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将“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对毛泽东和中共是极大的刺激——我们就要让你的预言破产！为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中共建立多么庞大的班子，投入多么雄厚的资金，积累多么丰富的经验！


　　老高按：美国德拉瓦大学程映虹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史的专家，著有关于俄苏、古巴、柬埔寨和东欧的专著和人物传记，他在《炎黄春秋》还没有停刊时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我当时没有读过，最近才在《纵览中国》网站读到，适逢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转载这篇文章，是从一个侧面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人类歧途。
　　文章没有写到中国，但处处让我们想到中国。中共建政前对“新人”有什么设想我不太了然，但从五十年代到上个世纪之末，关于培养新人的各种号召、举措，我都不仅听到过，而且经历过，更有几年，我也半路出家，专职为“锻造一代新人”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从五十年代的评选“三好生”，“时刻准备着”“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少先队呼号，队列训练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齐声高喊；到六十年代大学毛主席著作，领会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投身文革“造反有理”；再到七十年代“要斗私批修”、落实“五七指示”，举国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再到八十年代培养“四有”新人……
　　我感到，举目四望，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视培养新人——别说西方国家比不了，程映虹所谈到的苏联和古巴，与中国比都相形见绌，甘拜下风。中国对于培养新人，真叫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所不包。对“旧社会”的过来人，有一整套改造的举措；对“生在红旗下”的年轻人，更有一整套塑造的规划——或许，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对毛泽东和中共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你预言我们的后代要“和平演变”？做梦去吧！我们就要让你的预言破产！为粉碎杜勒斯之流的预言，为“培养新人”这个神圣使命，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中共不知建立了多么庞大的班子，投入了多么雄厚的资金，积累了多么丰富的经验！
　　有用吗？
　　回顾往昔，放眼今朝，前代与后辈姑且不谈，就说我们这一代吧，今天有哪位能说得全“接班人五项条件”“三大革命”“四有新人”的具体内容？符合“五项条件”的接班人在哪里？“四有新人”在哪里？
　　程映虹教授文章结尾的这段话，语重心长，被中国现实完全印证：
　　……毫无疑问20世纪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如此重视塑造“新人”？渊源哪里？误区安在？要害为何？程映虹教授为我们做了解答。且看他的论述。


　　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

　　程映虹，《纵览中国》，原载《炎黄春秋》

　　创造人类进化史上的“新智人”

　　俄国和古巴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从社会革命和人性改造的角度来看，这两次革命的终结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并通过塑造“新人”去创造历史。20世纪革命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一度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这种宗教情绪的感召不无关系。1990年，当冷战结束，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瓦解时，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革命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贝尔指出，要回答激进主义革命为什么一度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世俗宗教”。
　　所谓“新人”就是这个创世纪神话的一部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人”不仅仅指人的精神和心理，而且在革命领袖那里确实具有生物演化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一本介绍“苏维埃人”的对外宣传手册正式提出“苏维埃人”是类演化史上智人（即现代人，Homo sapiens）的一个最高级的分支，从这个角度称“苏维埃人”是Homo sovieticus，即人类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种。它说从细胞演化到智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但“苏维埃人”的产生仅仅用了60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最新最高级的人类新种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革命政权的创造。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掌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推行的、持续了数十年的“新人”工程，其结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苏维埃人”。然而，到了1950年代，当苏联社会经历了后斯大林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变时，“苏维埃人”的一些本质特征被弱化和淡化。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成了古巴政权的基本任务。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这种信念，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苏维埃人”蜕化的教训也使得“新人”问题在古巴变得更加突出。和“苏维埃人”相比，古巴式的“新人”（即“让他们都成为像切·格瓦拉那样的人”）强调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战斗精神、永不腐蚀和用精神力量创造物质奇迹。在古巴，塑造“新人”的顶峰是“革命攻势”（1968—1970）。
　　俄国和古巴塑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同情性的反响。西方社会那些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社会腐蚀人性、使人生失去意义的知识分子，对塑造“新人”的工程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类型的“人”满怀希望。

　　人的可塑性：从启蒙运动到俄国“新人”

　　在近代历史上，重塑人性的想法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人性由环境塑造并直接对环境做出反映，此即“环境决定论”，例如洛克曾经用“白板”来形容人性的可塑性。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爱尔维修提出了环境决定行为的理论，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归咎于外在的影响，尤其是教育。爱尔维修主张，为了公共利益，大众教育必须制度化并由国家主导。从政治角度出发直接提出改造人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卢梭，他把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精英的责任。卢梭说：“勇于承担重塑大众的人应该觉得他有能力去改变人性……用社会的和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个人的和物质性的存在。”
　　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用国家权力改变人性的政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是一个“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的教师”。罗伯斯比尔塑造“好公民”的努力典型地表现在他对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教育的无微不至的热忱上。根据他的方案，从5岁起，所有男女儿童都必须离开父母，和家庭相隔绝，住进国家举办的住宿学校，接受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在雅各宾专政下，为了培养“好公民”，历史积淀下来的和宗教的道德观念被国家所倡导的基于意识形态的伦理规范所取代。
　　基督教会也有过改造人性的实践。加尔文16世纪时在日内瓦建立的新教共和国人们耳熟能详。同一时期天主教会在中南美洲的宗教乌托邦则是另一个范例。当时罗马教皇属下的多米尼各、法兰西斯和耶稣会把美洲土著居民看成是塑造理想的基督徒的材料，认为他们远离欧洲文明，单纯朴素，同时又有足够的领悟和真诚去接受上帝。很多教士在美洲建立了用基督教义改造土著居民的公社，他们拒绝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土著居民的迫害和剥削，甚至用火器武装土著居民，在这样的公社里人们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以道德纯化和精神超越作为公社生活的目的。
　　马克思的影响对“新人”的理论和实践是最直接的。这种影响主要在于对人性的认识。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马克思的人性论也是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而社会阶级关系是随着历史的演化而变化的，因此人性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他所说：“所有的历史不过是人性不断转变的历史。”例如，资本的贪婪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除了这些基本原则，马克思也对未来的社会如何改造人性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特别是在教育方面。马克思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不但应该由国家主导，儿童应该生活在集体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甚至应该用他们的劳动所得支付一部分教育和生活费用。他主张劳动和学习要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就融为一体。马克思的这个主张后来一直是这些国家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点。

　　“苏维埃人”：历史上第一次国家政权对人性的大规模改造

　　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的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造将不限于列宁所说的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而是将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他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一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其他苏维埃领导人则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斯大林的表达方式直观形象，影响了苏联革命后的语言。例如：“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又如他把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教师、文艺创作者都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很著名的一个比喻是在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宴会上的祝酒词：“我为那些简单、朴实而谦逊的人干杯！他们是运转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的心理”，“科学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造就‘新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做系统的准备。”
　　俄国当时有一个著名生理学家叫巴甫洛夫，他通过长期对狗进行喂食实验发现，如果你重复给予动物特定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环境同时发生，经过一定量的重复，动物的神经系统会自动地把这个信号的出现和相应的物质条件或环境相联系，从而自动地做出对那种环境的反应。这就叫条件反射。巴甫洛夫为此在1904年得到了诺贝尔奖。巴甫洛夫的理论无意中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真是太美妙了！因此列宁说巴氏的发现“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向十分鄙视，当高尔基写信给他为大量被捕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求情，说人民的大脑正在被摧毁时，列宁回信说这些人不是人民的大脑，而是粪便。当大多数科学家和学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忍饥挨饿时，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却能根据列宁下的一道命令每个月从布尔什维克政府那里得到不薄的补助。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成立了“巴甫洛夫阵线”和“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问题委员会”。苏联时期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作了极大的投资，然而却宣布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使得遗传学在苏联的研究大大落后于西方，甚至影响到其他通过革命建立起政权的国家。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5到10岁的儿童）、少先队（11到16岁）和共青团（16岁以上），每一个年龄段都由相应的政治组织所控制，各个组织之间又相互衔接；同时开始了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的实践。
　　苏联的少年儿童必须像成年人一样参加政治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苏联官方还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象之一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受伤致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本自传性的小说，用自己献身革命并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经历教育青年，作为对党的最后奉献。书的题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象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联官方版本的“苏维埃新人”体现了“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其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上世纪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像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在近代历史上，“苏维埃新人”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形形色色的强调整体性反对个性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到了30年代，为了实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迅速工业化成为苏共的首要目标。为此开始采用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工业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超额完成任务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不但得到高工资和奖金，而且有住房、假期和保健方面的优惠，可以有特殊配给并在特殊商店购买。学历、经验和年资也受到更多的重视，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了，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如军队的军阶制。30年代以后，各个方面的模范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奉献，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奖励。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苏维埃新人”的特征超出了单纯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在技术和管理上对人的要求，而且在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和整个苏联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在30年代开始的这种社会分化到了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上半期更为显著，并开始反映在以经济改革理论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上。60年代初经济学家利别尔曼发起的关于独立核算、个人利益和市场机制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利别尔曼1962年9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和奖金》的文章发起了讨论。持改革意见的人包括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思想开明的党政干部。这场讨论波及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多数国家反应比较积极，而在中国和古巴为代表的少数共产党国家则遭到了抵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标志。
　　但是不管社会现实如何，苏联官方从来没有放弃“新人”的目标，至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上是如此。

　　“把他们都变成‘切’那样的人”——古巴塑造“新人”的实践

　　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消除的。切·格瓦拉对人性的理解更是机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说：“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他还说，革命者是“幸福的齿轮”。
　　古巴在革命初期以苏联为模式，移植了苏联的各种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政治化（党、少先队、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培养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随着古巴领导人日益意识到和苏联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别，他们越来越感到古巴必须走和苏联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共产主义。苏联60年代的经济改革同样使得古巴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是仿照苏联的模式，使用物质刺激，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个难题反映在1961年到1965年发生的有关道德动力还是物质动力的大争论上。争论的背景是古巴自1960年开始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造成的生产下降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古巴自1961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等实行票证制）。争论的一方是古巴农业和外贸的负责人，他们主张一定程度上采用物质刺激、放松国家控制，让基层经济管理部门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是工业和国家银行负责人切·格瓦拉，他坚持原来的（在古巴刚刚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策，并把苏联的经济改革看成是对“新人”社会工程的腐蚀和瓦解。他曾经说，苏联是个“猪圈”，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模式非常赞赏，认为中国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门里，他坚持使用精神鼓励，即使在迫不得已给予物质奖励的时候也尽量不使用货币形式，并避免在公共场合颁发物质奖品。在他的号召下，古巴掀起了义务劳动和劳动竞赛，企图用这种方法解决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他说，劳动竞赛应该成为工人工余时间考虑的问题。他还希望把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和牺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松“新人”成长的节奏。切·格瓦拉的主张在60年代后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导的义务劳动被制度化。
　　古巴的“新人”工程建立了很多典范，“青年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个岛原名松树岛，革命前是监狱，1965年在一次风灾后的善后工作中被整体移交给古巴共青团，从全国抽调了5万名团员，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这个岛上的生活设施全部免费，收入按家庭成员的人头而不是贡献，基本不用货币，生产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在经济上这个岛的目标是建立柑橘和奶牛业，数年内赶超当时世界上柑橘和奶牛业最先进的以色列和荷兰，为古巴换取外汇并解决肉奶制品的供应（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直到今天古巴人的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仍然是票证制）。根据古巴官方的宣传，这个岛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奇高，“上班时从不看表”。古巴全国都派取经团来这个岛受教育，少年儿童和大学生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岛还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橱窗，卡斯特罗常常把他的外国客人带到岛上，告诉他们哈瓦那是“旧古巴”，而这个岛才是“新古巴”。
　　卡斯特罗把官僚机构和旧社会留下的影响看成是培养新人的主要障碍。自从60年代早期开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归因于“官僚机构”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干部劳动积极性的低落归因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残存的影响。为此在1968年到1970年，卡斯特罗发起了“革命攻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培养“新人”的最激进措施。
　　“革命攻势”的经济目标是到1970年实现1000万吨糖产量（通常年产量是600万吨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个目标对古巴社会进行革命以来最彻底的清理和重建，为“新人”的产生创造最理想的条件。1968年3月，他宣布党内揪出一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集团，以一个亲苏的中央委员为首。以粉碎这个“走资派”集团为开端，“革命攻势”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接下来，为了清扫妨碍“新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卡斯特罗亲自发起了扫除街头小贩的斗争，一昼夜之间古巴全国的摊贩被废除和没收，小业主们被集中送进劳动营。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甘蔗收获季节，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军队派遣自己的干部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组成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田或建筑工地上）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劳动纪律全部按军法从事；一切和甘蔗生产无关的业务全部停止，学校关门，学生组织起来给“前线”送粮食和饮水；妇女在“后方”接管男劳动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头巡逻，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在收获季节里，各地每天用战斗警报作为上工号令，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短时期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
　　然而，“革命攻势”仍然以失败告终。1970年初夏，卡斯特罗坦陈，甘蔗的产量没有达到目标，“革命攻势”失败了。从那以后，古巴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政策上逐步放弃了激进过渡的措施，苏联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采用。虽然“新人”的口号从未被放弃，但像6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没再出现。

　　结语：是对道德的提升还是毁灭？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20世纪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英国哲学家伯林曾经对20世纪改造人的社会工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他企图把人熔注进根据他的独一无二的眼光所设计出的模式，就像画家掺和颜料或者作曲家组合音响：人成为一种我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加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过程中受难甚至死去，他们也被升华到了一个如果没有我对他们生活的强制——创造性的强制——他们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新人”工程，人们首先要问的，并不是它在现实中的可行性，而是这种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自命的社会工程本身的道义合理性。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一月图片主题：集市）

　　在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小城Kempton的近郊的集市上，一个偌大的以艺术品为主的摊点，只有这个小女孩照管——她的家长可能临时离开一会儿。听到有人问价，小女孩一跃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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