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將“和平演變”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對毛澤東和中共是極大的刺激——我們就要讓你的預言破產！為保證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中共建立多麼龐大的班子，投入多麼雄厚的資金，積累多麼豐富的經驗！


　　老高按：美國德拉瓦大學程映虹教授是研究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史的專家，著有關於俄蘇、古巴、柬埔寨和東歐的專著和人物傳記，他在《炎黃春秋》還沒有停刊時發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政權如何塑造“新人”》，我當時沒有讀過，最近才在《縱覽中國》網站讀到，適逢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轉載這篇文章，是從一個側面反思十月革命以來的人類歧途。
　　文章沒有寫到中國，但處處讓我們想到中國。中共建政前對“新人”有什麼設想我不太瞭然，但從五十年代到上個世紀之末，關於培養新人的各種號召、舉措，我都不僅聽到過，而且經歷過，更有幾年，我也半路出家，專職為“鍛造一代新人”而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從五十年代的評選“三好生”，“時刻準備着”“爭當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少先隊呼號，隊列訓練中“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齊聲高喊；到六十年代大學毛主席著作，領會毛澤東提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投身文革“造反有理”；再到七十年代“要鬥私批修”、落實“五七指示”，舉國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在三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再到八十年代培養“四有”新人……
　　我感到，舉目四望，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重視培養新人——別說西方國家比不了，程映虹所談到的蘇聯和古巴，與中國比都相形見絀，甘拜下風。中國對於培養新人，真叫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無所不包。對“舊社會”的過來人，有一整套改造的舉措；對“生在紅旗下”的年輕人，更有一整套塑造的規劃——或許，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將“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對毛澤東和中共起了極大的刺激作用——你預言我們的後代要“和平演變”？做夢去吧！我們就要讓你的預言破產！為粉碎杜勒斯之流的預言，為“培養新人”這個神聖使命，保證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中共不知建立了多麼龐大的班子，投入了多麼雄厚的資金，積累了多麼豐富的經驗！
　　有用嗎？
　　回顧往昔，放眼今朝，前代與後輩姑且不談，就說我們這一代吧，今天有哪位能說得全“接班人五項條件”“三大革命”“四有新人”的具體內容？符合“五項條件”的接班人在哪裡？“四有新人”在哪裡？
　　程映虹教授文章結尾的這段話，語重心長，被中國現實完全印證：
　　……毫無疑問20世紀塑造“新人”的實踐都失敗了。由於這個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毀舊道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它的失敗留下的是雙重意義上的道德廢墟，使得虛無主義、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個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國家，恢復宗教傳統可以填補這種道德衰落帶來的倫理空白；但在一個缺乏這種傳統的社會，道德的復興和人性的回歸就要困難得多。
　　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如此重視塑造“新人”？淵源哪裡？誤區安在？要害為何？程映虹教授為我們做了解答。且看他的論述。


　　革命政權如何塑造“新人”

　　程映虹，《縱覽中國》，原載《炎黃春秋》

　　創造人類進化史上的“新智人”

　　俄國和古巴革命是20世紀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從社會革命和人性改造的角度來看，這兩次革命的終結目標並不只是建立新社會，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個在鬥爭中錘鍊出來的、通過思想改造所升華的、以“無私”為最根本特徵的集體人格，並通過塑造“新人”去創造歷史。20世紀革命的意識形態之所以一度有那麼大的號召力，和這種宗教情緒的感召不無關係。1990年，當冷戰結束，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國家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瓦解時，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探討革命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貝爾指出，要回答激進主義革命為什麼一度有那麼大的吸引力，有一個最簡單的答案，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世俗宗教”。
　　所謂“新人”就是這個創世紀神話的一部分。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這個“新人”不僅僅指人的精神和心理，而且在革命領袖那裡確實具有生物演化的意義。上世紀80年代初蘇聯一本介紹“蘇維埃人”的對外宣傳手冊正式提出“蘇維埃人”是類演化史上智人（即現代人，Homo sapiens）的一個最高級的分支，從這個角度稱“蘇維埃人”是Homo sovieticus，即人類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種。它說從細胞演化到智人經歷了數百萬年的時間，但“蘇維埃人”的產生僅僅用了60年的時間。當然，這個最新最高級的人類新種並不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革命政權的創造。
　　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掌權是歷史上第一次由國家政權推行的、持續了數十年的“新人”工程，其結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蘇維埃人”。然而，到了1950年代，當蘇聯社會經歷了後斯大林時代經濟和社會轉變時，“蘇維埃人”的一些本質特徵被弱化和淡化。
　　在上世紀60年代，一個更加激進和徹底的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成了古巴政權的基本任務。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這種信念，經濟建設的需要和“蘇維埃人”蛻化的教訓也使得“新人”問題在古巴變得更加突出。和“蘇維埃人”相比，古巴式的“新人”（即“讓他們都成為像切·格瓦拉那樣的人”）強調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戰鬥精神、永不腐蝕和用精神力量創造物質奇蹟。在古巴，塑造“新人”的頂峰是“革命攻勢”（1968—1970）。
　　俄國和古巴塑造人性的社會工程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同情性的反響。西方社會那些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消費社會腐蝕人性、使人生失去意義的知識分子，對塑造“新人”的工程創造出一個不同於西方類型的“人”滿懷希望。

　　人的可塑性：從啟蒙運動到俄國“新人”

　　在近代歷史上，重塑人性的想法直接來自於啟蒙運動。大多數啟蒙運動思想家對人性的看法是唯物主義的，也就是說人性由環境塑造並直接對環境做出反映，此即“環境決定論”，例如洛克曾經用“白板”來形容人性的可塑性。法國哲學家、百科全書派的重要代表和現代教育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愛爾維修提出了環境決定行為的理論，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歸咎於外在的影響，尤其是教育。愛爾維修主張，為了公共利益，大眾教育必須制度化並由國家主導。從政治角度出發直接提出改造人性的啟蒙思想家是盧梭，他把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精英的責任。盧梭說：“勇於承擔重塑大眾的人應該覺得他有能力去改變人性……用社會的和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們從自然那裡獲得的個人的和物質性的存在。”
　　歷史上第一個試圖用國家權力改變人性的政權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專政。羅伯斯比爾是一個“揮舞着大棒灌輸美德的教師”。羅伯斯比爾塑造“好公民”的努力典型地表現在他對由國家實行的公共教育的無微不至的熱忱上。根據他的方案，從5歲起，所有男女兒童都必須離開父母，和家庭相隔絕，住進國家舉辦的住宿學校，接受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在雅各賓專政下，為了培養“好公民”，歷史積澱下來的和宗教的道德觀念被國家所倡導的基於意識形態的倫理規範所取代。
　　基督教會也有過改造人性的實踐。加爾文16世紀時在日內瓦建立的新教共和國人們耳熟能詳。同一時期天主教會在中南美洲的宗教烏托邦則是另一個範例。當時羅馬教皇屬下的多米尼各、法蘭西斯和耶穌會把美洲土著居民看成是塑造理想的基督徒的材料，認為他們遠離歐洲文明，單純樸素，同時又有足夠的領悟和真誠去接受上帝。很多教士在美洲建立了用基督教義改造土著居民的公社，他們拒絕西班牙殖民當局對土著居民的迫害和剝削，甚至用火器武裝土著居民，在這樣的公社裡人們過着集體勞動共同消費的生活，以道德純化和精神超越作為公社生活的目的。
　　馬克思的影響對“新人”的理論和實踐是最直接的。這種影響主要在於對人性的認識。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影響下，馬克思的人性論也是唯物主義的環境決定論。馬克思認為，並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存在決定意識；人們的社會存在反映了他們的社會階級關係，而社會階級關係是隨着歷史的演化而變化的，因此人性就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如他所說：“所有的歷史不過是人性不斷轉變的歷史。”例如，資本的貪婪並不是人類的本性，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將來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會環境。除了這些基本原則，馬克思也對未來的社會如何改造人性提出過一些具體設想，特別是在教育方面。馬克思主張，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教育不但應該由國家主導，兒童應該生活在集體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兒童甚至應該用他們的勞動所得支付一部分教育和生活費用。他主張勞動和學習要在兒童早期教育中就融為一體。馬克思的這個主張後來一直是這些國家教育革命的一個基本點。

　　“蘇維埃人”：歷史上第一次國家政權對人性的大規模改造

　　1917年的十月革命為布爾什維克在國家範圍內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創造了條件。托洛茨基的一段話說明，這種改造將不限於列寧所說的用自覺性取代自發性，用階級覺悟取代個人意識，而是將深入到人作為生物有機體的一面。他說：“他（指‘新人’）將先控制他生理機制中的半意識，然後是下意識，例如呼吸，血液循環，消化，新陳代謝，接下來將在一定限度內使得這些機制完全服從理性和意志的操縱。甚至純粹的生理生活也將成為集體實驗的對象。”其他蘇維埃領導人則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斯大林的表達方式直觀形象，影響了蘇聯革命後的語言。例如：“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的類型。我們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又如他把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教師、文藝創作者都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很著名的一個比喻是在1945年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宴會上的祝酒詞：“我為那些簡單、樸實而謙遜的人乾杯！他們是運轉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布哈林也說，革命的目標是要“改變人的實際的心理”，“科學計劃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為造就‘新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做系統的準備。”
　　俄國當時有一個著名生理學家叫巴甫洛夫，他通過長期對狗進行餵食實驗發現，如果你重複給予動物特定的信號，而這個信號又和一定的物質條件或環境同時發生，經過一定量的重複，動物的神經系統會自動地把這個信號的出現和相應的物質條件或環境相聯繫，從而自動地做出對那種環境的反應。這就叫條件反射。巴甫洛夫為此在1904年得到了諾貝爾獎。巴甫洛夫的理論無意中給了布爾什維克領袖以重大的啟發：環境可以改變人的生理和心理，創造出新的反應機制。通過重複的灌輸和指令，人的大腦會對一定的術語和名詞產生條件反射，自動地做出和灌輸者、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應。這真是太美妙了！因此列寧說巴氏的發現“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列寧對高級知識分子一向十分鄙視，當高爾基寫信給他為大量被捕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科學家求情，說人民的大腦正在被摧毀時，列寧回信說這些人不是人民的大腦，而是糞便。當大多數科學家和學者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下忍飢挨餓時，巴甫洛夫的實驗室卻能根據列寧下的一道命令每個月從布爾什維克政府那裡得到不薄的補助。到了斯大林時期，蘇聯成立了“巴甫洛夫陣線”和“科學家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理論問題委員會”。蘇聯時期對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作了極大的投資，然而卻宣布強調人的先天因素的遺傳學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使得遺傳學在蘇聯的研究大大落後於西方，甚至影響到其他通過革命建立起政權的國家。
　　為了塑造“新人”，布爾什維克運用了各種手段。為了把兒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長完全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他們成立了“小十月人”（5到10歲的兒童）、少先隊（11到16歲）和共青團（16歲以上），每一個年齡段都由相應的政治組織所控制，各個組織之間又相互銜接；同時開始了把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政治活動與兒童早期教育相結合的實踐。
　　蘇聯的少年兒童必須像成年人一樣參加政治運動和所謂階級鬥爭。蘇聯官方還用文學藝術的形式大力宣傳“蘇維埃新人”的榜樣和模範，其典型形象之一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的保爾·柯察金。奧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時就加入紅軍，受傷致殘，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本自傳性的小說，用自己獻身革命並在革命中鍛煉成長的經歷教育青年，作為對黨的最後奉獻。書的題目《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形象地表現了革命對人性的改造。
　　蘇聯官方版本的“蘇維埃新人”體現了“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徵，其最主要的是，人作為個體的一面（個人意識、個人動機、個人利益、個人觀點以及個人行動的自發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集體的“人”和黨的“人”。雖然每一個人成為“新人”的途徑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體性而沒有個性，因此“新人”的誕生也就是個性的死亡。上世紀20、30年代的蘇維埃文化讚美的“新人”通常都沒有個人的面貌，只有整體的品質，像鋼鐵一樣堅強，像機器一樣整齊而有效率。在近代歷史上，“蘇維埃新人”標誌着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大眾人”的產生。這個“大眾人”既是19世紀機器時代的產物，也是20世紀形形色色的強調整體性反對個性的意識形態廣泛傳播的結果。
　　到了30年代，為了實現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迅速工業化成為蘇共的首要目標。為此開始採用個人利益和物質刺激作為經濟發展的槓桿，工業中普遍採用計件工資制，超額完成任務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不但得到高工資和獎金，而且有住房、假期和保健方面的優惠，可以有特殊配給並在特殊商店購買。學歷、經驗和年資也受到更多的重視，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的地位也相應提高了，國家建立了嚴格的官僚等級制，如軍隊的軍階制。30年代以後，各個方面的模範已經不再僅僅意味着奉獻，在更大的程度上還意味着各種形式的獎勵。所有這些變化都使得“蘇維埃新人”的特徵超出了單純的階級覺悟和革命精神，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在技術和管理上對人的要求，而且在一個平均主義社會中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隨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和整個蘇聯社會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在30年代開始的這種社會分化到了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上半期更為顯著，並開始反映在以經濟改革理論為代表的新意識形態上。60年代初經濟學家利別爾曼發起的關於獨立核算、個人利益和市場機制的討論就是一個例子。利別爾曼1962年9月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計劃、利潤和獎金》的文章發起了討論。持改革意見的人包括知識分子、管理人員和思想開明的黨政幹部。這場討論波及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東歐多數國家反應比較積極，而在中國和古巴為代表的少數共產黨國家則遭到了抵制，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變修”的標誌。
　　但是不管社會現實如何，蘇聯官方從來沒有放棄“新人”的目標，至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上是如此。

　　“把他們都變成‘切’那樣的人”——古巴塑造“新人”的實踐

　　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義一元論和環境決定論的信徒，在他們看來，人性中不符合他們要求的都是由舊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會環境下被消除的。切·格瓦拉對人性的理解更是機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說：“我相信最簡單的辦法是承認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產品。”他還說，革命者是“幸福的齒輪”。
　　古巴在革命初期以蘇聯為模式，移植了蘇聯的各種組織形式以實現社會政治化（黨、少先隊、共青團、婦聯、工會等），培養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隨着古巴領導人日益意識到和蘇聯在物質基礎和社會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別，他們越來越感到古巴必須走和蘇聯不同的道路去實現共產主義。蘇聯60年代的經濟改革同樣使得古巴面臨和中國一樣的問題：是仿照蘇聯的模式，使用物質刺激，還是堅持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這個難題反映在1961年到1965年發生的有關道德動力還是物質動力的大爭論上。爭論的背景是古巴自1960年開始的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造成的生產下降和嚴重的經濟困難（古巴自1961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麵等等實行票證制）。爭論的一方是古巴農業和外貿的負責人，他們主張一定程度上採用物質刺激、放鬆國家控制，讓基層經濟管理部門有一定的自主權；另一方是工業和國家銀行負責人切·格瓦拉，他堅持原來的（在古巴剛剛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策，並把蘇聯的經濟改革看成是對“新人”社會工程的腐蝕和瓦解。他曾經說，蘇聯是個“豬圈”，蘇聯工人和美國工人沒有什麼差別，都是為了錢而工作。而他對毛澤東的中國模式非常讚賞，認為中國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門裡，他堅持使用精神鼓勵，即使在迫不得已給予物質獎勵的時候也儘量不使用貨幣形式，並避免在公共場合頒發物質獎品。在他的號召下，古巴掀起了義務勞動和勞動競賽，企圖用這種方法解決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他說，勞動競賽應該成為工人工余時間考慮的問題。他還希望把戰爭年代的緊張氣氛和犧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鬆“新人”成長的節奏。切·格瓦拉的主張在60年代後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導的義務勞動被制度化。
　　古巴的“新人”工程建立了很多典範，“青年島”就是最突出的一個。這個島原名松樹島，革命前是監獄，1965年在一次風災後的善後工作中被整體移交給古巴共青團，從全國抽調了5萬名團員，建設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古巴的共產主義飛地。這個島上的生活設施全部免費，收入按家庭成員的人頭而不是貢獻，基本不用貨幣，生產完全按照軍事化的方式來組織。在經濟上這個島的目標是建立柑橘和奶牛業，數年內趕超當時世界上柑橘和奶牛業最先進的以色列和荷蘭，為古巴換取外匯並解決肉奶製品的供應（這個目標從來沒有實現，直到今天古巴人的這些基本生活品供應仍然是票證制）。根據古巴官方的宣傳，這個島的工人生產積極性奇高，“上班時從不看表”。古巴全國都派取經團來這個島受教育，少年兒童和大學生常常在這裡一住就是幾個月。這個島還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櫥窗，卡斯特羅常常把他的外國客人帶到島上，告訴他們哈瓦那是“舊古巴”，而這個島才是“新古巴”。
　　卡斯特羅把官僚機構和舊社會留下的影響看成是培養新人的主要障礙。自從60年代早期開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勞動生產率上的落後歸因於“官僚機構”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幹部勞動積極性的低落歸因於“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殘存的影響。為此在1968年到1970年，卡斯特羅發起了“革命攻勢”，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培養“新人”的最激進措施。
　　“革命攻勢”的經濟目標是到1970年實現1000萬噸糖產量（通常年產量是600萬噸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圍繞這個目標對古巴社會進行革命以來最徹底的清理和重建，為“新人”的產生創造最理想的條件。1968年3月，他宣布黨內揪出一個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小集團，以一個親蘇的中央委員為首。以粉碎這個“走資派”集團為開端，“革命攻勢”轟轟烈烈地掀了起來。接下來，為了清掃妨礙“新人”成長的社會環境，卡斯特羅親自發起了掃除街頭小販的鬥爭，一晝夜之間古巴全國的攤販被廢除和沒收，小業主們被集中送進勞動營。為了迎接將要到來的甘蔗收穫季節，古巴全國城鄉實行軍事化：全國各地各單位按軍事編制組織起來，軍隊派遣自己的幹部和各級黨政領導人組成前線指揮部（設在甘蔗田或建築工地上）和後勤部（設在原來的辦公地點），勞動紀律全部按軍法從事；一切和甘蔗生產無關的業務全部停止，學校關門，學生組織起來給“前線”送糧食和飲水；婦女在“後方”接管男勞動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頭巡邏，一旦發現遊手好閒者立刻送進勞動營；在收穫季節里，各地每天用戰鬥警報作為上工號令，很多地方為了創造出真實的戰爭氣氛，常常故意短時期切斷電源，讓工人在非常狀態下工作。
　　然而，“革命攻勢”仍然以失敗告終。1970年初夏，卡斯特羅坦陳，甘蔗的產量沒有達到目標，“革命攻勢”失敗了。從那以後，古巴當局在政治和社會政策上逐步放棄了激進過渡的措施，蘇聯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採用。雖然“新人”的口號從未被放棄，但像60年代中後期那樣的大規模運動沒再出現。

　　結語：是對道德的提升還是毀滅？

　　時至今日，毫無疑問20世紀塑造“新人”的實踐都失敗了。由於這個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毀舊道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它的失敗留下的是雙重意義上的道德廢墟，使得虛無主義、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個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國家，恢復宗教傳統可以填補這種道德衰落帶來的倫理空白；但在一個缺乏這種傳統的社會，道德的復興和人性的回歸就要困難得多。
　　英國哲學家伯林曾經對20世紀改造人的社會工程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充滿靈感的藝術家，他企圖把人熔注進根據他的獨一無二的眼光所設計出的模式，就像畫家摻和顏料或者作曲家組合音響：人成為一種我可以把自己的創造性意志加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過程中受難甚至死去，他們也被升華到了一個如果沒有我對他們生活的強制——創造性的強制——他們將永遠不可能達到的高度。”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顧“新人”工程，人們首先要問的，並不是它在現實中的可行性，而是這種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自命的社會工程本身的道義合理性。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一月圖片主題：集市）

　　在德國巴伐利亞一個小城Kempton的近郊的集市上，一個偌大的以藝術品為主的攤點，只有這個小女孩照管——她的家長可能臨時離開一會兒。聽到有人問價，小女孩一躍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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