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按:20年前一位同窗好友就指着我说:文坛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月。你虽然当年写了一些文字,但早已过气啦! 我唯唯。“过气”?可不是嘛!对这一评价,我口服,心也服。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优点,我还残存。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狂飙突进岁月,也嘶哑着嗓子喊了一把分行押韵的口号,与同代人共同奋力撑开改革开放的天空。但知道自己的斤两:能尽绵力协助为后人推开了精神障碍,尽到了特定时期的历史责任,就该引退了。我常说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写那些文字的作用就是“瓜菜代”——这个比喻,经过大饥荒年月的人都心领神会:没米、没面、没有高粱包谷、甚至没有米糠、没有麦麸的情况下,官府别出心裁地号召“瓜菜代”:把能填肚子的都填到肚里去。熬到了真正的粮食登场时节,“瓜菜代”自然就该退场了。 在文坛史苑,我屡次为年轻的朋友的著作惊叹。有人说中国文学界、学术界一派荒芜甚至是一片焦土,常常让我惊讶:他们是否看过、他们看了多少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尽管上有权力打压,下有金钱勾引,但还是有很多有操守、有追求、有胆略的作家和学者,心无旁骛,埋头耕耘,写出了拿到国际文坛上、国际学术界也不逊色的成果。在官家的出版社和刊物,就不时出现这样的“漏网之鱼”(有的在发表之后被当局查禁封杀),而在浩如烟海的自媒体上,更是人才辈出、佳作联翩。 今天我要介绍马伯庸的一篇文章《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他的文笔就很见功力,也非常生动风趣,而他讲述的故事,一波三折,很有嚼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学术界中,毕竟还是有一批人士,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偷奸耍滑。他们也得生存,但他们没有放弃超越生存的目标。这些人士,令人尊敬。——当然,文章也顺便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 再次提醒不想讨厌冗长文章的朋友,此文不算短,有五千字。我看到有的网站很体贴读者,在文章上还注明阅读需时几何。我也东施效颦一把:这篇文章,读下来估计您得花10~12分钟。
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
马伯庸,博谈网·史海漫步
这个故事,得从2014年底说起。 当时我一位叫惊鸿的朋友发了一条微博,介绍了一件明万历年间的徽州丝绢税案。案子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惜微博篇幅有限,她只能简单地说了几句,未能详述。 我意犹未尽,又去网上搜了一圈,发现之前也曾有几位学者写过此案,可惜也都是介绍性概要,太过简短。我觉得不过瘾,只好自己去翻阅原始史料,然后惊讶地发现一件事: 关于这起徽州丝绢税案,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几百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篡成了一本合集,叫做《丝绢全书》。所以它的细节极其丰富,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详尽。有明一代,很少有一件地方税案,能够保存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我意识到,如果能把这件案子从头到尾讲一遍,肯定比电视剧还精彩。别人没干过这件事的话,不如就让我自己动手吧。 我挽着袖子写了一阵,发现写不下去了。 原因很简单,知识储备不够,想往深里写,有心无力。 要把这件案子写明白,简单地翻译一遍《丝绢全书》是远远不够的。书中记录了大量行动细节,但不会对这些行为做出解释。但你如果想给别人讲清楚,必须知其然,也必须知其所以然。 徽州府的税收科目是怎么分类的?为什么这么分类的?税收前史是怎么一回事?六县分别有什么样的利益考量?整个南直隶的官僚体系如何互动?朝廷的一条鞭税法是怎样出台?在地方具体执行又碰到什么麻烦?执行者又是如何跟当地民情进行博弈?等等等等。 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这些问题光看《丝绢全书》是无法回答的,你必须对整个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政、官僚规则、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诸多方面做一个通盘了解,才能把这个案子写透。 我只是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想要完成这件工作,实在是太困难了。 于是我只好暂时搁置,去忙别的事。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文章一直没动笔,不过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闲暇之时,我会有意识地找来一些学术论文来看来看,做做笔记,写写摘要——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当你带着很多疑问去揣摩资料,会让你吸收效率变高。 幸运的是,现在互联网很发达,许多相关论文都能够在网上看到。 这些论文旁引博征,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论更是精妙。他们的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眼前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靠着这些专业论文的引导,我对徽州丝绢案的认识不断加深。到了今年中旬,我终于敢再次动笔,把整个案子从头捋了一遍,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普及文章。 写完以后,我发到了自己的微博和知乎上,看到大家也挺喜欢,心满意足,然后就去忙别的了。 我写这篇东西的动机,纯粹是出于兴趣。我很享受这两年慢慢查证、阅读和写作的过程,完全没考虑过任何后续的事,写完就写完了。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和和菜头——提及这个人时,永远不要用“和”字做联缀——吃饭,我兴致勃勃地把这件案子讲给他听。菜头叔听完以后,问了个问题:“你打算拿它怎么办?” 我说不怎么办啊。这篇文章有三万字,发去杂志专栏,太长;出书吧,又太短,也没法出版。我写得很高兴,不挺好吗? 菜头叔瞪了我一眼,结完账气呼呼地跑掉了。过了不久,老罗——罗振宇——跑过来找我。原来菜头叔把这篇文章发给他看了,他特别喜欢,说要买下它来,给自己的读者分享。 然后老罗狮子大开口,说给你十万。我说不至于吧?他对我讲:知识应该有价,他出这笔钱,是对愿意分享知识的人的尊重。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但同时更多的是惭愧。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整理者和叙述者,真正的功劳属于那些论文的作者。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篇文章。我在文章的结尾,还把主要参考的论文列了出来。 如果说老罗这笔钱是用来奖励知识的创造者,那么得到奖励的也该是他们,不是我。 大部分我参考用的论文,都是在知网下载的。我一直习惯于在上面买论文看,觉得能付费给作者,感谢他或她的辛勤劳动,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惜后来我才知道,在知网购买论文的费用,作者本人是拿不到的,我一直引以为憾。 所以这一次,我做了一个不太艰难的决定:老罗的这笔购买费用,我分文不留,全部转赠给我做参考的论文的作者,以感谢他们的贡献。 一共有四篇论文,四位作者。 不是因为其他论文不重要,而是因为这四篇论文是专门针对徽州丝绢案的研究,对我的帮助是直接性的。
第一篇是江西师范大学秦庆涛的《《丝娟全书》的整理与研究》。他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整理,并对一些细节做了考订。这是个水磨功夫的细活,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第二篇是华中师范大学章亚鹏的《明代中后期徽州府丝绢分担纠纷与地方财政》。这篇论文把徽州案放在整个明代税收和赋役历史中去考察,尤其是考证了徽州税赋的源头所在,对于厘清纷争的深层次原因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篇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李义琼《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这篇论文从财政角度对徽州府丝绢案进行了解析,并附有大量统计数据,对徽州税赋结构、整个纷争中的几个重大疑点和五个解决方案所代表的意义,都有阐释。此次纷争很多含混不明之处,经过这篇文章点拨,立刻就清晰起来。 第四篇是江西师范大学的廖华生,他在《明清婺源的官绅关系与地方政治:以地方公共事务为中心》,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每一篇看似轻松有趣的文章背后,都有许多学者甘守寒斋的学术研究在支撑。 没有他们十几年的厚积,就不会有今天的薄发。这些知识的研究者和分享者,理应获得尊重,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所以我会把这笔钱转赠给这几位作者。 接下来,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你们读完,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起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
这四位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为了能顺利把这笔钱转赠给他们,我只能委托我的助理小胡去找他们的联系方式。 还好,他们的论文开头都附有学校名称、所在院系和姓名,有的还会留下电子邮箱地址。按图索骥,很容易就能找到。 小胡同学找了几天,一脸沮丧地回报,说四位老师目前的工作地址,都找齐了。我挺纳闷:那你干嘛一脸沮丧? 然后小胡讲了一个悲伤而简短的故事。 首先他找到的是廖华生老师,通过某种渠道——我没敢问——顺利取得了廖老师的手机号。开始先发短信,对方没回,于是小胡又打电话过去。 廖老师在电话里非常谨慎,甚至有点紧张,他坚决不相信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新型的骗局。小胡再三解释,对方都不信。 “廖老师也真是,怎么可能会有骗子会这么敬业,连受害人的论文都背得出来啊?”小胡忧伤地对我说。 “这可未必。”我一脸沉思地回答,“学者们最珍视的就是自己的学术成果,如果有人认真拜读自己的心血,作者应该会很高兴,警惕心也会随之降低吧?” “有道理!老师们肯定会想,愿意读历史论文的,一定不是坏人。我们就可以迅速获得他们的信任了。”小胡的双眼开始发亮。 “对,这种手法,可以专门针对大专院校的老师们。咱们先搜索他们的论文,熟读一遍,迅速取得信任。然后就说我们引用了您的文章,想给你一笔稿酬。他们肯定不疑有他,欣然接受。” “没错没错。等问到银行账号以后,咱们可以再发一条短信,说这笔稿费需要证实一下身份,请老师您用本名开户的银行户头,先汇一笔钱到指定账号。” “哈哈哈哈,也可以先设法把他的存款转移到贵金属投资……等,等一下!为什么开始筹划这种骗局啊?!!” “是你开始的好吗?” “混蛋!害我差点走上犯罪道路,赶紧继续打电话去!”
小胡又坚持不懈地解释了几次,廖老师总算勉强相信了这件事。不过老先生忽然转念一想,狐疑地追问了一句:“你们这么急切地给我稿费,难道是原文照抄?” 小胡当时握着电话的表情…… 这个社会怎么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可怜的小胡又一轮解释,廖老师勉强算是接受了。不过他谨慎地说:“我的银行账号是不能给你的,如果你们真想给钱,不是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吗?邮政汇款给我吧。” 老先生真的是好谨慎啊…… 不过这事真不能怪他,换了是我,忽然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先心生怀疑。
第二位联系上的,是章亚鹏老师。 小胡同学通过某种渠道——我没敢问——获得了章老师的QQ号。这次他吸取了经验,言辞恳切地发去一条长说明,详细地把整件事情说了一下,章老师非常痛快地回了三个字:
小胡哭着又解释了半天,章老师还是不信。最后小胡想出一个办法,打电话给我:“老马!你赶紧发条微博,让章老师相信。” “我发微博章老师就会相信吗?” “你是三百万粉丝的大V嘛!不会有骗子养这么大一个号来骗人,成本太高啦。” “嗯,也许骗子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可能的心理呢,如果咱们把手法设计得更巧妙一点……” “喂,老马!冷静!又想偏了!” 我从犯罪的深渊往回退了一步,打开微博,发了一条证明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可能看得莫名其妙,但至少章老师能看到相信我不是冒充的吧? 可是我发完以后,一看下面点赞最多的两条回复!
喂!你们不要添乱了!人家当真可怎么办啊!? 过了不一会儿,我收到一条私信,是个0微博的新账号,问我是否有让人联系过他。我一问,果然是章老师。
原来他为了确认事件的真伪,看到截图还不放心,特意注册了微博小号来询问。 不愧是做学术的人,真是心细如发,行事滴水不漏,杜绝了一切犯罪可能。 我赶紧解释了一次,表明身份。章老师这次终于相信了,把银行账号给到了小胡。 小胡拿着账号,百感交集,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第三位是秦庆涛老师。 我们通过多方联系,只锁定了他的工作单位地址。打电话过去,可惜他不在,接听电话的人答应把小胡的电话号转达给他。截止到这篇文章发布时,我们仍未接到秦老师的电话,也许……他也把我们当成一种新型的学术诈骗团伙了吧? 如果有人恰好认识秦老师的话,请告诉他,我们很有诚意,真的不是骗子啊。
第四位联络到的,是李义琼李老师。 李老师初次接到电话时,也十分警惕。不过她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主要是担心知识产权是否会受到侵害。 小胡熟练地——因为他已经重复了七八遍了——复述了一下前因后果,李老师听完以后,回了一条短信。 这条短信让我很感动。 原来她的研究方向是明代财政,写那篇论文时,也曾经详细地提及了徽州丝绢案。那段写得很有故事性,可惜学术论文要求严格,她在发表时把这段删除了。李老师很慷慨地表示,愿意把初稿发给我做参考。 在短信的最后,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赶紧要来李老师的微信,要亲自感谢一下。李老师人特别好,很快通过了验证。我这时才发现,人家原来是个81年的姑娘,比我还小…… 我们聊了一晚上,相当愉快。李老师说,她写论文时,把丝绢案在脑子里用大白话讲给自己听,没想到居然真有人写出来了,还挺震惊的。她也没想到,那篇充斥着表格和数据的论文,会有外行人看得进去。 接着她又讲了其他几个有趣的选题,比如徽州除了丝绢案,还有盐商的满地八卦;再比如关于万历小金库的一些新发现等,都很好玩。等到这些问题她研究清楚了,会及时跟我交流。她思维相当活跃,很鼓励我这样的外行人,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一些艰深历史。 在谈话快结束时,李老师忽然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腼腆地问了一句:“请问这次我收到的稿费,具体数字会是多少呢?” 我估计她提这个问题时,犹豫了一下,似乎做学问的一谈钱就俗了。还没来得及回答,李老师立刻又解释了一句:“我是搞财政史的,不避讳谈钱,呵呵。” 这句话,可把我给萌死了。
总之,截止到目前,除了秦庆涛老师之外,其他三位都联系上了。如果有认识秦老师的熟人,也希望帮忙解释一下。我们真的不是学术诈骗团伙啊。 再次感谢你们的研究成果,知识应该是有价的,理应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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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Zagreb)的市中心广场,英雄雕像下,搭起一个大棚集市。这让我想起姜昆早年一个相声中说的:把天安门广场改成一个大集市……包袱一抖,笑声翻天!但谁会真这么干呢?可人家这儿,还真就这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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