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入二十世紀十件大事的十月革命，影響中國百年命運，中國人理應高度關注。如果說在大陸沒有聲音歸咎主政者不想聽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聲音；那麼在海外也聽不到多少聲音，就得反省我們自己。好在很多有識之士重視這個百年反思時機


　　老高按：再過11天，就將迎來十月革命一百周年（1917.11.7～2017.11.7）。
　　十月革命，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二十世紀十件大事——有的評選者將1991年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立國69年的蘇聯散夥，與十月革命並為一條，理由也非常充分。
　　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中國人來紀念、反思這個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毛澤東1949年6月30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那段話，就把理由說得清清楚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走俄國人的路，走得戰火紛飛，走得血淚交迸，走得瀕入絕境……走不通了，於是從走俄國人的路改為走自己的路，但仍然沒有脫離十月革命的思路框架，走得屍橫遍野，走得人心分裂，走得前途渺茫……
　　是時候了！是時候來反省十月革命的是非功罪，反省對於中國的利弊得失！

　　最近一段時間，我讀到俄羅斯在十月革命百年到來之際如何評價和紀念等方面的很多報導：
　　▲到今年年底前，俄羅斯全國已舉辦或將舉辦一百多場活動，有許多學術會議、展覽、演講等，媒體上也出現了更多介紹和討論，但據說官方總的打算是低調；
　　▲一組名為“悲傷牆”的悼念政治迫害遇難者的建築將於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在莫斯科中心建立；
　　▲一些最新民調反映俄羅斯民眾對十月革命的評價仍然截然不同。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調中心的報告說，1990年蘇聯解體前）時，認為十月革命代表和不代表俄國民眾利益的人分別為36％對37％，今年持這種觀點的人分別為45％和43％。有38％的人認為十月革命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民調還認為，俄羅斯民眾目前對當年兩個陣營的主要歷史人物的好感都普遍提升。對末代沙皇有好感的人目前高達60％，對斯大林、列寧和捷爾任斯基有好感的人也分別達到52％、53％和57％。
　　但官方背景較少的列瓦達中心民調顯示，高達45％的人認為布爾什維克非法奪取政權，認為列寧等人合法執政的有35％。與1990年時相比，對列寧有好感的人已從當時的67％下降到了今天的26％。

　　中國對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官方態度，以9月26日在京舉行的“十月革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為代表。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出席並講話（20多天之後，劉奇葆的這些職務都沒了）。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在這次會上以“十月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為題發言，他談了兩點認識：
　　第一，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而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也就不可能在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
　　第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好堅持，對十月革命精神的最好弘揚。
　　在大陸，民間只有少許聲音。有一條消息說：新疆中視紫禁城影業傳媒有限公司和俄羅斯雅羅斯拉夫電影製片廠將聯合拍攝30集電視連續劇《列寧和他的中國衛士》，由真人真事改編。計劃於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在俄羅斯開機。
　　這樣一個影響中國百年命運的大日子，我們中國人不太關注，怎麼說也是不正常的。如果說在大陸沒有聲音，歸咎於主政者不想聽到不符合自己心意的聲音；那麼在海外也聽不到多少聲音，那就只能反省我們自己的認識有偏差了。
　　但還是有很多有識之士，重視這個反思百年的時機。去年詩人孟浪主編了一本《致命的列寧——十月革命一百年祭》，其中有不少好文章。今年56歲的孟浪，大學期間開始文學創作並投身非官方的地下文學運動。先後參與發起創辦或主持編輯《MN》、《海上》、《大陸》、《北回歸線》、《現代漢詩》等中國大陸的詩歌民刊，曾任美國布朗大學駐校作家，擔任過《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執行主編、晨鐘書局總編輯。2001年作為主要創辦人之一參與發起獨立中文筆會。2010年創辦溯源書社，這本《致命的列寧——十月革命一百年祭》，就由溯源書社出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撰寫了這部文集中的一篇重要文章《人性、歷史、帝國的多重變奏——“十月革命”百年祭》。因為讀到這篇文章，我邀請張教授作為《歷史明鏡》電視節目的嘉賓，來給我們講一講十月革命和中國。預定是兩期，講題是（初定，可能會有更改）：
　　第一期：十月革命百年——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誤入歧途；
　　第二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什麼？
　　第一期，將在今天（10月27日）下午3點開始直播，隨後將放在YouTube，供大家隨時觀看、聆聽和評判討論。第二期，也將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11月7日）之前播放。
　　張博樹教授的研究範圍很廣，眼下他正在另一個網站做關於中美俄三國演義的長期電視節目。他告訴我，美國與中國，從世界格局來看，現在實際上進入了新冷戰。我與他商定，請他來做比較冷戰（美蘇兩大集團）和新冷戰（美國與中國）異同的系列節目。
　　下面，我全文轉載張博樹教授在《致命的列寧》一書中的這篇長文。張博樹接受我主持的《歷史明鏡》節目的訪談，會涉及這篇文章的一些內容，但他一定還有更充分、更廣闊的發揮。


　　人性、歷史、帝國的多重變奏——十月革命百年祭

　　張博樹，《致命的列寧》（溯源書社）

　　2017年，“十月革命”一百年了。這場革命引發的後果深刻影響、形塑了20世紀人類史。它曾經被認為代表着人類的希望，最終卻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20世紀三大極權主義政權，它孕育了兩個，但這場革命本來是要“消滅階級”、乃至“消滅國家”的。它的使命中還包括和私有制、甚至私有觀念“徹底決裂”，這不啻於要向人性挑戰，當然，同樣敗得很慘。
　　那麼，從歷史哲學看，這一切何以發生，又何以可能發生呢？特別是，“革命”的原發地是俄國，這個既被人讚頌、又遭人詛咒的國家如何成為這場悲劇的始作俑者？“十月革命”改變了這個國家嗎？還是說，它的所有結果反倒證明着這個國家最傳統的那部分力量的強韌有力？
　　在上述設問後，我們自然不會忘了中國。百年中國史，我們與“十月革命”有太多的瓜葛，剪不斷理還亂，至今仍未從它的巨大陰影中走出。
　　這是筆者願意拿出些時間寫這篇祭文的理由。
　　我不想醜化自己的研究對象，這會使研究者自己陷於淺薄。既然我們還承認這是一場“悲劇”，某種深刻的、悲涼的東西總是值得挖掘的。這使我們在批判歷史的同時保持對歷史的一份虔敬，哪怕我們的心頭在滴血。

　　共產革命就是改造人性

　　這是十月革命的形而上基礎。當然，提供這個基礎的不是列寧一類布爾什維克黨人，而是他們的導師卡爾·馬克思。
　　1844年，馬克思提出了一套人的“異化”與“復歸”的學說，當時這位德國思想者不過是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兒。“異化”指人的本質在私有財產制度下的變異，私有制使勞動者的勞動反過來否定勞動過程，也否定勞動者本身。年輕的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的同時樹立起人的理解的新標尺，那就是“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才是人之為人的真正本質。這是個融合了費爾巴哈的“類意識”、赫斯等青年黑格爾派的歷史分期觀點以及巴黎新潮社會主義的哲學概念，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廈的真正基座和起點。在馬克思那裡，命題並不是“改造人性”，而是“復歸人性”，馬克思比其同時代人高明的地方只是企圖用一套“科學”的理論證明何以這個“復歸”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馬克思其實並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只是他的人學假設的工具；他的經濟學也只是他的哲學人類學的工具。這個理論的唯一成果是杜撰了關於“無產階級”的神話，據說這個階級最終將擔負起推翻私有制的偉大使命。接下來的，將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商品生產的被廢除，階級對立的物質根源不存在了，勞動的異化性質也就不存在了，人類將由此終結自己的“史前史”而進入真正的“人的歷史”。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再認真對待此類“熱昏的胡話”，它充其量是對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歐洲資本主義瘋長的哲人式批判而已，不無深刻但矯枉過正，反倒走入自己設定的概念誤區。但當時，這套東西確曾被許多人認為是偉大的“科學發現”，其餘波一直延伸到20世紀的各類左翼運動。更重要的是，烏托邦如果僅限於理論架構和研討，其虛幻性還難以顯現；一旦付諸行動甚至成為某種制度現實，它卻會變成巨大的破壞性力量。“十月革命”即當作如是觀。
　　事實上，革命前夜列寧在秘密狀態下寫就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已經在討論革命後“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簡單點說就是一旦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俄國共產黨人將按照共產主義原則改造整個國家（理論上將分成若干階段）。此公果然說到做到。1919年，儘管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內外交困，面臨諸多困難和威脅，列寧仍然力主推進經濟烏托邦方案，包括“在全國範圍內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來代替貿易”，雖然馬上消滅貨幣還做不到，但“俄共將力求儘量迅速地實行最激進的措施，為消滅貨幣做好準備。”（見列寧1919年2月起草的《俄共（布）綱領草案》）
　　十月革命兩周年時，列寧又撰文《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與政治》，該文稱：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為了消滅階級，首先要推翻地主和資本家，其次要消滅工農差別，而“要解決第二個任務，就要把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大經濟”。誠然，在現實壓力下，列寧做了調整、退卻，這就是後來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但列寧念念不忘“小生產會每日每時地、經常地、大批地產生資產階級”，所以新經濟政策至多是向個體農民的暫時性妥協，是暫時的“退卻”，布爾什維克還是要轉入“進攻”的。
　　當然，布爾什維克總是和“資產階級”過不去，這個賬不能僅僅算在馬克思身上。就俄國人而言，對私有制的厭惡其實頗有傳統。我們可以從俄羅斯村社制度中看到這一傳統，這個古老的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800年前的古羅斯時代。村社制度強調“共有”，因為俄羅斯農民把土地視為上帝的恩賜而不屬於任何個人。當波雅爾貴族向地方收取貢品時（這是沙皇賜予貴族的特權，貢品相當於國家稅收，在沙皇與貴族間分享），他們打交道的對像是村社，而不是單個農戶，這強化了村社的集體職責。甚至，近代以來俄國的迅速擴張也在某種意義上仰仗村社制度：擴張要求財政支持，要求兵源支持，而這兩者都是通過村社提供的。這是理解何以村社集體安排制在15世紀後歐洲的其他地區走向衰落而唯獨在俄國一枝獨秀的重要原因。村社保證了俄羅斯農民（包括農奴）的基本生活，形成了社區內的庇護和依賴關係，人們自我封閉而不思進取，這與同時期歐洲其他地方生機勃勃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誠然，俄國知識界對如何界定村社的歷史價值頗有爭議，19世紀俄國知識界中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曾各執一詞。饒有興味而又意味深長的是，那位曾經是“西方派”的莫斯科貴族亞歷山大·赫爾岑，在到西歐各國轉了一圈後竟然痛批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和殘酷無情，而突然發現偉大的俄國村社以原始的、纏綿的、無意識的方式體現着社會主義的優點。——半個世紀後的中國學子梁啓超幾乎重複了同樣的故事，只是場景變換了。這裡按下不表。
　　還有位俄國民主主義者查蘇利奇，專門給馬克思寫信，詢問俄國的村社制度可否使俄國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倒是非常謹慎，在回信時四易其稿，最終也只是說，他的《資本論》的適用範圍僅以西歐為限。但馬克思同時稱：根據對原始材料的研究，俄農村公社有可能成為俄國社會的新生支點。這個有關“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通信非常著名，後來它又和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扯在一起。其實，問題並沒有如此重要。無論馬克思還是他的信徒，共產主義都是先在的必然，資本主義作為高級的人類異化形式，即便不可避免，也終在否定之列。在這個意義上，俄國的村社制度不過是以俄式傳統為德國哲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提供了某種特殊路徑罷了。當然，按照“歷史唯物主義”，俄羅斯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列寧也曾為此而猛烈批判民粹主義，但令人深思的是，一旦布爾什維克握有政權，列寧和他的戰友們卻迅速走向激進化，迫不及待地要終結私有制了。這就是烏托邦理念的力量。制度搭台，理念唱戲。“十月革命”開的就是這個頭，干的就是這個事。
　　“復歸人性”，哲學思辨而已；蘇維埃政權真正要做的，乃是強制性的“改造人性”。更嚴格地說，正因為“復歸人性”不過欺人之談，“改造人性”乃至“鍛造新人”才成為必要之舉，成為極權主義烏托邦的巨大工程。
　　關於此類“工程”，人們可以舉出很多。比如，列寧時期就有所謂“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列寧對此的讚頌是“不領任何報酬地加班工作，並且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難道這不是極偉大的英雄主義嗎？難道這不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的開端嗎？”——只有通曉馬克思共產主義烏托邦中“人”的含義，列寧的極具煽情的語言才能被理解。斯大林時期也曾大力提倡塑造“蘇維埃人”，據說“共產黨人都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保爾·柯察金成為那個年代“蘇維埃人”的典型代表。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米丘林的遺傳學都曾被用來證明“新人”的產生是可能的，是有“科學”根據的，因為它們都證明後天的力量，環境可以改變人。但斯大林在經濟領域並沒有把共產主義的原教旨堅持到底，他越來越多地訴諸物質刺激，訴諸獎金，培育特權，而把革命理想、階級覺悟放到了一邊。也許這位紅色沙皇有他自己的苦衷，大概非如此不能建立蘇聯帝國內複雜的依附網絡，所以除了秘密警察之外，金錢、特權也是控制下屬的必要手段。但這自然使斯大林背上“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惡名。托洛斯基這樣批他，後來的毛澤東也這樣批他（表面上是批赫魯曉夫，而且是以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名義）。
　　說到毛，這位山溝里出來的革命者未必讀過多少馬恩，卻同樣憧憬一個沒有金錢的世界。毛的經濟烏托邦摻雜了張魯式的中國古典大同觀、克魯泡特金的俄式無政府主義以及毛本人戰爭年代的經驗，也揉進了反等級制、反官僚的某些民粹主義要素。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毛式共產主義的一次大進軍，雖然撞得頭破血流，並招致大饑荒，數千萬饑民死於非命，但並沒有動搖他的基本信念。毛晚年沒有再搞類似“超英趕美”那樣的經濟胡來，卻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向修正主義宣戰，向私心雜念宣戰，號召八億人民都要“狠斗私字一閃念”，在所有領域“割資本主義尾巴”。想想這還是一個大多數國民食不果腹的國家，這個巨大的烏托邦實驗可謂既空前絕後，又荒謬絕倫。
　　與毛的文革幾乎同時，古巴的“新人”實驗亦別有洞天。據說古巴革命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有一種近乎神秘的觀念，那就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乃是意識和道德動機而非物質動機的形成，它們能改變世界、推動歷史”。“青年島”是古巴“新人工程”的典範之作，那裡聚集了5萬名共青團員，不用貨幣，吃住免費，儼然一塊社會主義古巴的共產主義飛地。“新人”的個體典範則是古巴的另一位領導人切·格瓦拉，此人身兼國家銀行行長和國家工業部長，卻只領取一份工資，最後為了世界革命，竟然辭掉古巴領導人職務而跑到非洲、拉美的叢林去打游擊戰，直至英勇犧牲。（見程映虹《塑造“新人”：蘇聯、中國和古巴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但榜樣的力量真是無窮的嗎？搞了幾十年共產主義實驗的古巴仍然是一個短缺社會，足見卡斯特羅對人性的理解並不正確。近年來，古巴在卡斯特羅的兄弟勞爾·卡斯特羅領導下正在效彷中國搞經濟改革。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他的兄弟要比卡斯特羅自己明白得多。
　　“改造人性”固然荒唐，以共產主義為名實施屠戮則更為可怖。這方面，柬埔寨紅色高棉提供了一個“極品樣板”。據說紅色高棉的目標是在社會改造領域“超越列寧和毛澤東”，中國還在用錢，紅色高棉則要徹底取消貨幣。1975年柬埔寨革命剛成功，紅色高棉就宣布要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寺院，實行集體食堂制，徹底重構社會。在接下來的4年裡，由於強制性大規模人口遷移、高強度勞動、政治鎮壓、內部清洗等原因，約100萬人死於非命，而當時的柬埔寨全國總人口亦不超過800萬！
　　這就是極權主義“人性改造”工程留下的紀錄。
　　一個19世紀哲人的烏托邦想像，一個本來包含着對資本主義逐利本性批判之部分合理性乃至深刻性的人學推想，竟然演變為20世紀巨大的人權災難。那散布在各國共產主義實驗廢墟里無邊無際的堆堆白骨，無聲地訴說着這當中包含的全部悖謬和罪惡。難道還有比這更為震撼的歷史景觀麼？
　　而這一切，作為行動，作為制度，都始自“十月革命”。
　　從經濟意義上講，否定人性勢必遭到人性的報復。紅色國家普遍存在的票證時代和短缺經濟就是最好的證明。這裡的“人性”指人的經濟行為的自私性，人類至今尚無法超越自然和人類演進史施加的這一限制。但人類發明了現代市場經濟，可以既利用經濟人的趨利本性，又把它規約在法治範圍內，使之造福於個人、家庭的同時亦造福於社會。整個共產主義世界是在經歷了巨大挫折和歷史災難後才弄明白了這一點。——對了，還不能說“整個”，至今仍有個北朝鮮在頑固地拒絕現代文明，所以它的經濟存在只能長期靠中國輸血。

　　紅色極權扭曲了歷史進程

　　這一節我們擺擺與十月革命有關的另一個烏托邦：“民主”烏托邦。列寧多次自豪地宣稱布爾什維克將締造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民主”，結果卻孕育了最殘暴的斯大林極權主義紅色專制。這個歷史悖謬是如何發生的呢？
　　事情還要從馬克思的階級神話說起。在馬克思提出那著名的異化理論之前，這個年輕人就發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立法乃以有產者的利益為轉移”——這是他在《萊茵報》做記者調查林木盜竊法和相關爭論時得出的結論。他由此斷言資產階級的議會是“虛偽的”。多年以後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宣稱：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但未來的“工人階級的國家”到底什麼樣子？馬克思也說不清楚。他只是說，巴黎公社有兩條原則具有普遍意義，一是實行普選與必要時隨時撤換領導人，二是領導人只能領取和普通工人一樣的工資，以免社會公僕重新變成社會主人。但如何“隨時撤換”？“拿同樣的工資”就可以避免公僕的變質麼？馬克思未免太幼稚了些。“無產階級”的神話阻礙了馬克思去嚴肅思考任何公共權力機構都會面臨的挑戰，他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包括議會和政府）宣布的死刑也只是證明了他的狂妄和他在政治學領域的偏見與無知。
　　當然，馬克思也好，巴黎公社也好，在行動意義上都不重要。馬克思的重要性是“先知”，他的階級神話終於在列寧的“先鋒隊”理論中結出正果。據說群眾都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都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又是由“那些最有威望、最有影響”的領袖們主持的，這樣，“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形而上使命就自然落實到“先鋒隊”那裡，並且通過“先鋒隊”而最終落實到那批“領袖”的身上。對領袖只能“看齊”，不能批評，因為共產革命邏輯中還有個二分法，“人民”和“敵人”的二分法，批評領袖就有“敵人”之嫌。這樣，號稱“無產階級民主”或“人民民主”的烏托邦必然造就一個和民主完全相反的結果：完全容不得任何異見的蘇維埃紅色專制。
　　不但如此。
　　十月革命不僅鍛造了一個可怕的政權和一批紅色獨裁者，而且徹底扭曲乃至阻斷了正在演進中的俄羅斯政治現代化進程。
　　這個進程說來漫長。前現代的俄羅斯是一個建立在沙皇與貴族合作基礎上的專制國家，它既不同於英國式的貴族抑制王權，也不同於奧斯曼式的王權抑制貴族。在俄國，號稱具有無限權力的沙皇其實必須與那些處於頂層的貴族家族搞好關係，在某些歷史時期，這種合作和壓抑教會權力有關，因為沙皇不願意東正教牧主的威望蓋過自己。沙皇和貴族合作的政治格局直接造成了俄國農奴制的長盛不衰，也使俄國的中央集權制很不同於皇權時代的中國。當然，俄羅斯人同時崇尚具有無限權威的統治者，這也是俄羅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東西。伊凡四世（亦稱伊凡雷帝，1530～1584，1553～1584在位）、彼得大帝（1672～1725，1682～1725在位）、葉卡捷琳娜女皇（1729～1796，1762～1796在位）等都是俄羅斯人心目中了不起的英雄，他們也的確因各自在位時的文治武功給俄羅斯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個人印記。
　　然而，與近代歷史上的中國皇帝不同，從彼得大帝到葉卡捷琳娜女皇再到亞歷山大一世（1777～1825，1801～1825在位），他們同時又是俄羅斯近代轉型與政治現代化的推動者而非阻礙者。彼得的“向西方學習”非常著名，這位俄國沙皇25歲時微服走訪北歐各國，壯遊波羅的海，對歐洲科技與經濟成就印象深刻，決心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皇帝全無此類經驗，而一直以天朝自居，在這個意義上，俄統治者比中國早開化至少160年）。彼得改造了軍隊和軍制，創建正規的海陸軍。彼得還建立了一套文官制度，從1722年一直沿用到1917年。彼得把俄國的教育歐洲化，推動設立國家科學院、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當然，彼得也在強化沙皇的權力，他設計的宗教儀式都在凸出沙皇本人，而非上帝的恩惠。葉女皇的“開明專制”繼續推進了俄羅斯的制度現代化進程。她完善了中央集權下的行省制度，又允許貴族主持地方議會，反映地方聲音。她還通過建立法典委員會，推動俄羅斯的法治進程。葉女皇和她的孫子亞歷山大一世都注重教育，他們填補了彼得時代對初等教育的忽視，普及中小學，男女合校，免收學費，招生面向農奴以外的各個階層，且採用世俗的啟蒙教育體系，而沒有採用現成的教會學校體制。亞一世時代俄國已有6所大學，均實行自治，自主任命校長、編寫教材、授予學位、注重科學而非宗教。這些大約比中國早了100年。而自18世紀晚期始，俄羅斯的民間社團和私人學術活動也開始出現，比如1765年就建立了“自由經濟學會”，這比中國的同類組織要早了150年！
　　當然，浪漫化甚至玫瑰化俄羅斯的近代政治轉型也大可不必。這個過程同樣充滿血腥。1825年“十二月黨人”流的血是其中一筆，這批年輕的、經歷過歐洲遠征從而有了比較的貴族軍官無非是認為農奴制不能再容忍，俄國應該建立民主共和國。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1825～1855在位）鎮壓了十二月黨人，但並非全然否定他們的觀點和努力方向。事實上，尼一世時代是俄羅斯近代社會轉型中的重要階段，城鄉民間思想極其活躍，公共生活領域正在成型，雖然它們必須面對尼一世“第三機構”（警察機構）的監視。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構成俄羅斯國內政治變化的又一推進器（這也是外交失敗導致內政變革的典型案例），廢除農奴製成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18～1881，1855～1881在位）不得不做的事情。廢除農奴制意味着俄羅斯近一半農民被解放，成為帝國的正式公民，有權擁有土地、自行經商、參與政治生活，儘管實際推進並不易。亞二世時代還出現了地方自治局或市議會，議員公選產生，但有財產資格限制，既保留了某些傳統等級特徵，又滲入了現代公民參政的因素。亞二世甚至實施了司法改革，使司法完全獨立於政府。書報審查制度還在，但主要針對有“危險傾向”的出版物，學術著作不再搞事先審查。律師成為全新的職業，雖然政府懼怕其過度發展而只允許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哈爾科夫三個城市建立律師委員會。總之，到19世紀晚期，俄羅斯的政治現代化已經進展到一個相當不錯的程度。1905年再度流血，但這次流血換來了俄羅斯的君主立憲，俄國有了自己的國家杜馬。接着是斯托雷平改革，其大的方向是用個人權利取代“共同責任”（土地改革），用法治取代人治（地方治理改革），雖然改革者因此觸動了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斯托雷平最終被暗殺（1911年），但俄羅斯政治現代化的方向是清晰的，也似乎已經不可逆轉。
　　然而，逆轉竟然就發生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底用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革命邏輯取代了前此的俄羅斯近代轉型和制度現代化邏輯。這是現代俄羅斯歷史的一個巨大拐點。

　　布爾什維克的成功當然有很多偶然因素：沙皇俄國從1914年開始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角斗場，這場充滿誘惑的戰爭幾乎把俄國推向毀滅；為了扭轉不利戰局，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1894～1917在位）親自上陣督戰，卻不料國內政局大亂，尼二世不得不宣布退位，原來的杜馬領導人則乾脆終結君主制，而建立了共和性質的臨時政府（這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顯然，它仍然是俄羅斯制度現代化進程的延續）；但戰爭仍然向着不利於俄羅斯的方向發展，士兵厭戰，國內經濟惡化，工人頻頻罷工。以上因素沒有哪個和共產革命及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有關，但布爾什維克成功地利用了所有這一切。依託士兵、工人的支持，布爾什維克迅速奪得彼得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權，並迅速以“無產階級”名義建立起自己的鐵血專政。
　　後來的歷史就是盡人皆知的了。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槍斃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驅逐了160位最優秀的俄羅斯作家、詩人和哲學家，數百萬俄羅斯人被迫流亡。斯大林使這部紅色機器更具儀式化，同時又更具暴虐性。1936年的蘇聯憲法明確規定共產黨在這個國家中不容挑戰的地位。各級蘇維埃（它們名義上體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及其他“群眾組織”均不過是黨控制下的玩偶和工具。在洗腦方面，蘇聯宣傳部門的官員們不輸納粹的戈培爾。蘇聯有一首婦孺皆知的歌曲《祖國進行曲》，充滿豪情，曲調振奮而昂揚，歌詞稱——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此歌創作於1936年，這正是蘇聯憲法公布的那一年，接下來的1937到1938年，蘇聯發生了大清洗，約500萬蘇聯公民和4萬紅軍官兵成為斯大林紅色恐怖的犧牲品。
　　但宣稱“可以這樣自由呼吸”的《祖國進行曲》仍然是蘇聯時代名曲。豈不令人嗟噓？！
　　真正的民主是什麼？又如何可能？蘇維埃紅色極權從反面給出了回答。訴諸“階級專政”是靠不住的，對負面人性的直視反倒可以引出積極的政治建制。這裡的“負面人性”指人在權力誘惑面前的脆弱，所以才需要建立現代民主政體，用權力制衡、司法獨立、公民社會制約此類“人性之惡”。這本來是俄羅斯政治現代化已經在走的路。“十月革命”扭曲了它、中斷了它。為了糾正這一扭曲，全世界都付出了巨大代價。

　　帝國的變異

　　俄羅斯曾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帝國。蘇俄十月革命開啟了從傳統帝國到共產革命帝國的變化歷程，斯大林又把這兩種帝國身份攪在一起，普京則似乎標誌着傳統帝國身份的回歸。這一節，我們談談這個話題。
　　如今的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解體前的蘇聯比這還要大），但1000年前的基輔羅斯不過是個很小的公國。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皈依東正教，與其說出於信仰，不如說出於地緣政治學的考慮，因為他要拉近與拜占庭的關係。200年後，蒙古鐵騎征服了處於分裂中的羅斯，後來崛起的莫斯科公國正是在蒙古人的庇護下發跡起來的。有意思的是，莫斯科的擴張與其庇護者的衰落幾乎同時發生，到1452年，瓦解中的金帳汗國已經不得不臣服於莫斯科大公。而俄羅斯真正的擴張始於伊凡四世時代，1552年征服喀山汗國吹響了這個進程的第一聲進軍號。17世紀上半葉，俄羅斯的東擴非常成功：1620年，俄軍開到葉尼塞河流域；1643年發現貝加爾湖；1648年，俄國人已到達鄂霍次克海灣的太平洋沿岸。不僅大片未開墾的土地，對皮毛的掠取也是擴張者的重要目標。俄國人看中了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皇室對外國皮毛的需求，這可以部分解釋何以俄羅斯的東擴進行得如此神速。事實上，俄羅斯東擴的界限只有兩個：一個是自然界限——浩瀚無際的太平洋；一個是人文界限——當時的大清王朝中國，遂有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首次作為主權國家名稱出現在國際條約文件中，也是前現代中國與俄羅斯簽訂的唯一一個平等意義上的邊界條約。
　　在歐洲、西亞，俄羅斯則與波蘭、立陶宛、瑞典、奧斯曼帝國經年苦戰，開始是為了生存（避免被吞併），後來是為了稱霸（吞併別人）。彼得之類的俄國統治者認識到，沒有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安全通道，俄羅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歐洲強國。為此，彼得於1703年強占芬蘭灣東部一個據點，設彼得堡新城並定為首都。聖彼得堡從此既是俄國人向西方學習、步入現代政治轉型的起點，又是俄帝國高舉征服者之劍、披荊斬棘橫掃六合的象徵。到18世紀晚期，俄帝國又實現了向南部的成功擴張，1770年，俄羅斯戰勝奧斯曼帝國海軍，迫使這個老大帝國稱臣；1783年吞併克里米亞半島，這是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地區第一次被歸併到一個東正教國家。俄軍鐵騎還深入到高加索山區，通過各種野蠻手段迫使當地人臣服，包括強制驅離甚至種族滅絕。俄國人獲得了土地，也種下了仇恨。這是直到今天所謂“車臣問題”仍然一直困擾着莫斯科統治者的根本原因。
　　總之，作為傳統帝國的俄羅斯既是成功的，也是邪惡的，它的貪婪在近代人類史上無出其右，沒有之一。它之所以加入“一戰”也和帝國誘惑有關，那就是效彷俾斯麥德國，把整個巴爾幹地區納入大俄羅斯版圖，成就泛斯拉夫主義者的大國夢想。
　　反倒是“十月革命”曾經讓俄國人丟棄了傳統的帝國之夢，至少是暫時地，因為共產革命講“工人無祖國”，全世界無產者是一家。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帝俄時代簽署的一些瓜分別國、侵占別國領土的協議，先後承認了波蘭、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獨立。列寧還主張“民族自決權”，這和共產國際的反帝主張保持着邏輯上的一致。列寧甚至幻想革命的烈火可以燃燒到歐洲，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兩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暫短出現也曾令列寧歡欣鼓舞。總之，在推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方面，列寧相當真誠。當然，這份真誠中也許摻雜些許傳統帝國的基因，16世紀的伊凡四世也曾認定莫斯科公國在宗教、地理上承擔着宏偉的目標，那就是繼承羅馬、拜占庭的事業，引領全人類走向救贖。如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為新的宗教動員令，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帝國也迅速轉型為共產革命新帝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是這樣一個新型帝國的執行機構，它指導各國的共產黨，給它們金錢，相應地，各國共產黨必須在共產國際的指揮棒下臣服。列寧是共產國際的第一任教主，他的繼任者則是斯大林。
　　事實上，與列寧相比，斯大林更像一個老奸巨猾的舊式沙皇。1922年，俄羅斯和其他名義上獨立的共和國簽署《聯合條約》，將各自主權置於同一聯邦框架之內。斯大林建議這個聯邦體的名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而列寧主張新聯邦不應突出某一個民族或地域，以體現所有簽約方形式上的平等，這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由來。斯大林還堅持他的家鄉格魯吉亞要像烏克蘭或白俄羅斯那樣以獨立共和國身份加入蘇聯，而不是和亞美尼亞、阿薩拜疆一起組成外高加索聯邦共和國，再以這個身份加入蘇聯。這當然顯得很小家子氣。成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第一號領袖後的斯大林想的不再是格魯吉亞，而是整個蘇聯帝國的利益。在不少場合，“共產革命”的招牌其實也是服務於蘇聯帝國利益需要、以蘇聯帝國利益為轉移的。比如，中國國共兩黨分裂後，儘管斯大林一直支持共產黨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但當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已成階下之囚時，斯大林又強令中共刀下留人，不但保證老蔣不死，還要和他結成統一戰線合力抗擊日本，因為斯大林知道日本和納粹德國剛剛簽署《反共產國際公約》，目標直指蘇聯，在這個背景下，把蔣介石轉變為盟友對蘇來講意義重大、生死攸關，哪怕蔣手上沾滿共產黨人的鮮血。
　　更體現斯大林傳統沙皇特徵的，是他在二戰期間以及戰後對他國領土的貪婪乃至強占。臭名昭著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其《秘密附加議定書》簽訂於1939年8月，在這份附加的秘密文件中，斯大林和希特勒劃分了各自在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的勢力範圍，希特勒亦認可了蘇聯在東歐比薩拉比亞地區的利益。斯大林還強行霸占了芬蘭部分地區，理由竟是“為了保證列寧格勒的安全”！戰爭爆發後，蘇聯政府迅即在芬蘭境內靠近邊境的特里約基建立“芬蘭民主政府”，由長期在莫斯科工作的芬蘭共產黨人庫西寧出任“總理”，這個“總理”發表“宣言”稱，蘇軍是應他的政府的“邀請”進入芬蘭的，然後就是與蘇聯簽訂“友好條約”，條約滿足了蘇聯提出的一切領土要求。世間無恥者，莫過於此。二戰結束後，蘇軍以勝利者身份占領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蘇聯《真理報》把此說成是“恢復甦聯在遠東的歷史權利”。蘇聯還吞併了亞洲內陸唐努烏梁海1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這塊土地本來屬於中國（沈影著《俄羅斯領土變遷史》一書對以上史實有更加詳盡的描述）。在所有這些場合，斯大林可謂深得傳統帝俄時代之真傳，並把它的擴張術稍加改善運用於現代，且發揮得淋漓盡致。

　　冷戰時代，蘇聯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領頭羊，它的雙重帝國身份仍然相互纏繞。1956年，它曾出兵匈牙利鎮壓那裡的“反革命”；1968年，蘇軍坦克又開上布拉格街頭。有意思的是1956年的出兵得到毛澤東的支持，甚至是在中共極力慫恿下實施的；1968年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則受到北京的強烈批判，北京稱之為“社會帝國主義”和“新沙皇”的“罪惡行徑”。其實公平而論，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身上的“沙皇”味道比斯大林要少了許多，赫魯曉夫更像一個粗魯而率真的共產黨人，試圖真的要和美國人在社會制度和生活水平兩方面競爭一番。
　　這個競爭的結局，人所共知，就是1989年蘇東“社會主義”的雪崩。蘇聯的失敗乃至最終解體（1991年）既是極權體制不得人心的結果，也實在是拜斯大林傳統帝國遺產之所賜：解體的起點乃是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的先後獨立，而這三個國家本來就是前文提到的1939年蘇德秘密協議劃分給蘇聯的“勢力範圍”，被強行併入蘇聯版圖。蘇共保守派發動的“8.19事件”加劇了各加盟共和國的不安全感，遂又有了烏克蘭、白俄羅斯等相繼宣布獨立，原本希望保持某種聯邦性質的“主權國家聯盟”（這本來體現1991年3月17日蘇全民公決的意願）到底被“獨立國家聯合體”所取代，蘇聯不復存在了，曾經紅極一時的共產革命帝國也就此進入歷史的塵埃。
　　那麼，又如何界定今天的俄羅斯呢？很遺憾，這個國家儘管經歷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長達10餘年的民主轉型，但並沒有真的鞏固，真的重新接續被“十月革命”攔腰斬斷的那個制度現代化歷程。今天的普京已經不是剛剛上台時的普京，他正在大步倒退，倒退回威權主義時代，鉗制輿論，操縱民意機關，重用國家強力機器，俄羅斯只是徒有民主政治的外表而已。更令人擔憂的是，普京時代的俄羅斯正在重返傳統帝國之路，和美國及北約展開全面角逐。2014年3月，俄羅斯吞併國際承認屬於烏克蘭領土的克里米亞，其手法和當年斯大林吞併芬蘭幾乎如出一轍：俄羅斯蒙面部隊先占領了克里米亞政府機關和戰略要衝，繼而成立親俄的阿克肖諾夫政府，這個“政府”馬上聲明請求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協助以“確保克里米亞的和平”，又煞有介事地舉行了一場“全民公投”，結果自然毫無懸念，“克里米亞要求脫離烏克蘭而重新加入俄羅斯聯邦”，然後就是俄聯邦議會“正式”通過克里米亞的“請求”，克里米亞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成為俄聯邦的兩個新聯邦主體。至此，普京如願以償。他不但重演1783年的故事，而且重新獲得可以控制黑海的戰略要衝。據說這一切都是為了俄羅斯的“安全”（連語言都還是斯大林式的老調！）。然而，這樣的“安全”邏輯，又與強盜何異？
　　看來“十月革命”及其後的近100年歷史並沒有改變俄國。它仍然是一個傳統帝國。這個傳統擁有巨大力量，包括它對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地緣政治的解讀，也包括這種解讀在不少俄羅斯人心目中的份量。這大概就是“文化”，一種不知羞恥的“搶來了就是我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普京之類強人亦不過是這股力量、這種文化的代言人而已。只不過時代早已變了，21世紀本該不再搞弱肉強食這一套，更不能視國際法和現代文明準則於不顧，在眾目睽睽之下搞這些騙人的把戲。俄國強人卻依然我行我素，與文明為敵，這尤其顯得反動，且令人不齒。

　　“十月革命”與中國

　　過去一百年，中國也深受“十月革命”之害，雖然它是作為榜樣被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引進來的。毛澤東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據說這個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區別於“舊民主革命”，中國革命之所以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依據就在於此。（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還要走向“社會主義”並最終建成“共產主義”。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並寫進了歷屆中共黨代會的綱領。歷經28年“苦難輝煌”，中國共產黨終於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政，這令無數革命者歡欣鼓舞、淚流滿面，並被詩人胡風謳歌為“時間開始了”。
　　然而，今天我們知道，這裡面包含了多麼巨大的歷史悖謬！如果說，就俄羅斯而言，“十月革命”斬斷了它的制度現代化進程，把俄羅斯建設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時間整整推遲了100年，且至今仍未有結果，那麼對中國來說，共產黨人引進“十月革命”並據此成就的“中國革命”，同樣造成了中國現代轉型與制度現代化的巨大扭曲和中斷，這個中斷產生的惡果已被中共建政近70年的歷史所證明。
　　10年前我在寫作《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一卷時，把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歸納為28個命題，那裡我談到，就大的時間尺度而言，20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基本任務本來是進行制度現代化意義上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歷史也曾經給了這樣的機會，這就是民國時代民主立憲的種種努力。那時，中國已經有了現代新聞、現代教育，中國也有了自己的立憲試驗，雖然不能說很成功。國民黨執掌政權後實施“訓政”，搞“以黨治國”，但還是承諾要“還政於民”，這和共產黨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專政”的訓條，又學到了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建構和國家建構的全套功夫，則中國共產黨掌權之日必是一黨專制生根、開花、結果之時，自然確定無疑。當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的天然代表自居，又在“階級”的範疇內解釋“人民”，甚至把它寫入憲法時，對人民主權的抽象肯定勢必變成對國民主權和公民權利的現實否定。
　　當然，這樣講不意味着不承認共產黨早期有過高遠的革命理想。甚至，直到革命勝利之初，共產黨人的烏托邦理想仍不乏質樸與真誠。事實上，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改造理念實現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全方位的變革，會呈示為黨的領導人自覺的主觀認知。黨專制的力量在於它能夠義無反顧地推進這種變革，並時而笨拙、時而巧妙地把烏托邦追求的目標和極權主義的推進手段結合在一起。黨的社會改造理念會以制度建構的形式強行作用於社會，形成黨所憧憬的社會結構格局。在這個由某種“崇高”理念支配、帶有人為色彩和“超前設計”特徵的社會改造行動中，一切原有的、不符合黨專制原則的社會結構因子都將被剔除；原本正常的、正在進行中的制度轉型也將被強行終止，而納入到黨所劃定的“新的”軌道中。這就是我們在1950年代看到的“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施、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徒有其名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知識分子的就範、以及通過新聞教育和藝術對全民的共產主義洗腦。當然，還有一個方面不應忘記，那就是新政權以“階級”名義鎮壓了數百萬“地富反壞右分子”，把他們及其家屬均視為政治賤民。在運用“專政”鐵拳對付現實的和想像中的“敵人”方面，中國共產黨比它的老師蘇聯共產黨毫不遜色。
　　中共甚至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表現。事實上，毛澤東對從蘇聯學來的那一套具體制度並不滿意，他比斯大林更原教旨，比赫魯曉夫更激進、更野心勃勃。在1960年代中蘇兩黨著名的論戰中，毛試圖證明他對“十月革命”的闡釋才具有最終真理性，他指責赫魯曉夫不許人民“革命”，既不許世界上還沒有獲得解放的人民“革帝國主義的命”，也不許已經獲得解放的人民“繼續革命”。毛的主張曾經獲得短暫的世界性影響。毛甚至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內導演了一場持續十年的“繼續革命”大戲，雖然最後以徹底失敗告終。但毛有“理想”似乎是無可置疑的。也有人說，不怕獨裁者獨裁，就怕獨裁者有理想，因為這個“理想”往往把社會帶進地獄。誠哉斯言。歷史的弔詭盡在於此。
　　歷史的弔詭還不僅於此。
　　我們發現，文革結束，鄧小平及鄧後的威權主義時代已經談不上“理想”，而變得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實用”或“功利”。他們不再把“十月革命”掛在嘴上，文革的破產讓統治者都羞於那套傳統的意識形態。現在，發財致富不但是合法的，而且受到黨的鼓勵。只要不在政治上批評黨、和黨過不去，黨樂意全民都進入“奔小康”的溫柔鄉。然而，黨似乎忘了一條：權力不是吃素的，沒有制約的權力尤其會走向為非作歹。共產黨在承認市場經濟的同時堅持對權力的壟斷，勢必造成權力與市場的通吃乃至通姦。這在1980年代已經成為事實。善良的人們想阻止這個趨勢，希望共產黨推進政治改革，這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如火如荼的學生和市民維憲愛國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在歐洲引發迴響，成為1889年整個蘇東體系垮台的偉大導火索，但在自己的國度卻慘遭鎮壓。鄧小平用坦克告訴他的臣民：誰要撼動共產黨的權力，誰就是這個下場！此後，這個國家進一步跌入深淵。人們不再過問政治，苟且成為普遍生態。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權貴資本瘋長，他們把持了國家所有最重要的資源，而這個體制、這個政權則墮落為特權者的工具。唯一能證明其合法性的，乃是經濟績效，而不再是其早年信誓旦旦的社會理想。這一點，即便是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黨的掌門人，恐怕也心知肚明。所以我在總結“28個命題”時曾說：就本土意義上現代專制主義的演變而言，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制度已經從“悲劇”演變為“笑劇”，威權主義的“成熟”乃至潰爛標誌着中共黨專制走到了自己的邏輯終結點。
　　10年後再看，這個命題中包含的歷史哲學並沒有錯，但也許我們低估了具體歷史進程演變的複雜。畢竟，藉助市場的偉力，中國經濟有了30年的高速增長，它幫助統治者從六四危機中慢慢挺過來，重新找到自己的支撐點。加入WTO使中國經濟更深地與世界經濟連為一體，這不但給黨國帶來經濟上的好處，也使黨國在政治上獲益匪淺，因為它會使那些西方大國忌憚於與中國的經濟交易而在人權問題上閉嘴。在所有這些“崛起”背景下，中共十八大又推出新的總書記習近平，第一個任期還沒有完，習的強勢（包括內政外交兩方面）已經讓全世界刮目相看。內政方面，習全力反貪腐，“老虎蒼蠅一起打”，雖並未真的觸及紅二代權貴勢力，卻也造成官場一片肅殺之氣。習高度集權，一改胡錦濤時代“九龍治水”權力格局，事無巨細，乾坤獨斷。更引人注目的是，習重新高揚毛澤東時代的原教旨，一再強調共產黨人要“不忘初心”。就在前不久（2016年10月21日），習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講話，稱“必須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走好新的長征路”。習反覆強調必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當然，面對當今動輒上億的官員腐敗，習的“半條被子”說顯得既滑稽，又可笑，且極具反諷性，但這不意味着習對“初心”的呼喚並非出自真心，在這個意義上，習還真有點像毛澤東。外交方面，習同樣雄心勃勃，雖不可能再搞毛澤東式的世界革命，但挾持GDP世界第二的本錢，讓“中國模式”走向全球、引領世界卻是可能的。如此就可以理解，何以在南海，習與美國頻頻叫板，絕不示弱；而在西亞、非洲、歐洲、拉美，習正在編織的大國戰略亦虎虎生風。當然，習的全球戰略中還有一個幫手，那就是普京。出於對抗美國的共同戰略需要，習近平與普京正走在一起。
　　這就是四年來我們所看到的現實。當然，從長遠看，習近平的“黨國中興”夢註定有破滅的一天，因為人性不會更易、文明不會改寫。就便習自己“初心”仍在，這個爛透了的體制卻不可能起死回生。更何況，習的全部努力，歸根結底是為了保政權、保“紅色江山”，用當今時髦的話說，是為了保“趙家人”的天下。就此而言，“人民”不過是最廉價的說辭而已，不管習自己是否承認。事實上，習已經在個人獨裁的路上越走越遠，甚至有人喊出要向習總書記看齊，“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10月20日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樣一個小人、奴才橫行的世界，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但人們還是驚詫它竟然這麼快就回來了。事實上，習在努力醫治黨國頑症的同時正在製造更多的黨國頑症。別的不說，僅接班人一項，就會最終把黨國帶入險境，因為習有可能打破總書記連任兩屆的慣例，而義無反顧地自己接着幹下去。這會使黨國體制幾十年取得的唯一一點進步也化為烏有。
　　這都是後話了。
　　眼下必須看重的，卻是黨國之紅色帝國崛起正在對文明、對人類民主共同體和對13億中國人本身構成的威脅。
　　這也是“十月革命”給21世紀遺留下的最大禍害。
　　（作於2016年10月8日～25日，新澤西）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月圖片主題：秋韻）

　　社區旁的大院，增添了許多金紅的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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