把中國重新推向世界的時候，西方研究中國的重鎮哈佛大學就把麥克法夸爾請回去，執掌當代中國政治的教學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隨西方的中國史學大師費正清讀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願。況且他在這裡讀書的年代，又幸遇研究中國問題的才女愛茉莉（日後任《經濟學人》雜誌的波士頓站長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國際版主編），結成良緣。
麥克法夸爾最早的研究領域其實是國際關係，成名作包括蘇聯和中國的磨擦衝突，以及1949年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麻煩關係。然而，有着親身從政經驗的他，對政治大趨勢的敏感度非一般的書呆子可比擬。中國文革一啟動，他就感覺到此一事件非同尋常，於是從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課題，由此而奠定了他作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文革的領軍人物。1974年，他發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他發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1997年，第三卷發行，剖析中共領導層在1961至1966年期間的嚴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來將近一千七百頁，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讓人望而生畏、嘆為觀止！它們獲得了亞洲研究學會1999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殊榮。這位於1969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認為是當代最有才華的治中國史的傑出學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討中國現代化之文化價值觀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以他命名的這項學術獎，專為英語世界關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優秀研究成果而設。麥克法夸爾不但以著作獲得Levenson獎，他在哈佛大學還獲得過Levenson傑出教學獎，可謂雙獎一身，名至實歸。
中國內地對於麥克法夸爾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視，北京的求實出版社於1989至1990年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譯本，首印發行量共11萬冊，盜版則難以計數。麥克法夸爾貴族世家出身，對錢財不怎麼在乎，一分錢稿酬版稅也沒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夠被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國人民廣泛閱讀。可惜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內地的言論空間急速壓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譯本的第三卷（副標題是“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一直難以問世。幸虧還有個香港，於是就有了本次第三卷的首發及報告會。新世紀出版社同時還修訂了第一卷、第二卷的譯本，把被內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補足。三卷齊發，以滿足各地中文讀者的渴求。
華人社會裡有句流傳極廣的悲愴之言：“文革雖是發生在中國，文革研究卻是在海外”。西方世界對中國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麥克法夸爾幾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遠在1980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學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議，可否在該校本科生的核心課程“外國文化”的大欄目下，新開設一門專講“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如果開成了，這將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學裡，首項以中國文革為主題的完整課目；到那時為止，雖然西方大學其他的課程中也有中國文革的內容，但都是作為當代中國政治或中國現代史的一小部份講授的。
雖然這個建議對麥克法夸爾頗具誘惑力，但他卻心中無底——中國的文革是那麼的撲朔迷離、錯綜複雜，怎麼好給美國本土生、本土長的大孩子們講清楚呢？比如說吧，毛澤東正式發動文革的頭排猛烈炮火——對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罷官的時代是16世紀中葉，那比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還早了兩個多世紀。怎麼能夠對美國的本科生講明白，在毛澤東的中國，古代史、中世紀史都是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的小僕人呢？
誰料想首屆題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程（註冊號碼是“外國文化 48”）於1988年春季開課時，哈佛本科生中主動要來上的幾達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學生才只有六千多人。這麼大規模的課，倒是給校方後勤部門出了一道難題，因為校園裡沒有這麼大的常規教室。無奈，校方只好准許這門課在Sanders劇院裡上；該棟古建築物頗具文物價值，平時保管甚嚴，通常是在重大慶典時才動用，我們接受博士學位證書的儀式便是在那裡面舉行的。
我記得正式註冊修首屆中國文革課的學生是830名左右，僅助教隊伍就有22名，包括本人在內。這次從美國、歐洲、北京、蒙古等地趕來香港參加29日報告會的，有好幾位都是當年的助教或學生。那時候還沒有現成的課本，麥克法夸爾就組織助教們認真挑選中文資料翻譯成英文，複印裝訂成冊作為教材。我印象鮮明的是當時在討論如何翻譯文革時期的特有術語遭遇的困難，常常為一個譯法之取捨爭論老半天。比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最後選定的是具硬譯風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有的美國學生在測驗時望文生義，把它解釋成：“非常富有的人開着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按此標準，香港的“走資派”實在太多了！
麥克法夸爾在哈佛大學講授中國文革迄今二十餘年，這門課已經成為哈佛的經典課程之一。後來的學生更幸運，因為他們有了一部專著當課本，這便是麥克法夸爾與瑞典籍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功力深厚的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勞作經年完成的巨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幾近700頁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06年發行，中文譯本三年後問世（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均受到西中學界的高度評價。
不過，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似乎並不帶來財運。自從《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文版問世後，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政界和學界重要人士，只要有機會面晤麥克法夸爾，都會向先生索取該書。麥克法夸爾自己掏腰包，多次請人從香港購書空郵。隨着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譯本出齊，麥克法夸爾的送書支出又要上升一個新台階。
經常閱讀英文報刊的人或許會注意到，今年初（2012年）“王立軍-薄熙來事變”以來，麥克法夸爾就成為國際主要媒體採訪最多的西方資深學者。倒不是他與重慶有什麼特殊關係，而是因為他的文革研究為解讀重慶事變提供了最貼切的背景和深層脈絡。薄、王那一幫領導幹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約、也不受輿論制約、更不受道德制約的黑幫式權力，為別人造就了一片紅色恐怖，同時也為自己埋設了一串烈性炸藥。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則是不一定的。於是，從第一聲鑼鼓報幕起始，全世界的觀察家們就在等着看好戲。讀過麥克法夸爾有關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們應該有所意識：這台戲還沒有演完，大家還得熬點夜，說不準就在你犯困不已、呵欠連天、上床便倒頭酣睡的那一刻，挺精采的一齣戲又上演了。
半個多世紀之前，麥克法夸爾的老師一輩就對他們這些剛入門的研究中國政治的西方研究生說：你們選擇了這個專業，以後幾十年可就有苦活幹了。語言難學、資料難找、關係難建、論文難發、著作難寫，等等等等。不過也有誘人的回報：你把中國政治疏理好幾遍了，有點不耐煩了，突然一切都變了個樣，認不出來了，於是又磨拳擦掌去探索剛湧現的神秘和新奇。所以，研究中國政治是永遠不會乏味的。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麥克法夸爾對我們也說過類似的話。如今，我對來自西方東方的學生們講着相同的話。
哈佛校長的建議：中國文革有世界含義
丁學良，FT中文網
要總結在大學裡教中國文革課28年的體會，得從自己最早受到的知識刺激說起。與以下內容相關的背景，筆者已經在FT中文網2012年10月15日的《麥克法夸爾的文革世界》、2009年3月27日的《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裡提及。現在把更多資料充實進來，提供一幅完整的圖景。
中國的文革是世界性話題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學首開文革課時，在該校每學年發行一本、厚度近千頁的課程手冊里，對該課程的簡介是：“從1966年至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民眾之間的爭吵鬥爭、學生的暴力行動、政治領域的密謀詭計、軍隊裡面的圖謀不軌折騰到分崩離析的地步。這個國家一度看起來是全世界紀律最嚴謹和最穩定的專權政體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間，顯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於無政府狀態了。導致這種狀況的，恰恰是對建立這個專制政體作出首要貢獻的那位毛主席。本課程將追蹤毛澤東的目標，挖掘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深層次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對中國人有意義，對我們也同樣有意義”（Courses of Instruction, published by 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 2005 -2006, p. 4）。
以上的簡介不是純粹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說明，為什麼當代大學生應該了解中國的文革，而是從全人類的角度作這樣的論證，視野之開闊非同一般。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內地音譯“麥克法夸爾”）告訴我，此一視野是當年哈佛大學校長Derek Bok最初提議他開這門課時特別強調的。校長是著名法學家，但與中國研究毫無關聯；校長這麼強調，完全是着眼於中國文革涉及的基本問題之深層含義。事實確實如此，文革作為設計中的“革命之母”，它本來要解決的難題和由此引發的更多難題，其中有諸多元素是現代人類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即便各自所處的發展水平和政治狀態有別。從儘可能超越性的視野講授中國文革課，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
從1988學年開始，馬若德在哈佛大學本科生院講授中國文革課整整20年，它成了該校的經典課程之一。我做這門課的助教是開頭那三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在哈佛本科生院當講師，教的課程是東亞工業化的比較。隨後我被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學招聘來講授社會科學課程，於是就把中國的文革作為首選課之一提請校方審批，理由是：既然美國的大學生要了解中國的文革，作為中國人社會的香港，大學生更應理解文革的中國根子及世界性含義。可是當時我並無把握，因為香港科大不是綜合性大學，申請開文革這樣非專業的課程，資源受限制。幸好該校創校的那一代華人里，有好幾位是1970年代在北美搞“保釣運動”的積極分子，屬於西方意義上的“左翼”或“置身海外的（Diaspora）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文革課程非常看重，立馬就批准了我的申請。
當然，我在香港擬定的文革課教學提綱，只是參照了哈佛大學的那一份，並非照搬，因為教育對象和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以後每年的提綱都有部分的更新調整。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大多數年頭我都在該校講授中國文革課。在1996–1998年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期間，我也對研究生班講授過中國文革課程的一部分。
文革課的教材最好是雙語兼顧
在上述三所大學裡講授文革課程，至少有三大方面的顯著區別，足以給往後有意在中國人社會裡開設文革課的教育者深思（這正是筆者撰文的首要心願，但願不至於落空），也有助於文革專題著述的出版者參考。第一方面的區別是教材，包括課本和課外閱讀資料（要求學生必讀的以及推薦學生參閱的）。我在哈佛大學當教學助理的期間，本科生基本上都來自美國和加拿大，教材只能是英文的，即便那時已經有不少內容實在的中文著述發表，出自文革參與者或受害者或研究者的回憶或分析，可是難以及時翻譯成優質的英文用於教學。英文的文革研究作品都是依據1980年代初以前收集到的資料，因為到那時為止，西方學者還難以在中國內地作長期實地調研。他們基本上是靠閱讀中國的公開報刊和流傳到海外的官方文件及紅衛兵宣傳品，加上到香港採訪從中國內地過來的合法非法移民，來描述和分析文革。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三年期間，這方面的情況稍有改進，但大體上還是和美國差不多。
在香港講授文革課，最大的優勢是教材多元化帶來的內容豐富及素質提升。自從毛澤東去世以後，香港和大陸之間的交往逐漸寬鬆，出自內地人手筆的文革回憶錄和研究作品，一直是以香港為首選的出版地。外文（英文為主、也有少量法文和日文）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中譯本，也是首選香港出版，這個商業城市成了全球有關文革作品出版發行的第一重鎮。不過，這種盛況到了2006年即中國發動文革的40周年以後，逐漸衰退。一是歸於年歲不饒人：那些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到了這個年頭多半已經是精力不濟或辭別人間了，出自他們手筆的高素質文稿越來越少。與此同時，內地有關文革研究和教育的空間愈益壓縮，這不僅令已有的文稿難以送到海外出版，更關鍵的是，缺乏公眾關注的持續刺激，許多原本有意撰寫文稿的文革親歷者和研究者，也慢慢消解了寫作的動力，失去了支持的資源。經濟學論證的“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供給”的普遍規律，在學術研究和出版領域也不例外。對文革檔案的嚴密控制、對散失在民間的文革實物及印刷資料的損毀（如博物館圖書館裡的相關內容被封）、對讀者和作者互動渠道的堵塞、對公共論壇的關閉，等等。十幾年下來，當年八億多中國人用淚和血換來的文革經驗和教訓，就這麼被沖洗得愈益晦暗不明。
台灣一度也對中國大陸的文革史料和研究作品、特別是外文作品的翻譯出版發揮過重要功用，可是進入21世紀以後，越來越罕見該領域的新書問世。這不能單單埋怨台灣出版界，這還是要從經濟學“需求刺激供給”的原理作理解。近20年來的台灣，民間越來越缺少對中國大陸事務的關切，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雖然時熱時冷，兩岸之間的安全、政治和意識形態關係卻是以隔閡加對抗為主。對於出版中國文革主題的書籍，台灣讀者的興趣變得像久旱地區的地下水一樣，日漸枯乾。
雖然香港科技大學的法定校規是以英文作為教學工具，一般不允許使用中文書刊作教材，包括像中國文革這樣純粹以中國事務為主題的課程也不例外，但我在列出英文教材為主的同時，總是儘量配以它們的優質中譯本（如果有的話），並且從數量龐雜的由中國人撰寫的文革史和研究作品裡挑選課外閱讀參考資料。這樣，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生就有多元的、相互對照甚至互為反光鏡的知識來源和分析視角，刺激他們發展出對文革方方面面的獨立見識。近30年裡，我挑挑揀揀反覆權衡（因為不能太多，否則會嚇走一些學生），一批代表性的著述構成了我使用的主要教材，本系列短評的最後部分列有提議研習者閱讀的雙語書目。
西方學生上文革課常發“奇想異見”
丁學良，FT中文網
我講授文革課程的西方東方三所大學的第一個區別體現在教材，第二大區別在於學生群體的特質。僅就智商和學習能力而言，毫無疑問，哈佛大學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兒當教學助理時，美國青少年對中國事務的背景知識太缺乏，也少有美國學生來中國參與交流，而這些在目前已成為美中教育互動的一大領域。
哈佛本科生的特質有時導致意外效果
哈佛本科生對中國的背景知識欠缺，常引發令人開懷的效果，如以前舉例的他們中有人對“走資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的解釋之異想天開——“非常富有的人開着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但更多的困惑是來自中文的文革術語譯成英文後，極易與俄國十月革命的術語難分彼此。“紅衛兵”的英譯Red Guards，與十月革命中的“赤衛隊”完全一樣；“文化革命”的英譯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後，是指蘇聯在文藝領域裡發起的破舊立新滾滾紅潮。對於這些難分彼此的術語，我要耐心解釋：其實中國文革期間的部分觀念和行為，最初源頭是來自十月革命，即便紅衛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脈連通。
然而，這些本科生最鮮明的素質是思維獨立不羈，聯想對比的活躍度非同凡響。我記憶最深的案例之一是江青現象。在哈佛大學中國文革課程的閱讀資料和馬若德的講課里，以及我們教學助理的輔導課全過程中，江青都是一個被嚴厲批判、徹底否定的極左派代表人物。尤其是像我這樣來自皖南保守文化傳統的中國留學生，對江青還多了一份厭惡，就是她說話、舉止的風格之狂妄囂張。可是到文革課結束前那星期的輔導課上，有位女學生鄭重其事地作了一個口頭報告（這是要計分數的功課），題為：“江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具影響力的女權主義運動領袖”。報告大意是：中國的傳統兩千年來始終都是尊男貶女，1949年以後延續了這個傳統，中國的權力機構里，女性所占比例一直太低。這種狀況只是在文革期間才有明顯改變，從中央到基層的黨政機構里，女性代表比1966年之前的任何時期都多。這種改進要歸功於江青個人的榜樣發揮了正面影響力，若無她這樣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政治人物呼風喚雨，中國的女性絕無機會在文革十年裡嶄露頭角！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各界對江青的批判那麼強勁，其中就有男權主義的傳統觀念在起作用——中國的男人們最看不慣女性成為強勢的公眾人物。
這位女學生的報告立刻激起了我主持的那個二十多人的小班（One Section）的火爆辯論，將近兩個小時激辯下來，倒是贊成女同學觀點的人數大增，儘管還不過半。雖然我不能完全接受她的觀點，卻對她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很讚賞。而且很多年後，我確實讀到了西方資深學者的研究，從獨特視角來比較20世紀的兩大激進政治運動：極右的納粹主義和極左的共產主義，發現在二者的意識形態里，都有強烈的misogyny（厭惡女性主義），兩大體系的宣傳品都高揚所謂的Super Men超人形象，而所有的“超人”都絕非女性（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Chapter 7, London: Audible Studios，2013）。
前一篇評論里，筆者引述了哈佛校長的建議，強調“中國文革涉及的基本問題有諸多元素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即便各自所處的發展水平和政治狀態有別”。眼下全球關注的津巴布韋危機便是鮮活的實例：該國反對派人士William Muchayi三年前就發表長文，稱總統穆加貝夫人格蕾絲為“江青轉世”，二者都凸顯了革命成功後第一代領袖長期掌舵，年輕夫人干政攬權，圖謀繼承王位（“津巴布韋：軍方和第一夫人誰主沉浮？”Deutsch Welle 2017年11月17日）。津巴布韋軍隊首領11月18日在國家電視台直播講話時表示，軍方出手的目標並非總統，而是威脅總統的身邊人，這些“犯罪分子”造成了社會經濟的損害。執政黨多次強調本國沒有發生政變，只是經歷了一場“沒有流血的政權更迭”，“副總統姆南加古瓦將帶領執政黨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北京：“海外網”11月19日綜合外電消息）。這些做法說法，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非常相似：由於欠缺最高權力和平轉移的憲政機制，老革命老戰友們被迫動武，以挽救革命政權。
“解放人類、一統天下”的宏大願景
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聽中國文革課的學生屬於另一種類型，是碩士生班，大多數來自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國。他們最關切的問題不在於中國文革的國內層面，而是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更大範圍內國際政治的影響。因為在那期間，尤其是頭三年的紅衛兵運動階段，中國有激進的輸出革命的作為，鬧得有些周邊國家反彈激烈，往往導致暴力衝突和軍警鎮壓，並殃及海外華人社群。
我在課堂討論中，提醒他們注意比較史學和宗教社會學裡的一個宏大主題：歷史上主要的宗教運動都展現出普世主義的強勁趨勢，尤其是在興起擴張時期。當今世界的幾大教派，都是在此一核心主題上做得特別成功的，都是以拯救全人類為己任，所以在歷史上有Christendom（基督教世界），它超越世俗王國公國的邊界，涵括歐洲舊大陸的絕大部分。隨後伊斯蘭教興起，穆斯林以利劍擴張《古蘭經》經義，目標是建立大一統的Caliphate（神權哈里發國）。即使是較和緩的佛教，也是要普度眾生，引領各地信徒進入極樂的一體世界。共產主義在這個核心理念上，與這些普世主義宏大宗教一脈相承，立志要解放全人類。自從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就自信他領導的中國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在1966年前的好幾年，毛就在把他的世界革命理念譜成戰略戰術。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給這一宏大遠景注入新的血液，紅衛兵沖在前頭，成為中國輸出革命的新軍。他們一有機會，就設法在別國首都和大城市中心舉行示威，高喊中國文革的口號、高唱毛語錄歌。另一些紅衛兵非法越境進入鄰國，宣傳毛的革命路線和落實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部署。還有一些紅衛兵偷越到鄰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當地游擊隊。這些與1917年前後歐洲多國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跑到俄國投身十月革命，也是一脈相承的。
我對學生說：如果你們把這一波波輸出革命的作為，放到兩千多年來宏大宗教派別的傳教士冒着艱難險阻、走遍天涯海角傳播福音的歷史連續劇里，就能深刻理解其涵義了。
近來令全球擔憂的伊斯蘭激進主義，又凸顯了以上問題。即便是最恐怖的“伊斯蘭國”（ISIS），也不難理解其歷史淵源。高舉着宗教極端主義的ISIS組織，其宏圖第一步是按照千百年前的原教旨，打破近兩世紀裡由於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東漸而導致形成的中東世俗國家之間的國界，建立起大一統的神權哈里發國，然後再征服更多的異教徒領土，最終把所有他們認為屬於泛伊斯蘭區域的地盤都納入其神權統治之下（Rudolph Giuliani’s and Jessica Kasmer-Jacobs’ Commentaries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December 2015, p. A13)。“解放人類、一統天下”是所有這些神教的或世俗的普世主義運動的強大召喚力。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德國博登湖畔的樹。博登湖（德語：Bodensee）位於瑞士、奧地利和德國三國交界處，由三國共管。一說是“歐洲第二大湖”，一說是“中歐第三大湖”——這兩種說法相當懸殊！但是，不管它地位如何，博登湖的景色，沒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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