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对中国大饥荒的研究在西方吸引了好几个领域的学者，形成了一些有深度中心议题的学术辩论。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利用档案资料尤其是地方档案方面远超西方学者，但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始终还未能如西方学术界那般形成有创意的对话体系
老高按：半世纪前造成数千万饿殍的中国大饥荒，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惨痛的史页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悲剧之一，早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由于中外语言障碍、交流渠道稀少，以及中共主管部门的严控（连中国人自己写的研究大饥荒专著在大陆都出版不了，更别说外国人的专著了）等等原因，中国人对他们的研究相当隔膜，至多只是同样研究大饥荒的部分中国学者，注意到他们的思路和成果，而一般民众根本不了解西方这些“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学者调查了些什么，又研究了什么。我虽然参与编辑过Jasper Becker的的中文版《饿鬼》（明镜出版社出版），还对他做过一个间接专访，但对西方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全貌也欠缺宏观了解。
最近读到陈意新教授在《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让我能够补上这一课。转载于下。
我在网上查到陈意新教授的简介：安徽师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位于圣路易）历史系博士，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副教授。陈意新在美国的研究早期为民国史，最近十几年从事1950～1960年代的中国史研究。他发表在《农业史杂志》的论文《冷战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粮食生产》获得该杂志2008年度最佳论文奖，还曾与钱乘旦教授合著中文《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一书。其发表在西方和中国的中英文论文甚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研究历史的人，我相信都听到过这样的责难：成天捣腾陈谷子烂芝麻！而西方这些学者，很可能会被中国人更多地讥讽“不就是为混个职称、赚点狗粮嘛！”甚至给他们贴上专门挖中国阴暗面的“反华势力”的标签。被误解、被抹黑，这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者的宿命，早应该有思想准备，我相信他们不会抱怨。
顺便提一句，有些人喜欢揭露“卑劣动机”——在我有限的见闻中，似乎中国人更有此嗜好。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古往今来，无数对于人类的发展进步有重大贡献的成果，研发者的初衷其实没有那么高大上，不过是出于利己主义而已。
陈意新的文章不短，又有56个注释。为阅读方便，删去注释，只保留文中的注释号。有兴趣或有疑问者，可去下列网页进一步查看原文：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236.html
文中有个概念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度死亡”。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从上下文看，似乎就等于“非正常死亡”。但，为什么不说“非正常死亡”，而说“过度死亡”？文中出现了15次之多，不像一时笔误。我在网上查询，也找不到恰当解释。存疑，并求教于方家！
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陈意新，《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内容提要：西方学术界在过去30年对大跃进饥荒进行了研究，以议题为线索，提出了一套观点及其观点形成的理由。首先，通过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资料的估算，西方学术界对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2700-3000万有比较一致的认可；其次，社会科学家们长期对饥荒成因的辩论不仅从方法上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并让学术界认识到饥荒的发生有多重原因，包括高层决策失误、粮产下降、过度征购、食品分配中的城市偏好、强制的公共食堂制度等；第三，学术界深入探讨了饥荒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大都认同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激进与否通常是影响该省死亡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其他因素诸如农业自然条件的好坏等也是重要原因；第四，一些学者从村庄角度研究饥荒，试图理解影响农民生与死的微观机制，一致认同“吃青”（吃未成熟的庄稼）等传统生存手段对农民的存活有重要作用。西方学术界还探讨了其他课题，如饥荒的责任、饥荒中的妇女等。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建立起了具有创意的学术对话，对理解大跃进饥荒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讨论西方学术界对大跃进饥荒（以下简称大饥荒）的研究，以主要议题及其时间顺序为线索。这里的“西方学术界”是指在西方国家或西方学术体系里以英语发表著述的学术界。有的学者如德国人文浩（Felix Wemheuer）并非英语国家人，有的学者如荷兰人冯客（Frank Dikӧtter）长期任教于东方的香港，但他们关于大饥荒的研究却主要以英文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发表。有的研究者如贝克尔（Jasper Becker）是记者，但他的大饥荒著作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还有许多学者是中国人，他们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定居在西方，有的就职于香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西方接受了学术训练，对大饥荒的研究成果都是用英文或首先用英文发表。
一，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最早关注的是死亡人数。早在1960年代初学者们已知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有过饥荒：当时西方报纸刊载了一些关于中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灾荒的报导；1962年大陆各地逃往香港的10万多的饥民有一半以上抵港，他们的经历为西方当时驻港的各类中国观察家们所了解。[1]然而，报纸上语焉不详的报导和饥民们的个人经历未能让学者对大饥荒有一个完整和可靠的判断。正如美国的阿什顿（Basil Ashton）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公布过人口资料，对其人口趋势的推断只能靠新闻报导、经历者的叙述、以及户籍登记中偶尔泄漏一些片段，这种研究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毫无疑问，死亡人数是判断和了解大饥荒规模的基础。中国长期对资料的保密使得西方学者难以得知大饥荒的真实状况，这反而让他们一直对大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充满着求知欲。
1982-83年中国首次比较详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资料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的西方人口学家立即成了第一批利用这些资料的人，第一批研究大饥荒的学者。1982年10月中国发布了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报，使得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有了一个坚实的数据；1983年7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公报”，使得从生育率推算大饥荒期间人口有了一个可靠基础；随后在1983年10月于香港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中国首次公布了1949-82年历年的人口，人口的性别构成，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所有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让人口学家以统计学方法重建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特别是谜一样的大跃进时期人口。
首先对中国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的人口学家中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小组的科尔（Ansley Coale）。科尔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人口一直紧密关注，在1980年他就根据中国杂志诸如《经济科学》一些论文中使用的人口资料以及中国人口学家在北京的国际人口学圆桌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对大饥荒的人口进行了推断，认为1958-61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是1650万。[3]在新的人口资料于1982-83年公布后，科尔利用了其中的生育率、婚姻率、死亡率数据对人口重新进行了估算。1984年科尔在代表人口与人口学学会向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中国人口报告中提出，1958-63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为2700万。[4]同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研究与国际项目中心主任班久蒂（Judith Banister）也利用了新公布资料对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进行了估算。班的方法和采用的变量与科尔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她所修正的1960年和1961年的死亡率比科尔的要高，所以按照她所给出的死亡率，1958-61年中国的人口过度死亡在2880万。[5]
1984年所发表的论文中较被广泛引用的是阿什顿等的“中国的饥荒：1958-1961”一文，其作者包括一位经济学家、一位人口学家及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者。该文前半部分从人口学角度对大饥荒人口的各个变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半部分则对大饥荒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科尔和班久蒂在使用1982年人口普查所获得的生育率和按年度登记的死亡率这两个变量以重建1950-82年中国人口趋势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6]因此对各种变量进行了重新修正，提高了儿童的死亡率。该文认为，1958-62年中国人口的过度死亡量为2950万，其中成人为1730万，10岁以下儿童为1220万。或如作者在文章引言中简便地声称：1958-62年中国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人口为3000万，同期内因生育率降低而少出生的人口为3300万。至于大饥荒的原因，该文认为是由粮食短缺和政府的农业与粮食政策所造成。考虑到指出大饥荒的政策性成因会引起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政治敏感，文章的第一作者为自己杜撰了一个“阿什顿”笔名以防真名泄漏。[7]
人口学家之所以需要估算以及有着不同的估算是因为中国公布的人口数据有严重自相冲突的地方。在《中国统计年鉴-1983》里，中国的总人口数在1959年是67,207万，1960年是66,207万，1961年是65,859万，连续两年下降，但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栏里所公布的数据却是1960年为-4.57‰，1961年为3.78‰。显然，1960年的负千分比太小，1961年的千分比应为负增长。[8]在科尔、班久蒂、阿什顿等论文发表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人口的研究实际已告一段落。这些论文已考虑到了所有修正因素和算法，进一步的研究要靠中国未来的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新资料。在人口学家看来，阿什顿等估算的1958-62年有30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比较可以接受的说法，科尔和班久蒂的估算结果只是略低些而已。后来在1987年班久蒂也接受了大饥荒的过度死亡为3000万人的说法。[9]
在1984年这批论文后，在英国读学位的中国人口学者彭希哲于198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次以省级人口数据对大饥荒的人口影响进行了研究。彭认为1958-62年间中国过度人口死亡为2300万，但这只是基于14个省死亡率的推算，彭自己也认为这一推算“非常粗糙”。彭的论文的贡献不在于估算大饥荒死亡人数，而在于展示了死亡发生的时段在各个省非常不一样。例如，在大多数省份过度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生在1960年，而在吉林、黑龙江和广西，过度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生在1959年；当1962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大致已降到了正常年份的水平，高死亡率危机却依然在吉林、上海、山东、广西和四川持续。[10]学者们显然需要解释这些差异背后的意义。彭自己从各省粮食供应的角度对死亡率差异作了一些解释，但未能说明粮食供应的紧张在各省为什么会有时段的不同，不过，彭的论文展示了一个从省级水平来理解大饥荒的新方向。
尽管人口学家可以利用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资料来估算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普查和抽样所得到的毕竟是回顾性的数据，人口学家仍需用实际记录的死亡率来配合估算和修正。由于大饥荒期间对死亡人口有着漏报、多报和少报，记录的死亡量或死亡率并不总是准确，这样就为其他诠释留下了空间。1996年贝克尔引用原体改所陈一谘的说法，指出大饥荒的死亡人口为4300-4600万；陈是在改革年代初期在各省看到内部档案后作出这一判断的。[11]2005年中国人口史学家曹树基通过对全国各县县志中记录的人口计算，认为1958-62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46万（不包括京津沪以及内蒙、新疆、青海、西藏）。[12]2008年记者杨继绳在其名著《墓碑》中通过对《中国人口》丛书中各省人口的计算以及参考公安部人口统计部门王维志的看法，认为1959-61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为3600万。[13]这些依靠记录得到的大饥荒人口死亡数通常比人口学家估算的要大，并为后来一些西方学者对死亡人口的判断提供了基础。例如香港大学的历史学家冯客在2010年认为，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为4500万。冯自己没有对人口进行系统计算，而是以曹树基的著作为基础，然后利用在国内看到的一些档案举证来说明在许多县死亡的人口比县志记载的数量要大，即比曹著的数据要大。基于这些差异，冯估出了4500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冯还指出，国内对大饥荒有着研究的独立学者余习广认为过度死亡人数为5500万。[14]
记录的人口死亡无论数目多么大都须面对人口普查数据的挑战。大饥荒期间的人口登记不准是个已知事实，1982年的人口普查准确率很高亦广为学者所知。关键在于1982年的普查给出了一个人口年龄与性别的金字塔（见图），确切展示了1958-62年间出生人口的凹陷。如果要准确理解中国人口曾有过的变动，这一凹陷需要合理地填补起来。它的填补需要精确计算生育率、包括年度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估算育龄妇女人口、全国总人口及总人口中过度缺失的人口、死亡率等。大饥荒时期的过度死亡人口无论被记录或被估算得太多或太少都会与1982年人口金字塔的凹陷处对应不起来。鉴于记录的大饥荒死亡人口数近年来在学者中有越走越高的趋势，与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相去越来越远，美国人口学家蔡永和澳洲人口学家赵忠伟在2010年和2013年各自重新研究了大饥荒的过度死亡人口。蔡和赵主要利用了1982年1‰和1988年2‰生育率抽样调查。蔡把大饥荒期间每月出生的婴儿数与每月存活者的队列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赵对6个省大饥荒期间的婚姻率、生育率和死亡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两人在对多种变量进行很细致计算后所达到的结论是相似的：蔡认为1958-62年的过度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赵没有具体提出全国死亡人口数，只是指出他估算出的6个省死亡率与彭希哲的一致，但鉴于他估算的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从1958年就比较高，按他的数据所能推算的大饥荒人口死亡数约在2600-2700万。[15]
西方人口学家经过30年努力所能断言的是中国在大饥荒中大约有2700万人非正常死亡，如果把对死亡率的估算在允许的范围内上升到顶，那么这一死亡人口约近3000万。中国的文献资料或内部档案可以让其他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让冯客在曹树基数据的基础上再加上1250万死亡人口，这本身就说明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记录是比较混乱的。
二，大饥荒的成因
随着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983-84年变得比较清楚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关注的下一个问题是其成因。最先对成因探讨的是一批社会科学家，其中首先一位是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伯依据《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粮食资料，研究了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在1984年发表了论文，认为过度征购是大饥荒的成因。伯指出，在1959-60年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但国家的粮食征购量反而上升了20％或更多，其中1959年上升了28％，其结果是大幅度降低了农民的口粮，导致了饥荒，因此大饥荒主要是人为的灾难。[16]其实前述阿什顿和彭希哲都对饥荒成因作了探讨，他们对粮产、征购和口粮的计算比伯更详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对粮食政策及其相涉的其它因素如城市化、天灾、外贸等进行细致分析，而伯恩斯坦则论及了这些因素，分析和解释了为什么要大幅度提高征购。伯认为大跃进的粮食产量浮夸、大批农民进城工作（因而减少了农村用粮）、和中央政府自行对“余粮”的定义是大幅提高征购的原因。在1932-33年苏联的大饥荒中，斯大林和苏共领袖不信任农民，当时的高征购包含着对农民的惩罚，那场大饥荒是对农民“有意极度剥削”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只是要利用农民，没有要惩罚农民，但他们相信了浮夸的产量，实行高征购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大饥荒是领导人对大跃进“经营不善”（mismanagement）的结果，毛和他的同事们是有责任的。[17]
自伯恩斯坦文章后，西方学术界的大饥荒成因研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探讨中央的政治斗争和大跃进决策的制定，另一是探讨饥馑和死亡的形成。在前一个方向上做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家。虽然他们都指出是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但他们的论著都更多是关注大跃进的起源而非大饥荒的起源。在这一群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三本书。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革起源2：大跃进，1958-1960》。该书出版于1983年，在伯恩斯坦的论文之前，不过不是一本研究型著作。马详述了大跃进政策制定的过程，但没有就大跃进或大饥荒提出论点，读者从其叙述中或许可以理解到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大跃进政策的起源。[18]另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巴赫曼（David Bachman）1991年出版的《官僚、经济、和中国的领袖：大跃进的机构化起源》，认为大跃进运动是许多中央机构作用力的结果。当时中央部委比较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协调中心，例如商业部、财政部、农业部和轻工业部就都主张增加农业投资，利用市场，限制计划经济和重工业；而计委部门、冶金部以及各个机械工业部则有着利益互补，形成了另一个协调中心，支持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苏联经济模式。在面对各个部委的单独或合成利益时，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许多限制。[19]还有一本是澳洲政治学家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与孙万国（Warren Sun）合著、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通向灾难之路：毛、中央政治家、省级领导和大跃进的展开》。该书认为大跃进是毛主导的进程，毛的同事们最多只能试图影响毛的政策偏好，绝非限制或挑战毛的权力；而毛任性地不断改变政策使得整个制度瘫痪，导致了大饥荒。泰和孙认为，巴赫曼从机构化的角度去理解大跃进的起源并强调毛的权力受到限制是属于“执迷不悟”（wrong-headed）。[20]
上述三本著作因内容丰富故而在中国资料保密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但在1990-200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大量中共领导人物的传记、文稿、年谱、以及中共中央的文件选编后，大饥荒在中央的主要成因已经比较清楚，不再需要很多学术讨论。例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1949-1976）》于2003年底面世后，伯恩斯坦很快就根据该传记中比较准确的关于毛的活动的记述而修改了自己关于大饥荒的看法，不再认为饥荒是由于“经营不善”。伯在其新论文中认为，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已知农民为大跃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但庐山会议上毛与彭德怀的冲突导致了毛决定在更极端的环境下持续大跃进，有意无视了从大跃进前期学到的教训，肆意（wilful）放弃了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听任了大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因此毛对灾难有着直接的责任。[21]其实伯对毛和大饥荒的新观点并没有超出《毛传》的见解。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传》对大饥荒的责任当然不会说的这么直接，但却明白无误：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会议后，“‘左’倾错误路线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出现”。[22]
在另一个研究方向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则进行了激辩。在这个方向上首先做出研究的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的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Lin）。1990年，已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林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了关于1959-61年农业危机的论文，运用了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的“应有权利”（entitlement）概念和社会科学里流行的博弈论，对大饥荒的起因作出了诠释。林认为大饥荒灾难的根本性原因是农民在强制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退出权”，而坏天气、坏政策和经营不善只是次要的原因。林指出，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取消了农民在合作社时期享有的退社权，使农民们只有一次性博弈，即入社，失去了多次性博弈的机会，即反复入社退社，其结果是一个社员无法运用退社的机会来防范其他社员的偷懒，随之便是整个劳动激励机制失效，劳动率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也相应大幅度下降，以致粮食供应出现了短缺，造成了3000万人口的死亡。林也考虑到了1962年以后农民仍无退社权但大饥荒却未再度发生的事实，指出1959-61年的农业生产是突然滑坡，由1958年秋农民被剥夺退社权所引起；1962年以后农民适应了生产队的低激励和低效率，虽不再有大饥荒，但直至1978年农业的生产率比1952年前的单干时要低，比1952-58年合作社时期农民拥有退社权时也要低。[23]
林的观点很快受到了不同看法的挑战。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杨大利在其关于大跃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认为，大饥荒在实际生活中的关键成因是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制度。杨认为林系统地研究了1959-61年的农业危机，但那主要是关于劳动率的变化，而非大饥荒的成因。杨指出，在1958年秋全国农村建立了公共食堂后，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乌托邦集体主义生活的影响，食堂对社员免费供应膳食。吃饭不要钱让农民在食堂里敞开了吃而没有管理的纪律，在一些公社，食堂3个月的粮食在2个星期里就被吃完。由于每个公社的粮食供应是有限的，免费膳食迅速导致了存粮的短缺和随后的饥馑、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下降，农民开始饿死。杨的大饥荒成因说法可谓是“过度消费论”：过度消费导致了粮食短缺，短缺造成了饥荒。假如没有食堂制度，这种过度消费和饥荒不会发生。所以在食堂办起来之后，1959年春至少已有10个省有了饥荒，并且后来可以看到：哪个地方有越多的人在食堂吃饭，那个地方的死亡率就越高。[24]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张欣（Gene Chang）和文贯中（G. JamesWen）也提出了与林不同的看法。张和文承认许多因素对大饥荒的发生起到了作用，但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食堂制度。张和文与杨大利的说法不一样，并不觉得过度消费起了重要作用，而是认为食堂制度关键性地剥夺了农民的粮食产权。张和文指出，中国人均占有粮在1958年为299公斤，1959年由于粮食出口大增而降到了247公斤，但仍比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还要高出3公斤；从1958至1959年4月，中国的粮食征购只相当于1953-55年的水平。换言之饥荒不应出现在1958至1959年上半期，因为从人均占有粮和征购数量来看，粮食短缺和过度征购都尚未发生，可饿死人恰恰已在1958至1959年上半期成规模地出现。张和文认为，造成饿死人的是食堂制度。从1958年秋开始农民不许有自家的厨房和存粮，无法再做到家庭里有计划地精细用粮；在食堂里粮食不仅被过度消费，而且还由于缺乏管理纪律遭到浪费；此外农民还要忍受食堂领导人的腐败和滥权。张和文指出，1950年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占有粮只是在生存水平，当他们一旦失去粮食产权，不再有吃粮的补救手段，在食堂里无法吃饱并遭到口粮的克扣或剥夺时，饿死人的事件就无可避免地发生。到了1959年春天后，饥饿和体弱导致了劳动能力与粮食生产的下降，再加上国家的过度征购，饥荒大规模地发生。所以1959年春季之前与之后的饥荒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故事：之前的饥荒没有过度征购却有食堂，之后的饥荒既有过度征购又有食堂，并且还是之前饥荒的后果，所以，诱发饥荒并使之持续的是食堂制度。[25]
不同的观点导致以上学者在1998年举行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林毅夫与美国经济学家杨涛（Dennis Yang）合作，坚持“退出权”是1959-61年农业危机的根本性原因的看法。至于大饥荒，林和杨经过计算认为粮产下降所导致的粮食短缺和国家粮食分配制度中对城市的偏好是造成农村高死亡率的两个主要成因。林和杨对食堂制度成因论进行了反驳，认为食堂在1958年8月才开办，在大部分地方是1958年10-11月才建立，而1958年是丰年，秋收的时间也是10-11月，新开办的食堂没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就吃完了秋季丰收的粮食。林和杨还指出，那些被用来支持食堂制度成因论的数据也不够准确。[26]对于林毅夫一方的批评，杨大利和美国政治学家苏福兵搜集了更多的数据并指出，1959年底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最多，紧接着在1960年初饿死人也最多，而其它时候在食堂吃饭的人数相对少，死亡率也相对低。所以他们还是坚持杨大利早先的看法，食堂是关键的制度性因素，食堂里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粮食短缺和饥荒。[27]张欣和文贯中依然使用他们的排除法，利用了更多的粮食资料进行了计算，指出1962和1963年农村的人均口粮都是165公斤，没有饿死人，而1958和1959年中国的人均占有粮比这要分别高出20％和13％却饿死了人。所以粮食实际上没有短缺，饿死人的原因在粮食之外，在于食堂制度。[28]
林毅夫的1959-61年农业危机一文其实是他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在于论证农业集体化的错误以表明后来家庭生产责任制及其劳动激励机制的正确。这篇文章不仅在1990-93年间引起了一场关于退出权、激励机制和生产责任制的辩论，并更久远地引起了关于大饥荒成因的辩论。[29]鉴于大饥荒成因问题仍未解决，林与杨涛合作在2000年首次用计量经济学对粮食分配和粮食的生产与供应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数学方法计算出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和粮产下降后的粮食短缺是大饥荒的成因。[30]2003年林与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龚启圣（JamesKung）合作再度探讨了大饥荒的成因。龚和林建立了多重因素框架，用回归算法观察了21个省的数据，对林以前的理论有了些修正。龚和林认为，大饥荒的过度死亡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包括粮食供应量的下降、对农民歧视性的过度征购、国家对劳动力过度动员和对死亡的忽视等。龚和林还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地把政治因素考虑进去。但无论如何，他们算出的结果不支持食堂制度成因论。[31]在龚和林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李伟和杨涛用计量动态模型计算和解剖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错误，认为1958-61年间粮食生产下降的原因，可以33.0％归于国家把资源从农业调离，28.3％归于过度征购，12.9％归于坏天气。[32]2008年，杨涛更指出中央计划经济的系统性错误是大跃进期间粮产下降的根本原因，而粮产下降导致的粮食短缺和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则是大饥荒的两个中心成因。杨指出，用偏相关系数方法对省际死亡率差异进行计算，30.5％的死亡可被归因于粮食供应短缺，69.5％可被归因于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33]
从伯恩斯坦1984年的文章始，社会科学家们为大饥荒成因辩论了30年。这些辩论虽然还未达到一致的意见，但从起初的寻求单一成因到后来的解释多重成因，辩论已让学术界认识到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重的。这些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使用计量方法来探讨大饥荒的成因，对大饥荒研究的发展很有推动。从早年对数据的阅读和估算到2000年以后使用回归计算和动态模型，经济学家们把大跃进期间粮食生产失败原因的相关性系数精确到了小数点，也把大饥荒成因的相关性系数精确到了小数点。这些计量方法的使用还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对大饥荒成因的研究和辩论。[34]
但这些看起来非常精确和科学化的计量方法对大饥荒研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这些社会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其实是大饥荒中能被观测出来的经济理性、政治理性、人口理性，而不是作为一个事件的大饥荒本身。例如李伟和杨涛在使用动态模型研究1958-61年中央计划经济时就指出，他们寻求的是将中国政府的行为理性化。[35]然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表现为没有理性：没有什么计量模型可以精确表达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思维的突然转变，或表达中央政府为什么要等到1960年10月以后才开始在全国救灾。[36]这两个事件是认识大饥荒的形成和高死亡率的关键。计量方法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计划经济下全国各省在饥荒死亡率上有着巨大差异，这或许是龚启圣和林毅夫指出要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的原因，因为各省领导人对政策贯彻的力度不一可能导致了省际的差别。最为要害的是这些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解释不了饥荒中的实际死亡。安徽在1959-60年死亡率极高，但在1961年1月底省委决定救灾而发放定量的粮食、黄豆和红糖后，饿死人现象基本停止。[37]所以，安徽省的粮库在1959-60年是有些粮食的，农民在此期间大量非正常死亡不是因为粮食短缺“没有得吃”，而是因为政策制度“没有让吃”。进一步深入农村生活里去看，大饥荒时大多数村庄都是一部分村民死去，另一部分活了下来。当大家都在村里吃食堂而死亡和生存却有了分野，“没有让吃”或许更说明那些死亡的人为什么会死去，这种情形可能不是计量曲线所能表达的。实际上，靠着假设、数据、模型和修正偏差所得出的看似精确的关于大饥荒的计量结论在社会科学家们自己之间也无法获得一致的认可。大家都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代入自己的模型后却算出来不一样的大饥荒成因，并且说来说去的就是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城市偏好、食堂制度。甚至有些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专业的要求，以计量方法对大饥荒进行研究的论文似乎越来越追求算法和模型的复杂、兼容、完美，越来越少地从历史生活实际中去理解饥荒和死亡的成因。
三，大饥荒地区差异及成因
如前所述，大饥荒的省际死亡率差异是计量模型难以解释的，这是因为差异的原因复杂，难以数据化。例如按官方统计，1959-62年安徽死亡率的增长是山西死亡率的增长的26倍：以1956-58年平均死亡率为基数，安徽在1959-62年间增长了474.86％，山西增长了18.33％。其他所有省份则排序在安徽和山西之间。[38]从数据看，似乎是有些省份很缺粮，有些省份不缺粮，但也正如前述及，复杂之处在于看上去最为缺粮的安徽其粮库即便在最困难的1959-60年也还是有些粮食的。所以看起来缺粮的未必就是真的缺到了无法救荒的地步，省际死亡率差异的原因不是靠粮食宏观数据所能算出来。但省际差异需要有解释，否则大饥荒的成因无法获得恰当的理解。
杨大利最早对省际差异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在杨之前彭希哲已指出了省际死亡率差异，特别是死亡率高峰的时间差异，但彭没有作深入解释。杨在1996年提出了“政治激进主义”，认为大饥荒的死亡率与一个省人口的公共食堂参与率、人口中的党员比例、省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关。在杨看来，食堂制度是理解死亡的关键，即过度消费导致粮食短缺和死亡。但在一个省里，党员的百分比低则说明非党员干部相对地多，意味着这些干部会更热忱地执行激进政策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以获得党员的资格，他们当然会大办食堂。而如果省领导的意识形态越激进、那么该省在推进大跃进政策时就可能越积极，农村里办的食堂就会更多，在食堂里吃饭的人也就更多，即人口的食堂参与率高，其结果是死亡率也高。杨指出，安徽、河南、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的食堂参与率都超过了90％，这几省的党员率都很低或比较低，省领导人都是激进人物，它们的大饥荒死亡率都很高或比较高。[39]不过杨著主要研究的是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的起源，对大饥荒本身除了诠释一些数据外没有做仔细研究。杨想解说农村改革首先出现在安徽和四川等地并非偶然，大饥荒中受害最严重地方的农民最倾向于改革他们的境况。
杨的政治激进主义说，引起了一些关于论据方面的批评。例如林毅夫和杨涛认为，党员率低不说明什么，党员率高的地方可能政治上更热忱，因为党员干部更可以靠执行激进政策获得自己的提升。[40]美国历史学家陈意新（本文作者）也指出，食堂参与率也不很说明问题，因为杨使用的食堂参与率数据是中央政府在1959年12月取得的，那些参与率低于50%的省份都是些很冷的地方或牧区，例如杨指出的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青海、甘肃和山东。很难指望这些省的农民冬季里每日三餐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一两里路去食堂吃饭，或每顿饭骑马十几里去食堂。[41]不过林和陈等都认同杨大利的政治激进主义看法，认为它是理解省际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1年陈意新在其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比较了大饥荒期间安徽和江西的不同，指出政治激进主义虽是省际差异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陈以曹树基的人口数据指出，在1958-62年间安徽的总死亡率比相邻的江西高出了17.33倍，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江西的自然条件比安徽好：江西的面积比安徽大，人口只有安徽的一半，农业自然条件也要好得多，在饥荒时江西农民有远比安徽农民好的抗荒条件。再一原因是国家1958年规定的农业税法让江西政府可以控制很多粮食。农业税规定新开垦的土地免税三年，而江西从1958年初就建立了大量的农场垦荒。这些省办农场至1959年底已生产出相当于江西粮食总产七分之一的粮食，由于不用缴农业实物税，江西政府可以用这些垦荒产出的粮食赈荒。安徽既无荒地可开垦，更无充裕的粮食可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江西的几位省领导都是红军出身的本省人，有的在游击战争中受到过本省农民的保护，对本省乡土和农民感情深厚，对在农村推进激进的大跃进运动并不热忱，饥荒出现后则愿意采取救荒措施。安徽的主要领导人不是本省人，与本省地方的联系不深，不仅政治激进，并且在推行中央的大跃进极端政策时非常无情。[42]陈文显然认为理解大饥荒的省际差异需要考虑多个因素，要审视省与省之间一些关键性的具体不同。
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在理解大饥荒时仍使用自己的数据解读方法，与历史学家的史实解读方法不一样。2011年龚启圣与其博士研究生陈硕合作，发表了一项新的关于省级政治的研究，拓展了学术界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思考。龚和陈使用了大跃进时期各省领导人包括第一书记和省长共81人的资料，以粮食过度征购量为相关性的衡量基数，考虑了死亡率等其他数据，得出结论认为造成一个省领导人政治激进的原因主要是其职位等级，而非其意识形态或个人性格。龚和陈把省级领导人作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非委员的区分，经回归计算后得到的结果为：在候补中央委员为领导人的省份里过度征购量要比中央委员为领导人的省份里高出3％，这相当于增长了1.11‰的死亡率；如果以大跃进期间6.59‰的过度死亡率为基点，那么这1.11‰的增长可以被转化为16.83％的过度死亡率。即职位等级因素与16.83％的过度死亡率有相关性，一个很大数字。因此龚和陈认为在理解大饥荒的政治激进时，不是要看省领导人是谁，而是要看其职位等级，是什么样的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之所以最为激进是因为他们有“职位激励”（career incentives）：可以被提升为中央委员，进入“权贵阶层”，享有与职位相应的更大的特权、地位、权力。中央委员没有如此激进是因为他们的职位激励小：他们已在权贵阶层中，而升入政治局则有“入门障碍”，主要是革命的资历。非委员升入中央委员会也面临相同的入门障碍，所以他们的职位激励也小，也不像候补委员那么激进。[43]
省际差异的研究不是没有问题的，即便精细如龚和陈的研究。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激进，无论是由于其思想意识或职位等级，都不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在其治下的县与县之间在大饥荒时差异巨大。如果一个省领导人因激进而导致了该省大饥荒严重，那么其治下的各县的严重性应该是相似的，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如果县际之间的差异不能用县领导是否是地市委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样的一套数据来解说，找出他们的“职位激励”，那么龚和陈“职位激励”的理性在解释省际差异上未必就说得通。在英国经济学家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看来，大饥荒中县际之间的差异是“随机”（random）的，无规律可寻。布利用县志的数据，对大饥荒期间的四川地图作了84个县的研究，观察了它们的粮食和天气数据，特别是仔细观察了它们是否有可以归类的死亡率形态。布在2011年底发表的论文结论是：四川分县的死亡率明显缺乏形态，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算出的死亡率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系数不具有统计学的重要性。布认为，这种“随机”的差异只能用地方干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反应不同去解释，从较次要方面看，气候的好坏也对粮食的生产与供应起到了一些影响。[44]不过布没有研究地方干部，没有解释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不同。
在布拉莫尔很有意义地把对大饥荒地区差异的理解从省级引向县级时，澳洲历史学家高安东（Anthony Garnaut）却试图从超越省级的大区来理解差异。作为有数学训练的历史学家，高把中国划分为七个经济协作大区，如华东、华北等，计算了全国的粮食征购、粮食分配、交通运输等数据，从地图上观察七大区的粮食供应、饥荒和死亡率。高认为，城市偏好是饥荒的根本原因，它导致了中央对粮食的过度征购。但中央按经济协作大区把全国划分为“余粮区”和“缺粮区”的做法却是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和饥荒之地区差异的主要条件，或者说经济地理是主要条件。中央对“余粮区”和“缺粮区”的征购有不同要求，通常设立了粮食调拨指标，要求余粮区通过铁路向其他地方特别是向城市调拨。中央的指标鼓励了地方各层干部为实现调拨而变得政治激进，而他们对政策贯彻力度的不一则导致了地方死亡率的差异。因此政治激进的根源在中央，河南信阳事件中那些被惩罚的地县和乡村干部不过是在完成中央的指标而已。当中央不再激进，在1962-64年下放了15％的城市人口并从北美和澳洲进口粮食后，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已去，调拨指标不再向地方形成政治激进的压力。[45]
地区差异的研究无疑加深了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理解，研究的观察点也从省级被向下拓展到了县级和向上到了大区级。这些研究比较一致地方是确认地区领导人的政治激进态度是导致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但对于激进态度的形成却有不同的看法。尽管陈意新认为理解地区差异要考虑每一地区的多个具体因素，但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式还是以数据来理性化政治激进的原因。这种诠释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到底怎样认识地区领导人的政治激进？杨大利的说法可谓“主动激进”，即激进是因为意识形态；高安东的说法可谓“被动激进”，即激进是因为必须要贯彻上级的指标；龚和陈的说法是“刺激激进”，即激进是因为外部的激励机制。这些说法可能都有道理，但都相对局限在大饥荒一个时段。认识地区领导人的激进可能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去观察。只有以上这些说法能同样适用于诠释反右运动、文革起源、或批林批孔等，大饥荒中的政治激进成因才可能被合适地理性化。另一个问题是从哪一级层面可以比较说清楚地区差异？诚如布拉莫尔指出，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激进解释不了一个省内的县际之间差异，可县级领导人的政治激进能解释乡村之间的大饥荒差异吗？没有对乡村级的大饥荒差异有所了解，对县际和省际差异的解释也会不够完全。
四，大饥荒的微观成因与农民的生存
当宏观数据解读和计量模型不能很好解释、或忽视解释村里的事情时，对大饥荒成因和地区差异成因的研究无可避免要转移到村庄层面上来，或微观层面上来。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几乎全是农村人口，他们的死因需要得到了解，他们不能总是只被当作数据算来算去。此外，他们的死因只有与其他农民存活的原因相比较时才能得到比较清楚的理解。不过微观的研究迄今仍很少。一方面，西方学者很难找到中国的村级档案，很难看到县级档案，很难靠文献来研究村庄的大饥荒；另一方面，村庄级的研究需要做口述资料，对西方学者来说，去中国农村做访谈一直比较困难。尽管难，还是有些学者做了一些研究。
早期对村庄级大饥荒有些系统记载的是一项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对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家乡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研究，由美国政治学家弗里曼（Edward Friedman）、历史学家毕克伟（Paul Pickowicz）和社会学家赛尔顿（Mark Selden）主持。这项研究显示五公有过饥荒：从1959年冬起五公的3个食堂都缺粮，煮了玉米杆吃，有12位老人过早死亡。1960年春五公的领导向邻近深县求援，获得了120万（斤？——老高注）粮食，全村度过了饥荒。饥荒的原因明显是1959年的过度征购：该年国家在五公的征购量超过以往最高征购量的一倍以上，以致村里没剩下什么粮食。不过五公研究的三位学者却没这么认为。他们指出，大饥荒及其死亡不是一项突然发生的错误政策的后果，而是一系列令人恐惧的制度化了的进程、价值观念和利益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些制度化的东西包括1947年土改时的恐怖、1957年反右运动的恐怖、“阶级斗争”思想等。[46]三位学者赋予了五公的饥荒一种具有深层历史感的见解。但实际上，大饥荒时期只是他们研究五公历史变迁的一个部分。他们对五公的饥荒只了解了一个大概的过程，对其只有叙述却无分析，他们的历史感见解不能解释为什么五公有12位老人过早死亡而其他1850名村民未在饥荒中死去。
从微观角度首度进入大饥荒学术对话的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瑞福（Ralph Thaxton）。戴于2008年出版了一项对河南省被其化名为大佛（Da Fo）村的研究，展示了该村的饥荒从1959年冬持续到了1961年春，期间全村1470人中有100人死亡。戴认为粮产下降所导致的粮食短缺不是饥荒的成因，因为大佛在1958和1959都是丰年，1960年的收成也很好；过度消费论和食堂制度论也不足以解释饥荒，因为大佛的食堂从1958年秋直到1959年夏都办得很好。戴显示，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过度征购导致了大佛的粮食紧张，但从实际生活看地方领导不让农民吃粮才是饥荒和死亡的原因：1958年秋大佛食堂的口粮定量是每人每天1斤，1959年夏成了5两，1960年春变成了2两5，到了1960年夏食堂停办了，不再供应膳食。但大佛绝大多数人活了下来，90％以上是靠“吃青”生存，即吃田里未长成熟的小麦、玉米和高粱。戴指出，“吃青”减少了谷物的收成，造成国家农业税收的减少，因此它是农民的一种有效的“反抗国家的方式”（a form of anti-state resistance），或者说大饥荒中农民的生存主要是靠日常行为中对国家的反抗。[47]
戴瑞福对农民吃青的理论化是有问题的。戴了解吃青是历史上灾荒时的一种生存手段而非抗争手段，但认为它在大饥荒期间是抗争，理由是吃青无论是属于故意或非故意反抗国家，都吃掉了一部分国家可以预期征购到的粮食，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但戴没有搞清楚大跃进期间粮食是怎样征购的。1955年开始国家的征购是建立在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上，产量和征购量是按三年一定固定下来的；在大跃进期间中共中央规定了征购量为产量的40％，还规定了“国家所必须掌握的粮食要首先保证”。[48]换言之，如果一亩田收获了100斤粮，它在实践上分为两个部分：国家的40斤和农民的60斤，并且农民要先上缴国家的40斤。所以农民的吃青除非是吃掉了预期收成的40％以上才能开始损害到国家的利益，而大佛农民的吃青通常是吃掉了预期收成的1-2成，[49]即吃掉了预期收成中本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这样的吃青谈不上是对国家的反抗。戴之所以强调反抗主要与他的书的主题有关。他研究的是政治反抗，把大饥荒的吃青视为共和国时期农民“按理反抗”（righteous resistance）的起源。
陈意新在2010年也发表了一项从村庄级研究大饥荒的论文。陈调查了安徽皖北、皖中和皖南的3个村庄，认为饥荒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过度征购，但在饥荒中决定农民生与死的机制是村庄的宗族或血缘的领袖权。陈所调查的3个村庄中，皖北的村庄在被过度征购后缺粮，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全村360人中有61人死亡；大部分农民活了下来是靠吃青，并且与大佛一样，本村的干部默许了农民吃青并且干部家属还带头吃青。但陈的皖中村庄则不一样：在本村的几位干部被长期调去了水利工地或其它工程后，上级派了外人进村担任了干部，结果外来干部与本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执行极端政策特别严厉，并在饥荒时派民兵阻止村民吃青或逃跑，派出民兵日夜守卫队部粮仓以防粮食被偷盗，最终全村198人中有101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死亡，而活下来的人有一部分实际上是1960年后从水利工地、铁道工程、石料场等回到村庄的。陈的皖南村庄自然条件最好，但最重要的是该村干部们在上级派了外来干部后决定贿赂外来者，让其每月背一袋米回到自己的家，以交换其对本村的瞒产和藏粮不闻不问，结果是该村的食堂在大饥荒期间一直有米吃，没有人饿死。在陈看来，3 个村庄的经历显示：在血缘领袖权断裂的村庄里，农民在大饥荒中死得相对多些，反之相对少些。道理很简单，当一个村的人都是自己叔伯兄弟子侄时，村庄领袖会尽可能保护这些血缘的亲戚。[50]
戴和陈的研究显示从村庄角度看，过度征购是大饥荒的根本成因。有些村庄像大佛没有粮产的下降，但在国家拿走了太多的粮食后，它们也遭受了饥饿和死亡。不过死亡也不是因为没有粮食那么简单，戴和陈一致显示了能否“吃青”是生存和死亡的一个关键。在吃青的几个月里，食堂关闭，无粮食供应可言。对于这一关键时段，宏观讨论中的粮产下降、粮食短缺、城市偏好和食堂制度都不贴题。在戴看来，农民得以生存是因为他们有效地反抗了国家，但在陈看来农民的生存主要是依靠血缘的群体和领导权实现自我保护。戴和陈的研究很重要地让学术界从村庄级的实际生活开始了解大饥荒的成因、农民生存的原因。但戴和陈的研究都有问题或局限。戴的农民反抗说出自于对粮食征购复杂性的无知，而陈所观察的3个村庄都是单姓或单一血缘的村庄，其经验未必适用于解释复姓或多重血缘组织村庄。学术界还有待更多的微观研究来理解大饥荒。
五，结语：大饥荒的其他议题
本文对西方学术界大饥荒研究的主要议题及其发展进行了回顾，讨论了学者们的观点及其形成的理由、关键论据、论证的主要思路和方法、以及观点在学术对话中的地位。本文所涉及的议题除了非正常死亡人数外都是有关如何理解大饥荒的发生，很明显，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还远没有研究透彻。
西方学术界的大饥荒研究当然不止于本文所讨论的议题。贝克尔和冯客比较注重毛的作用和披露事实，分别称大饥荒为“毛的秘密饥荒”和“毛的饥荒”。[51]维也纳大学的汉学家文浩则跳出了中国的大饥荒，从国际性的视野把它与苏联1932-33年的大饥荒作比较，与北朝鲜1994-98年饥荒并列，把它们界定为“社会主义饥荒”。[52]学者们还对大饥荒的责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浩认为责任在中央，但在饥荒结束后中央把责任转嫁到了省级至乡村干部的身上，被处理和惩罚的全是这些人；高安东以信阳事件的结局为例，明显认为在责任问题上地方干部成了中央的替罪羊；布拉莫尔则认为地方干部在应对中央政策时有着主动性，所以他们也有很多责任，把责任归罪于毛和中央毛实际上是地方干部为自己的推脱。[53]美国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和加拿大政治学家弋玫（Kimberley Manning）研究了大跃进和大饥荒对农村妇女各方面的影响，例如生产、家务、婚姻、生育、妇道、委屈。[54]加拿大历史学家周杰荣（Jeremy Brown）利用了天津的档案研究了大饥荒中的天津，指出饥荒期间天津的城乡互动远比已知的要频繁，对减轻郊县的饥荒程度有作用。[55]大饥荒的各种回顾性资料则吸引了很多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因为对受荒期间出生的孩子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他们是否比正常时期出生的孩子要矮，更易肥胖、更易患精神分裂症，是否在童年期间有学习障碍等。英国医生巴克尔曾在1992年提出“婴儿起源假说”，指出因营养不良生下来体积为小的婴儿容易患成人疾病。但这一假说极难证明，没有哪位怀孕的母亲会去为实验这一假说而饿到营养不良。但大饥荒期间出生的人口则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巨大的样本，他们的人口普查资料、生育调查资料、学校成绩记录、医院的病历等都可以被专家们用来验证这一假说。[56]
在过去30年里，对中国大饥荒的研究在西方吸引了好几个领域的学者，形成了一些有深度中心议题和学术辩论。反观在大饥荒的发生地中国，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在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已远超过西方学者，尤其是地方档案，但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始终还未能如西方学术界那般形成有创意的对话体系。中国学者需要从对话中去开展自己的研究，中国官方也需要支持对大饥荒的严肃研究，否则中国对于这场饥荒的研究只能落后于西方，对这场饥荒的解释也只能任由西方学者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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