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牌雜誌《亞洲周刊》刊發深度報導說：自詡為“紅二代中的理想主義者”的閻淮35萬言回憶錄《進出中組部》出版，引發熱議。書中揭秘中共選擇官員採用委任制，無權力制衡的制度導致劣者上、良者下。閻淮曾大刀闊斧改革人事制度

　　老高按：中共前官員閻淮的35萬言回憶錄《進出中組部》在香港出版，雖然正逢海外中文書刊市場遭遇斷崖式、塌方式崩瀉，讓我對其銷售不敢多麼樂觀，但是這本書的史料價值，卻受到海外相當多的媒體和學者的關注。法廣要我給他們的聽眾介紹這本書；香港明報報系的《亞洲周刊》最新一期刊發了資深記者江迅的深度報導；前社科院退休研究員、現在紐約當教授的徐友漁，在其《友漁讀書》視頻專欄中解讀《進出中組部》，已經有了“之一”“之二”“之三”。據我所知，李銳和楊繼繩為此書所寫的序言，已在媒體上刊載；更多的媒體——當然都是海外的——正在用各種方式，包括書評、專訪等等，介紹這本重要專著及其作者。
　　我因為與作者相識近二十年，多次一同旅行週遊、抵足而眠，又受明鏡出版社委託擔任此書的責任編輯，“近水樓台先得月”，在我擔任主持人的《歷史明鏡》電視節目，多次對閻淮進行訪談。訪談自然是以這本書所述有關內容為主要骨幹，但也不限於此書。算下來，竟有了十期之多，每期一小時。已播出的有八期，還有兩期已經錄製好，即將推出。播出的八期是（為避免做廣告之譏，這裡我就不列出鏈接網址，有興趣的朋友，請到YouTube，用“《歷史明鏡》”加期數來檢索，很容易搜尋到）——
　　
　　陳雲欽點我到中央組織部李銳手下工作（《歷史明鏡》第57期）
　　中組部是怎樣考察省級領導班子的（《歷史明鏡》第58期）
　　我是怎樣參與建立北京市第三梯隊的（《歷史明鏡》第61期）
　　回憶我在天津建立第三梯隊的幾次爭議（《歷史明鏡》第64期）
　　胡耀邦下台後，薄一波王震召集王岐山陳元開會（《歷史明鏡》第67期）
　　我考察的第三梯隊中出了幾位中共正國級領導人（《歷史明鏡》第70期）
　　我與陳雲之女合作幹部改革方案被趙紫陽採納（《歷史明鏡》第75期）
　　回憶與江澤民的幾次關鍵性交往（《歷史明鏡》第77期）

　　閻淮這本書的重要內容還很多，他知道的黨內外、國內外許多事鮮為人知的內情更多。他本身就是“紅二代”，這個身份蘊含的意味更為深長。估計我還會對他做至少七、八期專訪，但可能不是集中來做了，細水長流麼。最近將安排播出已經錄好的一期節目是：
　　中共元老授意中組部清查三種人、放過紅二代（《歷史明鏡》第81期）
　　順便說一句，今天下午3點直播我主持的《歷史明鏡》79期，將是一個引起高度爭議的話題。歡迎各位屆時收看！


　　《進出中組部》揭密中共官員選拔制度

　　江迅，《亞洲周刊》第31卷40期，2017年10月8日

　　《進出中組部》（明鏡出版社）

　　三十五萬言回憶錄《進出中組部》，於中共十九大前夕在香港出版，引發熱議。無論哪一國家，人事安排問題都是頂層政治關鍵問題。中共組織人事制度是中共政治體制的核心之一。中共十九大人事，從地方到中央，從各部委到政治局，可謂變幻莫測，外人很難看懂中共幾十年來培養和選拔官員的制度和程序。剛剛推出的這部《進出中組部：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前官員閻淮，此書是揭秘中共官員制度的一角。
　　閻淮是中共幹部的後代，一九四五年生於江蘇省淮安。一九六四年進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他剛讀兩年就遇到文革而離開學校，分配到甘肅煤礦機械廠，從工人靠實幹升至廠長。一九七五年調北京煤機廠，一九七八年進煤炭部，當一位副部長的秘書。一九八二年，閻淮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陳雲辦公室點名調走重用，實際上是陳雲欽點，安排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剛剛創建的青年幹部局，其首任局長李銳也由陳雲欽點。閻淮參與考察各地“第三梯隊”，在河北考察了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一九八六年閻淮創建北京組織人事科學研究所，研究成果成為中共十三大上時任代理總書記趙紫陽所作政治報告的第四部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從容出走，一度投身民運，後在法國、新加坡、美國從事學術和時政研究。閻淮自稱“身為中國公民，暫居美國”，坦言：從心所欲不逾矩時，葉不落歸樹。
　　閻淮與陳雲大兒子陳元，早在文革初期，就在清華校園成莫逆之交。當時結為好友的大學同窗還有宋任窮大兒子宋克荒，以及同是幹部子弟的劉澤彭，號稱“布爾什維克四人幫”。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改革開放，幹部新老交替，陳元就向他父親陳雲推薦閻淮到中組部青年幹部局，他說：“青干局是我們‘布爾什維克四人幫’實現理想、大展手腳的重要基地。我父親主管組織人事，宋克荒父親是中組部長，劉澤彭是宋部長秘書，青干局這塊前沿陣地，只能你去占領。”在中組部，閻淮參與建立中共政壇第三梯隊，曾考察過當今中共政壇上包括張德江、李長春、吳儀等在內的眾多重量級大員。
　　此書責任編輯高伐林對《亞洲周刊》說，這部回憶錄是作者回顧大半輩子的“另類人生”。閻淮自詡為“紅二代中的理想主義者”，終究放棄“紅二代”特權，拋掉紅二代那種“前輩打江山，後代保江山”意識，秉持普世價值，思考問題、觀察社會，不僅在篩選官員時從考察標準和考察程序這兩方面與時俱進，更研究並制訂對中共組織人事制度大刀闊斧改革的方案。“六四”槍響葬送了中國轉型的前途，這些改革方案統統成了泡影。高伐林認為，讀者最感興趣的，或許是閻淮在中組部青干局工作和後來研究人事改革方案這一段經歷。這是全書精華所在。
　　高伐林說，中共官場選擇官員採用委任制，正如書中所言，“委任制是指任免機關按照幹部管理權限，直接委派幹部擔任領導職務的一種制度”。這就是任人唯親和排斥異己的制度條件，是吹牛拍馬之輩向上爬的便捷通道。那些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強、品質好，也難被委任。沒有權力制衡的委任制是劣者上、良者下的逆向淘汰制度，這種制度令下級對上級層層依附、上級對下級層層控制，山頭和派系由此而生。（下面這段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楊繼繩在此書的序言中表述的。——老高注）中國不乏千里馬，但這套制度下，是不是千里馬，不是在賽馬場上一決高下，而是由所謂“伯樂”評定，很多有權選官的人其實不夠格當“伯樂”，沒有慧眼，更有親疏遠近的利害計算。閻淮書裡不止一次提到陳元的那句話：“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有了這個“階級意識”，搞特權就可以理直氣壯、肆無忌憚。
　　據閻淮披露，陳元還說過，“對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它是階級政策的一部分”。文革後期以來，幹部子弟為何占有了一切有利先機：參軍、保送上大學、提拔當官、公費出國留學……他們靠父母的權力和人脈，輕而易舉掌管重權、成為巨富。中國那麼多不公平事件發生，正是因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強烈地維護其“階級利益”。
　　閻淮在書中寫道，陳元擔任北京西城區委書記時，已是他近二十年的鐵哥們，市委把他列為（提拔）候選第一名。閻淮說，他與陳元妹妹、北京市委組織部青干處副處長陳偉蘭在考察中當然迴避，由趙龍飛小組直接考察。（中組部）考察組全體最後討論名單時，都認為陳元仍應該列為頭號備選。閻淮和陳元妹妹陳偉蘭都認為陳元可以排在第四位。閻淮說：“考察組與市委交換意見時，市委書記段君毅、市長陳希同、人大主任趙鵬飛等諸常委悉數參加……段書記說：‘我們最優秀的陳元，年內就要提到市里，還是排在頭裡吧’，我只能送個順水人情。”陳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一九九八年任開發銀行行長，二零一三年陳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達副國級，終於修成正果。
　　閻淮說，需要補充一點：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堅持把陳元列為最優秀的第一號選拔對象，後來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組部說項，準備安排陳元為北京市委副書記。但是在北京市黨代會的差額選舉中，陳元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大佬”就將陳元安排到不需要選舉的中國人民銀行當副行長，接着調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閻淮還舉一例：“（北京市）旅遊局下屬的工藝品公司經理薄熙成，是薄一波之子，勇於改革、敢於創新，（中組部考察組）一致同意提拔薄熙成為副局長。五月底，考察組與市委討論重要局長人選。北京書記段君毅說：‘我看小薄可以當旅遊局正局長。’我說，‘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頭，副局長鍛煉幾年再轉正，對他和薄老都有益無害，對改善老幹部和幹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開會時，段書記對我說，‘小閻，我問一波同志了，他說熙成當正局長好’。當時我啞口莫言。”閻淮說，對薄熙成的任命最終還是他老子說了算。“大佬”說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國的一大特色。
　　閻淮的老上司李銳說，閻淮“在波瀾壯闊的時代風雲中往往處於漩渦的中心，他的回憶錄更具價值，讀者能從中看到七十年來社會的變遷和他的跌宕人生”。閻淮的清華學兄、研究大饑荒和文革的著名學者楊繼繩更稱讚：這本書信息量大，有很多“乾貨”。這些“乾貨”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是作者在中組部的那一段經歷。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幹部選拔制度、選拔程序、選拔標準的基本情況，暴露了這種幹部制度的弊端。閻淮的文字樸實，不雕琢，不粉飾，從而增強了這些‘乾貨’的可信度”。楊繼繩說：“我對陳元校友的‘階級自覺性’十分震撼。我認為，披露了這個奧秘，這正是閻淮先生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海外稱中共人事制度成熟

　　不過，在海外中共學已成為國際顯學的當下，不少外國學者卻認為，“中共人事選拔制度成熟高效”。中共十九大前夕，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撰文認為，中國共產黨是透過實現其使命來獲取其政治合法性而執政的。在這個“使命”驅動下，中共形成了“以事設人”的選拔制度原則。這和失去了使命感的西方政黨“以人設事”形成對比。在西方，各政黨之間、各屆政府之間，政策往往沒有連續性，一個政黨上台了，不僅人事大變動，而且跟着人事變化的更是劇烈的政策變動，新政府可以完全否定前任的政策。這給政治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對社會經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鄭的文章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幹部選拔制度，無論是最高層的領導人還是普通幹部，所選拔和重用的都是具有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人。和其他國家的領導層比較而言，中國並沒有產生很多國家所經常發生的“低品質”領導層的情況。
　　正如中共開國上將陳士榘之子、“紅二代”陳人康所言，“對貪腐真是深惡痛絕。我們父輩流血犧牲絕不是為了讓一小撮利益集團得利。這就是理想信念問題，我們要的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資源”。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月圖片主題：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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